贾雨村在《红楼梦》一书中，是出现最早的人物，也是坚持到全书结局的人物。这个“假语村言”的贾雨村，和“真事隐去”的甄士隐，是《红楼梦》中带有象征性的人物。
甄士隐很快就淡去了，直到书末才跑了出来，已是半仙之体，显然作为书的引子来用，最后的仙去，不过是无甚深意的一种了结的安排。独这个贾化，表字时飞，别号雨村者则不同了，是一个不时出现的人物。由于在宦海里浮沉起伏，忽而位极人臣，忽而削职为民，政绩乏善可陈，行止颇有劣迹，因此，他是很有社会含量，很具针砭寓意，绝对是一个势利小人型的人物。因为在一部二十四史中，这类官员占了大多数，有他的代表性。研究他的兴衰史，很有意义。
初读此公，有点不伦不类。很像时下一些能讲许多正确语言，但行事却令人十分摇头的大小负点责的干部一样，两面得令人不敢恭维。尤其他一出场，讲得太正确了，正确到成为反封建、反传统的一个勇士形象，与他后来为官之恶、之酷、之下作、之卑劣的反差也太强烈了，于是对曹雪芹塑造的这个人物的真实性，不禁怀疑起来。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谈到贾宝玉见了女儿就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时，作了一个判断：“你道好笑不好笑，将来色鬼无疑了！”
贾雨村听后，“罕然厉色”地曰：“非也！”然后发表了一篇声讨道学、主张人性的长篇大论，表明他是反传统观念的，具有新潮思想的人士。这哪里是后来那个拼命做官的贾雨村能说出的离经叛道语言呢？说是曹雪芹还差不多。所以，读贾雨村应该把他的这些替作者发言的部分，与他的行状分离开来才顺畅的。
曹雪芹找不到别的更合适的人，来宣扬他的要理解像贾宝玉这样独立特行的人的观点，只好借他的嘴讲了。再说，中国人当中，嘴上一套，心里一套，做起来又是另一套者，实在太多。做妓女，立贞节牌坊，性泛滥，忽一脸正经，讲清高，捞起钱没够，当隐士，总指点人间。所以，贾雨村这种两面行止，读者绝对是见怪不怪的。
在外国原始文学中，常有一个巫师的角色，在那里念念有词地代作家宣喻道理。我们中国古老的民间文学中，这个角色就被说书人代替。这位说书人游离于作品故事以外，但却可以随意进入行文之中，讲作家要直接讲出来的话。中国的章回小说的写作，到了明末清初，已达成熟的顶峰，完全由口头的讲述形式，过渡到文字表述上来。这种时不时跳出来，揪着读者耳朵直接灌输的说书人，变得多余了，只剩下“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这些技术性用语。于是，曹雪芹要抒发他的这番尊重人性自由发展的宗旨，只好借助于他的人物。而若是贾府任何一个人物讲出这番话，都会联想到人物自身的特定色彩而影响他的初衷。总不能由贾宝玉自己来讲，选来选去，也就这位与贾府关系不即不离的兴隆街大爷，比较合适。
这和作者借助那位秦可卿托梦给王熙凤，说什么“盛筵必散”的正经得无可再正经的话一样，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试想一个青春风流、袅娜多姿的女人，还是宝玉梦中的那位性教育大师警幻仙子的妹妹，还是使宝玉尝试到人生禁果的最早启蒙者，说出惟有荣国公或者宁国公才会想到的一篇冠冕堂皇的话语，实在是匪夷所思的。
中国的古典戏剧不大遵守亚里士多德的三一律，完全是属于东方人独特的审美习惯。京剧舞台上，出来四个龙套，观众必须要把他们想像成一个营、一个团的兵力，或者千军万马才行。他们相互将手中的木头刀枪，心不在焉地碰一下，口中作吆喝状，就表示已经打过一场战争。这对外国人来讲，是不可理喻的。所以，中国的古典小说，也不能按西方小说的程式来要求。看秦可卿托梦的高瞻远瞩，读者不必想到“依着警幻所嘱，未免作起儿女的事来”那些情爱场面；同样，贾雨村说的那些大仁大恶、正气邪气的议论，和他以后怎么从石呆子那里强把扇子夺到手的情节，是不必联系的。
解放后的京剧舞台，渐渐接近现代表演程式，很少那些破坏观众完整欣赏的陋习了。我记得早年，戏正唱得好好的，上来两位穿短打的，把桌椅抬下场去，或者上来一位跟包，给唱累了的名角一把茶壶，让她喝喝水，润润嗓子。中国观念就有这种修养，外来的干扰，根本视而不见的。所以，读到古典小说中这种个别人物的背离真实的现象，是不必太在意的。
但曹雪芹终究是大师，随便抹上几笔，即是生动的细节，淡淡涂上两句，鲜明的性格，就跃然纸上。他所描摹的这个封建社会中的有文化的小人兼恶吏的形象，他的兴衰史，也是直到今天那些混迹官场，总想捞一把而不择手段者的生动写照。
他笔下的贾雨村最初亮相，是一个在苏州阊门外葫芦庙里淹蹇住了的穷儒，很不得意，但并不坏。甄士隐赠他钱上京赶考，他也不是感激涕零地接受，说明那时他还不是小人。一般来讲，要是给小人一点好处的话，他会像狗一样摇尾巴。同样，你要不让他得到好处的话，他也会像狗一样呲牙的。甄先生说，你就挑选一个好日子出发，取个吉利。但他当晚就走了，说什么不在乎黄道黑道，表明他的豁达。那个叫娇杏的丫环回头看他一眼，他也狂喜不禁，还能对着月亮写上两首诗。这种表现，说明他理智感情都很正常，是个文化人，有点方巾气，但无食人之心。
凡小人，总是要使别人痛苦，然后，他才获得快乐。别人若不痛苦，他获得了，也未必快乐。所以，小人比别人多的，是恶；缺的，是善。
贾雨村的恶，是他做官以后的事情，慢慢地就不是他葫芦庙里那个书生了。权力是最能使人异化的，为什么好多人一阔脸就变，甚至不过依赖祖宗荫庇，当上芝麻绿豆大的官，马上脸不是脸，鼻子不是鼻子，就因为手中有了点权。所以，贾雨村的官做得越大，也变得越恶，就不以为奇了。西哲云，久握权力，必致腐化，是一点也不错的。
一个能够涌上诗情的人，良知大概尚未泯灭。他的“玉在匣中求善价，钗于奁内待时飞”，这番感叹，也是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总在期盼售出自己的写照，并不算怎么过分的。
在封建社会里，学而优则仕，金榜题名，熬出了头，混上一官半职，算是不枉十年寒窗之苦。但知识分子，并不全都适宜做官，而做官者之中，学问这东西，处理不妥，有时会成负担，过于专注，必然缺乏在官场随机应变的能力。所以，贾雨村后来再不做诗，这是他的精明。贾政当了粮道，只知一味捧着本书看，也就只能受制于一个手下的门吏李十儿，最后连乌纱帽也丢了。因此，作家要当，官也要当的人，像一把双刃剑，很难两全。有的文人，官做得不敢恭维，文章也从此肠梗阻，想放个屁，也挤不出来了。“江郎才尽”的南朝江淹，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当了很大的官，异化了，再也写不出《恨赋》和《别赋》了。不过，此公敢于宣告自己不行。不像时下一些人，还在那儿强撑着，做作家状，也可怜。
贾雨村能够飞黄腾达，就由于他把这点文化资本，当成他玩弄权术，操纵政治的工具、动力、滑润剂，像杂技演员手中的盘子那样，滴溜溜地转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确实是个官场玩家。虽然他终于还是失手了，但应该承认，他会当官。会就会在他对于圆通之术，马屁之道，见风使舵之明，聪明脱身之智，以及厚颜无耻之赖，笑里藏刀之奸，翻脸不认人之冷，杀人不眨眼之狠，达到精熟的程度，能够做到什么好话都说完，什么坏事都做尽，这才成为大器的。
他是个伟大的小人。在这方面，不得不承认贾雨村既有真正学问，也有精通小人之道的长处。虽然文人在社会生活中，在统治者眼中，不过是胡椒面，起到调味作用而已，但他绝非伪劣假冒的产品。不像文坛上，冠之曰名作家，拿不出名作品，应名是文化人，而偏偏无文化。如果是这样的货色，淮扬地方盐政林府的西席，就不会请他了。再说，挑剔如林黛玉者，会让一个狗屁不通的草包，或是一个名不副实的花架子来教她书吗？
荣国府的贾政，虽然官做得不怎么样，书总是读过几部，最起码的鉴别力还是有的。如果贾雨村是空心汤团，做煞有介事状地装大瓣蒜，他也不会那样高看了。所以，一些属于文字方面的事，常常撇开他的门客詹光等不用，特别属意贾雨村，说明这个“哪里来的饿不死的野杂种”，是货真价实的文化人，不是鲁迅先生说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每次兴隆街大爷一到贾府，贾政就打发小厮叫贾宝玉来陪坐说话，恐怕也是有意让他儿子在学业上得到教益吧。有一次，大观园试才题对额，贾政甚至说到这种地步，“若不妥，将雨村请来，令他再拟”，可见他的被看重的程度。
贾雨村的兴，还真是兴在他的这点知识分子的本钱上。不像有些作家，非常之小人，又非常之浮浅，还非常之自大，一个瘪皮臭虫，偏要自以为是大象。贾雨村三言两语，一下子就把贾政征服了。
“彼时贾政已有了妹丈之书，即忙请入相会。见雨村像貌魁伟，言谈不俗。且贾政最喜的是读书人，礼贤下士，拯溺救危，大有祖风，况又系妹丈致意，因此优待雨村。”就是这块敲门砖，他就成了荣宁二府登堂入室的嘉宾，这是他跌了一个大跟头后，再度爬起的事了。
其实“那年士隐赠银之后，他于十六日便起身赴京，大比之期，十分得意，中了进士，选入外班，今已升了本县太爷”。有一种版本的《红楼梦》说他“不上一年”就被参了，第一次当官，也未免失败得太快了。
这就是小人型的知识分子的弱点了，沉不住气，做不了大事，一上任便迫不及待地捞一把。我的一位同行，前几年侥幸当上了官，第一件事就是买车，第二件事就是换房，第三件事就是要求待遇，第四件事就是衣锦荣归，回他的老家。说来也可怜可笑，就为这点欲望的满足，忙得马不停蹄，四脚朝天。说到底，这种人纯系小农经济的短视心理作祟。别看号称知识分子，包括颇有声名的作家，很多人具有胎里带来的小农意识，一时半时，是不能彻底克服的。庄稼人最远的眼光，是从春天看到秋天，你能指望他有多么远大的想法呢？所以，许多短期行为，就这样出现的。现在，官没了，淹蹇了，只留下一脸横肉，仍让人望而生厌，连贾雨村那种失败的潇洒也学不来，这大概就是肚子缺乏货真价实的学问之故了。
贾雨村“虽才干优长，未免贪酷，且恃才侮上，那同寅皆侧目而视。不止一年，便被上司参了一本，说他‘貌似有才，性实狡滑’；又题了一两件狗庇蠹役、交结乡绅之事。龙颜大怒，即命革职”。还有的版本说他“外沽清正之名，暗结虎狼之势，使地方多事，民命不堪”。看来，这个贾雨村和那位同行一样，太过起劲地为自己谋求利益。于是，他栽倒了。
不过，此公到底有一点文化教养，“面上却全无一点怨色，仍是嘻笑自若”。这说明他并不草鸡，是个有点豁达，有点识见，有点头脑，有点城府的小人。所以，他一边韬晦，一边游山逛水，一边物色出路，能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不像别的知识分子，得意时张狂，失意时便不知所以，顺利时横着膀子走路，挫折时垂头丧气，面如土色。这时候的他，已经做了一年不到或一年以上的官，不再是葫芦庙里那个本色的穷儒了。他那对月寓怀的书生气，早被官场绞肉机里的血腥气所代替，重新夺回丢失的乌纱帽，已经是欲罢不能的事了。
面对现实，要站起来，只能从头做起。于是，他先去金陵省体仁院总裁甄家处馆，后来，又到淮扬盐政林家作西席，这都是有目的的投靠依附。两家虽不列名于那张“护官符”上，但也绝对是可以依托的名门望族。这种寻找政治靠山的做法，是他翻过筋斗，跌跤以后，“眼前无路想回头”的醒悟。他所以栽倒，而别的比他甚至更贪酷的官吏，仍在台上稳当地坐着，就因为他未能攀附上权贵。而官僚政治的特点，就是高尔基所说的从沙皇到警察所结成的国家机器，实际上像蜘蛛网一样，既统治着老百姓，又互相牵制着。在这个网络中的每一物体，倘若不能吃掉别人，别人就要吃掉你，因而周围没有奥援，上边没有后台，背后没有依托，仅凭个人实力的绝顶聪明、超人才智，是无法站稳脚根的。老实说，即使想做一个本分的循吏良宦，也难免灭顶之灾正等着你。何况他这样一个怀非分之想、存不轨之念的政治野心家呢？
正好，林如海要送他的女儿黛玉到外婆家去，一封强有力的荐书，先到了京都贾政手中。等他陪着黛玉到达，拿了“宗侄”的名帖，走进这个“白玉为堂金作马”的贾府，以其不俗的言谈，得到贾政的极力帮助，从此，便和这府上结下不解之缘。
后来，贾政也疑惑过：“岂知雨村也奇，我家世袭起，从‘代’字辈下来，宁荣两宅，人口房舍，以及起居事宜，一概都明白，因此，遂觉得亲热了。”他哪里知道，他其实是被愚弄而不觉的傻瓜而已。从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起，他就处心积虑要迈进贾府那石狮子把守的大门了。君子可欺以方，小人要动起心计来，是防不胜防的。呜呼！巧言令色，谄谀狐媚，窥视方向，投其所好，总是能得到想要的东西。市场上有买家，才能有卖家。这也是这个世界上，正直君子遭受欺凌，丑恶小人总能得逞的原因。
他依存贾府不久，便实授金陵应天府一缺，上任办的第一桩案子，就是薛蟠闯下的祸。第一，好久不做官，那灵气自然差了许多，竟把这败落的，但后台还很硬的皇商，不大放在眼里。第二，也许上次栽得太快，使他多少懂得谨慎从事。幸而那原是小沙弥的门子提醒了他，便徇情枉法，胡乱判决，了结此案。把那个知根知底的葫芦庙旧友，远远充发以后，“便疾忙修书两封，与贾政并京营节度使王子腾，不过说‘令甥之事已完，不必过虑’之言寄去”。
该舍弃的，不能留情，该争取的，分秒不让，连军方首脑人物都巴结上了，还愁不得升迁吗？他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吏，能从地方调到中央，这位王子腾“司令员”的关照，肯定是起了大作用的。
一般说来，善使人平和聪明，恶却是腐蚀社会的毒素，只能使人狡猾诡谲，这种被恶所催生迸裂出的畸形才智，是具相当摧毁破坏力的。等到贾赦想要石呆子的藏扇，贾琏怎么努力，也弄不到手时，“谁知那雨村——没天理的——听见了，便设了法子，讹他拖欠官银，他到了衙门里去，说：‘所欠官银，变卖家产赔补。’把这扇子抄了来，做了官价送了来！那石呆子如今不知是死是活。”
从平儿说的这最后一句话可以猜测，那位执拗的收藏家，倾家荡产不必说的了，想活着走出贾雨村的牢房，谅也难了。这件事情，从头至尾，做得严丝合缝，滴水不漏，而且几乎不费吹灰之力，难怪赦老爷要揍琏二爷了。“人家怎么弄了来了？”贾雨村作恶的天才，到了极致的地步。
所谓“恶从胆边生”，就是指在适宜的环境下，恶人突然爆发出的能量是不可低估的。记得十年动乱期间，那些写作班子里的笔杆子，也未必比别人智商高到哪里去，一时间，他们所以成为文章高手，全民捧读那些充满杀气的言论，无不色变。试想，挟雷霆万钧之力，诛杀像石呆子这样无反抗能力的人，还不是雷公打豆腐嘛！这种恶的“光辉”，不过是在恶的土壤中开出的恶之花罢了。善的适应生活，总是推动社会的良性发展；而恶，一旦张扬，则能使像贾雨村这样有才干的、具有一定文化水准的恶人变得更坏，而坏起来，肯定是要坏出一定水平来的。
贾政一直到锦衣军查抄宁国府时，还寄希望于这位贾雨村，真是痴愚得可怜。甚至不如平儿，早就看出他是个“饿不死的野杂种”，极其卑视他的行止；甚至不如投靠来的甄家奴仆包勇，还敢骂上两句，给坐在轿子里的贾雨村听听。看来，“卑贱者最聪明”，在封建社会里，丫环小子比老爷太太明白事理得多，这里倒能得到证实了。
兴隆街大爷的发迹，确乎与贾府分不开。他为贾府卖力，无非是为了巩固这种联系。因为没有贾府，也就没有他的成功。所以，此前此后，所有官员必走的一条通往成功之路，就是得有靠山后台，才能一帆风顺。甚至才智能力差些，哪怕一个白痴，只要背后有强有力的撑腰者，那官就做得下去。所以，他才能在京城里步步高升，一直做到了吏部侍郎、兵部尚书。后来虽降了下来，仍为京兆府尹，兼管税务，总之是炙手可热的人物。此时他心目中，贾府又不在话下了。因为依附者如贾雨村这等聪明人心里明白，世上没有一个人能拥有永远的春天，千万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良禽犹择木而栖，何况他是个小人，是个恶吏，是个有一肚子坏水的家伙，早就有准备了。
从主上“查问贾政，问道：‘前放兵部，后降府尹的，不是也叫贾化么？’那时雨村也在旁边，倒吓了一跳”开始，他就要和他的靠山划清界限了。因为发觉有可能成为沉船上的一只耗子，弄不好就得随之陪葬，还不赶紧弃舟登岸，一走了之吗？于是，这位宗侄和贾府拜拜了。
但别忘了他是贾雨村，他哪会轻易再见，即使脱身，还要来一个落井下石的回马枪，好彻底洗清自己。“前儿御史虽参了，主子还叫府尹查明实迹再办，你道他怎么样？他本沾过两府的好处，怕人家说他回护一家儿，他倒狠狠的踢了一脚，所以两府里才到底抄了，你道如今的世情还了得么！”
于是，对照现实生活中的他的同类，简直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倍觉得这种入木三分的刻画，把一个了不得的贾大爷，写得活灵活现。结果，他还是败下来了，仍是“犯了婪索的案件，审明定罪”，后“遇大赦”，遂“削职为民”。如果他谨慎些，他的恶应该是永恒的。小人总是占上风头的胜者，这就是生活的严酷。否则，这世界上哪来许多人为的灾难呢？
全书中，只出现过一次“兴隆街大爷”这个名号。其实，这五个字，是写也可，不写也可，写无增益，不写无损的一个定冠语句。在《红楼梦》中，这种把地名和人名联在一起的例子，屡见不鲜。例如茗烟闹学堂那回，就在窗外叫嚣过：“他是东府里璜大奶奶的侄儿，什么硬挣仗腰子的。”这里的东府，和“东府的珍大爷”、“东府的蓉大奶奶”一样，只是区别于西府而言。但兴隆街这样一个很奇特的地名，却给我们留下暗示，使后来人可以从中揣摩出，这个“兴隆街大爷”，也许实有其人，也许是曹雪芹取材于他生活中熟知的、曾经与他的盛世家庭关系密切的某个人，而且肯定是个小人，是个很可怕的小人，说不定他和他的家，还蒙受过这位兴隆街大爷所制造的痛苦而铭记在心常不能忘，才有这种表述的欲望吧！
因此，在现实生活里，若是能离这类小人之辈远远的，便是我们这些普通人求之不得的幸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