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中古人有雪夜读书的故事，无非是家贫而好学，点不起油灯，跑到雪地里借雪光一用。我对这样的故事向来将信将疑，试想家贫的人自然穿不起裘皮大袄，雪地里坐上十分钟，毫无疑问会手脚僵冷，人的本能便要调动全部精力去对付寒冷，怎可能有多余情绪看得进书？再有那些头悬梁锥刺股之类的事，恐怕也都是古人编出来训诫后人的，如此酷刑已非常人所能忍受，若再读书，绝对要有特异功能不可。
以我自己的体验，只要不是急乎乎应付考试，读书是需要有闲情逸致的。
寒冬腊月，早早地洗涮上床，冲一只暖水袋焐在脚下，开亮床头台灯，半倚在枕垫上，打开书或杂志，不知不觉跟着书中人物走进远古或乡野，走进刀光剑影和恩怨情仇。你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只感到周围很静，静得耳膜都在承受一种无形的压力，仿佛整个世界只有你和你的书存在了。你抬头瞥一眼窗外，觉得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光亮，亮得纯净、柔美、清冽。掀开被子几步冲到窗口，撩起薄纱窗帘，天哪，居然是在下雪！你感到意外，又感到惊喜，瑟缩着重新钻回被窝，心里涌出来的只有满足和欣悦，因为生活赐给了你温暖、平安和这一份雪夜读书的情致。
说出来或者大家都有同感，南京这样的鬼天气，冬夜坐在不生火炉的客厅里看电视，委实是需要有一点革命精神的。关了电视上床看书，自认为是聪明的举动。何况电视节目不怎么样，不看也罢。偶尔从晚报上得知今天有个很不错的外国电视剧，就想：无论如何要看一看了。何奈这样的电视剧总安排得很晚很晚，缩起脖子熬到十点钟，终于抗拒不过拥被读书的诱惑，扬手跟电视机拜拜。
当然，雪夜的娱乐应该还有很多。约二三知己出去踏雪赏夜景，自然是人生一大浪漫；穿上大衣去影院去舞厅去酒吧，想来也很不错；或者一大群人拥进餐馆，来上一只四川火锅，吃得热腾腾恣意忘形，更是生活中一件快事。只是我这人生性疏懒，想到出门必须换衣服，必须化点妆，必须对孩子的作业千叮万嘱，真是百般的麻烦，兴致先就没了，轻轻叹一口气：还是上床看书吧。很没劲是不是？所以我这人是不配受抬举的，借用一句王朔的话：千万别把我当人。
常有记者来采访，问些“喜欢哪些作家哪些书”之类的问题，就觉得很难回答。我的缺点之一恰恰是立场不坚定，相当地具有小资产阶级摇摆性，早晨起来刚入迷地喜欢某个作家的某本书，到晚上很可能就推崇另外一个作家的另外一本书了。记得20岁时偶尔得到大仲马的《基度山伯爵》第一部，看得如痴如醉，真正是寝食不知其味，恨不能随了当年的邓蒂斯去到那个名叫基度山的小岛，挖出盖世宝藏，然后感恩报仇，扫荡世界，痛快淋漓！此后的几年中，心中始终惦念借不到手的二三四部，这成了我的一大心病。三年后考入北大，外国文学名著开禁，我清早带着面包排队，买回一套四部《基度山伯爵》。当时的欣喜若狂，真是语言难以形容。待到从从容容看完全书，忽然就觉得悲从心起：我怎么一点儿也找不到当年如痴如醉的感觉了？面前摆着的不过是一本编造出来的复仇故事罢了。
很多年来，要说始终如一充满景仰的，恐怕就是老托尔斯泰的著作了。从来也没有狂热地喜欢过他的什么，那一份敬爱总是淡淡的，但又始终在心里占据一角位置。这就像听音乐，甭管多么好听的流行歌曲、乡村民谣、爵士摇摆，听上几十遍总会腻烦，具备恒久魅力的还是交响乐。我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守旧或老派了？那就拿时装来打比方，比如皮尔卡丹的女装，猛一搭眼平常得很，只有穿上身久了，才觉得越看越顺眼，越看越耐看。这便是大师和名家的区别。
写到这里，忽觉有点跑题，关于艺术的短暂和持久效应的事，该由文艺理论家来研究，用不着我在这里罗罗嗦嗦，我该做的仅仅是写好小说，别让人买了我的书又在背后骂骗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