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看来，将历史想象成一部大齿轮带动小齿轮匀速运动的机器是十分幼稚的。历史是由无数段落草草地堆砌起来的，没有人事先知道自己会被填塞在哪一个角落。古往今来，多少胸怀大志的人一事无成。如果不是历史凑巧提供一个高度，即使一个人愿意将自己的生命燃成一把火炬，照亮的也可能仅仅是鼻子底下一个极其微小的旮旯。
戊戌年的铡刀
一
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断想象一把锋利的铡刀：用力掀起刀把，锈住的刀轴咯咯地响，刀刃阴冷灼亮如同一道阴鸷的眼神。我一直以为，这把铡刀肯定在戊戌年的九月二十八日安放在北京城宣武门外菜市口的刑场上。现在看来，这种想象似乎存在疑点。
戊戌年的九月二十八日是慈禧太后诛杀戊戌六君子的日子。手执长枪的清兵将刑场密密匝匝地围住，几辆囚车辚辚地推过来了。披头散发的六君子身负枷锁，蹒跚地从囚车上鱼贯而下：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最为年轻的是福州乡亲林旭——他当时才23岁。
北京城宣武门外的菜市口是一个很有历史的刑场。据说城门的吊桥西侧曾立一石碣，上刻“后悔迟”3字。这个丁字路口杀过文天祥，杀过袁崇焕，现在轮到六君子了。古代的刑场多半设立在闹市，行刑是一个动人心魄的景观。菜市口的监斩席通常设在老药铺鹤年堂。午时三刻，监斩官朱笔一勾，大喝一声：“斩讫报来！”跪伏在地的犯人辫子被紧紧拽住，脖子伸得又直又细，刽子手的刀光在正午的阳光下一闪，一颗人头骨碌碌地滚在地上，胸腔里的热血呼地喷出三尺之外。铺子里、茶楼上以及刑场四周的人群纷纷喝彩，一缕幽魂在众声吆喝之中一溜烟地窜到天上去。有时刽子手功夫不到家，一刀斩在犯人的肩背上，一时死不了，嚎叫挣扎，人群里旁观的亲属泪如泉涌又噤不敢言。
戊戌年九月二十八日，菜市口人头攒动，诛杀六君子无疑是一个震撼朝野的大事件。公车上书。戊戌变法。康有为振臂疾呼。103天的紧锣密鼓。然而，历史仅仅是小小地拐了一个弯就回到了旧辙。帝党失败，光绪皇帝被囚。这一场事变既有天下大势，匹夫踊跃，也有宫廷政治，骨肉相残。总之，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是慈禧太后为这个历史事件画下的一个血腥的句号。由于震怒和恐惧，慈禧甚至没有心情详细审讯就下令杀人。九月二十八日上午，狱卒将六君子押出监狱推上囚车。囚车从西门出来，熟知刑部规矩的刘光第心知不妙。到了菜市口刑场，他大声质问监斩官刚毅：还没有审讯，怎么能判死刑？监斩官喝令刘光第跪下，刘光第倔强地挺直身子：即使盗贼刑场上喊冤，也应该复审。杀我们这些人算不了什么，这么做置国家体制于何地？监斩官不耐烦地回答：我只是奉命监斩，其他的事管不了！
一个世纪之后，还是有人对刘光第略有微辞。他们认为，刘光第不断地左顾右盼，犹豫骑墙，缺少拍案而起的气概——一直到最后的时刻才真正豁出命来。这就不如谭嗣同了。谭嗣同始终是一个侠气十足的革命家，没有丝毫迟疑的时刻。形势危急的时候，梁启超劝他一起出走日本，谭嗣同决心以死“酬圣主”。他的名言是：“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清兵围住寓所，一批武功高超的侠客愿意挥刀相救，谭嗣同拱手谢绝。身陷牢狱，他的激越诗句墨迹飞溅地破壁而出：“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临刑之前，谭嗣同还在菜市口朗声大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确，谭嗣同铭记在历史上的形象就是一个天神般的大英雄。
是不是因为谭嗣同的形象过于夺目，以至于六君子的其他人常常缩到了历史的暗影里？例如林旭。光绪被囚之前写了两封惊慌失措的密诏给康有为，最后都由林旭转交。他显然明白自己的处境，也想得到闽地多山——一间茅屋两丘水田就足以隐身避祸。然而，林旭没有离开北京城，而是坦然地将菜市口作为自己的归宿。据说他在临刑前曾经仰天长啸“君子死，正义尽”，可惜多数历史著作并没有记载。
当然，在福州乡亲的传说之中，林旭的形象就清晰了许多。人们传说林旭在京城被腰斩，一刀两断的尸体缝合之后就千里迢迢地运回。按照福州的风俗，这种尸体回不了家。林旭的棺柩只得寄存在福州东郊金鸡山的地藏寺，众多僧人日夜诵经超度。尽管如此，一些慈禧的拥戴者仍然恨得咬牙切齿。他们涌入寺庙，用烧红的铁钎捅穿棺材，戮尸泄恨。历史上的维新变法层出不穷，思想家的大部头论著或者众多签名的万言书宏论滔滔。但是，只有看到了隐在幕后的策划、告密、惊慌的眼神、围捕时的刀枪、酷刑和哀号，看到秘密的奔走打点、未遂的劫狱计划、亲友的回避、退缩和鞭尸还不足解恨的怒气，人们才能想象得出历史是由什么构成的。
福州乡亲的传说似乎有根有据，但是，一份史料使我对“腰斩”一说产生了怀疑。春秋战国的时候已经有腰斩的记载。当时是将囚犯按在木砧上，挥起斧头砍成上下两段。将木砧和斧头联结为铡刀，大约已经到了汉代。据说李斯是第一个享受腰斩的名人。至于金圣叹是否被腰斩，这是一个有争议的悬案。一些记载认为，金圣叹腰斩《水浒》遭到了报应，自己也拦腰吃了一刀。这个玩世不恭的家伙临刑前还招招手叫过刽子手传授一个秘密：盐菜与黄豆一起吃，嘴里有核桃的滋味。另一些记载说，金圣叹在刑场上得意地说：砍头是一件至为疼痛的事情，我竟然无意得之，“不亦异乎？”——这么说来，他是被斩首了。清朝有一个主考官舞弊被判腰斩。据说他的上半截躯体痉挛地趴在地上，蘸着自己的血写了13个“惨”字才死去，雍正因此废了这种死刑。既然如此，林旭似乎不可能死在铡刀之下。
考证菜市口铡刀的存在与否耗费了我不少精力，最终还是不了了之。一个人告诉我，当时的报纸用了“斩决并枭首示众”的字句，我就知难而退了。我经常使用“历史”这个字眼，但是并不喜欢蚯蚓似地在史料堆里钻来钻去。我对于历史的感叹，不是因为一个个具体的事例，而是总体的庞大与神秘。凡人与历史对弈，常常遭到莫名其妙的捉弄。一个人的命运是自己的能力乘以一个巨大的历史未知数，得数也是未知的。如果明白这一点，当初的林旭还会那么兴冲冲地赶到北京去吗？
戊戌年的京城报纸不一定到得了福州，腰斩或许是以讹传讹——当然也可能是别有用心的谣言。肯定有人会在这种残酷的谣言之中得到某种秘密的快慰。相对地说，后面这一则小消息不至于有什么误差：林旭的妻子沈鹊应写下了一副挽联之后服毒自尽。挽联曰：
伊何人，我何人，只凭六礼传成，惹得今朝烦恼；
生不见，死不见，但愿三生有幸，再结来世姻缘。
二
林旭颇有诗名，被视为“同光体”的闽派代表人物之一，存有《晚翠轩诗集》。林旭的不少诗友认为，他的诗作有宋诗遗风，有时未免艰涩了一些。奇怪的是，我更多地读到的是开朗和明白畅达，例如“落香不见花，暗里勾我诗。风浪一回首，既往亦勿思”；一些抒发胸臆的诗也是如此——“愿使江涛荡寇仇，啾啾故鬼哭荒邱。新仇旧恨相随续，举目真看麋鹿游。”这不是怀疑林旭的文采。我隐约地感到，林旭似乎没有将太多的精力放在字雕句琢之上，他的心思很大。相对地说，沈鹊应的诗词倒是精致。她的《崦楼遗稿》附于《晚翠轩诗集》之后。一首悲悼林旭的《浪淘沙》，既刚烈又哀婉：“报国志难酬，碧血谁收？箧中遗稿自千秋。肠断招魂魂不到，云暗江头。绣佛旧妆楼，我已君休，万千遗恨更何尤！拼得眼中无尽泪，共水长流。”
我猜想，沈鹊应的父亲沈瑜庆就是看上了林旭隐藏在笔墨之间的雄心大志，至于文章辞句还不是那么重要。他想为沈家找的女婿恐怕不仅仅是一个普通文人。
的确，林旭与沈鹊应的姻缘如同古代戏文里的传奇。
林旭出身贫寒。祖父中过举人，曾在安徽任县令；父亲不过一个秀才，收入微薄。更为糟糕的是，林旭的父母早早就过世了，他的生活是由叔叔接济。所谓“家贫子读书”，用功是贫寒子弟的共同特征。然而，微末的出身并没有局限林旭的开阔视野，这个穷小子胸中大气磅礴。这一切肯定会体现为奔放的少年文章。林旭被送进私塾读书，常常出语惊人，并且被目为“神童”。
恐怕谁也没有料到，林旭的小小名气竟然惊动了沈瑜庆。沈瑜庆是清朝重臣沈葆桢的第四子。沈葆桢病殁于两江总督的职位上。朝廷念他功勋卓著，赏沈瑜庆为候补主事。不久之后，由沈葆桢的老友李鸿章推荐，沈瑜庆到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任职。这一年春天沈瑜庆回福州扫墓省亲，顺便到林旭的私塾老师那儿串门，读到林旭的一些诗文，不禁击节称赞。也许是蓄谋多时，也许是灵机一动，总之，沈瑜庆当即决定将大女儿沈鹊应嫁给林旭。沈瑜庆当然没有乃父沈葆桢的雄才大略，但是，他自信鉴定一个毛头小伙子的资质还不至于看走了眼。不知是事后的杜撰还是确有其事——据说当时就有人悄悄地议论，林旭有短命之相。沈瑜庆的确也犹豫了一下，然而，爱才之心终究占据了上风。我特地找到一张林旭的相片研究了一阵：一个浓眉大眼的英俊少年身着棉袍站在墙根。个子是矮了些，但这与短命不短命毫不相干。
《崦楼遗稿》可以证明，沈鹊应是一个才女。她肯定有自己的主张和心思。不过，没有听说她有什么特别的表示。她是这一场婚姻的主角，但不是故事的主角。婚姻大事由父亲决定，女儿只有执行权而没有发言权。
一个县令的孙子娶到了两江总督的孙女，林旭的确高攀了。如此奇异的运气简直有些不真实。只不过会诌几句诗文的寒酸书生进入名门望族的深宅大院做女婿，林旭有些什么感想？兢兢业业大约是起码的标准。他跟随沈瑜庆到了南京，不久之后又前往武昌。林旭很快做出了证明：沈瑜庆并没有看错人。他在沈瑜庆身边两年之后回乡应试，先是考取秀才，随后又高中举人第一名。林旭迅速进入了众多名流的社交圈子，福州的小巷子和私塾院落里子曰诗云的朗朗书声一下子退得很远了。可以想象，林旭肯定不是一个高攀之后立即显出仰人鼻息的奴才相，口口声声只有沈家的猥琐小男人。但是，他一定时常惦记着沈瑜庆知遇之恩。必要的时候，他愿意舍命报答。
超出常人的才智，愿意舍命报答的心劲，林旭比很多人走得快。当时没有任何人料想得到，林旭脚下这条路的尽头竟然是宣武门外的菜市口。菜市口的利刃截断了23岁的匆匆步履，至今人们还是长嘘短叹天道不公。堂堂正正的历史著作一般不纠缠怪力乱神这些无稽之谈，但是，我还是忍不住躲在历史之外感叹一个人命运莫测。有些时候，太好的运气的确令人不安，特别是少年得志。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太早将一生的福分挥霍殆尽，接下来是不是就要厄运当头了？
三
梁启超曾经为戊戌六君子作传，传记之中如此形容林旭：“……自童龀颖绝秀出，负意气，天才特达，如竹箭标举，干云而上。冠岁，乡试冠全省，读其文奥雅奇伟，莫不惊之，长老名宿，皆与折节为忘年交。故所友皆一时闻人。其于诗词骈散文皆天授，文如汉、魏人，诗如宋人，波澜老成，環奥深秾，流行京师，名动一时……”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六君子被杀，骨干分子梁启超却亡命日本。有人分析，梁启超心里多少有些抱愧，因此，他的六君子传多有溢美之辞——这大约是一种聊以自慰的补偿。当然，梁启超对于林旭的赞誉算不上夸张，可是，他隐去了某些重要的情节。林旭高中举人的第二年进京会试，竟然名落孙山；次年再考，又一次落第。这的确有些丢人。于是，林旭干脆留在京城，捐了一个内阁候补中书。如果说，林旭考取了什么状元榜眼探花，日后封了一个什么官，他会不会从另一条歧路平步青云，从而避开了菜市口的杀身之祸？
梁启超在戊戌六君子传之中说，他始终把林旭当成了弟弟——林旭小一岁。林旭素来喜好吟诗作赋，他曾经做出了诚恳的规劝：“词章乃娱魂调性之具，偶一为之可也。若以为业，则玩物丧志，与声色之累无异。方今世变日亟，以君之才，岂可溺于是。”这似乎是夺人所爱，然而，林旭听进去了。他断然戒诗，转身跟随康有为，“治义理经世之学”。如果说，林旭专攻词章之学，哪怕成为游历边塞、出入青楼的浪荡文人，是不是反而有机会尽享天年？
林旭的角色是，投入康有为的阵营，成为维新的活跃分子。当然，林旭欣然接受。戊戌年的六月份，光绪皇帝召见名声在外的康有为，晤谈十分投机；八月末，林旭也得到召见。光绪皇帝肯定相当欣赏这个锋芒毕露的小伙子。没过几天，林旭和杨锐、刘光第、谭嗣同一起被授予四品卿衔，担任军机处章京。至少在当时，林旭的内心一定涌出一阵春风得意的自豪。有几人23岁的时候就能得到皇帝的垂顾，神色昂然地穿梭在众多朝廷重臣之间？深夜扪心，林旭或许还记得起遥远的福州——东海之滨的一片孤城，一个寄人篱下的孤儿就一盏孤灯苦读不已。满腹经纶，道德文章，一切不就是为了这一天？林旭当然可能意识到，政治是一个危机四伏的是非之地，刀斧手随时都隐藏在大帐背后待命。尽管如此，他还是有些大意，没有仔细地盘算好撤退的路径，因为他是替皇帝效力——难道皇帝还算不上一个令人放心的保护伞吗？
林旭很快就成为光绪皇帝的心腹。这肯定是因为他的不凡见识。光绪第一次召见林旭的时候，他们之间的交谈几乎无法进行。林旭从小生长在温润的福州盆地。无论是买米、招呼邻居还是在私塾老师那里朗读“人之初”，一律用的是福州方言。福州方言音韵丰富，古意悠悠，一些老先生伸长脖子吟诵唐诗宋词，摇头晃脑令人神往。如果不是跟随沈瑜庆离开福州，林旭很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还有另一套所谓的“官话”。从南京到北京几年的工夫，林旭的官话好不到哪里。那一天召见的时候光绪皇帝满口京片子，林旭答得磕磕巴巴，许多话根本无法听懂。光绪皇帝皱了一阵眉头突然灵机一动，吩咐太监摆上笔墨。每当林旭的福州式官话荒腔走板得太厉害，光绪皇帝就命他将奏对之言写在纸上。往后的日子里，笔墨的辅助竟然成为他们君臣对话的基本模式。如果不是得到光绪的特殊器重，如此费神的交谈不可能再有第二次。
林旭频频进宫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成了光绪与康有为之间的使者。康有为的激进思想引起许多大臣的忌恨。为了掩人耳目，光绪皇帝不再召见他而命林旭传话。那一天光绪正在与林旭促膝密议，小方桌上照例放置一副笔墨和一叠纸。太监突然报告慈禧太后从颐和园返回宫中，现在已经抵达宫门。突如其来的造访引起了一片惊慌，脸色苍白的光绪急忙起身相迎。林旭手忙脚乱地收拾桌上的纸片，匆匆登轿而去。如同鬼使神差似的，林旭的一张纸片不慎遗落在宫里，竟然被李莲英的亲信拾到，上面写的恰恰是康有为的一系列密谋。于是，“新党死机，遂定于此矣。”某些关键时刻，历史的重量的确只像薄薄的一张纸，轻轻一翻就过去了。
戊戌六君子想必是一个事后的命名。这几个人共同倾向于维新变法，但并非一个信仰一致并且明确地约定时刻共进退的坚定的小团体。例如，康广仁多半是一个不明就里的屈死鬼——因为康有为出逃而揪住他顶账。据说康广仁平时常常奉劝康有为不要惹祸，充当了替罪羊之后痛悔不已。他在狱中急得以头撞壁，啼哭不止。六君子之中他第一个行刑就戮，因为刀钝而砍了好几下才死，挣扎得衣裤全都撕裂了。杨锐来自张之洞派系，事态紧急的时候有些不知所措。光绪皇帝给康有为的第一道求救密诏在他那里压了几天才转手由林旭递交。总之，种种迹象表明，林旭完全可能在乱哄哄的局势里找到一个机会出走。山高皇帝远，保得下一条命还有许多事情可以做。然而，林旭留下来了。
的确，林旭不如谭嗣同那么壮烈，然而，这仅仅是一个23岁的年轻人。所有的历史人物都是凝固的前辈，以至于人们不再设身处地地想象他们的真实年龄。回到23岁的时候，我们做出了什么吗？胡子茬刚刚开始发硬，揣一张学历证书四处求职，空闲的时刻给女友发几则不咸不淡的短信，然后呆头呆脑地坐在沙发上看周杰伦演唱和超级女声。23岁的林旭有胸襟，有抱负，诗文行世，遐尔闻名，然后又转身在政治领域经历了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短命则短命矣，然而还是比许多凡夫俗子多活出好几辈子。也许，做出了什么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23岁时已经有了不凡的定力：得意的时候没有轻狂之态，事到临头不会惊慌失措。许多人一直到耄耋之年还无法做到这一点。有人传说，林旭被捕之前曾经到一个传教士那里哭诉。即使这是事实，林旭的名声仍然毫发无损。一根手指头放在菜刀之下，多数人已经开始全身颤栗；一颗头颅即将落地，瞬间的迷乱又算什么？几天之后，人们在监狱里看到林旭时，他已经镇静如常。这个浓眉大眼的小个子“秀美如处子”，脸上时时浮出安详的微笑。这时的林旭已经成长为真正的大英雄。人生的全部账目盘点清楚之后，这个23岁的年轻人正在铁窗下心若止水地等待最后的结局。
四
我开始意识到，我的叙述似乎过多地聚焦于琐碎的细节，例如菜市口的铡刀，谭嗣同的神态，林旭的诗风，沈家择婿的来龙去脉或者慈禧太后的神出鬼没……这是文学而不是历史。历史叙述的是巨型景观，只有文学才会没有出息地打扫细节。历史的关键词是江山，社稷，改朝换代，社会体制，至于个别人物的人格、相貌、饮食癖好、爱情史、开始长出白头发的年龄、开朗爽快还是优柔寡断——这些都是上不了台面的小玩意儿。一个人的名字组织到历史著作之中，这只能因为他在巨型景观之中的位置而不是围绕在身后的家长里短。
既然如此，我没有必要挖空心思地还原林旭在北京生活的每一个日子，考虑他如何挨过大雪纷飞的冬天，或者会不会思念福州的螃蟹、海蛎和清香扑鼻的鱼丸？掠开种种日常的碎屑之后我突然发现，一个尖锐的问题如同一柄匕首刺穿了我的稿纸——林旭能不能算死得其所？
如同谭嗣同的“酬圣主”，林旭也在狱中写下了“慷慨难酬国士恩”的诗句。国士者，光绪皇帝的暗喻。换一句话说，林旭的短暂一生仍然是殉了光绪皇帝，殉了古老的大清王朝。林旭殉难的姿态如此壮烈，以至于我几乎不忍心这么想：如果林旭多活三四十年，他会不会另有选择？陈独秀仅仅比林旭小四岁，鲁迅仅仅比林旭小六岁，但是，他们已经是另一类型完全不同的现代知识分子了。
从福州的私塾到康有为的义理经世之学，23岁的林旭可能无法想象现代知识分子的形象。现代知识分子活动的公共领域时常由报刊杂志组成。陈独秀活在《新青年》之中，鲁迅活在《新青年》、《东方杂志》、《晨报副刊》、《小说月报》和《语丝》之中，林旭则活在军机处的公文之中。他在军机处“陈奏甚多”，有时代拟“上谕”，内容广泛涉及废八股，改科举，设学堂，习西学，奖励发明创造，提倡创办报刊，鼓励开采矿产修建铁路。的确，林旭就是大清王朝末代的杰出公务员，呕心沥血，恪尽职守。也许他已经看不上吟风弄月、平平仄仄那些雕虫小技了。林旭去世之后数年，放在一个箧子之中的《晚翠轩诗集》才由一个挚友偶然发现。林旭生前肯定想不到，他所草拟的那些公文只能埋在一大堆清史的档案资料里，现今人们愿意读一读的仍然是他的诗句。
这是在奚落林旭的短视吗？——不，这是慨叹历史的神秘。众多的凡人只配打扫细节。多数人只识得人格、相貌、饮食癖好这些日常景象，他们不明白那个包容一切的历史将要驶向何方。尼采摆出一副先知的姿态宣布“上帝已死”，马克思激情澎湃地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还有一些小理论家也竞相发表各种有趣的结论，譬如说第三次浪潮已经来临，或者说当今正进入后现代时期。人们将信将疑地对待各种观点，虚心聆听教授们头头是道同时又歧见百出的分析。然而，多少人——包括这些观点的发明者——敢于将身家性命绑在某一个结论之上，然后如同一枝利箭呼地射出去？
我突然明白，历史是一座巨大的迷宫。对于林旭也是如此。他慨然把一条命押在了菜市口，仍然没有赢得历史。如果林旭拥有70岁的寿命就肯定能找到出口吗？这个反问让我心虚了——因为我想起了另一个福州人，也姓林，才气决不在林旭之下，而且活到了七十多岁，然而他仍然执迷不悟。
我说的是林纾。
五
我是在《新文学大系》丛书之中初识林纾，当然是因为他写给蔡元培的那一封捍卫古文的著名公开信。陈独秀、胡适他们倡导白话文，气势如虹，遗老遗少望风披靡，偏偏有这么一个螳臂挡车式的人物跳出来自讨没趣。结果是脑门上挨了一阵暴栗。
当时我并不知道，林纾也是福州乡亲。
从许多张相片上看，林纾的相貌和我的想象十分接近。此人目深鼻高，两颊内陷，留着长长的胡须。这种相貌往往固执暴躁，倔强起来九头牛也拉不回来。林纾相当自负，没有多少人在他眼里；同时又是有名的狷介之士，表扬自己或者辱骂他人都毫不含糊。当然，他有这种资格。林纾自幼嗜书如命，所有的零钱都捐到书店。十五岁就“积破书三橱，读之都尽”。三十来岁结识了藏书家李氏兄弟，伸手借了三四万卷的书，经史子集，小说家言，无不搜刮殆尽。他气不过陈独秀、胡适等人的声势，专门写小说《荆生》、《妖梦》给予诽谤。小说在上海的《新申报》发表之后，一时舆论大哗。这显然有违君子之道。林纾心中惭愧，投书各家报馆表示歉意——这时他已经是一个六十八岁的老者了。不论林纾坚持什么观点，这肯定是一个率真的性情中人。这种性格多少与林纾的好侠尚武有关。他不仅写了许多武林秘闻的笔记小说，而且曾经拜师习拳。十九世纪末，福州市江滨苍霞洲或许有不少居民看到，林纾时常佩一柄长剑步出苍霞精舍的大门，昂昂然地招摇过市。
苍霞精舍是林纾中年之后的居所，林纾曾作《苍霞精舍后轩记》一文：“……余家洲之北，湫隘苦水，乃谋适爽垲，即今所请苍霞精舍者。屋五楹，前轩种竹数十竿，微略振，秋气满于窗户……”林纾与母亲、妻子居住在这里，欢声笑语；不久母亲和妻子先后去世，林纾迁往他处。偶尔返回授课，只见“栏楯楼轩，一一如旧，斜阳满窗，帘幔四垂，乌雀下集，庭墀阒无人声。余微步廊庑，犹谓太宜人昼寝于轩中也。轩后严密之处，双扉阖焉。残针一，已锈矣，和线犹注扉上，则亡妻之所遗也。”
现今福州的苍霞洲已经找不到苍霞精舍的痕迹。福州保存的林纾故居是他的出生之处。一幢白墙灰瓦，褚色大门的院落被一大圈七八层高的水泥楼房团团围住，相距不过两三米。据说这所院落曾经是小学，厅堂里堆放了一些杂物，其中有两样稀罕之物：一是绘有波浪日出的彩色屏风；一是“肃静”、“回避”的两面令牌。
多数人认识林纾，肯定是因为他的翻译。从《巴黎茶花女遗事》开始，林纾译了一百七八十种作品，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因为林纾翻译的启蒙，梁启超的论断“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才可能得到广泛的认同。当然，最为奇特的是，林纾是一个不谙外文的翻译家。妻子去世之后，林纾郁郁寡欢。在亲友的劝慰之下，林纾到福州旁边的马尾散心，寻访马尾船政局的老友魏瀚，同时结识了法文教习王寿昌。魏瀚告诉林纾法国小说精彩绝伦，请林纾出手翻译。林纾再三推托，最后提出的条件是“须请我游石鼓山乃可。”魏瀚叫了一条船溯江而上，直抵福州东郊鼓山。王寿昌在船上现场口述《茶花女》故事，林纾挥笔急就。小说出版之后风行一时，世面上有“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之说。此后，林纾用这种独特的合作方式开始了他的翻译生涯。林纾的翻译显然有不少独到的过人之处，以至于心高气傲的钱钟书数十年之后仍然愿意撰写论文详细研究。
然而，如果哪一个人当面恭维林纾的翻译，肯定讨不到脸色。林纾自称文章天下第一，六百年以来，除了明朝的归有光，哪一个也不是对手。有人好意地表示，林纾的诗和文可以相提并论，他气呼呼地“痛争一小时”，甚至毫不惋惜地贬斥自己的诗是“狗吠驴鸣”。至于翻译，当然只能是游戏之作，不登大雅之堂。文学史最终看上的是他的翻译，这的确像一个尴尬的玩笑。
戊戌年三月，林纾入京会试，结识了林旭，乡音相通，情趣相投。五月底，北京风声鹤唳，林纾与林旭等几个友人乘船避到了杭州。杭州的五月风和日丽，有人给林纾介绍了一门亲事，续娶杨氏为妻。不知这门亲事是不是救了林纾一命？林旭重返北京之前肯定曾经和林纾煮酒论天下——恭亲王奕新病死，变法的形势出现转机，光绪皇帝六月十一日颁布“明定国是”诏。据说林纾曾经劝林旭再留一阵，等待局面的明朗，然而，林旭义无反顾。逗留在杭州温柔乡里的林纾肯定伸长了脖子谛听北京的动静。他或许羡慕过林旭的机遇，激动的想象让周身的血液疾速流动；菜市口的噩耗传来，他在西湖畔深秋的月光里低回悲悼，并且暗暗地庆幸自己没有卷得太深。
林旭死后，林纾又活了26年。但是，这个固执的福州人从来没有像陈独秀或者鲁迅那样认识历史。辛亥革命之后，林纾很快开始失望，并且以清朝的遗老孤臣自居。大批刊物纷纷创立，众多的知识分子逐渐往北京和上海集聚；然而，林纾嗤之以鼻：凭什么要承认《新青年》或者《狂人日记》是历史的方向？他独自转过身来，佝偻着老迈之躯，风尘仆仆地前往河北易县，一次又一次地拜谒光绪皇帝的崇陵。林纾愿意将自己想象为一匹瘦骨伶仃的识途老马。在他看来，背离崇陵必将礼崩乐坏，不堪收拾。尽管这个乖张的老夫子孤立无援，但是，来自崇陵的沙哑哭声还是穿过了暮色进入紫禁城，传到了溥仪的耳边。于是，他们之间开始了热络的礼尚往来。溥仪给林纾写了“四季平安”、“烟云供养”、“有秩斯祜”、“贞不绝俗”的条幅和匾额，林纾则是殷勤地送书、送扇面、送镜屏。他甚至表示，死后要在自己的墓碑上注明是“清处士林纾之墓”。
翻译，为文，作画，教书，林纾的日历一直翻到了1924年的夏天。可是，有时我会突然觉得，时间早就凝固了——林纾并没有从林旭身边走出多远。当然，我说的是林纾的个人时间。历史从来没有停下来。林旭当时是令人恐惧的激进分子，而十六年后的林纾已经是蹒跚在历史外围的落伍者了。不过，林纾并没有后悔。这个执拗的家伙对于所谓的历史不屑一顾。他公然表示，一日不死，一日不忘大清。也许，在他心目中，大清就是历史的尽头。
六
福州有一句老话：陈林半天下。福州的陈姓和林姓数量上占据了绝对的上风。
开始叙述第三个姓林的福州乡亲之前，我不得不抬出这句话给作为掩护。这位福州乡亲叫林长民，林纾的学生，林徽因的父亲。当然，教师和女儿的名声肯定不是我把他从故纸堆里挖出来的原因。
林长民，字宗孟。父亲林孝恂在浙江为官，他出生于杭州。当年林纾即在他家教授古文。二十世纪初，林长民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法律；若干年后回国到福建咨议局任职，随后创办福建私立法政学堂并且任校长。辛亥革命之后，林长民离开福建北上，支持共和政体，被新上任的民国政府总统徐世昌聘为顾问。林长民风度儒雅。西装革履，浓眉深目，几绺长须，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和英语。的确，这是一个相当活跃的人物。尽管如此，这仍然不是一百年之后我探访他的原因。
罗列林长民一生担任过的职务，人们一定会感到眼花缭乱。如果那一颗致命的流弹不是把他钉在五十岁的刻度上，林长民可能拥有更多的头衔。现在当然考证不出那一颗流弹出自何人之手。我只能清理出模糊的事件轮廓：那一年林长民受聘于驻京的奉军郭松龄部，任幕僚长，打算在反对张作霖的行动之中相助一臂。他秘密离京抵达锦州与郭松龄会晤，不久即在苏家屯白旗堡遭到伏击。枪声骤起，慌慌张张的轿车如同一只受惊的蟑螂团团乱转。林长民刚刚钻出车门，一发窥伺多时的子弹嘘地斜插过来，立时毙命。片刻之后，郭松龄夫妇束手就擒。出师未捷身先死，沙场马革裹尸还。
可是，如果绕开这么几句众所周知的成语，某些私密的问题或许隐藏了更多的故事。例如，夕阳西下之际，那一幢大瓦房里，谁在为林长民之死落泪伤悲？这时人们不能不了解到，林长民有三房妻子。据说大房妻子精神不正常，林长民从未和她一起生活。林徽因是林长民与第二房妻子生的。第二房妻子是嘉兴一个富商的女儿。这门亲事由家里出面操办，林长民并不如意——他倾心的是第三房妻子。当年，林徽因和母亲住在后院，第三房妻子住在前院。根据林徽因的回忆，父亲的足迹只到前院为止。孤灯寒窗，冷月霜瓦，母女相对无言。前院一阵阵喧笑传来，仿佛是发生在另一个世界的温暖童话。一些人猜测，这种记忆甚至深刻地影响了林徽因与徐志摩的关系。徐志摩在英国认识林徽因的时候已经和张幼仪结婚。如果林徽因介入，张幼仪的下半辈子是不是只能拥有后院的日子？这或许是林徽因刻意回避徐志摩的一个重要原因。
遇到林徽因之前，徐志摩已经和林长民成了忘年交。林长民携带林徽因游历欧洲，徐志摩是伦敦寓所里的常客。两人不仅在客厅里谈天说地，而且还用情侣的口吻相互通信打趣。不知道他们的第一次晤面是在伦敦，还是先在梁启超家里？徐志摩是梁启超的弟子，林长民是梁启超的老友，他们完全可能在梁府见过面。
林徽因和徐志摩的绯闻已经成为一个著名的公案，至今议论不衰。这甚至成为众多人物关系的定位，例如梁启超是林徽因的公公，他与林长民是儿女亲家。人们纷纷为这一段未遂的爱情故事伤感唏嘘，林长民与梁启超共同创造的历史业绩却遭到了理直气壮的遗忘。的确，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福州乡亲林长民抛出的火炬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熊熊烈焰。
1919年巴黎和会，日本态度强硬。西方诸国商谈结果竟然是，这个岛国要从德国手里接过山东。4月30日，林长民接到梁启超来自巴黎的电报，得知外交失败。他于5月1日写就《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当晚送到《晨报》报馆，5月2日刊出。“胶州亡矣！山东亡矣！国不国矣！”“国亡无日，愿合四万万民众誓死图之。”这篇不足300字的短文是一个巨大的震动。5月3日晚，北京大学等校的学生代表集会法科大礼堂，决定5月4日举行学生界大示威，通电各省5月7日国耻纪念日游行。次日，火烧赵家楼曹汝霖宅，章宗祥被殴，军警逮捕学生，北京总罢课，举国舆论哗然。这一切迅速汇聚为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一种历史黯然终结，另一种历史开始了。
我的叙述如此频繁地使用“历史”一词。然而，许多时候，这仅仅是一个庄严而又空洞的大字眼，一旦抵近就会如同烟雾一般消散。其实，我看不见历史在哪里，我只看见一个个福州乡亲神气活现，快意人生。有些时候，机遇找了上来，无意地成全了他们；另一些时候，他们舍命搏杀，历史却默不做声地绕开了。多少人参得透玄机？据说林长民工书法，能诗擅文。然而，他一辈子写的文章都比不上这篇不足300字的短文。勇不如林旭，才不如林纾，1919年5月1日伏案疾书的时候，林长民自己也料想不到，这篇区区短文竟然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就是机遇了。历史当然比绯闻伟大。由于这篇短文，林长民再也不是徘徊在林徽因与徐志摩故事之中的配角——他终于写出了自己的故事。
七
福州听得到种种有趣的传说，关于林旭，关于林纾、林长民以及其他人。我对于各种捕风捉影的轶闻深感兴趣，同时又半信半疑。许多时候，我会迂腐地希望补上过硬的证据，这时就能从渺小的作家变成可靠的历史学家。戊戌年菜市口的铡刀已经无从考证，金鸡山的地藏寺至今犹存。一个阳光灼亮的午后，我驱车抵达。
这个寺庙如今隐在两条小巷的交叉之处。“地藏寺”三字浑朴苍劲，是赵朴初的手迹；杏黄色的山墙内有大榕树横斜逸出。寺内有正殿，内藏一口光绪年间的铜钟；倚山而上又有藏经阁。当年林旭离开福州的时候怎么也想不到，不久之后这一座寺庙竟然成为他最后的栖息之处。问了三五个尼姑，没有人说得出寺庙建于何时。后来找到一块石碑。石碑上记载始建于唐朝，清朝重建。寺庙内正在大兴土木。工人裸着上身敲敲打打，锯开的木板清香四溢。我没有再问林旭的停棺之处，肯定没有答案。我隐隐地觉得，整个寺庙被漆得锃亮一新的那一天，历史可能消失得无影无踪。
看来只能和传说打交道了。我突然大彻大悟：没有必要把传说加工成历史著作。历史著作必须严谨持重，传说可以大胆地添油加醋——这是多么有趣的事情。许多著名的先辈冻结在历史著作之中，庄严肃穆，矜持而古板；只有在传说之中，他们才真正活起来。除了建功立业，他们还会谈恋爱，发脾气，争一些不大不小的名利，偶尔让妒嫉心发作一回，如此等等。譬如，传说之中，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曾经深深地打动北京八大胡同的名妓谢蝶仙。谢蝶仙猜测，林纾的文笔如此缠绵，想必是一个多情的种子。能够嫁给这种男人，不枉来风月场走了一遭。她买通了林纾家的使女，频繁送一些小礼物给林纾以示心意，例如咬了一口的柿饼，或者时鲜鲥鱼。林纾的确也考虑了一番，最终还是婉言谢绝。这时的林纾已是耄耋之年，依红偎翠只能是一个遥远的残梦了，勉强将梦想当成现实多半会自食苦果。这当然伤了谢蝶仙的心。一气之下，她胡乱嫁了个茶商，离开北京远走岭南，不久就郁郁而亡。尽管这个凄艳的故事可以挑出许多破绽，但是，我就是愿意看到另一个有些温情的林纾。没有必要用呆板的考据求证传说。传说不是证明细节，而是证明这些先辈没有退出生活。传说也是历史——这是盘旋在人们心中的另一种历史。
2005年11月11日改于香港南洋酒店
辛亥年的枪声
一
许多历史著作记载了辛亥年三月份广州的那一阵密集的枪声。那时的广州是搁在中国南部的一座发烫的活火山，革命家和志士仁人穿梭往来，气氛紧张诡异。旧历三月二十九日下午五时许，总督衙门附近砰砰地响成一片，流弹嘘嘘地四处乱飞。枪声并没有持续多久，但是，大清王朝的历史已经被打出了许多窟窿。
一个敢于惊扰大清王朝的书生当场中弹就擒。林觉民，字意洞，24岁，福建闽侯人。如今人们只能见到一张大约一个世纪之前的相片：林觉民眉拙眼重，表情执拗，中山装的领口系得紧紧的。他被一副镣铐锁住，当啷当啷地押进总督衙门的时候，这件中山装肯定已经多处撕裂，缠在手臂上作为记号的白毛巾也不知去向。腰上的枪伤剧痛锥心，林觉民还是心犹不甘地环目四顾。终于跨入了戒备森严的大门，然而，他是一个阶下囚而不是占领者。
时过境迁，不少人都可能表现出了不凡的历史洞见。哪怕仅仅提供三五十年的距离，历史的脉络就会蜿蜒浮现。反之，身陷历史的漩涡，种种重大的局势判断有些像轮盘赌。一种理论，几场骚乱，若干激动人心的口号，还有报纸、杂志和传单，这一切足够说明一个朝代即将土崩瓦解吗？然而，林觉民坚信不疑。他义无反顾地将自己的生命押在这个结论之上——林觉民决定用一副柔弱的肩膀拱翻一个王朝的江山。
不成功，便成仁，他完全明白代价是什么。起义前3天的夜晚，林觉民与同盟会的两个会员投宿香港的滨江楼。夜黑如墨，江畔虫吟时断时续。待到同屋的两个人酣然入眠之后，林觉民独自在灯下给嗣父和妻子写诀别书。《秉父书》曰：“不孝儿觉民叩禀：父亲大人，儿死矣，惟累大人吃苦，弟妹缺衣食耳。然大有补于全国同胞也。大罪乞恕之。”搁笔仰天长叹。白发人送黑发人，心碎的是白发人；可是，自古忠孝难以两全，饱读圣贤书的嗣父分辨得出孰轻孰重。林觉民的《与妻书》写在一方手帕上：“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这句话落在手帕上的时候，林觉民一定心酸难抑。孤灯摇曳，一声哽咽，两颊有泪如珠：“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与妻书》一千三百来字，一气呵成，绢秀的小楷一笔不苟。两封信，通宵达旦，呕出了一腔的热血，内心一下子平静下来。生前身后的事俱已交割清楚，24岁的生命一夜之间完全成熟。
《秉父书》和《与妻书》是人生的断后文字。必须承认，相对于如此坚决的姿态，总督衙门的战役显得过于短促，甚至有些潦草。林觉民与同盟会员攻入督署，不料那儿已经人去楼空。他们打翻煤油灯点起了一把火，然后纷纷转身扑向军械局。大队人马刚刚涌到东辕门，一队清军横斜里截过来。激烈的巷战立即开始，子弹噗噗地打进土墙，碎屑四溅。突然，一发尖啸的子弹如同一只蝗虫飞过，啪地钉入林觉民的腰部。林觉民当即扑倒在地，随后又扶墙挣扎起来，举枪还击。枪战持续了一阵，林觉民终于力竭不支，慢慢瘫在墙根。清军一拥而上，人头攒动之中有人飞报：抓到了一个穿中山装的美少年。
审讯常常是大规模骚乱的结局。要么统治者审问叛逆者，要么叛逆者审问统治者。现在，主持审讯的仍然是两广总督张鸣歧。林觉民和同盟会的人马抵达的时候，张鸣歧已经越墙而去。一种说法是，张鸣歧手脚利索，望风而逃，他抛下的老父张少堂和妻妾3人瑟缩于内室的一隅，哀声苦求饶命；另一种说法是，张鸣歧事先得到了细作的密报，督署仅是一幢空房子，四面伏兵重重，同盟会中了圈套。不管怎么说，骚乱并没有改变既定的格局。
当然，张鸣歧和林觉民共同明白，大堂上的吆喝、惊堂木、刑具以及声色俱厉的控告都已丧失了意义。身负镣铐的林觉民心怀必死之志。老父牵挂，娇妻倚门，24岁的人眼神清澈，步履轻盈，但是，林觉民还是坚定地往黄泉路上走去——那么多的福州乡亲已经在鬼门关那边等他了。半个月之前，林觉民潜回福州，召集一批福州的同盟会会员秘密赴粤。他们在台江码头分搭两艘夹板船抵马尾港，随后换乘轮船出闽江口，沿海岸线南下广州。总督衙门一役，殒命的福州乡亲多达二十余人。林觉民深为敬重的林文已经先走了一步。东辕门遭遇战，林文企图策反李准部下。手执号筒的林文挺身而出，带有福州腔的国语向对方高喊“共除异族，恢复汉疆”，应声而至的是一枚刻薄的子弹。子弹正中脑门，脑浆如注，立刻毙命。冯超骧，“水师兵团围数重，身被十余创，犹左弹右枪，力战而死”；刘元栋，“吼怒猛扑，所向摧破，敌惊为军神，望而却走，鏖战方酣适弹中额遽仆，血流满面，移时而绝。”还有方声洞，也是福州闽侯人，同盟会的福建部长，曾经习医数载，坚决不愿意留守日本东京同盟会，“义师起，军医必不可缺，则吾于此亦有微长，且吾愿为国捐躯久矣”，双底门枪战之中击毙清军哨官，随后孤身被围，“数枪环攻而死。”林尹民，陈更新，陈与燊，陈可钧，还有连江县籍的几个拳师，他们或者尸横疆场，或者被捕之后引颈就刃，林觉民又怎么可能独自苟活于天地之间？
想用囚犯的演说打动审讯者，这无异于与虎谋皮。但是，林觉民的灼灼目光与慷慨陈词还是震撼了在座的清军水师提督李准。世界形势，清朝的朽败，孙中山先生的伟大事业，林觉民血脉贲张，嗓门嘶哑，激烈的手势将身上的镣铐震得当啷啷地响。即使是一介武夫，李准也能够明显地感受到林觉民身上逼人的英气。他挥手招来了衙役，解除镣铐，摆上座位，笔墨侍候。林觉民揉了揉僵硬的手腕，坦然地坐下，挥毫疾书，墨迹淋漓飞溅。刚刚写满一张纸，李准立即趋前取走，转身捧给张鸣歧阅读。大清王朝忽喇喇如大厦将倾，蝼蚁般的草民茫然如痴，革命者铤而走险，拳拳之心谁人能解？林觉民一时悲愤难遏，一把扯开了衣襟，挥拳将胸部擂得嘭嘭地响。一口痰涌了上来，林觉民大咳一声含在口中而不肯唾到地上。李准起身端来一个痰盂，亲自侍奉林觉民将痰吐出。
目睹这一切，张鸣歧俯身对旁边的一个幕僚小声说：“惜哉！此人面貌如玉，肝肠如铁，心地如雪，真奇男子也。”幕僚哈腰低语：“确是国家的精华。大帅是否要成全他？”张鸣歧立即板起脸正襟危坐：“这种人留给革命党，岂不是为虎添翼？杀！”
命运的枷锁并没有打开。
林觉民被押回狱中，从此滴水不肯入口。数日之后，一发受命于张鸣歧的子弹迫不及待地蹦出枪膛，准确地击中了他的心脏。刑场传来的消息说，就义之际，林觉民面不改色，俯仰自如。林觉民死后葬于广州的黄花岗荒丘，一共有72个起义的死难者埋在这里。风和日丽，黄花纷纷扬扬，漫山遍野；阴雨绵绵，那就是72个鬼魂相聚的时节。坟茔之间啾啾鬼鸣，议论的仍然是国事天下事。
五个多月之后，也就是辛亥年九月，公历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辛亥革命推翻了千年帝制，民国成立。
二
即使是结识历史人物，也是需要缘分。
我长期居住在福州，几度搬家，每一处新居距离林觉民纪念馆都没有超过一公里。尽管如此，我对于这个人物从未产生兴趣。纪念馆是清代中叶的建筑，朱门，灰瓦，曲线山墙，三进院落。附近的高楼鳞次栉比，纪念馆还能在玻璃幕墙之间坚守多久？我对这一幢建筑物命运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它的主人。一个有趣的历史问题始终没有进入我的视野：一个仅仅活了24年的人有什么资格占有一个偌大的纪念馆？现在，历史已经被一大批骚人墨客调弄成下酒菜。他们或者钟情于帝王及其皇宫里的金枝玉叶，或者努力修补富商大贾的家谱。林觉民这种“拼命三郎”式的革命家显然太没有情趣。可是，在我48岁的时候，那个仅仅活了24年的人突然闪出了历史著作站到跟前。林觉民这个名字鬼魅般地撞开了我的意识大门，种种情节呼啸着在脑子里横冲直撞，令人神经亢奋，夜不能寐。
生当人杰，死亦鬼雄，我终于从福州的子弟身上也看到了这种掷地有声的性格。
福州是东海之滨的一个中型城市，两江穿城，三山鼎立，长髯飘拂的大榕树冠盖如云。这里气候温润，物产富庶，江边的码头人声如沸，鱼虾的腥味随风荡漾；市区小巷纵横，炊烟弥漫于起伏错落的瓦顶之上。历史记载证明，福州人的祖先多半来自北方的中原。魏晋时期开始，北方的中原烽火连天，一些富庶的名门望族扶老携幼仓皇南逃，其中一部分陆续落脚在这里。可以想象，这些逃跑者的后代性情温和，血液的沸点很高，不到万不得已不会破门而出。据说福州许多女人的日子很惬意。她们戴着满头的卷发器到菜市场指指点点，身后自然有一个拎菜篮的男人跟上付账。另一种更为夸张的说法是，这些男人连涮马桶、倒夜壶也得亲自动手。总之，这些男人的骨头软，胸无大志，撑不起历史的顶梁柱。我在这个城市的一条巷子里长大，打架毁墙揭瓦片无所不为，但是，这种市井无赖的形象无助于证明福州男人的高大。现在，林觉民如同一颗耀眼的流星划过这个城市的漫长历史。仰天长啸，壮怀激烈，福州也有这等顶天立地的好汉。我母亲也姓林，一样的闽侯人，我或许可以大胆地将林觉民视为母亲这个谱系的一个先辈。
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相形之下，福州人似乎有些心虚。为什么他们享受不到这种美誉？肯定存在某种偏见。当年林觉民从福州召集了一批乡亲赴粤，他们多半刚烈豪爽，精通拳棒。这些人的种子仍然撒在福州的肥沃土地上。他们的后裔常常四处奔走，抡起一对拳头打遍天下不平事。不少人通过不正规的渠道踏入日本岛国，或者飘洋过海抵达美国。他们隐居在东京和纽约的唐人街，只听得懂乡音而不谙日语和英语。某些时候，他们会突然出现在街头，挥拳将不可一世的日本鬼子或者美国佬打得鼻青眼肿。美国的警车冲入唐人街哇哇乱叫，回答他们的一概是福州话。据说，纽约的警察局贴出了一条广告：招募懂得福州方言的警察。当然，我不愿意人们将我的乡亲想象成一伙莽汉。我的另一些乡亲文采斐然。牺牲在东辕门的林文工诗文，音节悲壮，沉郁顿挫：“极目中原事，干戈久未安。豺狼当道路，刀俎尽衣冠。大地秦关险，秋风易水寒。《雪花歌》一曲，听罢泪漫漫。”如果不是用福州方言诵读，人们肯定会将作者想象成一个关西大汉。
我常常考虑，问题是不是就出在福州方言之上？语言学家可以证明，福州方言恰恰是来自中原的古汉语。那些南迁的名门望族带来了中原的口音，福州方言之中可以发现大量的古汉语用法。这些口音捂在南方的崇山峻岭之中，渐渐与北方中原割断了联系而成为方言。然而，自从中原文化被视为正统之后，方言似乎就是蛮夷之地的鸟语。福州方言多降调，而且保存了许多古汉语的入声，听起来叽哩咕噜的一片。北京人说起话来抑扬顿挫，连骂娘的节奏都格外舒缓。他们的言辞之中可以加入那么多的“儿”化，福州人常常觉得自己的舌头笨得不行。即使是能言善辩的福州大佬，遇到一口标准的京腔就像剥了衣服似地自惭形秽。我的想象之中，高大的英雄总是屹立在远处，嘴里肯定不会冒出土气呛人的方言。福州出过另一个大人物林则徐。道光年间，林则徐用漏风的国语命令：给我烧了！于是，虎门的鸦片烧成了一片火海；林则徐又用漏风的国语下达命令：抬出大炮！炮台上的大炮昂起头来，军舰上的英军相顾失色。所以，林则徐林文忠公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大英雄，举世公认。尽管如此，福州还是有许多段子编排林则徐口音不准的小故事。这时的林则徐不是朝廷的钦差大臣，他只是福州人的乡亲，是我们祖上的一个可爱的老爷子。
林觉民是一个风流倜傥的才子。他20岁的时候东渡日本留学。熟谙日语之外，他还懂得英语和德语。林觉民比鲁迅小6岁，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可以从容地出入国际性舞台。我的心目中，林觉民的形象将英雄与乡亲有机地统一起来了。
三
辛亥年三月份广州的那一阵密集的枪声夹在厚厚的历史著作之中，听起来遥远而模糊。然而，时隔近一个世纪，这一阵枪声奇怪地惊动了我的庸常生活。我开始在历史著作之中前前后后地查找这一阵枪声的意义。
黄花岗烈士殉难一周年之后，孙中山先生在一篇祭文之中流露了不尽的悲怆之情：“寂寂黄花，离离宿草，出师未捷，埋恨千古。”时隔十年重提这一场起义，孙中山先生的如椽大笔体现了历史伟人的高瞻远瞩。他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言之中写道：“……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之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大革命以成。”
多年以来，清宫戏在电视屏幕之上长盛不衰。康熙、雍政、乾隆和慈禧太后带上他们的臣子和后宫登陆每一户人家的客厅，“万岁爷”、“娘娘”、“奴才谢恩”的声音不绝于耳。我常常在电视机前想起辛亥革命。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带来的历史剧变，这些皇帝老儿肯定还要从电视屏幕的那一块玻璃背后威严地踱出来，喝令我们跪拜叩首。辛亥革命如此伟大，以至于开始介绍福州乡亲林觉民的时候，我肯定要证明他在辛亥革命之中的位置。
令人遗憾的是，这个意图始终无法完整地实现。我似乎找不到广州起义与武昌起义之间的历史阶梯，二者之间不存在递进关系。没有证据表明，广州起义曾经重创清廷的统治系统，从而为武昌的革命军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林觉民们的枪声响过之后，两广总督张鸣歧还是人五人六地坐在审判席上发号施令。
广州起义是孙中山先生在马来半岛的槟榔屿策划的。庚戌年十一月，他秘密召集南洋各地的同盟会骨干开会，决定再度在广州起事，并且指定由黄兴负责。会议之后半个月，孙中山先生即远赴欧洲、美国、加拿大筹款，他在起义失败的次日才从美国芝加哥的报纸上得到消息。总之，广州起义不像一场深谋远虑的战役镶嵌在历史之中，有时人们会觉得，这更像一件即兴式的行动艺术。
武昌起义的导火索必须追溯到清政府的“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清政府强行接收粤、川、湘、鄂四地的商办铁路公司，各地的保路运动沸反盈天，四川尤为激烈。成都血案，清政府急忙调遣湖北新军入川弹压，湖北的革命党乘虚奋勇一击，长长的锁链终于哗地解体。总之，广州起义与武昌起义属于两个不同的段落。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云云，陈述的是舆论、声势或者气氛造成的影响——正如孙中山先生在另一封信里说的那样：“广州起义虽失败，但影响于全世界及海外华侨实非常之大。”
不过，我时常觉得“影响”这个评语不够过瘾。林觉民应当有更大的历史贡献，他付出的代价是自己的生命。一个24岁的生命仅仅制造了某种“影响”，就像点一根爆竹一样？我期望能够论证，林觉民是辛亥革命之中的一个齿轮——哪怕小小的齿轮也是一部机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然而，我的虚荣心遭到本地一位业余历史学家的批评。在他看来，将历史想象成一部大齿轮带动小齿轮匀速运转的机器是十分幼稚的。历史是由无数段落草草地堆砌起来的，没有人事先知道自己会被填塞在哪一个角落。古往今来，多少胸怀大志的人一事无成。如果不是历史凑巧提供一个高度，即使一个人愿意将自己的生命燃成一把火炬，照亮的也可能仅仅是鼻子底下一个极其微小的旮旯。广州起义之前，孙中山还在广东策划了九次失败的起义，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九次的起义队伍之中可能藏有一些比林觉民更有才华的人，可是，他们早就湮灭无闻。广州起义再度受挫，然而，这是武昌胜利之前的最后一次失败——林觉民因此成为后来的胜利者记忆犹新的先烈。可以猜想，如果还有九十次失败的起义，林觉民恐怕也只能像落入河里的一块瓦片无声无息地沉没。从这个意义上看，他已经是一个幸运者。这位业余历史学家劝我，不要为“历史贡献”这些迂腐之论徒增烦恼。我们的乡亲林觉民有血有肉，有情有义，他会心高气傲，会口出狂言，会酩酊大醉，也会愁肠百结。心存革命一念，他就慷慨无私地将自己的一百多斤豁了出去。做得到这一点的人就是大英雄。至于有多少历史贡献，这笔账由别人去忙活好了。
四
我曾经说过，林觉民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现在，我又有些怀疑。林觉民的性格之中保存了不少侠气。豪气干云，一诺千金；仰天悲歌，击鼓笑骂；一剑封喉，血溅五步——这是林觉民的形象。
现代知识分子很少有这种颐指气使的性格。鲁迅对于正人君子的虚伪深恶痛绝。他的内心存有深刻的怀疑。既怀疑他人，也怀疑自己。他很难与哪一个人成为刎颈之交，并肩地挽起手臂临风而立。“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这种孤独的确是鲁迅的精神写照。美国回来的胡适当然有些绅士风度。温和，大度，自由主义式的宽容，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与陈独秀共同提倡白话文的时候流露出些许霸气，后来就是一个好好先生，闲暇时吟一些“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之类的小诗。徐志摩呢？“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这个浪漫多情的诗人骨头轻了一些。当然，还有“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我把一切星球来吞了，我把全宇宙来吞了”——那是一个沸腾的郭沫若，尽管他的激情有余而刚烈不足。另一些打领带的教授就不必逐一细数了吧。他们或者擅长背古书，或者擅长说英文，懂些理论，有点个性，不肯盲从或者迷信，推敲过“to be or not to be”，偶尔也不可避免地有些小私心、小虚伪、小猥琐或者小怪癖，总之都算现代知识分子。但是，他们身上统统删掉了林觉民的侠气。
所以，我倾向于将林觉民归入游侠式的知识分子形象系列。白袍书生，负一柄剑，沽一壶浊酒，行走于日暮烟尘古道，轻财任侠，急公好义，胸怀大志。他们肯定善于歌赋，荆轲当年信口就吟出了一曲千古绝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很难猜测他们的剑术如何，但是这些人无不因此而自夸。李白自称“十五好剑术”，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龚自珍“一箫一剑平生意”，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一身中山装的林觉民手执步枪腰别炸弹闯入广州总督衙门的时候，人们联想到的多半是江湖上的大侠。
“少年不望万户侯”，这是林觉民13岁时在考场写下的7个大字。光绪二十五年，林觉民的嗣父命他应考童生。这个桀骜不驯的小子挥笔在试卷上写了7个字之后就扬长而去。他自号“抖飞”，又号“天外生”，显然是展翅翱翔的意象。他想去哪里？嗣父有些不安，只得安排他投考自己任教的全闽大学堂。然而，全闽大学堂是戊戌维新的产物，思想激进者大有人在。林觉民有辩才，纵议时局，演说革命，私下里传递一些《苏报》、《警世钟》、《天讨》之类的革命书刊。嗣父管不住他了，指望校方严加束缚。当时的总教习有一双慧眼：“是儿不凡，曷少宽假，以养其浩然之气。”一个晚上，中学生林觉民在一条窄窄巷子里演说，题为《挽救垂危之中国》，拍案捶胸，声泪俱下。全闽大学堂的一个学监恰好在场。事后他忧心忡忡地对他人说：“亡大清者，必此辈也！”中学生林觉民竟然在家中办了一所小型的女子学校，亲自讲授国文课程，动员姑嫂们放了小脚。尽管周围的亲人渐渐习惯了林觉民离经叛道的言行，但是，他们怎么也想象不到，五年以后的林觉民竟然敢手执步枪腰别炸弹闯入总督衙门。
至少在当时，周围的亲人并未意识到林觉民身上的侠气。他在福州结交的许多同盟会员都喜欢行侠尚武。黄花岗烈士之中，林文为自己镌刻的印章是“进为诸葛退渊明”；林尹民擅长少林武术，素有“猛张飞”之称；陈更新能诗词，工草书，好击剑，精马术；刘元栋体格魁梧，善拳术；刘六符目光如电，曾经拜名震八闽的拳侠为师；方声洞有志于陆军，冯超骧成长于军人世家。总之，这一批知识分子不是书斋里的人物。驳康有为，斥梁启超，林觉民与这一批知识分子崇尚行动，不仅用笔，而且用枪。如今，许多历史著作提到陈独秀、胡适或者鲁迅、周作人的启蒙思想，另一些风格迥异的知识分子群落往往被忽略了。
侠肝义胆的一个标志就是随时可以赴死。这种人往往不再儿女情长。真正的大侠只能独往独来；如果后面跟一个女人，一步三回头是要坏事的。缠缠绵绵只能消磨意志，多少英雄陷入温柔乡半途而废。英雄手中的长剑，一方面是格杀敌手，另一方面是挥断自己的情丝。儿女情长是柳永、张生、梁山伯或者贾宝玉们的故事，与行走在刀尖上的革命者离得很远。
然而，没有想到，福州乡亲林觉民同时还是一个情种。他不仅一身侠骨，而且还有一副柔肠。
五
现今我已经无从考证滨江楼位于香港何处，也没有这个兴趣。我愿意将滨江楼想象为一幢二层的小楼，楼上听得见隐隐的江涛和不时的虫鸣。辛亥年三月的一个夜晚，一个血气方刚的男子倚窗独坐，他在同伴的鼾声里总结自己的情爱历史。
林觉民的大丈夫形象已经得到了历史著作的公认，他的情种形象来自《与妻书》。“意映卿卿如晤”，林觉民的《与妻书》是给他的妻子陈意映做政治思想工作的。他要离开自己至爱的女人赴死，他希望陈意映明白他的心意，不要怨他心狠，不要悲伤过度；即使成为一个鬼魂，他也会依依相伴，阴阳相通。天下为公，坦坦荡荡；两情相悦，寸心自知。林觉民的《与妻书》既深情款款又凛然大义，既刚烈昂扬又曲径通幽。一个女作家深有感触地说，读《与妻书》犹如一次精神上的做爱，一波三折，最终达到了革命与爱情的双双高潮。我丝毫不觉得这种比喻有什么亵渎的意味。相反，这说明了革命的情操动人至深。
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彀？司马春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
福州的林觉民纪念馆即是林觉民出生的原址。这座大宅院坐西朝东，四面有风火墙，内分南院和北院，北院有一幢二层楼房和一座小花园，大门边即是福州著名的“万兴桶石店”。这座大宅院的主人最早可以查到的是林觉民的曾祖父。林觉民居住大宅院之内的西南隅，一厅一房，一条狭长的小天井，天井的角落种一丛腊梅。
许多人习惯于用恒久的时间证明爱情的不朽，海枯石烂，忠贞不渝。但是，真实的爱情要有一个存放的空间。如今，大宅院之中林觉民与陈意映的居室陈设如故。出双入对，同栖同宿，当年这里的一切都曾经烙上两人的体温。林觉民的记忆之中收藏了如此之多陈意映的细节：笑靥，步态，娇语，嗔怒，凝神，含羞……想不到，这里即将成为伤心之地。物是人非，情何以堪？
汝忆否？四五年前某夕，吾尝语曰：“与其使吾先死也，毋宁汝先吾而死。”汝初闻言而怒，后经吾婉解，虽不谓吾言为是，而亦无辞相答。吾之意盖谓以汝之弱，必不能禁失吾之悲，吾先死留苦与汝，吾心不忍。故宁请汝先死，吾担悲也。嗟夫，谁知吾卒先汝而死乎？吾真真不能忘汝也。回忆后街之屋，入门穿廊，过前后厅，又三四折有小厅，厅旁一室，为吾与汝双栖之所。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及今思之，空余泪痕。又忆六七年前，吾之逃家复归也，汝泣告我“望今后有远行，必先告妾，妾愿随君行。”吾亦既许汝矣。前十余日回家，即欲乘便以此行之事语汝，及与汝相对，又不能启口，且以汝有身也；更恐不胜悲，故惟日日呼酒买醉。嗟夫，当时余心之悲，盖不能以寸管形容之。
大宅院里住着林觉民父辈的七房族人。从曹雪芹的《红楼梦》、巴金的《家》、《春》、《秋》到曹禺的《雷雨》，人们可以在文学史上读到一批大家族的故事。那个时候，生活在大家族之中的年轻一辈压抑，无助，未老先衰。通常，他们只能像土拨鼠似地在长辈之间钻来钻去，竭力找到一个可以自由呼吸的缝隙。由于没有直抒胸臆的机会，这些年轻人往往多愁善感，神经衰弱。如果套上一个不称心的婚姻，他们的下半辈子再也产生不了任何激情。大家族内部的不幸，林觉民都看见了。
林觉民的嗣父林孝颖是林觉民的叔叔。他饱学多才，诗文名重一时。考上秀才时，福州的一位黄姓富翁托媒议亲，招为乘龙快婿。不料林孝颖根本不乐意接受这一门父兄包办的亲事。他第一天就拒绝进入洞房，并且因为心灰意冷而从此寄情于诗酒。大宅院之中，黄氏徒然顶一个妻子的名分煎熬清水般的日子，白天笑脸周旋于妯娌之间，夜里蒙头悲泣，嘤嘤之声盘旋在几进院落的墙角。为了安慰黄氏，排遣她的孤单和寂寞，林孝颖的哥哥将幼小的林觉民过继给黄氏抚养。
随着年龄渐长，上一代人的嘤嘤悲泣始终缭绕在林觉民的耳边。他一辈子感到幸运的是娶到了陈意映。也是父母之命，也是媒妁之言，但是，老天爷却让他遇到了情投意合的陈意映：“吾妻性癖、好尚与余绝同，天真浪漫女子也！”
但是，情种林觉民就要离开这座大宅院，远赴疆场，九死一生。嗣父一定感到林觉民神色异常，再三询问。林觉民推说日本的学校放樱花假，他约了几个日本的同学要到江浙一带游玩。生母一定也察觉到了什么，但是问不出原因。死何足惧，真正割舍不下的是陈意映，然而她茫然无知——是不是八个月的身孕转移了她的注意力？林觉民肝肠寸断，欲说还休，唯有日复一日地借酒浇愁。所以，《与妻书》之中的这几段话既是说给陈意映听，也是说给自己听——不说服自己怎么能走得动？
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弟以今日事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时无地不可以死？到那时使吾眼睁睁看汝死，或使汝眼睁睁看我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即可不死，而离散不相见，徒使两地眼成穿而骨化石，试问古往今来几曾见破镜能重圆？则较死为尤苦也。将奈之何？今日吾与汝幸双健，天下人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情就死不顾汝也。吾今死而无余憾，国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依新已五岁，转眼成人，汝其善抚之，使其肖我。汝腹中之物，吾疑其女也，女必像汝吾心甚慰。或又是男，则亦教其以父志为志，则我死后尚有二意洞在也。幸甚，幸甚！吾家日后当甚贫，贫无所苦，清净过日子而已。
吾今与汝无言矣，吾居九泉之下遥闻汝哭声，当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则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电感应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实。则吾之死，吾灵尚依依伴汝也，汝不必以无侣悲！
吾平生未尝以吾所志语汝，是吾不是处，然语之，又恐汝日日为吾担忧，吾牺牲百死而不辞，而使汝担忧，的确非吾所忍。吾爱汝至。所以为汝谋者唯恐未及。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卒不忍独善其身。嗟夫！巾短情长，所未尽者尚有万千，汝可以模拟得之。吾今不能见汝矣，汝不能舍吾，其时时于梦中得我乎？一恸！辛亥三月二十六夜四鼓，意洞手书。
家中诸母皆通文，有不解处，望请指教，当尽吾意为幸
“巾短情长，所未尽者尚有万千”，无限的牵挂和负疚，可是林觉民不得不动身了。没有一个至爱的女人，林觉民的内心一定轻松许多；可是，没有一个至爱的女人，生活还值得喷出一腔的鲜血吗？“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长吁短叹，家国不可两全。就是在这一刻，历史无情地撕裂了这个男子。
六
盖棺论定。一个人做了该做的一切，然后问心无愧地进入历史。历史公正地铭记一切。可是，这种观点又一次遭到了那一位本地业余历史学家的哂笑。他认为，历史就是遗忘绝大多数人，保存极其个别幸运者的事迹。然而，奇怪的是，这些幸运者根本不能控制自己烙印在历史上的形象，也不清楚自己会在哪一天突然大红大紫，或者在另一天被骂个狗血淋头。
黄花岗烈士之中，福州乡亲有名有姓的计十九名。林文、林觉民、林尹民号称“三林”，林文为首。“独来数孤雁，到处总悠悠”，“露枯野草频嘶马，水满荒塘不见花”，写得出这种诗句的人一定是不凡之辈。可是，除了些许零散的诗篇，林文不再为历史留下什么。福州已经找不到他的故址。他的亲戚后人杳无音讯。林觉民追随孙中山先生，秘密奔走于日本、福建、香港、广州之间，最终手执步枪腰别炸弹杀入总督衙门，然而，现在许多人记住他的原因是《与妻书》。
至少在网络上，革命家林觉民已经成为一个没有温度的称号，情种林觉民仍然炙手可热。我利用搜索引擎查到了虚拟空间的一次圆桌讨论，登录网络的众女士曾经深入研究“我生命中的男人”。林觉民榜上有名。当然，许多男人的名字都出现在这个圆桌讨论之中。曾国藩据说适合当父亲，因为他家教甚严；肖峰——金庸小说之中的人物——豪情磊落，适合当大哥；李白做一个浪漫的小弟挺好；周润发风度翩翩，是男朋友的理想人选；至于丈夫当然要找胡雪岩，因为这老儿有的是钱；如果有可能，再要一个比尔·盖茨做儿子，这娃娃脑子好使，孺子可教也，当妈的省心；也有人提出喜欢贾宝玉，原因是公子听话。另一个女士爱上了孙悟空，因为这猴儿能够七十二变，好玩。这些意见多少有些俗。另一个识见不凡的女士发来一个长长的帖子，她提出了三个理想的男子：项羽，林觉民，关汉卿。项羽显然不仅因为他破釜沉舟的豪迈，这个敢做敢当的男人与虞姬的生死之恋永垂千古；林觉民单凭一封《与妻书》就可以征服无数的芳心；关汉卿这家伙落拓不羁，是一粒“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的铜豌豆”，顽劣而又风流，叫人如何不想他。这份帖子赢得了不少掌声，尽管另一些女士表示了某种无关紧要的分歧，例如这些男人都过于霸气，如此等等。
必须承认，这些意见视野开阔，一些妙想甚至匪夷所思。即使林觉民再有想象力恐怕也料想不到，多年以后他可以在这种场合与曾国藩、周润发或者比尔·盖茨同台竞技。抱怨播下龙种而收获跳蚤肯定有些自以为是，但是，这至少可以证明，凡人很难预料神秘莫测的历史会给未来孕育出什么。
大半个世纪之前，人们曾经从鲁迅的《药》读出了深刻的悲哀——革命者上了断头台，一批无知的庸众竟然在兴高采烈地当看客，甚至吮他的血。可是，历史上的大英雄什么时候躲得开寂寞和孤愤？也许，是大英雄自风流，没有必要为这种遭遇而伤感。这时，我又想到那位业余历史学家的观点：人生一世，有幸来到天地之间走一遭，能够认定什么是真理，甚至可以将自己的头颅潇洒一掷，长笑而去，这就是幸运的一生，壮烈的一生。那些蝇营狗苟的凡夫俗子并不是天生猥琐——因为他们找不到值得豁出命的事业。一辈子能够有一回惊天地，泣鬼神，如此快意，夫复何求！做了就做了，至于红尘滚滚之中的后人如何指指点点，褒贬引申，那只能随他去了。留下的历史无非是一些印刷品或者象征符号，笑骂由人，没有必要斤斤计较。
可是，林觉民身后的陈意映呢？林觉民慷慨就义，功德圆满，他是不是将无尽的痛苦抛给了陈意映？
躲不开的一问。
网络上有一篇文章说，林觉民不负天下，但负了一人；他不知道天下人的名字，却恨不得将这人的名字记到来世。陈意映愿意追随林觉民上天入地，林觉民却深挚而残酷地替她选择了独生。铁肩担道义。无论什么时候，林觉民都是一个堂堂男子汉。但是，他挥挥手将陈意映抛在彼岸——他有这个权利吗？
道理说得出千千万万，痛苦依然尖锐如故。即使霓虹灯闪烁的歌舞厅、富有磁性的嗓音或者重金属打击乐也无法覆盖这种人生难题。童安格，这个绰号“学生王子”的歌手居然幽幽地唱起了林觉民，唱起了香港滨江楼的《诀别》：
夜冷清 独饮千言万语
难舍弃 思国心情
灯欲尽 独锁千愁万绪
烽火泪 滴尽相思意
情缘魂梦相系
方寸心 只愿天下情侣
不再有泪如你
是吗？“不再有泪如你”？齐豫——齐秦的姐姐——用一个女人的心情回应一首：《觉——遥寄林觉民》。她要问的是，刹那是不是永恒——能不能“把缱绻了一时，当作被爱了一世？”
……
觉
当我回首我的梦
我不得不相信
刹那即永恒
再难的追寻和遗弃
有时候不得不弃
爱不再开始
却只能停在开始
把缱绻了一时
当作被爱了一世
你的不得不舍和遗弃
都是守真情的坚持
我留守着数不完的夜和载沉载浮的凌迟
谁给你选择的权利
让你就这样的离去
谁把我无止境的付出都化成纸上的一个名字
如今
当我寂寞那么真
我还是得相信
刹那能永恒
再苦的甜蜜和道理
有时候不得不理
还能说什么呢，林觉民？即使知道一切如此沉重，即使满心负疚，依然生离死别，能够握在手里的仅仅是一管笔——《意映卿卿》。许乃胜一曲轻吟如诉：
意映卿卿
再一次呼唤你的名
今夜我的笔沾满你的情
然而
我的肩却负担四万万个情
钟情如我
又怎能抵住此情
万万千千
意映卿卿
再一次呼唤你的名
曾经我的眼充满你的泪
然而
我的心已许下四万万个愿
率性如我
又怎能抛下此愿
青云贯天
梦里遥望
低低切切
千百年后的三月
我也无悔
我也无怨
歌罢无言。我知道，即使那个业余历史学家也不会再说什么。这是历史上不会愈合的伤口，但是，这些问题不会出现在历史著作之中。
七
一个作家对我说过，她很喜欢“意映卿卿如晤”这句话。我想了想，的确，这句话具有私语性质。“意映卿卿如晤”，一个小小的、温暖的私人空间就会随着文字浮现。
陈意映，一个女人的名字，一个收信人，一个林觉民的倾诉对象。现在，她要从纸面上活起来了。那么，她能够走多远呢？
这时，我的叙述半径急剧地收缩。陈意映可能离开她的一厅一房，出去给公婆请安；偶尔也会走出大门，“万兴桶石店”总是那么热闹；是不是还会到门前的那条街上走一走呢？这是福州著名的南后街。一直到今天，这条街上还完整地承传了古街的格局。裱字画的，裁衣服的，卖寿衣的，编藤木器具的，做鞋的，各种小店一溜排开。正月十五过元宵，这条街上的灯笼糊得最好。带轮子的羊，马，牛，鱼，关公刀，小飞机，品种繁多。当然，大多数时光，陈意映肯定是呆在她的一厅一房和狭小的天井里。儿子嗷嗷待哺，她无法离开很长时间。陈意映出身书香门第，能诗文，父亲陈元凯是一个举人。所以，林觉民留在家里的几册书籍报刊已经足够她打发空闲的日子。她是不是零零星星地听到了革命、共和、光复这些概念？完全可能。但是，她抬起眼睛只能看到天井上方窄窄长长的天空。这是她的世界。历史在很远的地方运行，由丈夫林觉民以及他的一帮朋友操心。陈意映丝毫没有想到，突然有一天，历史竟然不打任何招呼就将如此沉重的担子搁在她的肩上。
“低低切切，何事不语？”陈意映生活在一个低语的小天地里。日子很扎实，只是因为有一个人与她情意绵绵，肌肤相亲。一个女人的耳边有了这些低语，她还有什么必要听那些火药味十足的大口号呢？
辛亥年的三月初，林觉民意外地从日本回到福州。他竟日忙于呼朋唤友，或者借酒使气，但是，陈意映从不问什么。林觉民是一个做大事的人，白天属于他自己。她已经习惯了将大日子搁在那个男人肩上，自己只管小天井里面的琐事，还有腹中8个月的胎儿。陈意映恐怕永远也不知道曾经酝酿的一个计划：林觉民本来打算让她运送炸药到广州。林觉民在福州西郊的西禅寺秘密炼制了许多炸药。他将炸药藏在一具棺材里，想找一个可靠的女子装扮成寡妇沿途护送。如果不是因为八个月的身孕举止笨拙，陈意映可能与林觉民一起赴广州，并且双双殒命。我猜想陈意映不会拒绝林觉民的要求。她甚至会认为，能够和林觉民死在一块，恐怕比独自活下来更好。
不知道摧毁她平静生活的凶讯是如何传递的？我估计只能是口讯而不是电报。广州起义的日子里，林觉民的岳父陈元凯正在广州为官。得到林觉民被捕的消息，他急如星火地遣人送信。赶在官府的追杀令抵达福州之前，林家火速迁走，偌大的宅院一下子空了。
避开了满门抄捕，陈意映与一家老小隐居于福州光禄坊一条秃巷的双层小屋。秃巷里仅一两户人家，这一幢双层小屋单门独户。陈意映惊魂甫定，巷子外面传言纷纷。一个夜晚，门缝里塞入一包东西，次日早晨发现是林觉民的两封遗书。“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阴间一鬼。”天旋地转，泪眼婆娑。最后的一丝侥幸终于崩断。更深夜静，独立寒窗，一个女人的低泣能不能传得到黄花岗？
一个月之后，陈意映早产；五个多月之后，武昌起义；又过了一个月，福州起义，闽浙总督吞金自杀，福建革命政府宣告成立。福州的第一面十八星旗由陈意映与刘元栋夫人、冯超骧夫人起义前夕赶制出来。当然，革命的成功将归于众人共享，丧夫之痛却是由陈意映独吞。两年之后，这个女人还是被绵长不尽的思念噬穿、蛀空，抑郁而亡。
武昌起义成功之后的半年，孙中山先生返回广州时途经福州，特地排出时间会见黄花岗烈士家属，并且赠给陈更新夫人五百银元以示抚恤。至于陈意映是否参加，史料之中已经查不到记载。这个女人的踪迹此时已经淡出历史著作。她只能活在林觉民的《与妻书》之中。
八
我站在马路对面的一座天桥上，隔着车水马龙遥看那一幢建筑物：朱门，曲线山墙，曲折起伏的灰瓦曾经遮盖那么多的情节。主角早已谢幕离开，舞台和道具依然如故。民国初期，这幢建筑物旁边的巷子辟为马路，如今是福州最为繁闹的地段。这幢建筑物仿佛注定要留下来似的，它顽强地踞守在两条马路交叉的拐角，矮矮地趴在一大片高楼群落之中。人来熙往，这里始终是一个安静得有些蹊跷的角落。周围的精品屋一茬又一茬，这一幢建筑物忠心耿耿地监护历史，一成不变。
林家仓皇撤离之后，一户谢姓的人家旋即购下了这座大宅院。谢家有女，后来出落成一个大作家，即谢冰心。冰心79岁时写成一篇忆旧之作《我的故乡》，文中兴致勃勃地记叙了这座大宅院：门口的万兴桶石店，大厅堂，前房后院，祖父书架上的《子不语》和林琴南译著，每个长方形的天井都有一口井，各个厅堂柱子上的楹联，例如“知足知不足，有为有弗为”，如此等等。两个近代的著名人物一前一后出入这座大宅院，犹如天作之合。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冰心丝毫没有提及林觉民。先前读过《我的故乡》，丝毫想不到冰心说的就是林觉民的故居——仿佛是另一座大宅院似的。冰心对于这里上演的悲剧一无所知吗？对于一个如此渊博的作家，好像不太可能。一个小小的谜团。
林家这一脉后来也出过一个女作家，算起来大约是林觉民的远房侄女。她就是后来嫁到梁启超家的林徽因。林徽因出生在杭州，但她回到过福州。她的文字里也没有提到这一座大宅院，不知为什么。
历史的沧桑，世态炎凉，有些事就不必再费神猜想了。
危险的戏剧性
按照字面的涵义，“故事”也就是过去的事件。过去的事件嵌在消逝的时间与空间之中，一逝不返。只有事件的某些部分沉淀于语词之中，供后人叙说。保存历史的人也就是讲故事的人。可是，讲述出来的故事会不会冒出无法意料的意义——某些时候，这些意义会不会让讲述者尴尬、反感甚至大惊失色？
我要提到的是三个例子。
知青的故事的确已经成为“故事”。如同铜绿斑斑的古钱币一样，“知青”仿佛已经是一种富有历史感的身份，文学、电影以及种种媒体正在利用知青的故事怀旧。浊酒一壶，清茶数盏，遥想乡村生涯，抚今追昔之间增添了种种谈资。一些记者发现，知青身份是许多成功人士的欣慰回忆；因此，知青的故事渐渐演变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之前的磨砺。
可是，这样的故事主题太富于戏剧性了。事实上，多数知青并没有在这个历史事件之中获益。他们才智平庸，背景黯淡同时又缺乏特殊的机遇；中学毕业或许是他们的生活拥有最多可能的一瞬。然而，下乡插队强制地取消了所有的选择，他们的命运丧失了浪漫的憧憬。若干年之后，返回城市更像是一种随波逐流——他们无非是将手心的老茧换成额上的皱纹而已。如果说昔日的下乡意味大学校门的关闭，今天，没有过硬的学历证书迅速地将他们挤到了“下岗”的边缘。这是面容模糊的一个庞大群体。但是，知青的故事并未为他们提供主演的角色。故事的讲述必须有趣，哪怕偷鸡摸狗也算得上轶事，只有这些乏味的庸常人生无话可说。这样，那些知青的故事有意无意地抛弃了这个庞大的群体。如果知青的故事无法说明下乡插队恰恰是许多人陷于庸常的原因——如果知青的故事之中仅仅走出了一批面容坚毅的企业家与官员，那么，知青生涯的确会被现今的白领阶层想象为某种不可多得的悲剧体验——这种悲剧体验犹如流行歌曲之中的失恋一样。在我看来，这是讲述的戏剧性隐藏的危险：这个历史事件仿佛突然失去了重量而仅仅成为一个小小的情绪抽搐。
在很长的时间里，我仅仅模糊地意识到这样的危险。可是，一部电影出其不意地将这样的危险暴露出来——《阳光灿烂的日子》。这是我要提到的第二个例子。
《阳光灿烂的日子》是一部我喜爱的电影：遍地阳光、解禁的日子、年轻躯体之中掩抑不住的生气。当然，我并没有丧失理智；我对一个六十年代末出生的观众说，这样的激情仅仅是那个大院子里孩子们的享受——另一些父母带上高帽游街示众的孩子们更多地是陷于焦虑与恐怖之中。于是，我们谈论到六十年代的那一场大革命，我渐渐地发现我的表述越来越吃力。我的谈话对手倾心于摧毁秩序的浪漫风姿，倾心于无拘无束的四处游荡。我无法让他栩栩如生地想象沉重的血腥和贬为异类之后的无望。他告诉我，他曾经从父母那里听说了这场大革命的某些片断——例如六十年代的“大串联”。对于像他这样营养充足、心情开朗的年轻人说来，“大串联”式的免费旅游与一些有惊无险的奇遇如同人生盛宴之前的开胃酒。他向往地复述从父母那里听到的种种有趣的细节，同时将我的异议视为某种抽象的危言耸听。我终于明白，那些有趣的细节已经淹没了历史全景——戏剧性又一次取得了耀眼的胜利，与此同时，另一些基本的历史涵义悄悄地消失了。
第三个例子仅仅需要叙述而不需要任何多余的解释。不久之前，六十年代的两部老影片《地道战》和《地雷战》得到了重新的放映。一位教授告诉我，他的儿子看过影片之后的结论是，打仗太好玩了，巴不得明天就爆发战争。我深为震惊——这位教授的确说破了一个秘密。我在童年时代反复观摩过这两部影片。我的想法同样是，打仗真好玩。
这两部电影隐瞒了战争的残酷而将战争形容为有趣的游戏，以至于儿童开始向往战争——这样的戏剧性带来了什么呢？
时差两小时
波音客机已经盘旋在狭长的日本岛上空，我仍然提不起神来。中午的太阳垂直射下，海面波光粼粼。海岛的边缘十分清晰，甚至看得清一排一排涌浪漫上沙滩。可以从轰鸣声中听出，飞机正在放起落架。似乎没什么可期待的，仅仅两个小时的时差。黄皮肤，细眼睛，咕噜咕噜的对话之中有很多的降调，一切都是熟悉的。
真的熟悉吗？一个朋友曾经摇着头感慨：这个岛国在海里漂来漂去，古怪得很，没有人说得清他们。
东京机场旁边就有一条轻轨，我和同行的几个伙伴很快上了列车。车厢里很安静，没有人多看我们一眼。我们和邻座的日本乘客没有任何差别。对面的一个肥胖老头随着车厢的轻微摇晃开始打瞌睡，另外几个年轻人专注地玩着手机里的游戏。角落里一个头发染成黄色的姑娘正在翻阅一本杂志。录音广播不时报出下一站的站名。恍惚之间，仿佛还置身于北京的地铁车厢。
然而，大半个世纪之前，就是和这个如此相似的民族，有着长达八年的血腥厮杀。一块巨大的历史疤痕，时时还会发炎，胀痛，不小心就渗出血来。三八大盖，八格牙路，米西米西，花姑娘，《地道战》，《地雷战》，“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这些过时的辞令渐渐退出了流行语汇。可是，镌刻在石头上的历史纹丝不动。不久之前的一个黄昏，我到了卢沟桥。残阳如血，干涸的河床里芦花摇曳，蹲在桥栏上的数百尊石头狮子依然怒目圆睁。
东京的列车还在哐当哐当地平稳运行。我一下子打起了精神，挺直腰身正襟危坐。
入住一个家庭式的小旅馆。
旅馆的主人是个中年男人，腿有些跛，到过北京、青岛和大连。他用日语说了很长的一串欢迎辞，并且夹上许多“哈伊”、“哈伊”的答复，说话的时候不断地哈腰致意。我们之中只有一个人懂日语。他和旅馆主人热络地往返对话，彼此之间的客气神态招惹得我们不由自主地跟着鞠躬点头。
小旅馆很挤，只空了一间客房。脱鞋进了门，地上铺了四张席子，四套褥具。墙上几枚挂衣服的钉子，架子上一台15寸的小电视，一部老式的转盘电话机，一台旧的闹钟，如此而已。旁边四扇推拉门，门框中间的格子背后裱着洁净的白纸。推拉门背后隐了一间小贮藏室，可以搁行李。客房的角落另有一扇小门，里面是厕所和浴室。浴室的面积仅相当于一张小写字桌，竟然用石板砌出一个小浴池。浴室里的窗框、毛巾架擦拭得纤尘不染，窗台上还有一个花瓶，一枝小花别有风情。
多年之前读过一本韩国人的著作，专门阐述日本人对于“小处”的精细开发。螺蛳壳里做道场，许多精致的小产品都出自日本人之手。折叠伞，揣在口袋里的照相机，便携式录音机，等等。日本的小轿车瘦小玲珑，轻，薄，省油。日本人的“小”意味了局部的最大效率。中国古人的围棋风格粗率豪放。满盘烟云，大砍大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日本人的围棋细腻精致，锱铢必较，精确的收官把胜局锁定在半目，这才叫本事。罗兰·巴特概括得很精彩：小的感觉不一定是因为尺寸，“而是因为每一件物品、每一个姿态，乃至最自由、最活动的东西，似乎都是有框子的。”
可以从浴室的窗户看到另一家的后院。不过六七平方米，布置成了一个小园林的格局。庭院里铺满了小砂石，右下角一大一小两块石头，左上角一棵树。树叶修剪得极为工整，没有一片多余的叶子豁出轮廓线边缘。地下有几片落叶，似乎不那么自然，看上去更像是扫得干干净净以后再有意撒下的。
小旅馆两层，大约十余间客房。客房前边一个小院落，估计就是二十多平方米。小院落中央有一口池子，池子里游动着二三十尾红色小鱼；池边有数张小椅子；池子背后堆起一座小假山；假山上有两棵树，一座小石塔。精工细作，井井有条。我们突然想照一张相。可是，几条大汉往池子边上一站，所有的大小比例都不对头了。冲出来的相片，身后如同舞台上假的布景。
晚饭之前，旅馆的老板娘送来了茶水和自制的小糕点。小糕点类似果冻，小小的，一口吞得下一块。
曾经在许多日本影片里发现一种表情：哪怕仅仅问一个微不足道的小问题，对方都会立即打起十二分的精神，瞪圆双眼，“哈伊”、“哈伊”地用力点头——那种聆听圣旨的认真劲使我觉得，几乎不可能和他们漫不经心地闲聊。这是日常的礼节，还是多年训练出来的习惯？我在机场工作人员或者商店营业员的脸上反复看到这种表情。
一个空出来的下午，打算浏览一下东京。自己乱窜效率太低，打电话联系了一家从事半日游业务的旅行社。因为环境不熟，迟到了二十分钟才抵达约定地点。旅行社开来了一辆七八十个座位的大巴士。仅有我们三个顾客，第一排都没坐满。除了司机，旅行社还派了一个日本的妇女做导游。
导游大约快60岁了，穿一身合体的呢西装。她在北京当过外交人员，中文不错。这种导游仅仅是不定期的兼职，增添一点临时收入。我们请她坐在座位上指点车窗外的风景，她客气地谢绝了。她坚持站在大巴士的过道中央，手执麦克风，一板一眼地向我们三个人讲解每一条街道和每一个有名的场所，脸上挂了一副经典的日本表情。大巴士拐弯的惯性带得她踉踉跄跄，她只能用左手牢牢地揪住座椅的靠背，手背上青筋毕露。如果询问一句什么，她就会不厌其烦地解释，以至于我们也不得不拿出一份专注的神情对付她的负责态度。
海边看过一个丰田公司主办的汽车主题公园，我们比预定的时间早一些回到大巴士。导游闲逛去了，过了一阵子才返回。我透过车窗看到她沿着人行道慢慢地走来，步履沉重，脸上显得落寞、疲惫、松弛。然而，刚刚登上车厢，她的身体如同一根放松的弹簧蹦了起来，表情和声音立即注满了活力。她一迭声地道歉，仿佛有什么不妥似的。
我们在东京的千叶原电器街下了车。信步踱入街边的一家电器店，一个店员立即上前殷勤地招呼。他的神情活络、大方、得体，但言辞之间似乎没有日本人那种抖擞的精神。一问之下，果然——是上海人。
我们所住的街区大约是中产阶级聚居之处，路边一幢一幢的小别墅。小别墅多半两层或者三层。除了主楼，围墙里通常还有一间配电房，一两棵修剪整齐的小树，一个泊车位。也有些小轿车泊在屋外，紧贴着墙根。我总是感到惊奇，轿车怎么能如此熨贴地挨着墙根塞入这么小的空间？司机似乎不可能有如此的技术，更像是吊车凌空把小轿车精确地搁在那儿似的。
同行的一个伙伴了解日本的行情。他估计得出这么一幢别墅的价格。我记不住具体的数目，反正是一个我这一辈子难以企及的数目。
这个街区十分安静，遇不到多少行人。拐角处悬挂了一幅标语，内容是抗议附近盖一幢高楼。一个穿牛仔裤的妙龄姑娘牵着八条狗散步。八条狗的项圈都拴在她的腰带上。她有些手忙脚乱，不时被某一条狗拖得趔趄。
街区的中央有一个不小的公园——六义公园。隔着围墙可以看到公园里交错的树枝，许多乌鸦栖在树枝上哇哇地放声聒噪。乌鸦是日本的吉祥鸟，常常动静很大地飞行在城市的高楼之间，放肆地从空中抛洒下鸟粪来。六义公园曾经是一个大户人家的私家花园，不知什么时候成了公共财产。何谓“六义”？风、雅、颂、赋、比、兴是也。儒家的诗学思想漂洋过海，成了一个公园的命名。
日本的许多园林显出了萧瑟和僵硬。为什么呢？公园里的每一寸地皮似乎都有人照管，每一棵树都修剪得中规中矩，棱角分明。斧凿之迹如此公开，规范如此严厉，自然之趣消失了。草地上没有蚯蚓和蚂蚁，林阴道上没有纷乱的枯叶，土坡上没有杂草乱石，树丛中没有交错横斜的枝丫——这种人为的整饬遮盖了一个舒展的、生机纵横的大自然。
这个街区还有一个刀具博物馆。博物馆的大门造型独特。几番路过，都未曾遇上博物馆开门。
日本礼法周全，种种敬语充斥言辞，对话之间轻易不说出“是”与“非”的判断。模糊，暧昧，吞吞吐吐，左右回旋。然而，一个突然的时刻，会有一柄锐利无比的刀闪电般的一击，一切都干脆利索地了结。
刀是日本武士传统的一个重要标记。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一书特地写了一章：《刀——武士之魂》。武士幼小时就开始练习使刀，十五岁正式佩刀。刀不仅是护身之器，而且是忠义和名誉的象征。通常，刀必须装饰在书房或者客厅最显眼的地方，夜里则置于枕边，伸手可及。如果谁不小心跨过武士放在床铺上的刀，那就很可能大祸临头。后来，我在其他博物馆的玻璃橱中看到了长短不一的佩刀：隐隐的纹理，锋刃寒光凛冽，用新渡户稻造的话说，“它的弯度把最卓越的美和最强大的力结合在一起。”
中国古代的武侠似乎更钟情于剑。一壶酒，一柄剑，浪迹江湖，剑仿佛收藏了更多的文化象征。剑术比刀术更为繁杂精妙。一般地说，武侠小说之中的道长或者某一门派的宗师用的是剑而不是刀。好马快刀，刀仅仅表示了单纯的凶猛和骁勇。
日本，刀是至尊。日本的刀术风格奇诡。电影之中一身黑衣的忍者蒙起了脸——刀术就是他们的语言。压低身姿，拖刀疾跑，双手握刀运转如风，迅捷无比的一击随即退步收刀，片刻之后对手才慢慢地瘫软在地。迅捷无比的一击——我们甚至也可以将偷袭珍珠港战役形容为雷霆般的凌空一刀。
刀象征了忠义和名誉。某些时候，锋利的刀刃必须指向自己——同样为了忠义和名誉。这就是日本著名的切腹自杀。对于武士说来，切腹自杀包含了庄严、勇气、坚忍和美。这是刀的精神。以下是一段转摘于《武士道》的切腹自杀的描写：
……
再一次行完礼后，善三郎把上衣脱到系带那里，裸露到腰部，为了不至于向后仰面倒下，按照惯例，小心地将两个袖子掖进膝盖下面。这是因为日本武士必须向前伏下而死。他沉思一会坚定地拿起放在面前的短刀，好像喜欢得依依不舍似地注视着它，看来暂时在集中临终的念头，但很快便深深地刺入左腹，慢慢地拉向右腹，再拉回来，稍微向上一划。在这非常痛苦的动作中间，他的面部肌肉一动也不动。他拔出短刀，身体屈向前面，伸出了脖子。痛苦的表情这时才掠过了他的面部，但并没有发出一点声音。直到此时一直蹲在他旁边、纹丝不动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的断头人，不慌不忙站了起来，转瞬间高高挥起大刀。刀光一闪，咔嚓一声噗咯倒下，一击之下便身首异处了。
……
电话联系上了Y君，相约一起吃生鱼片。
Y君于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就读于一所大学的文学系，毕业之后在文学刊物上发表过几篇小说。九十年代初期，Y君东渡日本，先是在一所语言学校学日语，随后开始了打工的生涯。餐馆里洗盘子，当店员，当推销员，居无定所，奔波漂泊。Y君的运气是从做掮客开始的。他从中国批发一些日常用品到日本，卖给一些社区的小超市，赚到了一些差价。Y君厚道而且口讷，没想到这反而帮了他。日本商人严谨持重，伶牙利齿的家伙占不到多少便宜。Y君逐渐与几家小超市建立了固定的联系，每年回中国办几次货。重要的是信义。Y君说，由于彻底的信任，这几家超市的主人已经很久不问他采购的价格了。很长一段时间，Y君把挣来的钱藏在卧室的席子底下。哪一天晚上睡觉时开始觉得背硌得难受，他就得上银行存一次钱了。
这时的东京还是有些冷。Y君戴一顶棒球帽，斜挎一个小包，骑了大半个小时的自行车才抵达。根据他的服饰相貌，多数人很难想象他在北京和深圳都有自己的企业和楼房。他退掉了东京租用的写字楼。寓所里的传真机和小挎包里的移动电话已经足以解决全部的商务往来。
骑在自行车上的Y君是东京的一个孤独的闲人。没有太多的生意可谈，家人只愿意呆在中国。剩下的时间，Y君开始重操旧业——写小说。Y君在东京的闹市买了一套公寓，价格昂贵。我们到公寓里看了看，屋内细部的装修十分考究：马桶上几个电子控制的按钮分管不同的出水量，浴缸上有一个电子温度计调节水温，房门阖上时必须出现一声圆润的“咔嗒”——否则就是太松或者太紧，厨房里的抽屉拉出一半必须能够自动缩回去——否则就是里面的轨道没有调好角度，如此等等。Y君还没来得及置办家具，卧室内只有一张写字桌。Y君伏在这张桌子上写小说，写不下去的时候就到附近的卡拉OK厅里放声乱吼一阵。
东京的地价贼贵，真是“居大不易”。吃完生鱼片出了门，路过银座的一条繁闹的马路。Y君突然说，现在踩在脚下的曾经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地皮。我们都站了一下，感觉不出什么。
两天之后我们飞到了大阪，当天下午匆匆看了看天守阁。穿过天守阁厚厚的城墙走出大门，天已经黑透。回眼望去，天守阁阁楼的飞檐翘在夜空，背后一轮孤月。一个同行的伙伴到了路边玻璃的电话亭里打电话，向Y君报个平安。该说的话已经说完，他却迟迟搁不下话筒，嘴不断地重复一些简单的客气话。事后他解释了一条日本的规矩：双方通完电话，要让长辈或者上司先放下电话，这是尊重对方的表示。他想让Y君先挂机，Y君却固执地谦让——最后还是他拗不过先放下了。
我们都说不出什么，默默地想象Y君一个人骑自行车穿行在东京的喧闹之中。
曾经在新宿的一幢高楼顶上观看东京的市景。道路纵横交错，各种车辆小甲虫般地飞驰而过。但是，有一个区域树木葱茏，仿佛闹市之中的一个孤岛。Y君说，那里是皇宫。
日本的各路政要不断地在电视里露面，演说辩论；相形之下，天皇仅仅是政治事务之中的一个抽象符号。天皇深居九重，不介入各种具体的决策。当然，皇宫里的生活也可能成为全日本津津乐道的话题：太子娶了谁做妃子，妃子迟迟不能怀孕，终于生出了男婴还是女婴，叽叽喳喳吵个不休。可是，这些与国家大事无关。
一条开阔的马路，几片开阔的草坪，背后就是皇宫了。一圈雪白的围墙，角落里矗立着灰瓦的岗楼。围墙里面长了许多大树，围墙外面一条护城河，河水碧绿。拐角的阴影里，似乎浮游了几只天鹅——看得不太清楚。天皇悠闲地居住在里面，东京街道上拥塞的车流与闪烁的霓虹灯仿佛是另一个世界的故事。
尽管如此，没有一个日本人怀疑天皇的至高威望。鲁思·本尼迪克特曾经在她的名著《菊与刀》之中描述了明治维新后第一代天皇偶尔出现在民众面前的情景：“群众匍匐在他身前，没有丝毫声响，没有一个人敢于抬头正视。二楼以上的窗户全部严密遮闭，以保证任何人都不得从高处俯窥天皇。”作为一个西方人，本尼迪克特对于天皇的支配能力十分惊讶和不解：
当1945年8月14日日本投降时，“忠”在全世界显示了难以置信的威力。许多对日本有体验或了解的西方人士都认为日本不可能投降。他们声称，幻想那些分布在亚洲和太平洋诸岛上的日军会和平地放下武器，简直是过于天真。日军的许多部队还没有遭受过地区性的失败，他们还确信自己的战争是正义的。日本本土各岛，到处都是誓死顽抗者。……天皇说了话，战争就结束了。在天皇的声音尚未广播之前，顽强的反对者们围住皇宫，试图阻止停战诏书的宣布。但一旦宣布，他们就全都服从了。不论是在满洲，或爪哇等地的前线司令官，或者是本土的东条们没有一个人反对。我们的军队在机场着陆后，受到了礼貌的欢迎。外国记者中有一个这样写道，早晨着陆时还手指不离枪，中午时就把枪收了起来，傍晚便悠闲地上街采购日用品了。日本人现在是用遵守和平的办法使“陛下安心”了。而在一个星期前，他们还发誓要奋身用竹枪击退夷狄来使“陛下安心”呢！
这就是东方，神秘的东方。
一辆中型吉普从街头驶过，车上安装的高音喇叭播放着什么。因为口气激昂，这时的日语有点儿像是咆哮。同行的伙伴也只能听个大概，但是明白这是右翼组织的宣传车。军国主义，轰炸，刺刀，大屠杀，他们还是想用这一切塑造世界？
我们没有看到这一批狂热分子的脸，我们看到的是另一批人。
因为抄近路，我们穿入一条小马路，马路背后是一个小公园。挨着公园的铁栏杆搭着一溜的帐篷。有的帐篷敞开着，可以看得见里面的床铺、炊具和电视机。另一些帐篷像个小箱子吊在铁栏杆上，帐篷外还用麻绳捆着一辆自行车。几个日本人站在帐篷边说笑。另一个红鼻子的日本人手里摇着铃铛，独自引吭高歌，帐篷里卡拉OK伴唱机放到了最大音量。他作了个手势邀请我们加入，我们也作了个手势表示要赶路。
不知道漂泊在这里的是一些什么人。乞讨者？流浪汉？或许，一些出门躲债的家伙？日本经济不景气，负债者甚多。以往，这些负债者多半在家里撑着，面子上挨不过的时候就以自杀了结——负债者在日本的自杀人数中占据了一个很高的比例。现在——也许人心不古吧——这些负债者开始溜出家门，能躲多久算多久。好死不如赖活，帐篷里的日子还是比债主锥子般的目光和刺人的言辞好受吧？
我突然停下了脚步。我在许多帐篷外面发现了标语。我只看得懂英语“no war”、“anti war”，还有一些日语的标语也是相近的涵义。那时，伊拉克战争即将打响，全球都贴满了反战的标语。然而，如果乞讨者、流浪汉或者躲债的人也将目光转向了中东，如果仅仅拥有一个小帐篷的人也愿意为一些远在天边的事情高声呐喊，那么，公道和正义仍然可以期待。
日本多寺庙。雨中乘坐新干线子弹列车赴名古屋，沿途时不时就可以见到一座寺庙，黑黝黝的铁塔淋得湿漉漉的。寺庙的最显眼部分往往是梯形的屋顶，斜斜的一大片灰色的瓦。有时会觉得，这种屋顶像一顶过大的斗笠，寺庙被压得矮矮的。多数寺庙的门、柱、梁、墙以深褐色为主，严肃凝重。
京都的一个寒冷的黄昏，我们到了有名的清水寺。上山时走错了路——拐入了一条僻静的上坡小路。路边有一些人家，许多人家门口的几米远就矗立着坟墓。生与死近在咫尺，我们暗暗有些心惊。这些坟墓四方形，不过一两个平方米，大理石砌的底座和栏杆。墓碑高高耸起，超出一个人的高度，上面刻着死者的姓氏。每一座坟墓都打扫得极为整洁，仿佛每一处都用抹布拭过。
转过一个弯，眼前突然出现了清水山的一条峡谷。峡谷上方树木交织，绿意汹涌，峡谷底下密密麻麻地排列了几千座坟墓，或高或低的墓碑错杂林立。一抹残阳斜斜地掠过，几只乌鸦盘旋啼叫，声音悠长清远。几千座坟墓之间阒无人迹，只有寒风和隐隐的林涛。
我们从侧门进入清水寺。据说清水寺的创建者慈恩大师是唐僧的第一个弟子。寺庙内部正在大兴土木，寺庙背后的山岭还在冬眠。枫叶已落，樱花未开，我们只是短暂地坐了坐就离去。清水寺的正门外是一条弯曲的石板路。路边诸多小店，茶具、酒壶、瓷器、折扇、绣像画等种种小工艺品清雅可喜。我在一家小店里发现了一套一寸高的小酒盅，每个酒盅上都绘有一幅彩色的春宫图，意态风情各不相同。寺庙和坟墓是神明，是无常，是庄严肃穆，那么，酒盅和春宫图就是生的意趣了。
我们不能仅仅看到点头哈腰的日本男人。日本男人的性格中藏有非常强悍的一面。武士道传统倡导男人的坚忍、责任心以及男性气概。即使饥肠辘辘，武士们也要在嘴里叼一根牙签，摆出酒足饭饱的架势，决不能流露出一丝的可怜相。日本的小学生冬天也穿着短裤，这肯定包含了“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涵义。报纸上说，日本的一些家长反对女性担任小学教师——他们担心男孩子被带出娘娘腔来。
这些要强的男人发狂地工作，挣钱养家。如果能够将太太养在家里，一回来就有人送上拖鞋，端过一杯热茶，那肯定是一种荣耀。但是，家庭责任心并没有限制他们眷顾其他女性。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之中奇怪地发现，日本虽然是佛教国家，然而，他们却沉溺于肉体的感官享乐，例如洗热水澡，酣睡，还有性。一个朋友刚刚到日本住在公寓里，每天晚上都得被隔壁放肆的叫床声吵醒。当然，性首先是男人的享乐。工作之余，男人们可以公然地挟妓听歌观舞，或者共度一夕之欢。艺妓高雅一些，妓女的价格低廉一些。他们的观念之中，维持家庭、赡养太太、生儿育女与放纵于烟花柳巷是不相矛盾的两个领域。
有人将岛国的海鲜食品作为性欲旺盛的理由，或许言之有据？总之，日本的色情场所相当发达。一个晚上，我们在东京街头遇到一个大头的侏儒。他撞了撞我的胳膊肘，向我伸出三个指头。我们不解其意，掉头而去。后来询问了日本的朋友——他猜测可能是一个皮条客向我们开出某种女郎的价码吧。
日本的许多旅馆里都有收费的三级片频道，这没有什么可惊奇的——令人惊奇的是日本的漫画杂志。日本的漫画老少咸宜，销量巨大。任何一个街区的超市里都有漫画杂志出售。圣斗士星矢或者灌篮高手仅仅是这些漫画的部分内容，还有许多漫画是赤裸裸的成人色情生活。漫画之中逼真地绘出各种性交姿态，而且配上了简明的文字。放学之后，一大堆背着双肩包的小学生拥在超市的书架前，既翻阅他们的樱木花道，也领略男男女女的床笫之事——似乎没有人觉得不妥。
男性气概的另一面就是大男子主义。大男子主义规定的女性职责是相夫教子。穿着和服，迈着碎步，窸窸窣窣地穿行于卧室与厨房之间，这就是日本妇女。《菊与刀》提到了一个例子：“有一位女校的校长对该校中上流家庭出身的学生讲到应该学一点欧洲语言时，其理由是希望她们将来可以把丈夫们用的书，掸去灰尘，正确地插入书架。”可是，这一切还能持续吗？传统的堤坝似乎正在溃决，日本的不少女性开始回收性的自主权。一个久居日本的朋友说，他曾经在酒馆里和陌生的日本女人公开讨论同性恋、性虐待和口交问题。这就是开放。那些寂寞的家庭主妇常常打电话参加各种色情俱乐部。他甚至知道，有些日本女人会因为购买一件名牌服装而卖淫——当然不能让丈夫察觉。
日本女性的传统形象是，低眉顺眼地跪在地上擦地板，或者跪在餐桌旁给丈夫添饭。长期的跪姿扭曲了她们的双腿，以至于她们成了“半截子”美人——萝卜腿是许多日本女人的心病，特别是脱下和服改穿现代服装的时候。这种腿型和这种心病一代一代地传下来。但是，现在她们已经明白，最简单的疗法就是：站起来，挺直了！
在名古屋的德川美术馆买了一套明信片。上面绘的是屏风，油漆精美的食品盒，各种穿和服端坐的瓷人、泥人，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胖娃娃，如此等等。色调鲜艳，线条刻意——甚至有些呆滞和死板。中国古典美学追求灵动、韵味，鄙薄错彩镂金，渴慕出水芙蓉的天然之姿。可是，日本艺术的装饰感、形式感似乎特别强烈，有时是堆砌过多，有时是洗炼过度。
相扑是日本的国技。喂养出一个体魄硕大的相扑选手需要漫长时日的严格训练和特殊的膳食。相扑比赛开始之际，相扑选手和裁判摆出一大串仪式化的姿势作为前缀，然而，真正的对抗不过推搡几秒钟就告结束。这与西方十二回合的拳击大战大异其趣，仿佛没有内容似的。过多的形式考究令人感到了内涵的匮乏。用罗兰·巴特在《符号的帝国》之中的话说，这是意义的“空无”。
深深的鞠躬，层层叠叠的客气话，反反复复的谦让，类似的形式如此密集的时候，真正的敬意反而被遮盖起来了——这犹如生动的身躯被裹入肥大的和服一样。直指人心的表情消失了，眼前只有礼仪的符号。日本人的礼品包装也是如此。红色丝带，金箔纸，纸盒子或者木盒子，绸缎的底座，最后礼品才姗姗而来——通常不过是一枝圆珠笔，或者一把无足轻重的折扇。所以，罗兰·巴特觉得，这些礼品包装不像空间的外壳保护，而是产生了时间上的延宕。至于最后露面的那个小礼品，“它看上去小小不言，教人忍俊不禁，毫无价值”，这种礼品已经不像个实在的物质，而是变成了一种没有内容的期待对象，“日本人用蚂蚁似的力气所搬运的，实际上是空空洞洞的符号。”形式大于内容，这些形式已经从生活之中切割出来，冻结成一种没有现实意义的仪式，像是一层多余的生活硬壳。
但是，繁琐的形式并不能证明日本人感觉迟钝，一切都是按步就班地执行公式。相反，日本人有精微的感觉，善于捕捉风吹草动的波纹，或者顿悟微妙的禅意。这就是他们精美的俳句：“闲寂古池旁，青蛙跳进水中央，扑通一声响”；“树下肉丝、菜汤上，飘落樱花瓣”；“故乡呀，挨着碰着，都是带刺的花”；如此等等。也许，繁琐的形式阻断了他们仰望的视野，大的、开阔的、远在苍穹的雄伟之物销声匿迹。于是，低下头来，他们有了一个精致的、纤毫毕现的内省世界。
多数日本人吃得不多。他们的快餐称“便当”。打开扁扁的纸盒子：一块鱼，一个寿司，一团饭，一枚菜，样样俱全——但是量少。按照我的心意，一餐至少要吞下两盒。日本的街头有些小面馆，汤面口味极佳。让我苦恼的是，一碗面只能把自己喂个八成饱，常常不得不再加上一块面包。
然而，我不知道日本人如此好酒。他们不像俄罗斯人，一仰脖子将一瓶伏特加倒入喉咙；日本的酒馆喝的是清酒。度数不算高，一个晚上喝下来只是有了醺醺然的醉意——这就是佳境了。许多公司白领的午餐一盒“便当”打发，晚上下班之后就要相聚小酒馆喝一番。日本的各种小酒馆星罗棋布，格局都不大。一个吧台，几张桌子，这种规模的小酒馆比比皆是。入夜，这些小酒馆几乎家家客满。白天趴在那里打瞌睡的侍者和老板娘觉得，这时生活才真正开始。
相聚喝一番并不是叫几盘菜填饱肚子，文雅地饮三盅两盏了事，许多日本人一个晚上甚至连喝三茬。先是七八个同事聚在一张长方桌上，杯觥交错，相互劝酒；酒酣耳热之际散了伙，又有三四个彼此投机的再围到另一家小酒馆喝第二茬；出得门来还未尽兴，再拖一个知己换一家小酒馆买醉。三茬过后摇摇晃晃地回家，多半已经午夜。夜间乘坐地铁，一踏入车厢就能嗅得到浓烈呛鼻的酒气。
不少小酒馆有些可人的陪酒女郎。她们陪着说些开心的话，不着边际地恭维一番，让那些白领解除心头的压抑。日本社会等级森严，长辈与上司的权威不可冒犯；同时，日本白领的日常工作十分繁重，竭尽全力才能勉强支撑。因此，晚上的这一壶酒是开怀，是放纵，是冲掉白日堆积在胸中的郁闷之气。三杯酒下肚，胆子回来了，激情回来了，想象回来了。他们不是在醉醺醺之中丧失了自己，而是发现了自己。一些西装革履的家伙拘谨古板，循规蹈矩；然而，饮了几杯酒，他们就会眉飞色舞，甚至敢于在银座的街头扯开拉链当众撒尿。尽管第二天早晨有些头痛，嘴巴发苦，然而，正是因为想到晚上还有一场好醉，白天他们才有勇气重新把自己塞入写字楼的那个小格子。
鹿儿岛的一个晚上，几个新朋旧友一起在小酒馆畅饮。我突然记起一件事，出门到街角打了个电话。或许因为有了点酒意——转身返回的时候，我一下子想不起自己是从哪一家小酒馆出来的。这个街区不过一平方公里左右，相似的小酒馆竟然有几百家，每一幢楼的上上下下都缀满了小酒馆的招牌。街道不大，满街都是往来的客人和陪酒女郎，阵阵喧笑夹着招徕生意的邀请。因为不谙日语，无从问起，我只能凭模糊的记忆兜圈子。大约转了半个小时，我才摸了回去。那些朋友仍然盘腿而坐，大声劝酒，似乎没有人察觉我的失踪。
东京的北面有仙台，鲁迅曾经在那里读医；再往北是北海道，山高雪厚。似乎看过以北海道渔村生活为背景的电影，高仓健饰演主角。然而，我们却一路向南，名古屋，大阪，奈良，京都——一直到了鹿儿岛。隔着万顷海涛，鹿儿岛的对面就是上海了。
除却琉球群岛，鹿儿岛是日本本土的最南端，画在地图上像一根伸到海里的脚拇趾。鹿儿岛市区就看得到山，山不高但有嵯岈之势。可以开车盘旋到群山的深处。那里的冷风吹得皮肤发紧，甚至阳光也白白的发软。但山坳里有温泉，一缕一缕的蒸汽弯曲上升。泡了温泉再去吃啤酒烤肉，妙不可言。鹿儿岛的居民常常要看一看对面的那一座活火山有什么动静。凝神注视，不时可以见到顶端的火山口冒出淡淡的烟雾。乘坐二三十分钟的渡轮，我们到了火山脚下。那里仍然有些人家居住。半山腰有一个作坊。一些民间艺术家呆在那里，用火山灰烧制茶壶和各种器皿。
岛津家族是鹿儿岛的重要历史人物，据说是他将日本引入工业时代。他家的大庄园是鹿儿岛的一处要塞。庄园里的各种花卉植物十分繁茂，但是，日本朋友指给我们看的是山墙上的弹洞。鹿儿岛的人骁勇善战，民风剽悍豪爽。他们似乎不耐烦东京一带大城市人的繁文缛节。
多年前鹿儿岛发过一场大洪水。凶猛的洪水一下子冲垮了横跨河上的五座老桥。洪水退去之后，鹿儿岛人到下游捞回这些老桥的每一块石头，逐一编好号码运送到一个公园里，按照原貌重新修复。这个小小的公园一下子将五座桥揽在怀里——一个以桥为主题的公园。显然，这种构思只能来自精细的日本人。
收拾这一趟行程，免不了整理一大堆信手拍下的相片。这些相片平淡无奇，没多少异域风情可供炫耀。可是，有一张相片反复跳出来，相当碍眼。为什么呢？
其实只是一张日本的旅馆里随意拍下的相片。那天晚上换上了旅馆里提供的日式睡衣，对襟式的，两片之间用小带子绑起来。我们觉得有趣，取出相机彼此拍了一张。现在，这张相片真的有些别扭。
穿着日常的服装站在日本的地面上，这很正常，自己认得出自己。可是，穿上了日式的睡衣就像个日本人了。还咧嘴笑着，没心没肺的模样。
据说，我们这个城市的影楼提供婚纱照，新郎和新娘穿上日本和服合影是一个必备的节目。旗袍加瓜皮小帽和马褂，这是传统；西式的婚纱加蝴蝶结和西装，这是西洋；剩下的就是日本和服了。新娘也如日本女人似的把头发捆扎起来，手里捧一把折扇，新郎是黑色的和服，有时腰间还挎一柄刀。凭什么要挑日本的和服？天下漂亮的民族服装多的是，新疆的，西藏的，朝鲜族的，泰国、缅甸和印度的民族服装也光彩夺目，怎么轮到他们了？一个朋友愤愤地说，妈的，一些傻女婿手里还要摆弄那把破刀，就差往鼻子下面贴仁丹胡了。
不就是一套随时可以脱下来的服装吗？这种激烈是不是小题大做？然而，服装是记忆和历史的引子。那个朋友说，谁又能把记忆从心里抠掉呢？当年，母亲大声吓唬我们的时候不是说坏人来了，也不是说老鼠来了，而是说日本仔来了！
现在，这一张相片也遭到了记忆的抵制。抵制那件日式睡衣，也抵制那一副没有记忆的笑容。我想把相片撕了，可是转了个念头，还是收了起来。难堪是治疗遗忘的秘方。或许，这才是这一趟行程之中最为意味深长的相片？
准星上的生活
看到一柄寒光闪烁的匕首，肯定会伸出指头试一试锋刃；一枝沉甸甸的手枪放在桌上，忍不住哗啦地拉一下枪栓。拥有各种武器是许多男性从小就有的梦想。当然，出入厨房、酒肆、歌舞厅的庸常日子摸不着真刀真枪，他们就订一叠兵器杂志，一边呷茶一边翻阅。于是，那些满身是膘、从未上过战场的家伙，也会内行地将某某型号冲锋枪或者新型装甲车的性能形容得头头是道。
所有武器的最初原型大约都是棱角锋利的石块。刚刚直立的原始人拣起地上的石块，奋力掷向张开血盆大口的狗熊和豺狼。那些握着石块的原始人紧紧挨在一起，警觉地四顾，丛林之中神出鬼没的野兽是他们最为危险的敌人。
如今的武器只能被形容为“神奇”。原始人的石块变成精确制导的导弹拽着火光从空中飞过，分毫不爽地命中数百公里之外的一个房间。所有的人都可以察觉，武器之中的科技含量正在彻底地改变战争形态。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意识到，如今的武器不是用来对付别的——如今的武器要对付的仅仅是人。人类不再恐惧大自然的结局是——前所未有地恐惧人类自身。
一枝步枪射出一发子弹，前方的目标被穿了一个洞。其实，一棵树、一条河流或者一道山脉根本不在乎增添多少个洞，一发子弹对于一场飓风毫无影响，也不能把即将到来的冰雹吓回去。可是，这发子弹击中一个人的心脏，他将顷刻毙命；即使仅仅在他的胳膊或者大腿上制造一个伤口，血流不止也将形成致命的威胁。没有必要谈论猎人如何借助枪支征服了森林——相对于倒在步枪面前的人数，被猎杀的飞禽走兽简直微不足道。
现在，这个世界上的武器系统已经惊人地发达：核弹头，航空母舰，隐形飞机，导弹防御系统，核潜艇，还有种种神秘莫测的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人类在世界上活得战战兢兢，尤其是动不动被视为这些武器拥有者的敌人。一个骇人的事实是，这些武器系统准星一概是向人瞄准——全世界的人时刻启用各种致命的武器系统互相锁定。我们都在某一个瞄准镜里吃饭、行走、跳舞、恋爱或者交谈。这些武器系统是针对人类的伟大发明。可以看到，它们对于那些非人类的敌手几乎毫无用处。可恶的蚊子骚扰得人们难以入眠，并且偷偷传播登革热之类的疾病；苍蝇从腐烂的垃圾堆或者粪坑里飞出来，鬼鬼祟祟地将有害的细菌带上人们的餐桌。尽管如此，人类对于它们却束手无策。想象一下吧，联合国负责组建一支特种部队，配备先进的微型冲锋枪和火箭炮，专门洗劫蚊子和苍蝇的老巢。有用吗？当然仅仅是一个笑话。一篇文章报道，非洲大陆上有一种蚂蚁横行无阻。蚁群列成方圆几亩地的阵势，漫山遍野，浩浩荡荡地席卷而来。哪一种动物逃亡的脚步慢一些，顷刻之间就仅仅剩下一堆白骨。如果这种蚂蚁得到一个指令向人类居住的城市出发，坦克或者重机枪挡得住吗？
很久以来，我一直把科学研究当成一个令人景仰的领域。现在，怎么说呢，我的心情复杂了许多。
许多科学家投身于种种高尚而光明的事业。多少科学家正在实验室和恶性肿瘤、艾滋病、冠心病或者非典型肺炎日以继夜地鏊战，所有的目的就是为了救人一命。可是，为什么又有那么些科学家热衷于把智慧奉献给相反的事业呢？据说，全世界大约有50万科学家从事武器研究——我实在不好意思说从事杀人研究。如何更有效率地杀人，这肯定是人类科学发展最快的一个领域。如果没有20世纪的物理学，两次世界大战恐怕无法打得这么热闹。也许，无数的教训铸就了一个不言而喻的观念：邻国部队远比病毒或者细胞的无序分裂更为可怕。于是，全世界最杰出的脑子都被召集到武器制造之上。我常常独自做一个简单而又可怕的算术题：哪怕一个科学家研究出的武器仅仅夺取200个人的生命，50万科学家可以制造一个多么恐怖的数字。
科学终于把战争引向了智能化。电脑介入战争之后，战争的一大部分已经事先在屏幕上完成。这次伊拉克战争之中，每个美国士兵背负价值数千美元的各种仪器。这些仪器负责将士兵与卫星、坦克、通讯系统联系起来——这些士兵甚至让我奇怪地联想到医院里浑身插满管子的病人。由于如此繁琐的披挂，这些士兵手脚笨拙，动作迟缓，但是，他们能赢。在科学家的协助下，士兵再也不要身手矫健地扑上前瞪红双眼和对手拼刺刀了。
这种战争似乎不那么过瘾——手刃仇敌的快感不再出现，单兵技术过硬的个人英雄主义者没有多少表演机会。一切都像课堂练习，根本看不见敌人。这同时祛除了杀人的心理负担，直接的凶手将由机器承当。看不见一个人呻吟着扑倒在自己的枪口之下，看不见炮火之下血肉横飞、缺胳膊断腿的景象，人们就有闲心赏玩战争的精彩。一阵地毯式的轰炸，山坡上刹那间布满了数十朵大大小小的蘑菇云，多么壮观。至于死了多少人，不过一个数字而已，事后列入功劳簿即可。这时，科学将战争的残酷轻巧地甩给对手，留给自己的仅仅是智慧、优雅、精致和得意。
人到中年就会挡不住地庸俗起来，庸俗的重要标志就是关心钱的问题——我的确不断地想到了生产和保养现代武器的昂贵价格。大约二十年前，似乎每发子弹七角钱。按照那时的价格，两发子弹的费用可以支付一顿简单的午餐。这种猜测似乎有些不得体：那些衣不蔽体、面有菜色的饥民想到弹药库里存放的那么多子弹，不知有什么心情？
许多人是不会从子弹联想到面包的，因为武器和食品始终是两条理论线索上的问题。某些场合，人们永远会听到对于武器意义的强烈肯定；另一些场合，粮食的匮乏永远有一些不可避免的原因——很少人会把粮食的匮乏归咎于武器的生产。所以，艾森豪威尔这一句感慨的意义是指出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每一枝枪的制造、每一艘战舰的下水、每一颗火箭的发射，所有这些都是从那些饥饿却没有东西吃、寒冷却没有衣服穿的人那里偷窃来的。”一旦将二者联系起来，人们立即可以看到一个畸形的世界。例如，1985年全世界军费开支超过9000亿美元。如果将这些军费分给世界上10亿最贫困的人，每人将得到1000美元。
现在，武器的价格甚至使人丧失了想象力——人们只记得住一些抽象的数字了。一枚巡航导弹造价上百万美元；几天之内，数千枚的导弹砸到了伊拉克的狭小土地上。美国愿意为这场战事支付800亿美元。我想不出800亿是多么大的一堆钱，可以还原为多少面包、咖啡和住房，我的脑子只有一些黯淡的图象：学校里布满裂纹的泥墙，医院里欠费病人无告的眼神，地铁站口守候在寒风中的乞丐，因为洪灾而两手空空的农人，卖血支付学费的大学生……趾高气扬的800亿美元从来不想理睬这些图象。
我曾经读到一条消息。一个军人出身的企业家倡议，捐款制造航空母舰——他愿意出资一千万。我看到了他身上的正义感和豪气，但是，我却想捂住自己的钱包，而且不在乎被说成一个吝啬的人。我的真正渴望是搜索到另一种性质的消息：放下屠刀，铸剑为犁，人类必须尽可能使用音乐、绘画、文学或者体育竞赛来对话。人们曾经频频地阐述这个主题——战争的目的就是安居乐业。那么，为什么不早些开始呢？如果真的需要慷慨解囊，尽快实现这种生活才是一个正当的理由。
读数时代
一
一个数学教授多次气咻咻地抱怨，最讨厌太太叮咛他下课之后从菜市场带回七八个西红柿——“她为什么总是不肯说清楚究竟七个还是八个？”
听到这一则轶事的人都会莞尔一笑。的确，数学家就是这么一些迂呆的人。那些可憎的数字把他们弄傻了。他们的生活如同数字一样循规蹈矩。1，2，3，4，5，6，7……10肯定比9大。8乘7肯定是56。王子娶的肯定是公主。处长的工资肯定比科长多。爸爸肯定要听爷爷的话。女儿在25岁之前肯定不能谈恋爱而28岁之前肯定必须结婚。如此等等。没有浪漫。没有夸张。没有美妙的想入非非。一切均已量化。乏味——这些数字主义者的世界之中决不会诞生任何奇迹。
数字是我们生活之中的紧箍咒。人生的悲哀从数数开始。一个文学博士声明，他就是因为厌恶数字而转向了文学。文学是人情世故，数字却没有灵魂。如果拿得到诗集，谁愿意读账簿呢？再也没有比会计更枯燥的职业了。只有在不得已的时候，文学博士才肯勉勉强强地动一下数字——数一数已经欠了别人多少饭票。
从这个意义上说，“无数”是一个奇妙的字眼。无数就是一把抹乱了数字设立的秩序。一个小男孩拱在妈妈怀里撒娇。妈妈千方百计地哄他学算术：数一数桌上有几个苹果？地上有几辆小汽车？树上的两只小鸟加地上的三只小鸟是多少？这时，小男孩总是不耐烦地喊起来：“无数！”天真未凿的孩子本能地要反抗一板一眼的数字。
“无数”的另一个意义也可以说是不可数。生活之中的许多东西不该被数字玷污。幸福，善良，正义，勇敢，壮烈，数字又能说明什么？难道称得出幸福的斤两或者为勇敢定一个价格？英语之中，这些概念多半属于不可数名词。不可数表明了这些概念的高贵。另一方面，惬意的日子往往也与数字无关。信马由缰地漫游在辽阔的草原，有必要数清草丛中的野花吗？坐上竹筏顺流而下，有必要数清铺在河床上的鹅卵石吗？酒逢知己，管他千杯还是万盏，邀请一个心仪的美人喝咖啡，付账的时候就不要侍者找回零钱了。或许有人会说，富翁肯定把数钱当作一个莫大的享受。可是，真正的富翁是不必数钱的——数也数不清。
二
我们的祖先很少斤斤计较地把数字放在眼里。《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以下可以慷慨地存而不论了。这就是气魄。“举一反三”的典故出自孔子的《论语》：“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左传》之中的这句话也很有名：“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他们都只想说到“三”为止。士别三日，三寸之舌，三缄其口，三脚猫——古人数到三之后似乎就没什么耐心了。如若要将他们的眼睛晃得花起来，把“朝三暮四”改为“朝四暮三”也就够了。
古代的诗人对于数字更是潇洒。“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些数字无非是涉笔成趣，不必认真。杜甫的《古柏行》极言树之高大：“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后世一个呆头呆脑的读者数字主义脾气发作。他算过了“四十围”与“二千尺”形成的比例之后不禁惊呼起来：这棵树不是太细了吗？这当然只能在文学史上留下一阵哄笑。
我们的祖先活在诗意之中。邀明月，悲落叶，仰看青峰依旧，长叹似水流年。这时，78或者106这些单调的数字产生不了什么意趣。睡于所当睡，醒于不可不醒，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知今夕何夕，这种日子之中有什么可数的？我们的祖先大约很少数到一千之外——他们的生活之中没有多少东西超得过一千。不可胜数的时候，他们就用“千军万马”、“多如牛毛”或者“过江之鲫”来打发——他们才不想为数字费神。
没有数据的参考，如何办得成大事？且看“愚公移山”。太行、王屋两座大山挡住了愚公的家门。九十岁的愚公打算把它们挖掉。愚公根本不想雇用一大堆工程师精确地计算这一项工程的土方和劳动量。他的决心仅仅源于一个对比：山不再增高，而他的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总有一天会把两座大山铲平。这还需要数什么？
回避数字，并不是表明我们的祖先缺乏智慧。这毋宁说隐含了他们的人生观。头绪纷繁的世界怎么算得清楚呢？人生苦短，想得太多是没用的。“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不是一个聪明的策略。这一笔账算明白之后，其他的账就不必再算了。
三
什么是现代社会？现代社会是携带一大批数字、图表、公式到来的。现代社会的风格就是用数字说明问题。猜测、想象、面壁构思、电光石火般的灵感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拿出数据来。数字开始对社会的每一个局部精耕细作。选举票数。考试分数。工资级别。退休年龄。雨量多少毫米。时速多少公里。导弹锁定了4号目标。地球上每天消失20个物种。发出问卷调查表2万张，回收1万3千6百72张。82%的人倾向于使用甲图案作为会标。6%的人倾向于乙图标。4%的人倾向于丙图标。2%的人提出自己的方案。数字。数字。数字。Time is money。时间已经精确到秒。每个人的手腕上都挂上亮晶晶的手表。秒针每一次嘀嗒嘀嗒的颤动都指向了一个新的数字。
大哥乘坐81次快车于12点37分抵达，停靠5号站台。我的公寓是第2大道28号6幢701室。这一段引文请见莎士比亚全集第5卷第62页。这一台洗衣机的价格4700元，条形码是8742910753027。我是谁？我是一批数字的组合体。身份证号码。护照号码。驾驶证号码。电话号码。车牌号码。银行存折的帐号和密码。身高。体重。血压。几个兄弟。几个子女。大约几点到几点之间可以到办公室找我。就是这件事吗？我心中有数了！
轻狂的文人看不起与数字有关的职业。他们始终不明白银行家和会计师如何从众多的数字之中找到了富裕。当然有人不服气。巴尔扎克就曾经筹集一笔钱投资赢利，结局是负债累累。诡秘的数字不卖文学天才的账。无论如何，现今的文人已经没有理由蔑视一串一串的数字。鲁迅就对数字给予必要的尊重。他在日记之中琐细地记录了收到多少稿费，花费多少钱购书、请客或者看病。这些数字让生活变得真实可触。
花费多少钱购书、请客或者看病，这些事都属于家政理财的范围。同时，这也是经济学的起源——economy一词就包含了节省家庭开支的涵义。经济学无疑是现代社会的显学，一些人甚至戏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经济学不仅是教授们嘴里的一些概念；更重要的是，经济学就是要学会算数。交换，价格，物有所值，所有的事情都要用数字精打细算地推敲——哪怕是一些曾经认为是无价的事情。例如，经济学插足信仰问题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学家列举的一些特殊命题：为了获取彼岸报酬，人类愿意与神建立交换关系；被同一群人崇拜着的神的数量越多，每一神所获得的交换价格便越低；在与诸神的交换关系中，人类愿意对那些被认为更负责的神支付更高的价格；一切宗教阐释，尤其是那些涉及到来世报酬的，都包含着风险；如此等等。不言而喻，擅长算数的人肯定会得到可观的回报。否则，那些精明的经济学家才不想白费心血。
数字的确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凭什么说乔丹是最有价值的篮球运动员？统计数据表明，他的得分、断球、助攻均是首屈一指。泰森和霍利菲尔德正在拳击台上扭成一团。如何裁决他们的胜负？三个裁判出示的点数是权威的依据。从药物效果的临床实验到一个产品的市场前景预测，从区域经济状况的评估到金丝猴是否为濒危动物的疑问，数据将平息一切争议。有了具体数字的描述，事情可能显出隐藏的另一面。例如，如果了解到一个人的一生大约要放十万个屁，拉三十吨左右的粪便，我们就会对空气污染指数和修建公共厕所的迫切程度更为重视。一个银行职员发现，许多客户取款的时候往往放弃了几分、几厘的利息尾数。谁在乎这几个微不足道的小钱？于是，这个银行职员好奇地编制了一个软件程序，将所有客户放弃的利息尾数自动转入一个私设的账户。一年之后打开这个账户，他被巨大的数额吓得魂不附体，连忙上警察局自首。所以，只有不懂事的黄口小儿才会念叨“读图时代”的到来；另一些老谋深算的人早已意识到，现在毋宁说是“读数时代”。时髦的计算机显然是“读数时代”的一个伟大象征。只有置身于这个时代，每秒运算几亿次的古怪机器才可能隆重地问世。
四
我们沉溺于纷繁的数字之中，真实却悄悄离去——纷繁的数字能够还原出一个有声有色的日子吗？
多数人仅仅对一些小数目有感觉。在菜市场上，人们时常因为几角钱争得面红耳赤。而对于两台电视机之间5千元与5千8百元的差价，人们的感觉就迟钝了许多。只要店主适时地劝一句，人们就会欣然地多掏8百元。到了购买一套公寓的时候，人们不再重视33万与35万的差别——尽管买卖的双方可能因为一扇窗户的朝向反复磋商。人们的感官负担不了大的数字。
我的心目中，统计机构是一个奇特的部门。如同变魔术似的，统计人员顷刻之间将一个庞大的社会化为几个抽象的数字。广袤的大地，宽阔的水域，田野，森林，工厂，企业，多少人熬夜加班，多少人汗流浃背，多少台机器高速运转，多少商品源源不断地搬上货架……然而，这一切无非是缩在报表框格之中的几行数字。对于那些长期拨弄数字的人说来，世界仿佛丧失了应有的分量。国民生产总值减少一个百分点，这意味了什么？轻飘飘的数字不会给人造成切肤之痛。多数人觉得，150亿元与120亿元之间的差别仅仅是数字的差别。只有将1亿元还原为200万辆奔驰小轿车时，我们才会大吃一惊——呵，那么多的奔驰轿车一下子消失在空气之中！
数字是客观的，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数字没有亲疏善恶之别。如果可感的生活完整地置换为一套数字代码，我们就会跨入一个冷漠的世界。上午穿过1号山峰，途经4号山谷，沿2号溪漂下，中午抵达5号餐厅用餐——如果一本旅游手册如此介绍名山大川，谁还有兴趣上路？市政府是1339号，警察局是2476号，医院是2827号，歌舞厅是7174号，超级市场是9818号，火葬场是8037号……这些数字的排列不再给人们制造激动、庄严、快乐、悲哀——甚至恐怖。监狱里的囚犯不再有自己的名字。他们在狱卒口中只是一个编号——一个没有人疼、没有人爱、没有人牵肠挂肚的数字。
只能依据数字判断吗？那么，42岁的人肯定比41岁的人成熟，5千零1元的照相机肯定比5千元的照相机高级。为什么那一个风度翩翩的演员倾倒了千万人？他不就是千万分之一吗？为什么老是背诵那一个诗人的警句？我们不是滔滔不绝地说得更多吗？是的，投票是由来已久的数字民主，但投票不一定就是理想政治的标本。我不清楚苏格拉底饮下的毒酒之中积攒了多少雅典法官的票数，我可以肯定的是，希特勒也是通过投票上台的。不，我们的确不能太信任数字。否则，我们可能在一清二楚的时候看不见伟大的独行者，遗忘了少数人的权益或者忽略了弱者的血泪。
生活之中肯定存在这样的时刻——我们丝毫也想不起数字来。父亲不是他的工龄和退休金的数目，而是白发苍苍和一张皱纹密布的脸；女儿不是她的学生证号码和考试成绩，而是天真的笑靥。体温，口吻，眼神，餐桌上的气氛，走廊之中熟悉的问候……亲近是数字的天敌。许多时候，只有遥远而陌生的世界才诉诸数字。
五
现代社会携带一大批数字、图表、公式到来了。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社会包含了一个“脱魅”的历史阶段。种种魑魅魍魉隐退了，理性、科学以及机械般的精确走到了前台。想象得出来，数字的运用对于“脱魅”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然而，数字仅仅是理性的象征吗？某些时刻，我们可能突然发现，数字是一个充满魔力的符号。它们如同神秘的精灵，无声地暗示了某种神谕。这时的数字是可怖的。
古代的演义小说之中，军师是一些神秘的人物。只须掐指一算，他们上知天文，下谙地理，明乎天下大势，预先猜到了苍天要将江山社稷托付给哪一个真命天子。他们究竟从哪几个数字之中窥见了天机？这就是古代著名的“术数”之学。一系列奇特的数字交织于祭祷祓禳、卜筮算命、占星候气、解梦相面之类活动之中。这时的数字毋宁说是破解天机的口令。
所以，迄今为止，我们仍然保留了对于数字的敬畏。我们都想知道自己的幸运数是什么，这是购买彩票或者挑选电话号码、车牌号码的依据。当然，我们也会尽量避免与某些数字照面。西方人忌讳13，一些省份的人因为“死”的谐音而忌讳4。将自己的生辰八字交给算命大师的时候，我们总是惴惴不安：带入某种神秘的公式运算之后，这些数字昭示的命运是什么？赌场里面，人们的数字崇拜达到了顶点。轮盘正在悠然转动，骰子骨碌碌地翻滚，第五张扑克牌即将揭开，所有的人都目不转睛——这是一个揪住了多少人心的数字！当然，输得倾家荡产的人也没有权利诅咒这个数字。他们的感叹已经承认，这些数字代表了天意，不可质询——他们摇摇头说：人算不如天算！
谁都明白，数字仅仅是一些符号。可是多少人意识到，这些符号的组合会形成一个巨大的迷魂阵？数学家是一批竭力攻打这种迷魂阵的勇士。如痴如醉的演算，殚精竭虑的苦思，呕心沥血的证明，一个哥德巴赫猜想就会无声无息地掠走人们全部的心血。曙光将现，豁然开朗，漫天飞翔的想象收敛了翅膀停歇在最后一页稿纸上——这时人们才发现，疯狂地追逐了多少年的竟然就是这几个没有实际意义的数字。
西方哲学史显示，我们对于数字的疯狂可以远溯到毕达哥拉斯学派。毕达哥拉斯既是一个纯粹的数学家，又是一个宗教的先知。这个哲学部落成为数学与神学的交汇之地。“万物都是数”——毕达哥拉斯的论断不仅是数学的，同时是神学的。1+2+3+4=10，“十”因为包含了最初的四个数字而被视为最为完满的数目。因此，天上运行的星球也必须是十个——他们甚至为之虚构了一个看不见的天体。用罗素的话说，数字可能使毕达哥拉斯主义者得到一种“狂醉式的启示”。数字是超感官的。或许，这就是数学与神学异曲同工之处。不止一位古代的西方思想家猜想，上帝嗜好算术——甚至就是一个出色的几何学家。
六
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脱魅”的确是精彩之论。然而，我还想补充的是——数字是否也会在现代社会中重新“造魅”？无论是天文、地理还是财会金融，数字常常提供了一些天方夜谭式的故事。我们弄不明白这些故事，只能恭恭敬敬地听从专业人士的解释。我们信奉专业人士犹如古代的信徒信奉僧侣。
我想提到的第一个例子是电话。只要伸出手指在一台小机器上按几个数字，这台小机器之中就会响起另一个人的声音——即使这个人远隔千山万水。这像不像古代术士手中的魔术？
我们口袋里的纸币也是一大怪物。古人用的是金元宝、纹银或者铜钱，托在手心沉甸甸的。现在好了，一张薄薄的纸片上标明几个数字，就可以扛回面包、牛肉或者电冰箱。银行无非是一个巨型数学家。一大批银行职员在各种纷繁的数字之间算来算去，居然就算出了火车、轮船和高速公路。对于那些只懂得“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老实人说来，这的确匪夷所思。
当然，股票市场是一个更为奇怪的数字空间。出手买下100元股票之后，半小时之内可能飙升为180元，也可能只剩下10元。这是什么道理？运气好的时候，某些数字会发酵吗？运气差的时候，会有一只怪兽跳出来吞掉一些数字吗？
如果一大批数字和公式组织起一场暴动，那么，可怕的时刻就来临了。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数据跟踪和调查，以索罗斯为首的一批国际炒家终于动手了。伏击泰国，挥戈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觊觎新加坡、缅甸、香港，一场猝不及防的金融风暴迅猛地摧毁了东南亚地区的经济秩序和生活信心。全球为之震撼惊悚。然而，没有军队，没有硝烟，没有枪声，没有导弹和航空母舰，只有一系列数字在电子屏幕上疯狂地跳动：汇率，股市，债务，贷款，外汇储备，收支赤字……数字突然成为一种新的魔咒，法力无边。它们哪里还是一些平静地趴在纸张上的符号？这时的数字就是国家、政府、家庭和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