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件后，延安起了很大的波动，铅印的套了色的号外，从通讯员们的手中，送到一些机关里的桌子上，学校的救亡室里，送到了救国会，送到了妇女会。大街小巷都围着一团一团的人，讨论着这非常消息的传来。那些抗大的学生，开小组会，开大会，唾沫飞溅着。驻守在后方的警卫团，以及一些勤务班，特务团，都在讨论着一个题目，后方政治部每天至少有几十个连一级的干部要求到前方去。年轻人的心都不定地飞跃在炮火中。于是毛泽东主席在抗大的操坪上做了一个报告，连炊事员都兴奋地听到了：
“……只要是不怕死的，都有上前线去的机会，你们准备着好了，哪一天命令来，哪一天就背起毯子走。延安不需要这么多的干部，我们欢送你们出去，到前方去也好，到后方去也好，把中国弄好起来，把日本人赶出去，那时再欢迎你们回来……”
接着抗大学员提早毕业了，从八月三号起，陆陆续续不知有多少人马开拔，有的是坐汽车，有的是走路，有的往南，有的往北。窄的街上骡马牵来牵去，军委四局的电话，没有停止过通话，通讯员和一些总务处长，管理员们拥挤在院子里，领钱的，领粮食的，要被服的，要牲口的，还有要人员的，什么饲养员、炊事员、运输员、勤务员都缺乏，自然牲口装备都成问题。于是又派人到延长去，到宜川去调人，路上便更显得热闹了。
这时我和奚如夫妇仍住在抗大，他已经没有上课了，文协的会员全都是抗大学生，梦秋又已去西安，我们的时间仍大半消耗在会客上面，于是不愿坐守的心情也跟着人群动荡了。我们便计划着上前线去，一下我便征得了六七个同志。我们草拟了一个战地记者团的章程，只要很少的人，花很少的钱，走很多的地方，写很多的通讯。但晚上却又有人参加进来了，要求扩大这个组织，加个戏剧、歌咏、漫画等。我和奚如起先都不赞成，后来也附和了，因为我们都怕管事务，如果有了一个大的组织成立，我们这小小记者团跟着他们也很好。如果我们需要单独出去，就离开他们；如果不需要出去，就在家里写写文章，而且有戏看。过去我们都怕那些马戏班似的剧团，浪漫派的艺术家，但如果是抗大的学生们，那倒又可以马马虎虎。于是我们便把计划从新做过，是一个战地服务团或宣传队的性质的东西。
第二天在抗大八队的宿舍处临时贴了一张白纸，上边大书几个黑字：“战地服务团”。陆续有些人往里搬，几乎全是抗大的学生，毕业的，以及没有毕业的，他们在那里的生活，仍照学校一样，直到第三天才正式宣布了负责人的名单，大约就是这么成立了。我和奚如荣任主任和副主任，但我们心上都有说不出的懊丧，尤其是我。的确我曾写过一点文章，但以一个写文章的人来带队伍，我认为是不适宜的。加之我对于这些事不特没有经验，简直没有兴趣，什么演戏，唱歌，行军，开会，弄粮草，弄柴炭，……但是我仍旧被说服了，拿了大的勇气把责任扔上肩头，决定第二天上午召集大会，讨论一切事情。这天是八月十一号。
一九三七年八月
附：日记一页
八月十一日
当一个伟大任务站在你面前的时候，应该忘去自己的渺小。
不要怕群众，不要怕群众知道你的弱点。要到群众中去学习，要在群众的监视之下纠正那致命的缺点。
领导是集体的，不是个人的，所以不是一个两个英雄能做成什么大事的。多听大众的意见，多派大众一些工作，不独断独行，不包而不办，是最好的领导方式。
要确立信仰。但不是作威作福，相反的，是对人要和气，对工作要耐苦，斗争要坚定，解释要耐烦，方式要灵活，说话却不能随便。
明天我就要同一群年轻的人在一道了，大部分的人我都不认识，生活年龄都使我们有一道距离，但我一定要打破它，我不愿以我的名字领导着他们，我要以我的态度去亲近他们，以我的工作来说服他们。我不是一个自由的人了，但我的生活将更快乐，而且我在一群年轻人领导之下，将变得比较能干起来。我以最大的热情去迎接这新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