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万华[1]
历史是民族心灵的安置地。共和国半个世纪的历史，不只是激情燃烧的岁月，更有着沉思烛照的日子和安放得下民族自立的心灵。当共和国的历史进入文学的视野时，作家的历史观照更应不只是激情，而要在历史的深广延伸中留下“历史和人”、“历史和民族”的诸多思考。这就是韩乃寅的长篇电视小说《破天荒》让人回味无穷并能获得感悟和感动的力量之所在。
五十年代十万转业官兵、六十年代五十余万知青、八十年代八万大学生三代“移民”将北大荒建成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是共和国历史中燃烧最壮丽的丰功伟业之一。作者韩乃寅在处理这一题材时，不只是回到了历史激情中，更以走出历史的清醒审察将小说构思聚集于共和国的历史记忆和拓荒者的生命形态的交汇点，在两者的契合、冲撞中呈现英雄业绩，也沉积人生的思考，既让人看到了个体的生活激情如何燃烧成一种恒久的家园激情，也让人感受到了个体的生命激情在共和国曲折历程投射的历史阴影中难免经受的血雨腥风。作为小说，《破天荒》在作者丰厚的生活积累中成功地找到了还黑土地文化以心灵求索的叙事方式，在众多家庭命运的生动呈现中体现了深沉的历史思考。
《破天荒》展示的第一幕就是北大荒创业环境中独异的“民间选偶”。农垦部的老部长“听到了”北大荒创业中“最大的难题”：“要是没有媳妇，怎么代代相传地建设北大荒”，于是，国家开始在四川、山东等地专门动员支边女青年。这些山东支边女青年来到北大荒，有追慕战斗英雄的，有迷恋北大荒建设前景的，也有出于传统的“闯关东”思路的。但在小说设置的叙事境遇中，她们都被置于“选偶”的地位。这种在国家利益的环境中，用较为纯然的民间方式（自由恋爱而非组织安排）“选偶”的情节安排，为小说提供了对共和国文化形态和北大荒移民文化形态相融合并进行多层面开拓的可能。
在北大荒“选偶”情节的展开中，作者的创作激情和历史沉思自然流淌，从而托负起一种深沉的现实主义力量。一方面，戏谑的“选偶”故事自始至终呈现出关东传统中那种杂融天地、人神、主客的炽热、执著的人格精神（它源自东北历史悠久的日神崇拜积淀）跟共和国创业追求的契合。从卧冰尝雪的朝鲜战场带回的顽强斗志和北大荒的荒蛮凄美水乳交融，共同烘托起共和国开发所需的强韧精神，既使得小说里种种“选偶”充盈着“野性”情趣，也把这一切显现成北大荒特有的家园意识。黑土地的辽阔苍莽，又使拓荒者在落地生根的追求中视野充满活力，并在共和国建设的神圣使命中以生动、丰满的细节，使鲜活的人物得到了生动的呈现。然而，更有小说叙事力量的是《破天荒》的另一面，那就是北大荒三代人英雄主义的气概、理想主义的追求和现实主义的苏醒，显示出惊天地、泣鬼神的生命深度和人性光彩。
《破天荒》结束时，姜苗苗对高大喜说过这样的话：“当年，有人评价过咱们三对夫妻，说方春和魏晓兰是政治夫妻，说咱俩是革命夫妻，说贾述生和马春霞才是生活夫妻……”此言道出了《破天荒》的叙事主线，三种家庭模式的纠结，包含了北大荒生活最丰富的精神内涵。
有意味的是，姜苗苗对高大喜的恋情表白，发生于那场富有建国初期特色的组织“做媒”被冲散之后，这中间伏下了高大喜、姜苗苗这对“革命夫妻”的分歧：高大喜更多的是家庭服从于革命，而姜苗苗则在献身于革命之余有着属于自己的家庭生活的渴望，两人之间的“风云”由此而起。当《破天荒》讲述这对“革命夫妻”的恩怨情感时，酣畅淋漓的北大荒乡土意象与体悟于历史的思索常会撞击出动人的火花。
贾述生和马春霞，一个是战斗英雄，一个是团的干部，之间也有共同的事业基础。然而，他们相濡以沫更多的是生活中的情意。贾述生因为那个“择偶”“不分家庭出身和是否有历史问题”的分场党委决定而被打成右派，他的命运也由此融入了构成拓荒者英雄业绩的最广大最深沉的背景——数以万计荒原移民的日常生活形态。《破天荒》在讲述贾述生和马春霞“生活夫妻”的日子时，则富于更深的含量和更广的层面。它将“生活夫妻”的日子辐射开来，在贾述生的周围构筑了众多北大荒百姓的生活场景，例如那个“十万复转官兵开进北大荒后牺牲的第一个北大荒人”，而他让后世人最怀念的“就是在爱情上，喜欢谁，就穷追到底……”这样的设置，使贾述生、马春霞的“生活夫妻”模式成为北大荒生活最基本的形态。
《破天荒》的叙事是炽热而清醒的。作者自己就是北大荒历史的参与者，他对北大荒刻骨铭心的情感使他始终在共和国命运的大背景下体察着北大荒人的自下而上的境遇、情感世界和悲欢命运。
小说开头，身为副场长的方春对姜苗苗谈及山东支边女青年时说了这样一句话：“这二百多名女支边青年的前途和命运都掌握在组织手里……”这句充满自信的话语却透出了一种历史的沉重感，而在马春霞、王俊俊、冯二妮这些女性的命运述说中，虽不乏两心相印的真情、民间生活的活力，但也都无法摆脱“前途和命运都掌握在组织手里”这一时代的牵制乃至阴影。尽管北大荒的民风会以一种神奇的力量消解掉诸如方春、姜苗苗自作主张给高大喜当组织“红娘”一类的荒唐举动，也有最早闪亮在一群拓荒男儿中惟一风采女性的姜苗苗，竟抱着一个“英雄铜像”睡了一生的爱情心痛，但都无法避免戕害天性、泯灭个性的种种悲剧。《破天荒》中没有共和国建国初期组织出面“捆绑”成夫妻的人生场景，但仍写出那个集体化乃至军事化的岁月对夫妇之爱、家庭之情的压抑、扭曲、僵化，这种悲剧甚至影响到北大荒三代人的情感生活。
在电视小说的下部，贾述生、高大喜、方春的子女中，嘉嘉、小颖和连喜的感情生活更是错综复杂。这些生于黑土地、长在北大荒的新生代身上流淌着老军垦的传统血液，同时也传承着非理性的精神烙印。然而，他们又绝然具有着父辈不可能有的时代平台。如果说他们父辈的婚姻爱情是特定时期的无奈与悲凉，而他们自己是相对的自由与清醒。尽管也有伤痛和曲折，但却绝不是政治夫妻的虚伪与磨难。他们既有自由自然的爱恋，更有敢爱敢恨的婚恋，这无疑都折射出时代的光泽。在这样的叙事中，作者的历史意识和时代气息显得深邃与清澈。尤其是作品中李开夫的形象塑造，可谓这一意识和气息的精彩之笔。由于李开夫曾有过被国民党抓壮丁的历史阴影，在婚姻上差点被判死刑，有幸的是贾述生的宽松政策下获取了爱的自由和家的存在。历史对他是无情的，岁月对他却是公平的，正是这样一个背负沉重精神枷锁的垦荒老兵，在迎来新时期曙光的时候坚韧地站了起来，不仅成为市场经济大潮中的民营企业家，也由一个国民党的壮丁成为共产党的先锋战士。《破天荒》不仅昭示了这具有历史讽刺意味的个性形象政治生命的强烈反差，同时，也客观地观照出一个历史过程的风雨变迁，从而引发出社会与历史意义上的严肃思考。
《破天荒》的成功，在我看来，是以“边缘”的姿态来写“主旋律”。作者并不刻意去追求宏大的历史叙事，也不急于进入“中心”话语，只是在真实摄取历史氛围中孕育、生发出北大荒人的悲欢离合，写出的却是真正属于共和国历史的旋律。
北大荒地处僻远，一向较少正统伦理文化的直接束缚。在那凛冽严寒的暴风雪、神秘莫测的沼泽地中陶冶出来的强悍民风和边民生活形态构成一种粗犷雄强的人文生态。《破天荒》不仅恰到好处地利用了“边民”生活资源的优势，而且找到了如前所述的“边缘”叙事方式。虽然《破天荒》的背景也有从“反右”到改革开放的政治脉动，但小说始终在用北大荒的“边缘”姿态对时代的中心话题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关东土著文化、移民文化的奇妙交织中完成了北大荒人“让全国老百姓每个人吃上二十斤北大荒粮食”的时代心愿。
但见悲凉气，不觉人生寒。《破天荒》伴随着共和国成长的脚步，承载着北大荒这块土地时经五十余载、历经三代人沉甸甸的“移民”足迹和热腾腾的“创业身影”。从“向地球开战”到“向市场开发”的神圣使命，从“安营扎寨”到“建设家园”的岁月峥嵘，从心灵无奈的生命形态到无怨无悔的生命价值，从魅力无穷的“黑土情结”到热血铸就的“大荒魂魄”，既构成了北大荒的开发是共和国的骄傲这一庄重而又深沉的历史命题，又烘托起中华民族复兴所需要和弘扬的民族志气、品格和精神力量。所以，《破天荒》留下的不只是激情的燃烧，更是人性的光彩；不仅仅是历史的回味，也是现实的一种源泉。
更难能可贵的是《破天荒》的作者韩乃寅以“边缘姿态”抒写“主旋律”作品的成功尝试，不仅在文学方面别具一格，具有突破性的创新，也将以其独特的视野填补一段历史的空白，以其独到的视点充沛一些新的艺术天地。据传，国内关于《破天荒》的讨论即将展开，电视界也正在运筹将其搬上荧屏，这无疑将对近年来主旋律影视作品沉闷低迷、散失观众的氛围注入新的活力。所以我还说：《破天荒》不仅在文学创作风格上的“边缘姿态”笔法是新时期文学创作的一次破天荒，也能为主旋律影视扬起新的风帆。
注释
[1]作者为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