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很有点儿像海雀村的本命年。那一年，海雀遇见了刘子富；那一年，这个躲在深山不为人知的小小海雀村一举成名。
那一举，是刘子富的一举。
1985年5月29日，新华社记者刘子富在海雀调查采访了11户人家，结果家家断炊。他在后来的报道里写道：“彝族社员罗启朝家生活属于中等水平。记者走进罗启朝家，只见他妻子梁友兰满脸愁容待在家里。她对记者说：去年因低温收的粮食本来就不多，又还债200斤，现已断顿了。她丈夫只好外出借粮，至今不知有无着落。她家去年卖了5只鸡，200多个鸡蛋，收入31元，买盐买油就花得差不多了。她还说：当着区乡干部的面，还不敢讲没吃的，讲出去担心说后受打击。记者看了他家的全部家当，充其量值百把元……在苗族社员王永才的家里，王永才含着泪告诉记者：全家五口人，断粮五个月了，靠吃野菜等物过日子，更谈不上吃油吃盐……在他家的火塘边，一个3岁的小孩饿得躺在地上，发出‘嗯、嗯、嗯’的微弱的叫唤声，手中无粮的母亲无可奈何。……记者在海雀村民组一连走了9家，没发现一家有食油，有米饭的……在学堂村民组，记者走进苗族大娘王朝珍家，一下就惊呆了……大娘的衣衫破烂得掩不住胸肚，那条破烂成线条一样的裙子，本来就不遮羞，一走动就暴露无遗……苗族青年王学方带记者一家家看，边告诉记者：目前，全组30户，断炊已有25家，剩下5家也维持不了几天……”
据说当时刘子富写这篇报道是做过一番思想斗争的。在决定要不要报道之前，他找过当时的赫章县县委书记，要求更进一步地了解一下整个赫章县类似于海雀这样的情况。当天晚上县里召开了一个专题会，刘子富得到的结果是：1984年整个赫章县粮食都歉收，人均占有粮食396斤，纯收入110元。到1985年5月底，全县有12000多户、63000多人缺粮断炊或即将断炊。
如果仅仅一个海雀村饿饭算不得大事的话，那么63000多人缺粮断炊就不能不被看成大事了。老百姓真的在饿饭！可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农村普遍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粮食连年丰收。赫章县这样的情况报道上去，不是跟当时的大好形势唱反调吗？
“我生在乡下，来自农村，假如我的家人饿到这个程度，敢不敢讲真话？”刘子富一番思想斗争做到深夜，小县城按规定准时在11点断了电。而那个时候，他的良知已经占了上风，他已经拿定主意要做一篇最真实的报道了。没有电灯，他只好向招待所服务员要来蜡烛，借着烛光写稿。第二天早上6点，他急急忙忙跑到县邮电局，用加急电报将稿子发往新华社。那篇报道以“赫章县有一万二千多户农民断粮，少数民族十分困难却无一人埋怨国家”为题，真实地报道了他在赫章海雀村的见闻。报道说：“这些纯朴的少数民族兄弟，尽管贫困交加，却没有一个外逃，没有一人上访，没有一个向国家伸手，没有一人埋怨党和国家，反倒责备自己不争气。”
时任新华通讯社社长穆青同志看到这篇报道后，潸然泪下，挥笔写下这样的感慨：“我们的老百姓多好啊！难道我们不应该很好地为他们服务吗？”随后，这篇内部报道以急电的形式呈送至中央领导手里。同年6月2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同志看了这篇报道后，当即作了如下批示：“有这样好的各族人民，又过着这样贫困的生活，不仅不埋怨党和国家，反倒责备自己‘不争气’，这是对我们这些官僚主义者一个严重警告！请省委对这类地区，规定个时限，有个可行措施，有计划、有步骤地扎扎实实地多做工作，改变这种面貌。”
6月2日当天，贵州省委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用明传电报传来的习仲勋同志的批示后，时任贵州省委书记朱厚泽同志连夜召开紧急会议，省委办公厅迅即将批示和报道用急电传各地、州、市委负责同志，并抽调得力干部星夜兼程赶往赫章县海雀村，查看缺粮断炊情况，当即发放救济粮赈济饥民，一次就发放给赫章县救济粮20万斤。
当年7月，胡锦涛同志到贵州省任省委书记。到任的第三天，他便下到了赫章。据有关资料显示，胡锦涛同志来贵州上任前，习仲勋老首长专门找他谈过话，主要内容就是谈海雀的贫困、贵州的贫困问题。7月26日，胡锦涛到了赫章县海雀村边上的河边村杨家寨，走访慰问了12户人家。
至此，贵州这一大块严重水土流失、人口膨胀、愁吃愁穿、忍饥挨冻的贫困的石漠化地区，引起了胡锦涛同志和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贵州从1985年夏季开始，将扶贫济困提到了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并开展了治穷脱贫大讨论。1986年国务院开始成立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贵州省首批从省、市（州、地）、县机关抽调3000多名优秀年轻干部深入赫章县、海雀村及全省各地贫困乡村扶贫。
这一步，比1992年12月22日的第47届联合国大会要早整整6年。那个会议根据联合国第二委员会的建议，确定每年的10月17日为“世界消除贫困日”，旨在引起国际社会对贫困问题的重视，宣传和促进全世界消除贫困的工作，动员各国采取具体的扶贫行动。而这个时候，中国的减贫工作已经见了成效。
3
海雀以它的“苦甲天下”一举扬名，别人都兴致勃勃地炫耀说：“我们海雀都惊动了中南海了”，可在文朝荣看来，那不过是把脸丢到中南海去了。中国人不喜欢别人知道自己穷是有传统的，古人就有吃不起肉，拿肉皮挂家里，出门前抹油嘴唇的典故，后来也有过年时将一碗稀粥倒在桌子中央大呼小叫着吃喝的传说。中国人把面子看得很重要。面子就是尊严。同在一片天空下活人，别人把人活富了，你却把人活穷了，别人是不是瞧得起你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都瞧不起自己。海雀的穷一开始还只有周边的人知道，只有乡里县里的领导知道，现在连中南海都知道了。
周边的人知道了，就不把姑娘嫁给海雀。文朝荣的大儿子文正全说了两个媳妇，都被别人退了聘礼黄了菜。大儿子一气之下，不想侍候海雀那几块薄地了，赌气出门进了煤窑。挖煤汉可不是什么让人瞧得上眼的工人，更何况刚刚兴起的私营煤窑，安全设施不够，那是提着脑袋挣钱的事儿。因此，你不能说大儿子这是争气，反而只能被文朝荣看成另一种形式的丢人。家里养不住儿子了，海雀养不住儿子了，儿子没办法都去当挖煤佬了，不是丢人是啥？文朝荣其实希望儿子耐心捂着，把海雀的窘，把家里的窘耐心地捂着，耐心地等他找到救穷的路子，悄悄把情况改善过来。但儿子没那个耐心，他也不能硬把他拉回来。好在他捂不捂用处都不大，文朝荣那张脸每到乡里开一次会就烧糊一次，这两年也起锅巴了，也不怕多烧那么一次两次了。
事实上他一直抱着一个信念：等他找到路子让海雀的日子变得好起来了，面子自然而然就找回来了。这一回，既然海雀的穷已经天下皆知了，他也不打算再藏着掖着了。他甚至不再像以前那样，一见了乡干部县干部就想躲就脸红。看上去他是疲了，脸厚了。实际上他是注意力不在那上头了，他现在是主动去找乡干部县干部了。
“省委书记不是也到了杨家寨吗？像我们这样的地方，上头有办法没有？”他问。
人家说：“不是刚给了救济粮吗？”
文朝荣说：“不要救济粮，我要救穷的办法。”
人家说：“办法正在想哩，你等等吧？”
文朝荣说：“等不及哩。”
人家只好说：“那你自己也想想办法吧，你不是村支书吗？”
文朝荣说：“我这脑壳不空松，想不出来，你们给点儿提醒啦。”
人家说：“你脑壳不空松，村长呢？不是还有个村支部吗？大家一起想啊。”
文朝荣说：“大家的脑壳都跟我一样，想不出办法来。”
人家充满同情地叹口气，终于决定把他知道的那点儿掏给他。说：“我们毕节地区贫穷的根子都在于生态环境恶劣，上头讲，治理生态才是根本。海雀一样的，地瘦，保不住水，长不出庄稼是吧？我们得让地变肥起来，得让地保得住水。”
干部们也不知道就在一年前开过“第三届环境部长级会议”，更不知道《环境：未来的资源》宣言及《在环境援助计划和项目中有关环境影响评价的理事会建议》等。当然，即使他们知道，也告诉了文朝荣，照样没用。文朝荣要的是具体办法。
这就到1986年的春天。
有一天，乡长给了文朝荣一张4月8日的《贵州日报》，报纸头条报道了4月5日至7日，胡锦涛第二次到赫章开展为期三天的调研以后，在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胡锦涛说：“开展增收大讨论，不能只是一般号召，要深入下去具体指导；不能只在干部中进行，要深入动员广大群众；不能只是提指标，算数字，要狠抓具体措施的制定；不能只说在嘴上，写在纸上，要抓紧时机，说干就干，落实行动。”
文朝荣在那里头看到了一种信息：边远山区农村愁吃愁穿、忍饥挨冻的贫困现象，已经引起了胡锦涛同志和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已经开始了扶贫济困的长远思考。
接下来，海雀就不断有干部进来，来调查海雀的贫困问题。这些干部都是省里专门抽调下来的，带着重要使命，来了，就都不妨提点儿看法，出点儿主意。而这些看法也都大同小异，因为海雀的情况明摆在那里，眼神儿好与不好，都看得很明白：生态问题。“这个地方不适合人居。”“要想在这里生存，就要解决生态问题。”他们都这么说。他们只出嘴，这很容易，可对于一个要具体去做的人，文朝荣还没有头绪。
这期间，他听说了胡索文，听说了李淑彬，这两位都是大方县的种树模范。胡索文种了400多亩，而李淑彬则种了4300多亩。在“生态建设”理念从上至下渐渐形成，并日渐成熟起来的过程中，这两位早先不被人理解的树痴必然地变成了楷模，人们一旦谈到“生态”谈到“石漠化”，就必然要谈起他们和他们种下的那些树。文朝荣在听到他们的名字的同时，还灌了满耳朵“青山绿水”这样的词汇。对于这位生长在石漠地区的彝族汉子来说，“青山绿水”可是太诱人了。
他拜见了胡索文。
胡索文不修边幅的样子看上去很老很糙，像一颗千年的老树那么老那么毛糙。但文朝荣知道他才六十多。看他的时候，文朝荣的目光很小心，有种怕把他看痛了的感觉。
他说：“我想看看你栽的树。”
一听说是看树，胡索文就来了精神，吐泡口水搓搓手就往前带路。文朝荣觉得，从背影看，胡索文一点都不老，腰板那么直，腿那么有劲。只是他头发蓬乱衣衫随意的背影，看上去还是像棵千年老树。文朝荣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总想到一棵千年老树，或许因为胡索文是个种树模范的原因？或许因为自己心里一直做着一个关于树的梦？
文朝荣出生的那个叫海雀的地方，看不见一棵像样的树。有关树的概念，是第一次被狂风灌进一口沙泥的时候，父亲灌输给他的。当时父亲对他说：“我们这地方没树，风大，刮风的时候一定要闭着嘴。”那时候文朝荣才刚刚开始记事，一嘴沙泥就足以把他吓哭起来。加深树的概念并开始渴望一棵树，是他家的房子被暴风雨刮倒那一次。那时候文朝荣依然还没长到足够大，他家还是杈杈房。所谓“杈杈房”，就是用两根树杈钉在地上，然后在树杈中间搭一根木梁，做成的房子。这种房子特别怕风吹雨打，每每遇上暴风雨，父亲都要叫上他们顶着风雨拼命保护房子。房子本是用来保护人的，但海雀人的杈杈房却似乎比人更脆弱。那一次，他们拼了命也没能保住，房子最终还是倒了。那一次，父亲发出的感叹是：海雀要有树，就不用住这种杈杈房了。因为海雀没有树，建房的木料需要到外面去买，海雀人又没那么多钱去买木料，所以就只能建这样的杈杈房。事实上那根本不叫房，只能叫窝棚，跟旧石器时代我们祖先住的房子差不多。当时，母亲也在旁边跟了一句：“海雀要是有树，就是住这杈杈房也不怕风吹的。”母性的胸怀总是要大一些，她没像父亲那样怨完了海雀又怨杈杈房。
那一次，文朝荣深刻地发现了树对于海雀的重要，不光对父亲重要，对母亲重要，对所有海雀人都重要。他还明白，所有海雀人，都像他父母一样向往一个有树的村庄。可是海雀人顾不上栽树。树又不能像庄稼一样半年就结出粮食来，而海雀人要活下去首先得种粮食。是有一些人会在闲暇时在门前屋后栽上那么一株两株，可海雀海拔2300多米，一般的树都活不了，或者活着，却永远长不大。再加上雨来冲风来刮，那些只有主人闲暇下来才能想得起它的树，早在被人注意到之前就夭折了。
现在，文朝荣跟在胡索文的身后，将要遇见一片树林。
胡索文问他：“你怎么想起来看我的树？”
文朝荣说：“我家海雀没有树。”
说话间，目光所及之处，已经一片苍翠。胡索文伸手一划拉，说：“看吧，那一片便是我的树林。”虽然他已经在县里的表彰会上宣布过“我要把我种的杉树全部送给国家”，但现在他说的还是“那一片便是我的树林”。他那张像杉树皮一样沧桑的脸上充满了自豪。文朝荣随着他的手看过去，直看得眼眶发酸，满眼热泪。400亩，在毕节这茫茫的石漠大地上，它不过像秃子头上突兀地冒出来的一小撮毛发。可谁能说，看到一个秃了若干年的头顶突然长出一小撮毛发，会不感动呢？
他情不自禁地说：“你真了不起！”
胡索文说：“‘了不起’就三个字，可这片林子我种了三十多年。”他说：“我今年六十多，我从三十岁开始种，我种了一辈子。”
“三十年”“一辈子”，像两个水珠滴答进文朝荣那干燥的心田，一种叫感动叫敬意的东西便袅袅绕绕贯穿了他的全身。他跟着胡索文进了林子，看着他像拍儿子的肩膀一样拍着那些树干说：“看看它们，长得多好。”他说：“别看现在还是些杉树儿，过些年，他们就能成栋梁。”农民爱往一切跟他们有着密切关系的事物身上倾注父母之爱，你从他们的称谓上就能体会得到。比如，他们叫个儿小的包谷为“包谷儿”，叫红苕为“红苕儿”，洋芋叫“洋芋儿”，猫叫“猫儿”，狗叫“狗儿”，再比如胡索文把杉树叫“杉树儿”。是的，那完全是一个父亲在向外人炫耀儿子长得不错儿子有出息时的情感，那种情感充盈了他干瘦的身体，成为他全部的精气神。杉树浑身是刺，但胡索文抚摸上去的时候，杉树们却表现得非常顺服，孝顺儿子一样的顺服。
“杉树可不好活。”文朝荣说。
胡索文说：“我们这样的地方，哪种树都不好活。”
“你当初怎么决定要栽树呢？”文朝荣问。
胡索文说：“为还债。”
两人找了块空地坐下来，任斑驳的阳光把他们装饰得像着了迷彩装一样。歇下来，胡索文讲起了他跟杉树的“恩怨情仇”。
“1961年集体大食堂解散，我家没甑子蒸饭。”他这样开了场。他说：“我偷偷砍了生产队一根杉树儿来做甑子，结果给抓了个正着，被五花大绑了开批斗会。那虽然只是一根杉树儿，但那是集体财产，我成了破坏集体财产，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坏分子。为了防止我以后再搞破坏，我被管制起来，经常开会批斗。说实话那阵儿我一点都不服，尽管开了那么多批斗会，我还是认识不到自己的那件事情有多大，造成了多大的影响。不就是一根杉树儿吗？用得着那么小题大做不？我觉得我很冤，就偷偷逃了。我是后来才认识到，我对不起的不是别人，是我们脚下这块地。那已经是一两年以后了。我当年逃到了星宿乡，那里偏僻，没人找得到我。我在油沙河帮人种树混口饭吃。一年多以后，我回到家，媳妇没了，出走了。自留地、责任荒山也划分完了。我因为不在家，啥也没分到。好在当时有一片别人的责任荒山荒在那里，荒山的主人外出搞副业去了。我便在那片荒山上种洋芋和荞子来糊口。那可是真正的荒山，光秃秃的，别说树，连草都长不好。我种的第一季洋芋就给山洪冲跑了。那荞子，风大了就连根给刮跑了。那会儿，我就想，这山上要是有林，哪能是这样呢？这么一想，就想起自己当初挨批斗的时候，公社干部说：‘我们这地方本来就缺树，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去偷，今天你偷来做个甑子，明天他偷去做根板凳儿，不是两下就偷光了？’就那分钟，就在我的洋芋给冲跑了以后，我才真被他那句话点醒了。公社干部说得对呀，我偷了那根杉树儿，不就是欠下了这块地一笔债吗？那笔债可不是一根杉树的债呀！你想想，我们这样的地方，对于我们脚下这块地，一根杉树的作用是多大呀！你想想？”
胡索文停下来让文朝荣去想象。文朝荣认真想了想，深吸了一口气，又点了点头，表明他已经想到深远处了。胡索文满意地点点头，又接着往下说。
“自古欠债还债欠钱还钱，我开始在荞子地里种杉树。一开始是几根，后来是几十根、几百根。第一年种下的全都活了，我一高兴，就种了三十年。”
胡索文说到这儿的时候，一脸的高兴。被树叶割碎的阳光洒在他那泥土色的脸上，有些像癣，又有些像潮湿地面的青苔。
文朝荣说：“我家海雀缺的也是林子，但海雀人一年到头都在地里刨，还填不饱肚子，你栽三十年树，吃啥？”
胡索文说：“我就吃洋芋苦荞啊。他说，我家就我和我姑娘，两张嘴，好养活。”
他说：“其实，一旦上心了，吃啥都没关系，只要能养得活人。那阵儿荒山多啊，你想往哪儿栽都可以啊。我就一个劲儿地栽，一心就想栽成一片林子。那阵儿我做梦不做别的，只梦见一片林子，绿葱葱的，风吹过时，哗——哗——，像涨水似的，我常常就在梦里头笑醒了。”
他说：“我一口气种了三十多年，现在我终于有了一片林子了。”
他说：“我偷了一根，还了一片，400多亩。”
他说：“我问心无愧了。问心无愧真好，心里干净得像井水一样。”
他说：“这片林子长成以后，这山上山下就有泉水了。人们挖口水井取那水喝，甜得很。”
他说：“我现在栽不动了，闭了眼，我就躺在这片林子里，把这片林子看好。”
他把文朝荣的眼眶都说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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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朝家走，就只能重新走进满目凄荒。胡索文的那片林子离他越来越远，他真想回头再眺一眺，可不知为什么他竟不敢。他莫名其妙地感觉到一种伤心，却不知道伤心的源头在哪里，是源于对一片林子的渴慕吗？还是源于无可奈何必须回到自己的凄荒？好像都不是，又好像都是。胡索文关于“还债”的说法，或许也是引起这种感伤的重大原因。还债，还土地的债，有谁想到过这个呢？人类自从降生到土地上，从脚板一沾到泥土那一刻起，就只想的是怎样从土地那里得到什么。一路走来，打打杀杀，生生死死都是为了争夺对土地的占有权，都是为了填补那没完没了永远也无法满足的欲壑。单说农民，世世代代有着各种肤色，操各种口音，种着各种庄稼的农民，哪一个不是满心想的都是能从土地那里获取多少？收多的时候，确实心怀感激，但大多数都是感激老天，感激老天风调雨顺。收获少，当然也埋怨老天，但更多的却是埋怨土地不够肥沃，太瘦了。埋怨完了还嫌弃，还要开拓出另一块来弥补它的不足。老大体力不支了，就叫老二也来，最好老三老四老五都来。榨取一无法满足于我，就同时榨取二，并且三四五。人类世世代代这么榨取着土地，谁想到过要还债呢？或许我们认为，能对它不离不弃，一辈子相守就已经对得起它了。谈不上热爱，只因为必须相守，只因为产生了亲情，只因为相依为命。
时至今天，大地终于无法忍受，于是它开始还手，甚至于报复人类，各种自然灾害，各种瘟疫，各种稀奇古怪的疾病不断出现，人类才猛然惊醒：我们太过分了，我们惹恼脚下这块大地了，我们的疯狂，终于把我们的“母亲”，我们的“依靠”逼疯了。聪明的人类立即就意识到了危险，于是，就有了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召开的113个国家参与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中国出席了此会。这是世界各国政府第一次坐在一起讨论环境问题，讨论人类对于环境的权利与义务的大会，会议的目的是：促使人们和各国政府注意人类的活动正在破坏自然环境，并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严重的威胁，鼓励和指导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采取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行动，并要求各国政府、联合国机构和国际组织在采取具体措施解决各种环境问题方面进行合作。会议讨论了保护全球环境的行动计划，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郑重申明人类有权享有良好的环境，也有责任为子孙后代保护和改善环境等。因为是6月5日召开的这个会议，所以这个时间被定为世界环境日。
整日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胡索文，没法知道这个会议，也没法听到那个宣言，更没法得出“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主要是发展不足造成的，发达国家的环境问题主要是由于工业化和技术发展而产生的……”这样的结论，当然也就没法做出“保护和改善环境对人类至关重要，是世界各国人民的迫切愿望，是各国政府应尽的职责”“为当代人和子孙后代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已成为人类一个紧迫的目标；这个目标将同争取和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共同协调地实现”等等高度的表达。他听到的只是自己心里发出的声音，结论只有两个字：还债。他贴土地最近，所以他想到的词汇也蕴含着地气。
人类因为群体太大，社会生活又太复杂，所以往往得分工合作，一些人负责喊话宣言，一些人负责具体干活。而又因为人类具备着个体智慧和群体思想，一些人听了也不一定去做。胡索文属于另一种，在人家还没开始喊话之前，已经埋头开始做了。他是1962年开始栽树的，比斯德哥尔摩这个会议和这个宣言整整早了十年。胡索文属于那一种知疼知暖的孩子，在吃奶的时候不小心咬痛了母亲的乳头，屁股上挨过一巴掌，从母亲怀里下来后，他便去为她递热汤。比起联合国那个会议，比起那个宣言，他的想法要简单得多，行为也要渺小得多。
土地也需要抚育，这是农民们都知道的，但谁该承担抚育土地的责任？或许农民们从来都认为，那是上帝的事情。就像母亲的乳房是上帝给的一样，土地也是上帝给的，你见过哪个孩子把母亲的奶吸干以后，想到过自己应该为那对乳房的干瘪负责任呢？
好吧，现在胡索文用行动，用他那片杉树林向身边的农民们传播了一种理念：还债吧，我们已经欠下土地太多。我们应该懂得感恩，懂得反哺，像乌鸦那样，在自己长大以后，回过头去哺育母亲。只有母亲重新健康起来，下一个孩子才有奶吃。
文朝荣回到家已经是夜晚了，他把李明芝点来让他吃饭的油灯端到院坝外面，想看看他那棵姜子树。那棵姜子树，是他家的杈杈房给暴风雨刮倒那一年，父亲母亲发出过关于树的感叹后，他从山上移栽来的。他当时只能想到“栽一棵树防风，以后房子就安全了”这一步。那时候文朝荣也还不大，或许那棵姜子树苗比他的年纪还大得多呢。姜子树耐贫，所以它能生长在海雀这样的地方。它将根伸得很远，从地面伸出去，从石缝伸进去，拼命地活着。这一点，很像海雀人。但它实在不能叫一棵树，它们长上很多年，都长不到一棵树的高度和壮度。当时文朝荣选择它不过是因为海雀只能找到它们这类植物，只有它还有那么一点儿树的意思。事实上，栽上这么些年，文朝荣都从一个少年长成一个汉子，现在都步入中年了，可它还是不像一棵树。或许是它长得太缓慢的原因，文朝荣后来这些年已经差不多把它忘了，忘得都可以对它视而不见了。今天，当“树”的概念在他脑子里鼓起来并充斥了他的大脑的时候，他就不能不想起它了。它毕竟还是一棵树，而且是一棵被他寄予了希望的树。在这个时候，它还起了一种安抚作用：文朝荣毕竟栽过一棵树。
文朝荣冲着他的姜子树发了好久的呆，李明芝就看着他的后背发了好久的呆。文朝荣既然能一次二次三次四次地拒绝救济粮，点着油灯看着一棵姜子树发呆就算不上什么怪诞的事情了。她只是觉得，他现在最要紧的，是应该回到屋里吃饭。
“不饿？”她小心翼翼地冲着文朝荣的后脑问。
文朝荣从呆愣中惊醒，起身回屋吃饭。
“看见林子了？”李明芝问。
“看见了。”文朝荣说。
“所以回来就木呆呆看你那棵姜子树？”李明芝笑他。
文朝荣没吭声，但他把嘴吧唧得很响。
李明芝说：“明天在家帮忙薅草吧，不抓紧，今年怕收不到几个包谷儿呢。”
一语惊醒梦中人，文朝荣不得不冷静地去想眼前更要紧的庄稼，去想海雀人的肚子。不过，那天晚上他还是做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梦，梦见他在海雀种出了一片姜子树林，而且姜子树不再像姜子树，也像胡索文的杉树一样高大，一样风流倜傥。
第二天他没留在家里帮李明芝薅草，他的心里装满了树，树叶子刷得他心子发痒发酥，他没法说服自己不去看树。他一大早起来就觉得还应该去拜访一下李淑彬。胡索文是靠荞子洋芋活着栽了几十年树，他想知道李淑彬是怎么解决种树和一家子吃饭的矛盾的。他在李淑彬那里看到了一间砂砖厂，他们一家不光靠这间砂砖厂养活人，承包下来的荒山造林投入也靠它。不过李淑彬还告诉他，他们家还在信用社贷了款。就是说，文朝荣在李淑彬家看到的不仅仅是一间砂砖厂，还有一家五口勒紧裤腰带也要植树的决心。
还有一位叫杨明生的种树狂人对他的影响更大。比较起来，杨明生的路子对他更有启发。杨明生走的是合作化的路子，建了一个“金沙县湖水高原营林生产合作社”，依靠集体的力量在栽树。这跟文朝荣心里的想法很契合，他希望的就是大家都能像他那样，从内心产生一个种树的愿望，在内心抱着一片林子的梦想。他是村支书，他不能扔了村民自己去承包荒山来栽树，也不能放下村民自己一个人埋头栽树，他们还巴望他为大家申请救济粮哩。别看海雀人分救济粮的时候看上去一点儿都不害羞，你叫他们自己去乡里申请，他们又害羞得很了。
那天晚上回到家，李明芝没为文朝荣留晚饭。一是不知道他要回来，因为他出门已经两三天了。那时候又不像现在这样，人人手上都有个手机。人一旦离开你的视线，你就无法知道他的行踪。其次还有生气的原因。第一个晚上留下饭，你不回来，第二个晚上留下饭你还是不回来，那么第三个晚上她要再留，就没道理了。再温柔的人也不能没一点脾气是吧？
他一头闯进家门，李明芝白他一眼，说：“你还认得路回来？”
文朝荣说：“快弄饭，我饿得心慌。”
李明芝说：“我以为你都跑哪里过好日子去了，不会回这穷海雀来了。”
文朝荣把眉心那个“愁”字往额头上提，要生气了。
李明芝说：“没饭。”她说：“地里的活路重，娃儿们饭量大了，没给你剩下。”
文朝荣只好汗颜地把眉头放下来，忍气吞声地说：“那就再给我做一碗吧，只怕你还忍心让我饿肚皮？”
李明芝确实不忍心。生气归生气，她还是做饭去了。而且，还给他做了一碗尽粮食的。他们娘儿几个吃的，洋芋多粮食少。不是舍不得，是没得吃，必须这样。家里那点儿粮食的生杀大权完全掌握在李明芝手上，给他煮尽粮是她自己决定的，可煮的时候，她看上去又显得不那么心甘情愿，一边煮还一边提意见，说：“地里的活路你一把手不帮，整天在外瞎逛，回来还要吃尽粮食。”说：“我们在地里把腰杆都忙断了，还吃的是洋芋疙瘩哩。”说：“那猪啊牛的，自己出去瞎逛还能把肚子捞饱了回来，你瞎逛几天，还是要回来吃饭？”
奇怪的是，文朝荣对她的意见一点儿都不反感，他甚至听得有些享受。不管如何，婆娘在为他做饭了，还做的是尽粮食。那尽粮食在锅里那么一搅，就搅出满屋子的香。闻到那种香味，他的肠胃就忍不住欢欣鼓舞。他去翻木姜子来下饭。盐水泡木姜子是海雀人的一道美味，一年泡上一小坛，下重体力的季节才拿出来下饭。可是坛子空了。他有点不相信这是真的，抱起坛子来摇了摇，摇完了又拿到灯光前仔细打量。可坛子明明空空如也。看他折腾，李明芝说：“别找了，早就吃完了。”他埋怨说：“也不给我留点儿。”李明芝说：“娃儿们吃的，你去叫他们吐出来给你吧。”
饭已经熟了，是“耗儿饭”。玉米面和荞子面混在一起搅出来的，一个个的面疙瘩呈灰色，还真像一个个小老鼠。做这种饭特别考手艺，做不好，里头就是生的，没法吃，也没法继续往下煮。李明芝的手艺是一流的，不光个个“耗儿”都熟透，皮也没煳，软硬也正好。因为没有菜，李明芝在饭里给加了点盐，吃着有盐的饭，舌头就会平静些，就不会总是去渴望菜，或多或少能弥补一点没菜的遗憾。
文朝荣吃上了饭，李明芝的气也消尽了。她其实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他，这两天他不在家，她都快要把自己憋坏了。这个好消息跟大儿子有关，大儿子谈上媳妇了，人家看他在煤窑上能挣钱，就不再把海雀的穷困看得那么可怕了。那是一个眼光长远的姑娘，她看准了文正全能吃苦能挣钱，就相信海雀的穷困（准确的说，是文正全的穷困）总有改善的那一天。穷困是头野兽，但文正全是把驯兽的好手就足够了。
这确实是个好消息，但文朝荣却无法像李明芝那样兴高采烈。在他看来，大儿子不过是运气好，遇上了一个不挑剔的姑娘。而他想要的效果，是海雀不再穷得可怕，是姑娘们不再“谈海色变”，是无可挑剔。穷根子解决不了，就只能靠运气娶那种不挑剔的媳妇，然而运气也总是一副嫌贫爱富的德性，你能指望它长期照顾海雀吗？
不过他没忍心泼李明芝的冷水，他甚至还附和着高兴了一下。李明芝看出他是高兴给她看的，最终还是有点儿扫兴。她说：“我不管那么多，我冬天就要把儿媳娶回来。”
“当然要赶紧娶回来，要不然，人家一反悔，就又打倒了。”文朝荣心酸地跟她开了句玩笑。
李明芝白他一眼，说：“这碗饭吃完，这下半年你就别指望吃尽饭了，大家一起吃洋芋，吃豆子酸菜，节约来娶儿媳妇。”
文朝荣说：“这屋里你说了算。”
5
当打到脸上的沙子变得锐利起来，海雀的冬季就到了。这里李明芝兴致勃勃地准备娶儿媳，文朝荣却在盘算栽树的事儿。这下半年，他开了五次支部会，其中就有三次专门谈栽树。第一次谈的时候，他遭到了笑话。在海雀这地方谈栽树，别人不笑都不行。“你难道不知道海雀活不了树吗？连草都长不好的地方，还栽树？你难道肚子吃饱了撑着了没事干吗？”“半夜想起歌来唱，竟然突然要栽树？”别人一边笑还一边摇头，觉得他太不可思议。第二次谈，别人不笑了，没心情笑了。“我们的村支书怎么了？哪根儿筋搭错了？”要是村支书生了病，他们就笑不起来了。第三次谈，别人就怕了。“你难道真病了？还病得不轻？”
文朝荣说：“我没病，是海雀病了，是海雀这块地生了病。病了就要医，药方就是栽树。”
他说：“你们也不想想，我们连修房子的几根儿木头都没有，我们连一把泥巴都留不住，栽树难道不对吗？”
人家又笑。说：“可你不想想，我们一年到头把力气全搭进去，还种来不够吃呢，大家都去栽树，哪个种来我们吃？”
文朝荣说：“栽树不耽误种庄稼，我们利用冬季的尾，春季的头来栽。”
人家说：“这个时候正是饿饭的时候哩，哪有力气栽树？”
文朝荣说：“海雀人世世代代饿惯了的，往些年能忍，现在照样忍就是了。大不了，我再去为大家申请救济粮。”
海雀人都有一根筋儿的个性，他把话说到这份儿上，村干部们就知道再说什么都没用了。这样，海雀村支部就正儿八经召开了一个栽树专题支部会，大家都在会上举了手。当然，这并不能代表大家都认同栽树这个决定，大家无非是看文朝荣那么上心，不想扫他的兴。像王学方这样的，身为一村之长，思想上跟村支书保持高度一致是必须的。就因为这点儿必须，在文朝荣要大家举手表决的时候，他就不能不举手。一个小小的村支部，如果村长都举手了，自然就有人跟着举，因为不举不好。要是中间有这么一个两个“不举不好”的人举起了手，那剩下的人也只能举了。不举也没用，“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是党的民主集中制。而一经形成决议，支部就成了一根扭紧的绳，具备着应有的牢固了。
正是这种凝聚和牢固使文朝荣更加坚定了决心，这期间，他往乡林业站跑了五回。一开始，林业站也觉得海雀栽树靠不住，人家也心痛树苗，不希望让它们白白送死。文朝荣跟他们磨嘴，磨得舌头起了泡。他说：“我们是大家一起商量做出的决定。”他希望他们明白，海雀要栽树不是他个人心血来潮，而是集体的愿望。他跟他们保证：“我们是在支部会上决定的。”他的意思很明白：他身后有着一个强大的战斗堡垒，他不是孤军奋战。
或许林业站真看到了他背后的力量和保证，他们终于答应给他树苗了。
这可比大儿子终于说到了媳妇还让他高兴。回到家，他便一头扎进一家一户去作动员：“栽树啊，这个冬天大家都到山上栽树，我们有树苗了！”
他嘴里的“冬天”就在跟前。他说要栽树，别人并没有答应，但也没有表示反对。当我们对某件事情并不上心的时候，更习惯于听而不闻。你说你的，我当耳边风就是。举手的是党员们，村民们又没举过手，干吗一定要真把它当回事儿呢？
但这并不能阻挡他去领树苗。王学方自然是要跟他一起去的，可王学方表现得并不积极，他甚至顺口就问了一句：“还真的要栽呀？”
这可把文朝荣问傻了，他反问回去：“那你说呢？”他的惊讶可非同小可，你从他鼓出来的眼珠子就能得到证明。他说：“你可是在支部会上举了手的。”
这样一来，王学方就意识到在那个会上举手的严肃性了。共产党员的手不是随便举的，第一次举起，是为了宣誓。往后的每一次，都是为了表明立场。别人宣誓只举手掌，而党员宣誓是举拳头。拳头代表团结，代表一心一意，代表坚定，代表誓死捍卫，代表忠诚不二。举过拳头之后，你就只能至死不渝地跟着党的方向前进。往后的每一次举手，都是为了保证自己站稳立场，别把腿伸出了党的队列。
在认识得到提高的同时，王学方的积极性也得到了提高。叫村民组长一同去领树的时候，他的热情已经明显表露了出来。
他说：“走吧走吧，我们领树苗去，文支书已经在林业站争取到树苗了。”
人家狐疑地看着他那一脸热情，问他：“还真栽呀？”
他说：“可不真栽？你在支部会上举过手的啊。”
人家说：“那不是看你也举，大家都举，就举了吗？还真栽呀？”
王学方只好说：“既然举了手，就得栽。”
人家说：“不是我们懒，实在是海雀这地方栽树不现实啊。”
王学方说：“文支书说现实就现实。”又说：“再说了，支部会议决定的事情，现实不现实，都得先做了再说。”
不管如何，他们风风火火把第一批树苗领回来了。组长们到自己村里吆喝，要大家到村里集中。村民们还以为领救济粮呢，高高兴兴跑来，见是领树苗，掉头就走。文朝荣见了就断喝：“回来！”那一声把人吓了一跳，掉头正走的就站住了。回头去看他，就看见一双鼓着的水牛眼睛。偏偏他们对水牛又是非常了解的，知道一般这种时候就是想打架了。谁又敢跟一头水牛打架呢？就回来了。但并不愿意接受树苗，说：“这东西能吃？能填饱肚皮？”文朝荣中气十足地吼：“不是给你吃，是让你去栽！”眼睛不光鼓，还红，似乎太用力，都快鼓出血了。
他耍这样的表情和态度，树苗也就分下去了。但这并不表明村民们情愿去栽。栽树的理念还没有深入人心，他们不像文朝荣那样内心已经长出了一片林子，他们做梦也只梦见狂风黑沙，从来没梦见过树。他们也知道要是海雀山上有一片林子的话该有多好，但海雀不是没有林子吗？他们都很现实，而海雀人最现实的问题是怎样填饱肚子。填饱肚子是为了活着，活着也只是为了填饱肚子。这就是海雀人的人生哲学。不是他们没情趣，是他们没心情也没条件。
树苗领回去就放柴禾堆里了，想的是干了就当柴烧吧。可文朝荣早就料到了。他哪是村支书呢？他简直就是他们肚子里的蛔虫，他们想什么他全知道。分完树苗，他就对组长们说：“抓紧带大家上山栽树，别让人把树苗当柴禾烧了。”
组长们便回头对自己的村民吆喝：“都跟我们一起上山栽树啊，可别把树苗当柴禾了啊。”
村民们就伤脑筋地问他们的组长：“还真栽呀？”
组长反问回去：“难不成你们还以为，我们是在分柴禾给你们？”这话配上嗤之以鼻，村民们就明显能感觉到他的情绪：他其实是被动地做着这件事情。但文朝荣却更在意他说到了“我们”。有了这个“我们”，他就把他的嗤之以鼻看成仅仅是对村民们的惰性的讥笑。他说到了“我们”，就说明他的立场还稳稳地站在支部的这一边，说明他还是文朝荣的队伍中的一员，还是海雀村支部这个战斗堡垒中的一名战士。这就令文朝荣欣慰。
文朝荣说：“组长带好自己的村民，一家也不能少。”
组长们就喊：“都跟我走啊，树苗全背上，一棵也不能少。”
可依然看不见别人对这件事情有那么一点儿激情，好多人依然在找借口，猪还没喂食，马还没喂草，孩子还没喂奶什么什么的，说：“不就是栽个树吗？有空的先栽，没空的得空了再去栽就是。”
组长们拿这些人没法，文朝荣却被这种扭捏搪塞惹冒了火，他梗着树桩一样的脖子到村子里做狮吼：“谁要是不好好栽树，今年就别想领救济粮！”
就这样还有人顶嘴：“那文支书你家不栽？”
文朝荣说：“哪个说我家不栽？按人头分的树苗，我家一棵也不少！”
顶嘴的继续顶嘴：“你家不是要娶媳妇吗，哪个去栽？”
文朝荣愣了一下，他还真把家里那件大事儿忽略了。他突然明白为什么家里没人来领树苗了。刚才他还在心里埋怨：分救济粮的时候不让他们来，他们偏来，这会儿分树苗了，盼他们来却没人来了。文朝荣没继续跟顶嘴的人吹胡子瞪眼，他得留着点儿力气回家跟家人瞪。娶媳妇的确是件大事，李明芝把能搭上手的人丁都号召起来围着那件事转，剩下的只有一个幺女儿。
文朝荣说：“正友跟我上山栽树。”正友是二儿子，大儿子去了煤窑之后，他便是李明芝身边的主要劳动力。
李明芝说：“你不帮忙就算了，正友得留下帮家里的忙。”
文朝荣说：“娶媳妇的是正全，有你和正全，还有几个姑娘搭手就够了。”
李明芝说：“哪够，那么多事儿呢。”
文朝荣说：“树苗不栽就冻坏了。”
李明芝说：“媳妇呢？定好的日子看好的期，只怕媳妇就可以迟几天再娶？”李明芝强硬起来文朝荣也没有办法，他只好把幺女儿叫上。那实在算不得一个劳动力，才十多岁的小姑娘哩。不过他说：“你帮我扶一扶树苗也好。”在没办法的情况下，他一点儿也不嫌弃这个小帮手。
规定是村支部定的：按人头，每个人头二十株树苗，他们家七口人的树苗，就靠他了。把人们吆喝到了山头上，他们做村干部的还得划地，一家一块，责任到户，便于管理。同时还得教村民怎么栽，多远的窝距，得挖多深的坑。这都是文朝荣从林业站学来的。别以为是农民就必然会栽树，你让他们栽一棵两棵没问题，要栽出一片林子，还是必须讲点儿科学的。村干部们自家也有任务要完成，交代完了，就忙自己的去了。文朝荣知道有人会偷奸耍滑，尤其是那些闹着情绪被迫而来的。他得盯着他们。栽上了的，他得检查，海雀这样的山头，土是不是培紧了很重要。一些人确实把树苗栽下去了，但文朝荣轻轻一提，就起来了。这种事情遇到一次，他就全都得检查一遍。自己一个人哪里检查得过来？村长和组长们就又听到了他的吆喝：“村干部先别忙栽，先检查一下栽上了的，是不是都栽踏实了。”说实话，他真让人心烦了，可他们还不能埋怨他事儿多（即使要埋怨也只能在心里悄悄的），因为他们是村干部，是党员，他们没资格像普通村民那样任性。
认下了这个工作，就得认真去做。一株一株地检查，没栽踏实的，得重栽，还得盯着重栽。重栽下去后再检查一遍，树栽踏实了，他们才能踏实地离开，去检查下一个地方。还有几株树苗放一个坑里敷衍的，他们气得想打人，但真抓扯上了，还是得以大局为重，重新把树栽好才是最重要的。这么折腾，村干部们就都给整了一肚子气。再加上他们也都有任务要完成，文朝荣再吆喝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抵触上了。要么装着听不见，要么就干脆顶嘴说：“文支书，我家也有任务哩。”
这样文朝荣还不能生他们的气。你的目的是要他们跟你齐心栽树，他们已经做到了。至于监督工作，那得看他们的认知程度。更何况他们懈怠这项工作的前提是为了完成栽树任务。文朝荣就只能一个人去面对这项工作。那一天，他看上去像头疯狂的公狼，竖着毛发龇着牙，迎着裹满了沙子的狂风在山头上跑来跑去咆哮。天色暗下去之后，他才终于平静了下来。因为那时候，别人的树都栽完了，都基本上达到了他的要求。然而他家的树苗还一棵也没栽下去。幺女儿试过要帮他。她扛得动锄头，但要在海雀的山头挖一个合格的坑却是没法做到的，海雀的地硬，连大人们挖坑还费劲呢。末了，她发现自己惟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照着父亲要求的距离一棵一棵分树苗。她把树苗放在它应该住下的地方，等着父亲来挖坑。
别人被文朝荣吼了一整天，栽完了就青着脸赶紧回了，怕跟他多待一分钟。村长王学方决定留下来帮文朝荣的忙，几个组长见了也犹豫着是不是要留下来帮个忙，但他们身边的婆娘都在扯他们的衣袖，你看她，她就跟你挤眼睛，意思很明白了：别去做那种不讨好的事情。组长们就讪讪地说：“那王村长留下来帮文支书的忙，我们就先回了。”
就真的先回了。
当然走得有些忐忑。有人走了几步又回头去看过他们，这人揣测：“他们怕是忙到天黑尽了也栽不完。”
听的人就说：“他就是点着灯栽也是那么多，没人爱帮他，哪个叫他那么凶？”说：“他哪像村支书，像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