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今天同时听到了两个消息，一个是派我到三山战俘营去帮助工作，一个是何倩她们也要去。我感到很兴奋。
自从分手之后，我始终与何倩保持着通信关系。部队内部的军邮系统很健全，无论在湘西剿匪的时候，还是入朝以后，即使部队天天行军打仗，不断变换驻地，或者驻在了没有地名、荒无人烟的大山上，山洞里，军邮员也能把信件和书报、包裹送到战士们手中，很少丢损现象。而且，军人投寄信件，一律免费。
分手一年多了，何倩非常严格地执行着一项默契——每个月初给我写一封信，如有丢失，或被“组织扣压”，我这边很快就能发觉；同样，我这方面则是收到来信立即回信，并且写明“你×月×日的来信收到了”。这项默契是逼出来的，自然形成的。电于那次“强行拆散小集团”，我们开始懂得了保卫部门的厉害；同时，领导上也公开宣布了“革命战士自觉抵制不良倾向”的纪律，说白了就是坚决禁止谈恋爱，当然更不准“乱搞男女关系”啰。这比南开中学的校规严厉十倍。南开校园里只有校长、训导主任和女中部的麻脸主任管我们；部队的文工团和卫生学校里，却是每一个党团员都有义务进行监督和汇报。两者的性质究竟有什么不同？我脑子里只有问号没有答案。
因此种种，我俩在信里互称同志，每封信都只写三件事：身体健康；学习进步；正在争取入团。绝对不敢写什么春花秋月和思恋之情。三十多年之后，当我们听见解放军连队大唱什么“十五的月亮……你也思念，我也思念”的时候，真有一种隔世之感啊！
不过，每次收到何倩的来信，从那干巴巴的“身体健康，学习，入团”里面，我仍然可以看到千言万语，一片痴情。即使信里只有何倩这个名字，那也是一泓温柔的湖水呀。
她在部队卫生学校“军医速成班”强学强记八个月，就锻炼成一名十七岁的助理军医了。简称“医助”，爱称“小何医生”。所谓强学强记，她凭着南开中学坚实的动物、植物、物理、化学功课底子，八个月就把《军医手册》背得滚瓜烂熟；所谓速成，就是在战争中边干边学，经常到野战医院派出的前线绑扎所——火线上的一个掩蔽所或者战壕里去，给伤员们止血、消毒、包扎伤口，直至开刀取弹片，或者截肢。后来她告诉过我一个笑话：她回到国内医学院读书的时候，参加实习，做一例剖腹切除肿瘤的大手术，她要求主刀。医学院的教授大吃一惊，“学生怎么可以主刀！”何倩反问这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您一共做过多少例大手术？”这位德国留学的外科大夫，是院内的权威，他一生中做过二百多例剖腹剖胸截肢这样的大手术，说出来之后，何倩听了一笑，张开她那白嫩的小爪子来说：“我至少做过五百例！”
五百例大手术可不是吹牛。我的何倩根本就不会吹牛。朋友，你了解战争吗？如果你知道了侵朝美军每天用于前线的飞机为两千架次，四年投弹数目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总爆炸量，仅仅美军就伤亡三十九万人，损失飞机一万一千架……的时候，十七岁的“小何医生”最多的一天截肢六例，也就不稀奇了吧。
多么可爱的小爪子啊，又柔软，又灵巧，我把它捂在脸上，用我已经长得又粗又硬的胡茬子来回搓。她喜欢这样，却害怕我用胡茬子去蹭她的脸蛋儿。
现在我还没有长胡茬子，嘴边上仍然是那一圈柔软的茸毛，比汗毛的色气稍微深一点罢了。但我听说何倩她们也要到三山战虏营去，就想到至少可以当众与她握手，使劲捏一下又白又软的小爪子也是可以的，她肯定不敢叫，疼极了，眼泪汪汪，也不敢抱着小爪子跳脚。然而，这使劲一捏，却可以代替千言万语呀。或者还可以找到机会，天黑以后，在没人看见的地方，使劲抱抱她，勒得她的肋骨吱吱响，让她记我一辈子！
到三山战俘营去！这种机会一定有。我多么想你呵，何倩！
又是一个万万没想到，在去三山战俘营的卡车上，何倩见到我的头一句话，便是“李茶花被俘了……！”然后是长时间的沉默。没握手，根本没有捏她的小爪子，她已经眼泪汪汪的了。
我的脑袋胀得象个巴斗，嗡嗡响，比汽车发动机的响声还大。我不能再问什么，就算何倩对我说话，也听不见。我使劲想，想呵想呵，专考一百分的脑袋，现在连这么一个最简单的事实也推不开磨了，怎么，我现在到哪儿去？去战俘营。谁的战俘营？我们志愿军的战俘营。对对，这里边押着很多战俘，美国兵，英国兵，法国兵……不杀不打不骂，给吃给穿还给他们治病。我与何倩去帮助工作，去管理这些俘虏兵……不对，茶花呢？李茶花怎么也当了战俘？她是谁的战俘？她关押在哪座战俘营里？也不杀不打不骂？不对，我是亲眼见过“中美合作所”的呀！重庆解放的第二天，我们几百个同学，跑到歌乐山下的白公馆和渣滓洞，去寻找南开中学三位死难教师的尸首……那血腥的地方，怎么会不杀不打？
我知道第五次战役的后半段，有许多志愿军被俘了。可是怎么会有李茶花呢？你是我带来参军的小妹妹，一直站在我身边，把毛乎乎的脑袋靠在我的胸脯上，那个野蛮的区队长推你一把，都气得我当场把他撞个趔趄，给你出气……你怎么会被敌人俘虏了呢？战俘营的罪过你怎么受得了？
我开始怨恨杨政委——杨部长了，还有那些在登陆艇上临时充当指导员和区队长的保卫干事。你们做什么保卫工作？就会拆散“小集团”吗？不让我当李茶花的保护人，你们为什么不去保卫她呢？
我又怨恨廖渝生了，《雷雨》家族被拆散以后，只有你和李茶花分在一个军，你比她大一岁呀！大一岁就是大哥哥，为什么不去保护小妹妹？真是的，难怪茶花骂你是小白脸，不成气候的男子汉！大家总还会再见面的，看你有什么脸面见我们？何倩也饶不了你呀，抓你一个五花脸儿！
战俘，战俘，我带着何倩和李茶花，参军刚刚十五个月，怎么都命中注定了要跟战俘打交道哩！军人见面，一谈起来就是英勇杀敌，立功受奖，好象他们的经历中只有革命的英雄主义；而我这个牛高马大、也很英俊的青年军人，却处处碰上窝囊事儿，只能讲点儿战俘什么的扫兴话儿呢？
天哪，年仅十七岁的李茶花，心比天高的才女，浑身插满了幻想翅膀的小妹妹，要是真的叫你当了侵略军的战俘，老天爷也是瞎了眼吧！
我突然觉得命运是个大混蛋。战俘营也是个非常荒唐的东西。
小卡车——苏制嘎斯—51型军用汽车，黑着灯夜行。天上是美国飞机投掷的一串串照明弹，你若不怕，它就连个屁也不顶；轮下是一串串填而未平的弹坑，你若不怕，就开着车跳舞前行。躲是躲不开的，头上的敌机，轮下的弹坑，耳边的防空枪声，还有命运这个大混蛋，一样也躲不开。车身猛热地颠簸着，有时就象跌进了弹坑，互相拉扯一把，谁的手伸进了我的胳肢窝，又笑出了声。简直莫名其妙！
老兵——参军半年就是老兵，我与何倩参军一年多了，是双料的老兵——都知道，当兵就是服从命令。最好是自觉自愿地服从，这是第一流的服从，叫你上天去摘星星，你就顺手把月亮也摘回来，还能在班务会上讲几句为什么要摘月亮的道理。其次是稀里胡涂的服从，不问星星有多高，反正你叫我上天，我马上就去搬梯子。最次是被迫服从，明知道上不了天，哭哭啼啼也得往梯子上爬，然后在指导员的总结材料里当一名“落后转变”的典型。还有没有第四种服从呢？
自从听说李茶花当了战俘，我可怜的小妹妹啊……我对谁都有气，立刻对战俘营产生了强烈的反感，认定了它是个非常荒唐的东西。可是我还得服从命令，到战俘营去帮助工作。夜行的小卡车又如此颠簸，哪个混蛋的手还伸进了我的胳肢窝，抓痒儿玩吗？嘻嘻，一笑！它强迫我在最痛苦的时刻笑出了声，太荒唐。慢着，有啦，这不就是一种新的方式嘛——嬉皮笑脸的服从！
这完全是我的发明创造。三十五年以后也要到国家专利局去申请专利权。何倩，你不要向我学，你是一位可爱的小何医生，堂堂正正的白衣战士，救死扶伤的天使。我是下三滥，在文工团唱歌演戏，蹦蹦跳跳，原本就没个正经；今天又在小卡车上发明了嬉皮术，学会了苦笑，心里痛苦脸上笑，迟早要犯大错误。
一九五一年三月，我刚刚进入二十岁的时候，带着若干变态心理，来到了内容庞杂的三山战俘营。这个战俘营的名字是“零三首长”起的。因为它座落在北朝鲜中部，妙香山西麓，三面环山，只有西面的葫芦口对着清川江和沿江铁路、公路，是个天然的大口袋。那位首长踏勘地形之后说：“三面都是悬崖峭壁，很理想咯，就叫三山战俘营吧！”
我们部队是很讲级别建制的。这个战俘营属何建制？营级还是团级？我一时搞不清。只知道“零三首长”是个师级干部。一个师，平时管辖七千人，战时可达一万人，我不相信这个战俘营是师级建制。“零三首长”也不住在这里，战俘的总人数也是保密的，大概只有几千人。
嘎斯—51型小卡车在天朦朦亮的时候驶进葫芦口，过了两道岗哨之后停车下人，“女同志下车！”不知哪位干部喊了一声，何倩她们七八个医务人员就往下扔背包了。我还处在胡思乱想之中，猛然惊醒——原来男同志不下车！难道我与何倩又这样仓促地被拆散了么？不行！我翻身跳下车去，举起胳臂接何倩，她就势扑进了我的怀里……好在天色朦胧，一切都看不楚，何倩把她的眼泪蹭了我一手一脸。
我们成功地抗拒了一次命运，紧紧地拥抱了十秒钟。
“明哥，想办法救救茶花……”
“开车啦！周仲明，上车！”干部在喊。
“等等！我要小便……”
“快！”
我拉着何倩往车后树丛里跑。她当然知道这不是去“小便”。仅仅为了争取人生当中的一分钟啊……
“明哥，我入团啦！”
“说有用的！”
“我天天想你！”
“何倩，我爱你！”
“我更爱你。”
这次，我真把她的肋骨勒得吱吱响了。
“松一松，让我喘口气……有话说……”
“我是来当翻译的。”
“上车吧，还能见面！”
我吻了她一下，回身就跑，象做单杠动作那样攀住汽车槽帮，腾身而上。天色朦胧，可爱的朦胧啊，一切在朦胧中进行。
“你是小便吗？”干部问。
“大便！”
“懒驴上磨屎尿多！”
“嘻嘻，管天管地，管不住拉屎放屁！”
小卡车又穿过一道岗哨，男同志们才下车。我嬉皮笑脸地走进一个大防空洞，对正在起床的几位翻译说句英语：“早晨好！”
第二节
我不能想象李茶花在战俘营里怎样生活。我对战俘营一无所知。重庆歌乐山下的“中美合作所”是战俘营吗？肯定不是。那里面关押政治犯，只有二三百人，国民党特务残害政治犯，目的是明显的，想从他们嘴里掏出一些秘密来。李茶花知道什么秘密哩！战俘就是战俘，两军交战，明火执杖，受伤了，或者失却了战斗力，不幸被俘，这有什么秘密？何况战俘营里不是几百人，而是几千人，象这个三山战俘营一样，你要残害哪一个呢？为什么要残害他们呢？报复吗？有本事就到火线上去打嘛，何必虐待失去了战斗力的俘虏兵！
可是我又想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抗战胜利之后，重庆的美国新闻处，把这部德寇残杀犹太人的纪录影片拿到南开校园里放映过。高高的铁丝网，巨大的焚尸炉，冒着黑烟的大烟囱，成堆的金牙齿，用人油制造的肥皂，一箱一箱装上运货的大卡车……一组最可怕的镜头来回在我眼前闪现，睁眼闭眼都看得见：一群犹太妇女，在德国兵的刺刀下排着队，通过一道道关卡。先是放下行李卷和手提箱，被夺走怀抱的婴儿；第二道关卡，则是脱掉外衣，摘下手表、眼镜；进了第三道门，是个有围墙的院子，女人们全都脱得一丝不挂了，几名德国军官举着摄影机和照象机，对着年轻女人的光身子拍照；前面就是她们一无所知的煤气室！女人们排着队在刺刀的逼迫下走进去……有几个身材美好的姑娘被拉出行列……在另一处酒吧间里，德国军官把香烟举到姑娘脸前，叫她摇晃乳房，否则烟头就戳了上去……
这是美国新闻处放映的纪录片。按说，他们也痛恨德国法西斯这种灭绝人性的暴行吧？
我不应该想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更不应该把这魔窟与李茶花的处境联系在一起。那太残忍啦。然而，思想也是一个大混蛋，不该想的事儿偏要想。
奥斯维辛集中营是个杀人工厂，希特勒是个疯子，他搞的是种族灭绝。那与战俘营是两码事儿！我强迫自己这样想。
然而，我对战俘营还是一无所知。正因为无知，我才产生了许多奇怪的想法。其中一个怪想法，就是由于对李茶花的担心，我才迫不及待地要详细观察三山战俘营，尽管我明明知道志愿军的俘虏政策是很宽大的。
我们翻译组的同志，职务名称并非译员，而是教员。还有一批政工干部，大多是机关调来的保卫干事、宣传干事和政治指导员，也一律称为教员。我们的任务，是对战俘进行政治教育，或日教化工作。与我们教育处平行的还有管理处、警务处和后勤处。各处处长都不暴露姓名，而是一律称呼代号：“八一”、“八二”、“八三”、“八四”。这天，“八四”来电话，要一名教员陪着他的管理员去发香烟。还是个很轻巧的差事，我便笑嘻嘻地接受了“八四”的指派。
孙管理员本来就是后勤部门的兵站管理员，在三山战俘营，他们这些后勤干部，与管理处的侦察参谋、敌工参谋、连长排长们统称管理员，所以他很得意，拍着我的肩膀，一口一个“周教员”，边走边谈。
“周教员，咱这战俘营的规矩，只提姓，不提名儿，您就叫我孙管理员好啦。”
“为啥不提名儿？”
“哎呀，在俘虏堆儿里工作嘛，干吗让他记住咱的名字呢？”
“他记住了又怎么样？”
“那可不好！这帮家伙，咱留着没用，迟早要放他回国，那么，将来他写个什么文章，搞个什么广播，指名道姓说你张三李四如何如何，那多不好！”
“噢，什么时候放他们回国哩？”其实我心里想的是李茶花，会不会有一个互相交换战俘的日子呢？
“这可说不上。仗打得正紧哩，不能放。将来解放了整个朝鲜，再放。”
我俩走进了一条集中关押美国俘虏的大山沟。两面山脊上都有岗哨，松树林里架着机关枪和六〇迫击炮，我们管理干部进进出出却不带武器，这样更保险一些。这条山沟足有四五里长，山坡上有许多防空洞和帆布帐篷，走近了才看得清。美国飞机天天到这山沟里来钻一两次，低空侦察，俘虏兵就跑出来大喊大叫，朝着飞机扔帽子、挥舞衣服，于是达成了一种默契，我们不打高射炮，敌机也不轰炸战俘营。
孙管理员把我领进了一个相当大的防空洞。这是一个半掘开式、用红松圆木挨排儿架起屋顶，又在顶子上培了三尺黄土的掩蔽部。看样子是志愿军战士以前修建的，完全可以抵挡住敌机扫射。现在里面住着十几名黑人士兵和几名白人小军官。他们是协助战俘营管理员的一个“生活小组”。
“放心，这些人都比较老实，听话。”孙管理员说着，往防空洞中央一站，这二十来个战俘也都从土炕上跳下来，自动站成一列。
“这位是周教员！”
他介绍完了之后，还得由我自己翻译。战俘们立刻笑了，笑得挺自然，有几个伸出手来，却站在原地不动，希望我走过去与之握手。孙管理员点点头。我上前与他们握手的时候，战俘们才七嘴八舌地说道：
“你的英语真好！”
“是我家乡的口音，美国语音。”
“你使我想起了得科萨斯！”
“周！你真漂亮，象美国人。”
“你象神学院的学生！”
“你象我妹妹的朋友……”说着，一个白人小军官立刻掏出他妹妹的照片给我看，指着那位蓝眼珠的姑娘对我说，“你一定认识她！”
糟啦，我笑出了声。幸亏孙管理员不擅长打小报告，否则会不会批评我丧失立场呢？我看着这些与我一般年纪的战俘，嘴圈上只长了一层茸毛的大孩子，听着他们天真幼稚的话语，就憋不住笑。多半是丧失了革命警惕性。我是否真的使他想起了得科萨斯，难以肯定，但他确实使我想起了重庆南开中学。从初一开始，上英语课的时候，课堂里就只准说英语，我的老师还是一位中美混血儿，她坚持教我们美国语音，还说，“你们学英语，将来十之八九是跟美国人对话；英国人太古板，已经从那‘日不落国’的地位上滑下去，越来越不中用了！”这位林老师，使用文幼章编的教科书，一直跟班把我们教到了高中三年级，而且高二的时候就要求我们用英文写信、作文，阅读很厚的原文版小说《一千零一夜》了。她还欢迎我们到家里去玩，听“美国之音”的广播，学唱了几十首英文圣诞歌和赞美诗，我们南开校歌实际上就是套用了《新生王》的曲谱，这是我在林老师家里学唱《新生王》的时候才弄明白的，觉得十分亲切。现在我憋不住发笑，因为猛然想起了林老师关于“十之八九跟美国人对话”的预言，而且面前的美国俘虏兵还说我带着他家乡的口音。
在我忘记了革命警惕性，与美国战俘随便交谈，又陷入了对母校和老师的回忆的当儿，孙管理员已领着两名黑人小组长不知从哪里搬来了三箱大生产牌香烟。这是沈阳出产的名牌香烟。我虽然还不会吸烟，说准确了是为了保护歌喉而忌烟，却经常见到文工团刘团长吸的就是“大生产”。我心里暗暗高兴，给战俘发“大生产”香烟，简直超出了“宽大”的框框，而是一种“优待”了！那么，敌人的战俘营里是不是也有可能不虐待李茶花呢？但愿如此！如果美国兵不象德国兵那样惨无人道就好。
“周教员，跟他们讲一讲，每人每天五支香烟。不抽烟的可以把自己的一份让给烟瘾大的。但是，第一，不准抢黑人的香烟；第二，不准赌博！”孙管理员板着脸说。
“赌博？”我问。
“对，这帮美国佬，恶习难改！什么都赌。进来的时候，把他们的手表、钢笔、钱，每个人的财物装个小纸口袋，写上姓名，编上号，统一给他们保管起来，可他们还要赌！发个糖精馒头也要赌，领了香烟更要赌。等会儿咱们去检查，一看就知道啦！先给他们宣布纪律：婊子养的，谁赌烟卷儿，就扣发十天香烟！唔，你翻译的时候可别说婊子养的……”
我作了翻译。看着孙管理员的木板子脸，战俘“生活小组”的二十来人全都失却笑容，立正站好。然后拆开纸箱，每箱50条烟，在孙管理员指点下，每人抱几条，就沿着大山沟分头发香烟去了。
拆箱的时候，老孙让我宣布，还是按以往的规矩，四天发一次，每人发一包。火柴则是保存在各班班长手里，公用。我简略推算一下，这条大山沟里大约关押着一千五百名美国俘虏。
我跟着孙管理员随后便去检查。有点使我胸口发堵的事儿，倒是亲眼所见的这些美国战俘，绝大多数都只有十八九岁。我随便问了几个，有的是应征入伍的学生，有的是失业工人。
“给我照相吧，先生！”
“我来这里一个多月了，请你早些给我照相吧！”
这使我想起文工团行军路上抓获的那个飞行员，他要求的第一件事就是照相和登记。真怪，我若当了战俘，一定隐姓埋名，最好找条地缝钻进去！“他们为啥喜欢照相呢？”
“周教员，你不懂，”孙管理员以战俘营的老干部自居，告诉我，“这帮美国佬，不知羞耻，为了照相，还争先恐后地打架哩。你猜他图个啥？相处久了，我才弄明白，美国部队里有一种反动教育，说共产党最喜欢搞宣传，抓住战俘就照相，然后登在报纸上，向全世界宣传胜利。别瞧这群美国兵年纪轻，可不傻，他们就是把希望寄托在照相宣传上边——只要他的相片登了报，传到外边去了，他的国家，他的亲属，就有可能知道他还活着！就会想方设法营救他。至少也掌握了一件证据，证明他落在了志愿军手里，迟早总会有一天，譬如战争结束了，他们就可以据此向志愿军要人！”
听了这话，我的胸口更加堵得慌了。这是一种什么感觉？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更不敢对别人说。是同情战俘吗？怎么可以同情敌人哩！他们不是曾经疯狂地屠杀过朝鲜人民么！那为啥还要给他们发香烟？给他们发志愿军的棉大衣？让他们吃志愿军的伙食？包括他们用英语说的“中国白面包”——糖精馒头？
我只能说，战俘营是个荒唐的东西。
孙管理员把我领到了一座草绿色帆布帐篷后边，从后窗口往里看。一群美国“少爷兵”正要开始赌博。其中一个跑到帐篷门口往外扫视了一眼，回头把食指竖在嘴唇上轻轻嘘了一声。另一名赌徒立刻从棉大衣上揪下一颗大扣子来，放进带把的搪瓷缸子里（这缸子是中国造，也是战俘营发的），用手捂住口，使劲摇晃几下，摇得哗啦啦响，然后突然扣在地铺的雨布上，别的赌徒们立刻往缸子两侧下赌注——每人放下一两支大生产香烟。坐庄的赌徒当众掀开搪瓷缸子，“少爷兵”们同时发出“吔”的一声惊叹。庄主便收走输方的烟卷儿，又用它赔给赢了的一方，可喜富余两支，便笑眯眯地夹在了左右两个耳朵后边。他右手边的一名赌徒开始坐庄了，再次摇响搪瓷缸子……
孙管理员拉拉我的手，刚要绕到前门去抓赌，忽又停住，继续从后窗口往里瞧。原来是“生活小组”的两名黑人闯了进去，大喝一声“不准动！”吓得那些白人赌徒一个个沮丧地站了起来。一名黑人没收了他们的赌具（一颗大衣钮扣）和雨布上所有的几十支烟卷，另一名黑人左右开弓，两拳打翻了那两个坐庄的白人。其中一个耳朵上的烟卷跌落，也被没收了。
我看得目瞪口呆，为什么十几个白人，反而怕两个黑人，谁也不敢还手呢？
只听一名黑人振振有词地说道：“中国朋友恢复了上帝的正义，允许我们惩罚白人的邪恶！赌博是罪恶的深渊。你必须忏悔！”说着，他把棉大衣上缺钮扣的小白人抓住，象拎小鸡一样揪到帐篷门外……待我绕过去的时候，只见这名白人俘虏已经双手捧起一本小册子，直挺挺地站在太阳底下小声念着。
孙管理员对我说，“这是‘生活小组’自己增加的一条规矩，要背一页书，才还给他那颗大衣扣子。”
“什么书？”
“咱们战俘营发的学习材料呀！”
“扣子怎么啦？”
“嗐，这帮婊子养的，没有扑克牌，没有钱币，就揪个扣子赌阴阳面儿！所以呀，谁身上少了扣子，黑人就可以揍他！”
“黑人敢打白人？”
“刚进战俘营的时候，还是白人欺负黑人，挑水、砍柴、打扫厕所，叫他们轮流值班，结果还是逼着黑人去干。经过咱们一教育，黑人知道了志愿军反对种族压迫，立刻就牛气起来啦，讲平等嘛，两个白人也打不过一个黑人！”
我又憋不住地笑了。见我挺开心的样子，那个“生活小组”的黑人立刻凑过来，指着晒太阳背书的自人对我说：“给他洗脑！”
第三节
到“英法小山沟”里去，遇到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这种差异，经白颖同志一指点，我立刻表示能够理解。这场战争，以朝、中为一方，以美、英、法等十六国军队为另一方，打得难解难分；其实，拆穿西洋景，那所谓的“联合国部队”，主要的就是美军。在实战当中，我们也有体会。譬如，两军相遇，顶住了，飞机、坦克、大炮一齐上，对我军阵地狂轰滥炸，恨不能将山头炸平，而且气势汹汹组织轮番冲锋的，一定是美军；两军对垒，只要我军不发动攻击，他也就不还手的，是英国部队；打了他也不还手，丢了阵地也不反扑的，是法国兵；敢拚刺刀，敢于夜战，夜晚也派出小部队骚扰我军阵地的，只有南朝鲜部队……。经过了五次战役，以后又退守在“三八线”附近山区的志愿军老兵们，包括我这个准军人在内，都知道敌军的这些差异。然而，许多有趣的具体内容，却是在三山战俘营里知道的。
这天，翻译组组长、也是教育处副处长白颖同志带着我来巡视“英法小山沟”。他是我们志愿军部队里少有的宝贝——燕京大学新闻系四年级的大学生，地下党员，因在“沈崇事件”发生时带头闹学潮，暴露了身份，才被迫转入解放区的。他比我大八岁，参军早三年，而且“党龄比军龄还长”（这是他引以为荣的一张王牌，亲口对我说过），现在已经是一位可与“三八式”老干部相媲美的副团级首长了，所以心情舒畅，谈笑风生，随时流露出一种“年轻的老革命”的骄傲情绪，以及某种既有学问又前途无量的豪放气概。
“小周，你知道侵朝部队里有一支英国皇家重坦克营吗？”他这后半句是用英语说的。
“听说过。”
“你们军跟它打过吗？”
“没遇上过。”
“哈哈，当然遇不上啦——算你好运气，今天可以见识见识——他们全营官兵，仍然保持着英国‘尖头曼’风度，蹲在这条小山沟里学习从猿到人的社会发展史哩！”
“全营官兵……？”我很感兴趣。
“对！就是没了坦克车。”
“他们全体起义啦？”
“小周！你别跟我开玩笑。零三首长说你是个调皮鬼！会唱歌，会演戏，还会打架，对不对？可是别跟我调皮捣蛋。我在重庆读南开中学的时候，你小学还没毕业哩！”他后边这一句，又是用四川话讲的。
我喜出望外，“你也是南开校友！那怎么当了团首长哩？”
“今天不谈这个”。
“零三首长，是不是杨副部长，杨清正？”
“嘘！不准提名提姓儿。”
“那，皇家重坦克营是怎么回事儿？”
“‘伤其九指，不如断其一指。’知道这句话是谁讲的吗？”
“知道”。
“说！”
“不准提名提姓儿呀！”
“告诉过你，少跟我调皮捣蛋！”
“……”
“哈，你还有一条犟牛筋哪。告诉你吧，彭老总根据毛主席军事思想，用六倍于敌的优势兵力，打了个漂亮的歼灭战，半个小时就消灭了敌军一个番号！……”
说着，我们走进了英国俘虏住的一座座帆布帐篷。原来英国兵比美国兵的年纪大得多，一个个留着小胡子，足有三十来岁。“他们是职业军人，大部份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白颖告诉我。
巡视，是我们这些教员和管理员每天的例行公事。战俘们也习以为常了。但英国兵不象美国兵那样“热闹”，见我们来了，他们不起立、不说话、更不主动要求握手，甚至连发给的志愿军棉大衣也不穿，而是叠得整整齐齐的放在地铺床头，当棉被用。他们照旧穿着皇家坦克兵的厚呢子军服，当然摘掉了符号和肩章啦，表情冷漠地坐在那里认真看书——这些国内赶印的小册子相当多，我草草地翻阅过一遍，中心内容基本上是四条：一，白颖同志说的“社会发展史”，由此引申出来的，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国家奋起进行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人民必胜，美帝必败；二，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人民军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就是保卫世界和平，已经在朝鲜战场上取得了伟大胜利；三，侵朝美军暴行累累，屠杀朝鲜妇女儿童，它的下级军官和士兵们是受了帝国主义分子的欺骗，到远离国土的朝鲜半岛来为华尔街老板卖命，充当凶手和炮灰；四，中国人民是美、英、法各国人民的朋友，中国人民志愿军实行宽大的俘虏政策和革命的人道主义，正在创造条件使各国战俘早日重返家园，与家人团聚。平心而论，这些内容，在我看来已经是非常善良的主张了。如果敌人的战俘营里，也用人道主义的原则对待李茶花，那该多好！
有趣的是英国兵们认真阅读这些小册子的严肃态度。他们不吵不闹，每个帐篷里都在读书，“难怪英国出学者，老学究！”我又憋不住笑了。
“你呀，说话从来没个正经！”白颖叹了一口气。
“咱俩认识才几天，你就知道我从来不正经啦？”
“杨部长说的！”
“哎哎，嘘——！不准提名道姓儿。”
“你少钻空子！”
“我是怕英国兵里有人懂中国话呀。”
“小周！老这样耍贫嘴，哪个领导能喜欢你？”
“我参加革命，并不要领导个人喜欢！”
“好，算你嘴硬……你会有吃不完的苦头。”
“我不信，革命战士会有吃不完的苦头。”
“走着瞧吧，……我劝你，是因为我深知咱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劣根性！”
“白组长，您的党龄比军龄还长，早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啦，怎么还是小资产阶级哩？”
“出身！阶级烙印。等你真正提高了阶级觉悟，就会知道思想改造的长期性了……”他说得既深刻又胡涂。
我又笑了，“提高阶级觉悟快得很，进了战俘营一个礼拜，黑人就敢打白人！”
“别用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跟我说话。”
这句话，他说得比较和蔼，却使我暗暗吃了一惊。我的态度玩世不恭吗？不！凭家庭经济条件，我完全可以继续升学，考个名牌大学也是十拿九稳的事儿。我与何倩、李茶花、廖渝生一样，都是为了追求自由，向往解放，才自愿参加解放军的！在湘西剿匪，到朝鲜打仗，我不怕吃苦，也没怕过敌人的飞机大炮，一句话，凡是老同志经受得了的种种考验，我从来没含糊过。我怎么是玩世不恭呢？
不错，最近我经常憋不住发笑。其实我并不想笑，可是，许多事情逼着我笑。黑人一个礼拜就能提高阶级觉悟，就敢打白人；我的思想改造一年多了，还不如黑人俘虏兵么？难道这事儿不好笑？白颖的“党龄比军龄还长”，是个副团级的首长了，却自认为还是小资产阶级，难道这事儿不好笑？
当然，最令人揪心揪肝的是李茶花！她爸爸和姐姐菊花，也许现在就在美国。当时为了带她去美国，爸爸把她锁在家里，她跳窗户跑掉。结果一年以后她却当了美国侵略军的战俘……难道命运不是一个十足的大混蛋么？对这件事，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想不通又怎么办？一不能哭，二不能骂，骂谁呢？骂美帝？没用，对野心狼只能打，“打败美帝野心狼”嘛，志愿军战歌的歌词写得一清二楚，只能打！那么，骂杨清正？他把我们拆散了，可是如今骂他又有什么用！骂廖渝生吧，那也是一种气话，战争胜负岂由他决定！所以根本不知道该骂谁……这口怨气，非在我心里结成个大病疙瘩不可。
心里痛苦脸上笑。否则我就会憋出病来！一不能哭，二不能骂，三不能笑，四不能谈恋爱，五不能结交“小集团”，六不能违抗上级命令，七不能……我可以一口气数出三十六个葫芦来！这不是比南开中学的校规还严吗？
所以，我必须坚持笑的权利！还要偷偷地坚持谈恋爱的权利！还要悄悄地坚持独立思考的权利！谁要说我玩世不恭，那么，我就笑嘻嘻地告诉他：“玩世不恭也是我的权利！”
边走边想，心猿意马。突然，几个法国俘虏兵跑过来把我俩围住，指着白颖身上挎着的照相机，唧哩哇啦叫了一通，请求给他们照相。
我不懂法语。幸亏白颖懂几句，而法国兵当中也有懂一点儿英语的，才勉强可以交谈。白颖拒绝给他们拍照。两名年纪最小的法国兵，也才十八九岁吧，竟然直挺挺地跪下了。
白颖出于无奈，就叫这几个法国兵站成一排，给他们照了一张相。忽地又跑过来几个法国兵，他们独出心裁，全都高高举起双手，作出投降的样子——自然表明他们已经当了战俘啦，而且个个面带笑容，请求照相。白颖又照了一张。
我真不明白法国兵是怎么想的？当了战俘还要笑，不以为耻。
“小周，这是笑给他们的父母看的——他们希望父母和亲人能从报纸上看到这张照片，看见他在笑，没有受虐待，好让父母放心！”
白颖的分析无疑是对的。我何尝不想从敌机投掷的传单上，看见李茶花面带笑容的照片哩！那不仅证明她活着，没有负伤，而且还能说明未受虐待。但是，志愿军不是法国部队，中国人历来把气节看得最重要，即使给李茶花照相，她也决不会笑！
然而我又一次笑了。是白颖把我逗笑的。他说，照相机里根本没有胶卷儿。
“那你背着这个鬼玩艺儿干吗？！”
我笑过之后，又很难受，很生气。好象连我也受了他的欺骗。何苦来呢，要捉弄这些可怜的俘虏兵！他们希望传出一点消息去，希望父母和家人放心，这也是人之常情啊。你若没有胶卷，完全可以不给他照相嘛，何苦搞这种昧良心的恶作剧哩！
白颖却说得头头是道：“咱们根本没有那么多胶卷儿，报纸上也没有那么多版面刊登俘虏兵的相片！不过，从战俘营的实际工作上看，只要你给俘虏兵照了相，他的情绪很快就能安定下来，好象帮助他寄出了一封平安家信，他就产生了希望，就能安心等待……这种不花本钱的思想工作，何乐而不为？”
“这是欺骗！不是思想工作。”
“你的犟牛筋，又抽筋儿了吧！”
“反正我想不通……我一辈子也干不出这种事儿来！”
“你想不通，你清高！这是对付敌人，你懂不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毛病，第一个就是容易模糊阶级立场。第二呀，就是所谓的独立思考——你想不通，什么事都等你想通了，这仗就甭打啦！”
“可是脑袋扛在我自己的肩膀上呵！”
“那么你的屁股坐在谁的板凳上呢？”
“不知道。”
“所以咱们都要改造思想，首先解决一个阶级立场的问题！”
我不再跟他抬扛了。心里模模糊糊地已经知道，他毕竟比我改造得好，虽然并不彻底，还有点儿知识分子自吹自擂的骄傲情绪，但在立场问题上，似乎已经基本解决啦。
我就不行。一会儿同情李茶花，一会儿又可怜跪在地下请求照相的法国兵，一会儿又因为黑人敢打白人而发笑……这说明我根本就没有个固定的立场，坚定的立场，八成还站在小资产阶级脆弱的感情立场上——文工团的刘团长批评过我：“以感情判断是非，十有九错！”
十有九错，只剩下了一条正确的——我坚信：人是感情动物。
对什么事都无动于衷，我办不到！
第四节
糟啦。在三山战俘营工作了一段时间，我才发现何倩她们根本不进山沟里边来。卫生所设在葫芦口外，也就是第三道岗哨外边，伤病战俘都是押出去或者抬出去就医。山沟沟里无女性。这当然不无道理，可是，我俩怎么见面呢？同在一处工作，却不能见面，令人心焦。
我只能讨好白颖。教育处的正处长是一位工农干部，很难说话的人，我问他姓啥都不肯说，坚持使用他的代号“八一”，我也就只能把他尊为一个符号了。所以还是得求白颖。
“今天有一批伤病战俘出去看病，我跟着去吧！”这是我第一次主动要求任务。
“好好，你愿意，就去吧！”
这是一桩很恶心的差事，陪着管理员，押解伤病战俘去看病，又脏又累还是次要的，主要是那份说服工作很难做——有的战俘伤势很重，必须截肢才能保住生命，但他又哭又闹，苦苦哀求，坚决拒绝做截肢手术，你只有取得了他的充分信任，才有可能说服他。这就很难。所以我们当翻译的都不愿意承担此项差事，知道这比什么发烟卷呀，抓赌呀，照相呀，难得多。今天我主动去，白组长当然高兴啰。
我与两位管理员，一个警卫班，押解着三十多名伤病战俘走出葫芦口，走得很慢——有十五副担架由另外三十名健康的战俘抬着，整走了一小半个时才到达卫生所。卫生所设在赤松林的一溜大帐篷里。先把伤病战俘集中在候诊室，目前虽是三月底了，候诊室的帐篷里还升着炉子，暖烘烘的，免得把伤病者冻着。警卫班则把抬担架的战俘押回去，下午另派一些人来。
四位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拿着病历表过来逐个儿核对着。这些伤病战俘都是“老病号”了，有的来换药，有的复查，也有来做手术的。我当然有自己的心事啦，一看四位白衣战士都是男的，就立刻溜出了这个帐篷，去找何倩。
在一排七座帐篷找了个遍儿，也没找到何倩的影子。哎呀，莫非又把她调走了么？我心里咚咚打鼓，暂时还不愿意向别的同志打听，免得留下话把儿让人们议论。沉住气，再找一遍！这才看清，有门诊室、治疗室、手术室、办公室、甚至还有两个帐篷一共十张病床。我已经有半年没睡过床了，真想上去躺一躺！
“仲明！”一个压低了的女声急促地叫我。
当然是何倩啦。我吃了一惊，不为别的，而是我从来没见过她如此美丽！白色的手术帽把一头黑发全都包裹起来，这就使她白里泛红的脸蛋和脖子最大限度地露出来了。我立刻想到卡通片里的白雪公主。大口罩刚刚摘下，吊在颏下象件装饰品。因而半张着嘴，似笑非笑，实际是被口罩捂的，微微喘气，吸着松林里的轻风。合身的白大褂里没有臃肿的棉衣裤，那是因为手术室里升了火炉，太热，棉衣也妨碍手术操作的灵巧吧？所以提前跨进了初夏。而这白衣天使的背景，是一片暗红和深绿的赤松林，春日的阳光从它枝叶的间隙洒下许多束光柱，又在地面染出了一道道银色的坡坎……我无法用文字或画笔描绘自己心里的姑娘——她那急促和抱怨的小模样永远印在了我心里。
“何倩，你跑到哪儿去啦？”
“看见你来啦，我就从手术室跑出来找，可你跟我捉迷藏……”
“我是在找你呀！”
“就这么点儿时间，全浪费啦……”
“怎么？”
“今天我主刀，要锯一只胳臂一条腿。”
“唉……非锯不可吗？”
“谁要你跟我讨论这个！”
“那……”
“这么多天啦，我进不去，你也不出来！”
“往后我天天来。”
“那不行，人家会说闲话！”
“何倩，你真的会锯胳膊锯腿啦？”
“谁要你说这个！”
“是呵，我有一肚子话要跟你说，可是站在这儿，三言两语说不完哪！”
“我也是……”她的眼圈儿立刻红了。
“最好想个办法，让我住在卫生所。”
“……除非你生病。”
“装病？那不好！”
她聪明的大眼睛转了一下，“今天你就住在这儿，我有办法，让所长出面留你……！”
“什么办法？”
“你跟我来！”
今天的难题儿，是说服两名美国战俘截肢。其中一个，左臂已经组织坏死，如不锯掉，很快就要影响到心脏了。
“……这是为了拯救你的生命。”
在候诊室里，按照小何医生的吩咐，我向这个十八岁的小战俘作着翻译，语气明确。
小战俘的瞳仁象散了一样，目光飘忽不定，一会儿看看医生，一会儿看看我。
“我如果不签字呢？你们也要强行锯掉我的手吗？”
何倩完全听得懂这两句英语，但她假装不懂，等我翻译。我明白了她的意思，因为所长和管理员都在旁边。我翻译之后，卫生所长先发了话：“告诉他，这里是战俘营。我们决定截肢，是为了抢救他的生命！并不需要他本人签字。”
翻译的时候，小战俘盯着我；过一小会儿，他的眼光又散乱了，象梦呓般地说：“那为什么还要跟我商量？为什么？为什么？……”
“为了争取你的合作。”何倩说。
听了这话，管理员先皱起了眉头。他是一位敌工参谋，对敌工作是很忌讳说什么“合作”的。我知道他为什么皱眉头，在他看来，小何医生（当然也是小资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啰）已经触犯了那个最敏感的阶级立场问题！我可不管你皱不皱眉，照直翻译了何倩的话，还把“合作”这个字说得很重。
小战俘望着何倩，眼睛里淌出两颗豆大的泪珠，“小姐，那就请你代表我的姐妹，代表我的父母，替我签字吧！”
何倩点点头，嘴唇动动，没说话。我知道她也是个重感情的，被小战俘的话拨动了某根神经，差点露了马脚，就抢着作了翻译。
何倩这才说：“你放心吧。由我来给你做手术！我当然要负责，要签字。”
我感到何倩的每一句话都说得很真诚，小战俘已经对她产生了信任。然而，管理员却烦躁地来回走动，听不下去，大声说道：“抓紧时间，少跟他啰嗦！”
“这是我的工作，你不懂！”何倩眉毛一挑，不无威严地说，“做大手术，没有伤病员的配合，是很难取得良好效果的。”
“什么伤病员？他是俘虏兵！”管理员抓住了什么，声调更高了。
“那你为啥把他们送到这儿来？做手术是不是为了救死扶伤？”何倩毫不退让。
卫生所长赶紧把管理员拽到一旁，解释着：“这是大手术，大手术！……事先不做说服工作不行。当然可以全身麻醉……可是他醒过来以后，发现自己少了一只胳臂，一条腿，就会大哭大闹，瞎折腾，有的还绝食，不吃药……那还不如不送来，让他囫囵个的死了哩！”
这些话，我不翻译，俘虏兵当然听不懂；然而他们看得懂，从表情和口气上，已经基本上弄明白了。那个左臂组织坏死的小俘虏兵从担架上爬了起来，走到何倩面前，深深地鞠了个躬，“小姐，我看见了，你的心是黄金铸成的！我留下一只右手，还能回到亚利桑那去摘葡萄。”
我忘记了作翻译。反正何倩听得懂……她装作不懂，是为了把我留下，我俩有多少悄悄话要互诉衷肠啊……不，我何必把小俘虏兵孩子般的话语翻给管理员听呢？现在毕竟在打仗啊，这里毕竟是战俘营，谁能设想你亚利桑那葡萄园里的收成呢？
我望着小俘虏兵顺从地跟着小何医生走出了候诊室。他如果能够活下来，一定终生难忘这位白衣天使吧……何倩，祝你手术顺利！
下午的情况就复杂多了。一名二十六岁的上尉飞行员，右腿膝关节以下粉碎性骨折，几片骨头穿刺到皮肉之外，而且感染化脓了，简直是血肉一团……最现实的手术方案是从膝关节以上截肢。
难题发生在这个飞贼颇懂医术，因而很有主见，与小何医生展开了一场辩论。
“我的腿是可以保住的。我体质很好，接骨之后一个月就能愈合。”
“这不可能。不现实。我们只能保住你的生命！”
“我是飞行员。不能没有腿！”
“我是军医。你必须跟我合作！”
“接骨！我痛死也合作。”
“只能截肢。”
“我抗议！你们干脆枪毙我吧！”
听着我的翻译，管理员已经气极了，指着飞贼的鼻子训斥：“你杀死了多少老百姓？我不用枪毙你！我还节省这颗子弹哪。只要把你交给朝鲜老百姓，你就是有一百条腿也全给砸断了！你懂不懂？”
我一句不拉地翻给他听。美国飞贼的暴行令人发指！全世界都为之震惊。你的一条腿算个屁！
“先生，我懂。可你们是正规军队呀。你们的书上不是印着人道主义吗？”
“他是个军官，比士兵顽固得多。”卫生所长说，“小何医生，要说服他，我看非常困难……”
“那也要说服，否则愈后不良。”
“不良就不良吧！侵略朝鲜，本来就没有好下场！”管理员并没说错呵。
“我可以说服他！你们别打岔儿。”
何倩的眉毛又挑起来了。她坦率地告诉飞贼，卫生所的医疗设备有限，连爱克斯光透视机都没有，没法接骨。这是战争环境，截肢为了救命，这就是最高的人道主义！
“假如我是中国军人，也截肢吗？”
“也截肢。”
“不不！我不相信！”
“在火线的绑扎所，我一天锯过三条腿。”
“中国军人的腿吗？”
“是的。是被美国飞机炸伤的中国志愿军战士！”
“所以，你就毫不留情地要锯我的腿！因为我是你的敌人。是吗？”
“你错啦！在战场上有敌人。在医院里，在医生面前没有敌人。”
管理员实在憋不住了，“小何医生，说话要有原则，有立场！”
何倩的脸涨得通红，指着飞贼对我说：“翻给他听！”
我作了翻译。卫生所长和管理员对小何医生的态度感到吃惊，不便再插话。只听她大声说道：“在我的手术台上，只有伤病员，没有敌人。这就是医生的立场！如果连这条原则都不懂，我为啥锯你的腿，而不切掉你的脑袋？！”
美国飞贼被她震慑住了。半晌，才淌着眼泪说，“我哭我的腿……我再也不能飞了！小姐，我恳求你，保留我的膝盖吧……”
何倩诚恳地告诉他：“我愿意尽一切努力。这要在手术过程当中，看情况……能保留膝关节，将来装上假肢，不用拐杖，你还能走路。”
第五节
傍晚，何倩已经很累了，但她心情兴奋，不休息，把两份饭菜端到离帐篷很远的树墩上，陪我一块吃。她特意求了炊事班长，在蒸馒头的时候蒸了两个白糖馅的包子，外表跟别的馒头完全一样，谁也认不出来；打饭的时候，炊事班长不动声色地分给她，现在全都给我吃。
没有青菜，只有咸菜。还有一碗酱汤，是用东北大酱煮的。她从一只小玻璃瓶里倒出两粒复合维生素药丸，看着我吃了，又把小瓶塞给我。
“你没有患夜盲眼吧？”
“还没有。”
我认识这种维生素药丸，文工团的刘团长和另外一位团级干部才能吃到。由于长期没有肉、蛋和青菜等等副食品，患了夜盲症的连以上干部也可以临时领到一点。何倩在卫生所工作，大概没这种限制吧。
“近水楼台先得月！”我笑了一声。
“不！这是所长批准，给外科医生保护眼睛的。因为我天天做手术，缝血管，帐篷里的光线又很差……”
我立刻把那一小瓶维生素还给她。
“明哥，难道这么一丁点儿心意，你都不接受吗？”她又红了眼圈儿，呜咽着，“一年多了，我天天想见到你……可是见了面，我又没有任何东西送给你！”
“为什么要送东西呢？朱总司令不是说，咱们过的是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嘛。”
“别给我上政治课。我心里有话……！”
“那就说吧！抓紧时间。”
“……我说过啦，天天都想见到你！可是见了面，又立刻感到害怕，害怕分开。”
“是呵，重逢就意味着分手；分手又盼望着重逢！”
我胡诌了这么两句打油诗，身边的何倩已经哭出声来了……
我们需要什么呢？追求着什么呢？重庆临解放的时候，我们欣喜若狂，祈望获得一种想象中的解放，自由和民主。于是，身不由己地卷进了学生参军的热潮……解放军部队千般好万般好呵，可是恰恰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自由和民主。我认为的自由，在这里被批判为“自由主义”。我要求的民主，竟然是文工团刘团长领导全团工作的一种“手段”，是他手心里捏着的一种恩赐品，给你一点你就享有一点儿，喊一声“集中啦”，给你剩下的就只有“绝对服从”。我感到了压抑和苦闷，政治指导员却振振有词地说这种痛苦正是思想改造的必由之路！也许百分之九十几的小知识分子都在自觉地进行此种思想改造，象白颖组长那样，正在脱胎换骨，或者已经脱了一层皮；剩下的百分之一二三，还在坚持独立思考，其中大概包括我。难道也包括美丽的白衣天使何倩吗？如不包括，你为什么哭？
“哭，也是犯自由主义！”我苦笑一声。
何倩抬起泪眼，吃惊地望着我，“明哥，你说什么？……”
是呵，我说了一句什么？为什么对她也采取这种“心里痛苦脸上笑”的态度呢？
夕阳已经落山了。它把最后一抹儿余晖投向天空，染出片片红鳞般的火烧云，再反射到人间。高大的红松，浓密的枝叶，将这如烟似雾的暮霭遮住，吸收殆尽；漏下来的微光飘摇不定，混混沌沌，象暗红色的梦。
我掏出手绢给她擦泪。她一把夺了过去，紧紧地攥着，捂在心口，好象在与命运抗争，急迫地宣布：“给我，我要，我要……！”
“你要这条手绢儿？”
“这是明哥亲手送给我的信物！”
我紧紧地把她抱住，听她小声哭，低声笑，梦呓般地咒骂着什么人，也许是在骂我，让她骂吧，何必问个究竟。
“明哥的手绢儿是我的心……”
“嗯。”
“是你的信物，信任，良心……”
“嗯。”
“咱俩订婚啦！”
“嗯。”
“今天，现在！”
“嗯！”
“你说句话吧，我永远记住！”
“何倩，我的未婚妻！”
“是，是！她今年十八岁，不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更不要老干部许愿，指导员动员！用我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心，挑选我自己心爱的人！不用向谁申请，也不用谁批准，我自己会掌握命远……我就是我的上帝。不给别人烧香磕头。……参军是我自愿的，不后悔！学医是被迫的，可这是高尚的职业，我很快就爱上了它，也不后悔！今天是我向明哥求婚啦，女的向男的求婚，我为自己的勇气而骄傲……”
她象一条活泼的小鱼，喋喋不休；在我怀里，象一只欢快的小鹿，乱躲乱撞；她把我的手拉到胸前，揿在心口上，去感受嘭嘭跳动的少女之心……
“明哥，你听我说！”
“说吧，你不是一直在说嘛，我也一直在听呀。”
“你听我说……”
我等待着，她却不往下说了。是什么事这般碍口呢？她还有什么秘密不能对我说呢？
“明哥，也许我现在就应该把身子给了你吧？”
“傻丫头，不行……挺着大肚子怎么去给俘虏兵开刀哩！”
“那才有趣儿哪！”
“小傻瓜！”
“不准你笑话我……”
结果是两人一齐笑了起来。笑得无忧无虑。也许震落了一地松塔，也许吓跑了松鼠和斑鸠，也许引起了同志们的嫉妒，也许又给自己埋下了祸根……反正是肆无忌惮地大笑了一阵。人类天生的会笑，为啥不准我们笑一笑！
这夜晚我睡在卫生所所长的小帐篷里，还是地铺，没有床。八个人抵足而卧，至少有一半打呼噜的，鼾声此伏彼起，轻重缓急，抑扬顿挫，伴之咬牙切齿，翻身打拳，军人的梦境也不和平呵。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失眠了。刚才差点儿作丈夫。谁说我玩世不恭？现在又颇感后悔，后悔掺着后怕。自由仍不属于我俩。在暗红色的赤松林里，星星的眼睛也看不见的地方，我与何倩之间仍然竖立着一堵道德的藩篱，纪律的铁墙……我回味着她一切的可爱，一切都可爱。我追忆着她的每一句话……不好！她明明说了什么“不要老干部许愿，指导员动员”，呀呀，对手是谁？全怪我刚才感情冲动，连这件大事也忘了问个明白！她为什么要着急订婚？甚至差点儿做出那种事来？难道有个什么老干部在逼迫她吗？
这完全可能。在文工团，对于女性“小资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这种逼迫、许愿、动员、乃至“围猎”，不是经常发生么！在某些团级和团以上干部眼里，在这个问题上，什么阶级立场、思想改造、脱胎换骨，统统化为子虚乌有了！只要把这小女子搞到手，睡上一夜，包她立地成佛，从此变成无产阶级！
也许何倩是好样儿的！不相信这种荒唐的立地成佛术。
好在从她的言谈举止当中，我还没有看到这种思想转变的苗头，丝毫也没有。相信她与我一样，还属于那百分之一二三。头脑还生在自己的肩膀上！还没有“改造”到按照别人的思想去思想的荒谬程度。
我被狠狠地打了一拳。吓得直挺挺地坐起来，半天才弄明白这是怎么回子事。……刚才的胡思乱想，为何倩担心，自然是事出有因，但却万万不能说出去。祸从口中出。要是被别人知道了，扣个什么帽子也得戴呀。
卫生所长睡梦中打我一拳是好事儿。不啻为暗中提个醒儿：思想也是老实一点好。我决心接受他梦里的抨击。尽可能少想一些我还不大懂得的道理。特别是不要随便往外说，实在憋不住的时候，就笑。
卫生所长也是个好人。他听了何倩的建议，给白颖组长打了电话，留我在这儿住一夜，以便明天对付那两个做了大手术的美国战俘。幸好，这两个截肢的家伙，天亮之后并未哭闹，既吃饭也吃药，相信小何医生是救命的天使。
可是，我的任务也圆满完成了。握着何倩白嫩的小爪子，舍不得再使劲儿捏，她眼睛里已自闪动着晶莹的泪花。昨晚的无限柔情美意一古脑儿涌上心头，化作微微苦笑，赶紧分手，免得被别人看出名堂来。
大凡一个人，由于环境、际遇等等原因，都会在不知不觉之中渐渐养成某种习惯动作。何倩与李茶花的麻花步，虽然是在南开校园里养成的，这次重逢，她依然没有完全改掉；白颖组长的谈笑风生，也是由他的知识和“年轻的老干部”等等因素促成的，无须改掉，还正在发展之中。至于我本人，则逐渐形成了爱笑的习惯，这当然与许多可笑的事情有关啰。
这天，白颖领着我去给法国战俘发学习材料。我心里不痛快，因为这些小册子是法文，对着它，我就是个文盲。
“今天，您缺少劳动力吧？”
我背着两大捆法文小册子，往山沟里走，累得直冒汗。
“不，我是让你长点儿见识。”
“长什么见识！书这东西，死沉死沉的，我不认识它，就更显得沉。”
“我也不认识。没关系，有很多助教。”
“什么助教？”
“咱俩是教员，有许多法共党员给咱们当助教！”
“您说什么？”我吃了一惊。
白颖笑了起来。他告诉我，法国军队里有许多共产党员，这些人当了战俘之后，不象美国兵那样立刻拿出一张全家福的照片来，希望得到同情；而是立刻交出一张法共党员的党证，希望得到工作！
“有这种事儿？”好奇心压住了爱笑的神经，想笑而没笑出来，憋得我挺难受。
“我们也不知道这些党证是真是假。那就试试吧，既然请求工作，我就派他们当学习小组长，哈哈，相当负责任！而且那些一般的战俘，很尊重这些有党证的学习小组长。所以，法国战俘的学习最好办，遵守纪律等等，也比其它国家的战俘好得多！”
“他们到底是不是真的法共党员呢？”
“亲眼看一看，你自己去判断吧。”
“要真是法共党员，该怎么对待他呢？”
“你就不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啦！战争本身就是个怪物，战场上什么怪事儿都会发生……”他沉吟了一下，赶紧改口，“我这说法也许不正确，你不要再对别人讲！唔，这样吧，就只当我没说，你也没听明白。”
我“噗嗤”一下笑出了声。白组长使劲瞪了我一眼。
在一棵大栗树下，白颖召集了好几十名学习小组长，彼此之间用英语加法语加手势的办法，说明了意图，就派他们去分发小册子。有几名战俘迫不及待地当场翻阅着，又笑嘻嘻地跑过来向我俩跷起大拇指，说着生硬的英语，表示小册子的内容编写得好极了，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他们坚决拥护，一定尽力宣传！
当我俩走到各个帐篷去巡视，发现这些小组长眉飞色舞地宣读小册子，甚至脱开书本，象讲演那样一套一套地进行说教的时候，我已相信他们是真的法共党员了。
“那他们为啥来侵略朝鲜呢？”
“军队并不掌握在法国共产党手里呀。”
“那他们为啥不开小差呢？”
“你别问这问那的啦！我也没法答复你。”
“也许他们的党证是假的，用来当护身符。”
“没有护身符，咱也不打不骂。”
“您这是说，他是真的啰？有趣儿！我想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都还不够格哩；他们当侵略兵的反而能入党……”
“闭住你的嘴！”白颖火了，“小周，你再胡说八道，我就把你送到……唉，参军一年多啦，连个敌我也不分！”
“怎么敌我不分？湘西剿匪我立过功，抗美援朝我又立了三等功，你想给我扣帽子呵，戴不上！”
“我是说，要让别人听见了，一汇报，赶明儿你的档案里又多一条……一辈子也洗不干净。”
“这么说，您不给我汇报？”
“赶紧闭住你的嘴巴！”
“以后有话我只对您一个人说。”
“啪！”他使劲在我背上打了一巴掌。
他把我打疼了，也打笑了。
“调皮鬼，挨打还笑！”
“您这是善良的打击。”
“你也是个老兵啦，要学会适应部队生活。”
“不就是绝对服从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