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爹——”
“啥？”
“咱还奔宁安寨不？”
“奔。”
“刚才，那位大哥不是说——如今，俺梁大叔是大刀队队长了……”
“哦！你是说，咱不奔宁安寨了，去找大刀队？”
“是啊！”
“瞧你个傻丫头！那人不是说过吗——大刀队，是八路军的一支游击队，到处打游击，不长期住在一个地方。你想想，这一带地面儿这么大，村庄这么多，咱到哪里去找？”
“对啦对啦！”那姑娘紧走几步赶上爹，又说，“咱先奔到宁安寨，找到俺翠花婶子，就不愁找不到俺梁大叔了——爹，你是不是这个意思？”
爹点点头：“这就对了！”
他们默默地走了一阵儿，姑娘又问：
“哎，爹，你抱着我去闯关东路过宁安寨的时候，我有多大？怎么我一点也不记得哩？”
“那时你还不满一周岁哩，记得个啥呀！”
“哎呀！这一说，这不是过去二十多年了吗？”
爹沉思着点点头，慢腾腾地说：
“是啊！”
“现在你还能认出宁安寨来吗？”
“怕是认不出来了！”爹说，“二十多年，变化该是多么大呀！……”
他们且说且走，一个绿林笼罩的村庄迎上来。那村庄，披着金色的阳光，浮动在绿禾似海的原野上，正在向这远来的客人发出亲热的微笑。姑娘望着村庄向爹说：
“按照前边那位大爷的指点，那个村庄就该是宁安寨了——爹，你说呐？”
爹还没有回答，突然从路旁的青纱帐里钻出两个少年娃娃。这两个娃娃，一个拿着大砍刀，一个拿着红缨枪，来到行路人的面前，把手掌一伸：
“路条呢？”
“我们是从远处来的，没路条！”
“从哪里来的？”
“从关东。”
“到哪里去？”
“宁安寨。”
“宁安寨？”
“是啊！”
“到宁安寨干什么？”
“找个人。”
“找谁？”
“找，找……”
那人又想说又想不说。正在这时，那边的青纱帐里又闪出一位八路军战士。那战士朝这边走过来了。两个少年娃娃转过身去，两脚一并咔的一声打了个立正：
“报告锁柱同志！这两人没有路条！”
锁柱是个长得很飒利的小伙儿，红润的脸膛配着浓浓的眉毛，乌黑的瞳子晶晶发亮。他来到近前，先朝两个少年笑笑，又拍拍他们的肩膀，啥也没说，然后来到那男人的对面，和善地问道：
“老乡，你们从关东来吧？”
“是啊！你咋知道？”
“这些日子从那里回来的人不少，都是你们这种打扮儿！”锁柱转了话题又问道，“听口音，你们大概不是此地人吧？”
“对！不是此地人——我们的老家，离这里还有好几百里地呢！”
“你们现在要到哪里去？”
“我们想到宁安寨去。”
“宁安寨有投奔吗？”
“有。”
“谁？”
“梁永生。”
“梁永生？”
“是啊！你认识他不？”
锁柱没有回答。又问：
“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他过去闯关东的时候，我们在一起打过铁……”
“你贵姓？”
“姓秦。”
“叫什么名字？”
“海城。”
“哦！知道知道！这么说——”锁柱指着秦海城身边的姑娘说，“她，看来就是那位秦玉兰了？”
秦海城瞪着一双惊奇的眼睛：
“你……”
“我叫王锁柱，是八路军大刀队的战士。你要找的梁永生，就是我们大刀队的队长。”锁柱说，“在这以前，他一跟我们谈到在关东受的日本鬼子的气，就总肯提到你们父女二人……”
秦海城一听，喜出望外，忙道：
“锁柱同志，你是龙潭街人吧？”
“是啊！你又是怎么知道的呢？”
“我和老梁在关东徐家屯开马掌炉时，他短不了和我们谈起他那苦难家史。一谈起这个，就必定谈到龙潭街上的大地主白眼狼，还要谈到街上的一些穷爷们儿，其中，就有你的父亲王长江，还有你爷爷……”
“我爷爷就是叫白眼狼折磨死的！”
过了一会儿，他朝秦家父女一挥手，说：
“走吧！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快到村里去吧！”
“哎。”
秦海城和玉兰跟在锁柱身后，朝村里走着。他们只是走，谁也不说话。正在这时，村里传出一阵嘹亮的歌声：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全国爱国的同胞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工农的子弟兵，
后面有全国的老百姓，
咱们军民团结勇敢前进！
看准那敌人，
把他消灭！
把他消灭！
冲啊！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杀！
这不是唱歌，这是在向祖国宣誓。这钢铁的誓言，在秦海城的心里，点燃起仇恨的怒火，凝固着抗日的决心，聚集着战斗的力量。他指着那传出歌声的村庄问锁柱：
“那是个什么村子？”
“宁安寨。”
“宁安寨？”
“对！”
“变了！变了！和我二十多年前路过这里时，完全不一样了！”秦海城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着。锁柱向他解释说：“这里是个游击区，鬼子来了，烧！鬼子走了，我们就帮助群众，修！鬼子又来了，又烧！鬼子走了，我们又修！就这么烧、修、烧、修，不知折腾过多少次了，它怎么能不变呢？”
他们边说边走进了村子。
秦海城和秦玉兰一踏进村口，都觉着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舒帖。他们走在街上，两只眼睛好像不够使唤的，东张张，西望望，左顾右盼，觉着这宁安寨的抗日气氛，就像那波涛汹涌的大江大河那样，正在怒气冲天地向前奔流着。你看！抗日的大字墙标，比比皆是：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严惩汉奸卖国贼！”
“抗战到底！”
“抗战必胜！”
“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一位写墙标的青年，站在一条长长的板凳上，左手端着一个大海碗，右手举着一支大鬃笔，正往墙面上继续写着。他的字虽不算好，可是笔画儿特别有力量，有精神。一位过路人夸赞道：
“铁蛋，看出你是个打铁抡大锤的来了，腕子里真有把劲儿呀！”
“劲没在腕子上！”
“在哪里？”
“在心里呗！”铁蛋说，“你想想，咱这墙标，鬼子给擦了多少回啦？他们为啥来一回擦一回？就是因为他们一见到这个就害怕；他们越是害怕，我们就越多写，越往好处写，吓死他！”
那边有位大娘以关切的口吻在喊：
“铁蛋！下来，到树荫下凉快凉快再写！”
“大娘，我不热呀！”
“还说不热呢，脊梁晒得冒烟儿，脸上的汗都快流成河了！这么个老热天……”
铁蛋指指胸口笑哈哈地说：
“我这里头，比这天气还要热！你看，这汗不是从里头冒出来的吗？碍不着天气的事啊！”
在树荫底下乘凉的几位老汉议论起来：
“老哥，你铁蛋出息得真快呀！你听他说的这些话儿，还真有点味道哩！”
“他的底细你还不知道？是个用糠蛋子噇起来的穷孩子，为了赌这口气，我才给他起名叫铁蛋！要说长点出息，那还不是亏了共产党、毛主席？没有共产党、毛主席来领导，他别说懂这么多事儿，斗大的字也不认一个呀！”
“别看我爱和你抬杠，你说这个我服气！就说咱老哥儿俩吧，像铁蛋这么大岁数儿的时候，知道个啥？一说到国家大事，更是一窍不通！”
“你这个说法儿，我得和你抬杠——咱那时就啥也不知道？知道东张跟头西打把式想着法儿糊口，也知道挨财主的欺负心里憋气，还知道像连阴天盼着出太阳一样盼望着出个穷人的大救星……你说是不？”
在老汉们正然谈论的当儿，那边又传来了青年人的对话。一位拿着绑上长把儿的笤帚扫墙面的青年，指着一个墙面问铁蛋：
“这里还写不？”
“为啥不写？”
“你看叫鬼子铲得坑坑洼洼的，怎么写呀！”
“鬼子把这里的墙标给铲下去了，我们越要写到这里！”铁蛋用足全身力气写完了那个字的最后一笔，“为的是叫鬼子再来时看看——他们只能铲掉墙上的标语，可他永远铲不掉中国人民抗日的决心！”
一位在树下乘凉的老汉大声插言道：
“对呀！铁蛋说得对呀！你们把墙面铲平了，写！再把被鬼子铲掉的那个原话写上去！”
那位帮助铁蛋写墙标的青年说：
“三爷爷，再铲一回，你这堵墙可就太薄了呀！”
“薄就让它薄去！”老汉说，“别说太薄了，就是倒了算个啥？不就是一堵黄土打的破墙嘛，抗日要紧呀！这里用得着永生那句话：为了赢得战争，我们要准备献出我们的一切！”
他这一句，把人们的话头引到梁永生身上来了。
一位留着海仙绦的老汉一边抽烟一边说：
“永生这孩子，好比是一棵长到肥土里的好苗子，打从他当了八路，在了党，又好像小苗儿得到了阳光雨露，出息得真快呀！”
一位留着八字胡儿的老汉，架着烟袋和老爷子对着火，狠狠地吸了一口接过话头说：
“是啊！青年人只要跟他在一堆子混上几天，就眼看着长成色！甭说旁人，俺铁蛋就是一个！……”
一位留着山羊胡儿的老汉，一面磕着烟灰，一面把话头抢过去：
“你怎么光说青年人？就是咱们这老一号儿的，只要跟他谈上一阵子话儿，也觉着愣愣地长精神儿！我不知道别人，我反正是这样的——”
人们一说起梁永生，就必然要说到“咱那大刀队”，就像一说到“咱那大刀队”就必然要说到梁永生一样。现在，他们说着说着，话路又照例跑到“咱那大刀队”上来了。
那位留着八字胡儿的老汉抽了口烟说：
“咱那大刀队真棒啊！前天打的那一仗，够多漂亮！一场伏击战，只用了抽袋烟的工夫，打死鬼子十来个，还得了八支大盖儿枪……”
那位留着山羊胡儿的老汉一边装烟一边说：
“咱那八路军主力部队更不糠！我听说最近在城东又打了个大胜仗——一仗就干掉了鬼子两个排，还缴获了一挺歪把子机关枪哩！”
那位留着海仙绦的老爷子，一提到鬼子就上了气。他将装上了杂拌儿烟的旱烟袋挟在腿窝里，右手拿着火镰，左手捏着火石和火绒子，一面啪嚓啪嚓地打着火，一面含恨带气地说：
“鬼子，鬼子，坏透了，把他们千刀万剐，也解不了我的恨！……”
显然，这位老爷子对鬼子窝着一肚子火气。
有位留着月牙儿胡子的老汉，同情地望了他一阵，向前就一就身子，带着劝慰的语气说：
“老哥呀，甭生气。光生气当了啥？有共产党，有八路军，你儿子那血仇啊，是准能报的！”
这些景象，这些议论，使走在街道上的秦海城父女俩深深感到：这村的群众抗日情绪，像狂风一样猛，像暴雨一样急。是的！抗日这件事情，已经占据了这村人民群众的心灵，成了人们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抗日这个字眼儿，已经成了人们见面必谈的话题。
你瞧！在这伙老汉议论不休的同时，那边巷口上的妇女，不是也正在谈论着抗日的事吗？一位胳肢窝里挟着麦莛正编草帽缏儿的中年妇女，向一位纳鞋底儿的妇女说：
“他婶子，你的军鞋任务都超额儿了，还这么紧忙，下回选抗日模范，我那一票啊，非得投你不行！”
“俺那老嫂子哟！俺再积极还能比上你？”纳鞋底的妇女说，“你为了不让咱那八路军挨晒，现从姊妹家学来编草帽缏儿的手艺……”
她们正谈得火爆，那边走来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年妇女：
“你妯娌们得了啥喜事啦？值当得这么欢喜！”
看来这位老奶奶是个忙人，她手里拿着箩床，腋下挟着绳套，一面说着一面脚不停步地走过去了。当人们喊她站下啦两句时，她笑咧咧地说：
“你们这些年轻的，到一堆子就说呀笑的，俺可没有闲工夫跟你们磨牙！大刀队上那帮孩子们，还等着我给他们做饭吃呢——得快推磨去！”
她这话，显然是由于耳朵不灵，没听清人们谈的是啥内容。因此，引起一阵哄笑声。
抗日，这个富有感召力量的字眼儿，不仅挂在人们的嘴上，揣在人们的心里，它还正在促使着人们纷纷行动起来！你听，这边的院子里，儿童们正在教唱抗日歌曲，一阵阵清脆的童音缭绕在村庄的上空，给这热情似火的村庄又增添上了一派生气；那边的院子里，村干部们正在开会，一句句昂扬有力的讲话声飞出院外，使这街道上的行路人也提起了精神；这边的广场上，民兵们正在挥刀舞枪演习拼刺，一片脚步声撼动着大地，一阵喊“杀”声划破了长空；那边的广场上，一伙身强力壮的农民，和大刀队的许多战士们一起，正在装运军粮。他们，拴绳套的拴绳套，牵牲口的牵牲口，扛口袋的扛口袋，七手八脚忙个不停。牲口的嘶叫声，人们的说笑声，混杂一起，恰是一曲战斗的旋律。道边的土堆尖上，站着一位年轻的姑娘。她将一个用纸袼褙做成的喇叭筒放在嘴边，放开她那洪亮的喉咙，发出清脆悦耳的喊声：
“妇女同志们！快来交军鞋了！”
一阵叮叮当当的锤声，又从村子的当腰传来。秦玉兰指着锤声传来的方向问她的父亲：
“爹，你听，那是打铁的声音吧？”
秦海城听了一下，点点头说：
“是啊！”
他扭过头去又问锁柱：
“这村里有铁匠炉？”
“有。”锁柱说，“不过，我们不叫铁匠炉——”
“叫啥？”
“叫‘大刀炉’！”
“大刀炉？”
“对啦！”
“噢！打大刀的炉？”
“是啊！”锁柱带着自豪的口吻说，“大刀队大刀队嘛，没有大刀炉还行？”他继而解释道，“不过，大刀炉并不光是给我们大刀队打刀，更多的是给各村的民兵同志们打刀。”
秦海城父女二人，一边走一边观望着宁安寨这动人的景象。这是男女老少时刻准备战斗的景象，这是全国人民奋起抗战的缩影。这种景象，使他们父女的热血沸腾起来，使他们的身上增添了新的活力。海城兴奋地在想：“中国要想不亡国，穷人要想不受穷，非得这么个干法不行！”玉兰在想：“我要和爹商量商量，就在这里参加抗日！”
他们看着，听着，想着，走着，梁永生家的住宅来到了。小锁柱将他们领进院门，三间土房以一副全新的面貌迎接着这两位远来的客人。庭院中，梁永生亲手栽下的那棵小杨树，如今已长大成材。那些好像巴掌般的大杨叶，被风一刮哗哗作响，就像正在热烈鼓掌欢迎着这秦家父女。一只灵巧的燕子，在这陌生人的头顶上圈圈打旋，吱吱儿叫着，一忽儿又飞进屋去，钻到那垂在梁头上的窝巢里去了。一只战胜过无数次风风雨雨的老鹰，从天外飞来，斜倾着翅膀掠过碧空。一群勤奋的蜜蜂，正在盛开着的枣花丛中时飞时落，来来去去忙个不停。锁柱一面走在天井里，一面朝屋里高声喊道：
“翠花婶子！”
“哎——！”
一个女人的声音，含着喜气洋洋的笑韵，拖着长长的尾音儿，从窗口里传出来。小锁柱接上那尚未落尽的余音又道：
“来客人啦！”
“哪的客人？”
“远来的呀！”
正盘腿坐在炕头上赶做军鞋的杨翠花，一听来了远来的稀客，便赶紧放下手中的活儿，急急忙忙迎出屋来。她一边往外走，一边纳闷儿地想着：“远来的？谁呢？……”
锁柱见翠花推开了风门子，指着秦海城和玉兰又道：
“婶子你看——这是谁来啦？”
“翠花婶子！”
秦玉兰没等翠花开口，先惊喜地喊了一声。她一面喊着，还一面大步流星地扑过去。杨翠花边走边瞅，瞅着瞅着，她笑出声来了：
“哎哟！这是俺玉兰呀！”
“是我呀！”秦玉兰又指着正往这里走的秦海城说，“婶子，你看，俺爹也来了！”
翠花放开玉兰，又赶忙朝秦海城迎过来：
“秦大哥呀！快屋里坐！哎呀，可好！这是哪股风把你们爷儿俩给刮来了呢？”
秦玉兰带点撒娇的口吻抢先道：
“这股抗日的风呗！”
秦家父女进了屋，翠花先找了个座位让秦大哥坐下，又凑到玉兰的近前仔细地端详起来。她只见，这位玉兰姑娘，有一双聪明的眼睛，有一副虽不算美丽可却是讨人喜欢的丰满端庄的面孔。这时，杨翠花的脸上，被这意想不到的喜事刷上了一层红色，长长的笑纹一直不退。她一面用手理着玉兰前额上的短发，一面目不转睛地瞅着玉兰的面容，喜腔笑韵地说：
“几年哪，长成大姑娘啦，和你婶子一般高了！模样儿也越长越俊了——你看，白里透红的面皮，上宽下窄的脸盘，又黑又长的两道弯眉，忽忽闪闪的一双大眼，怎么瞅怎么精神，怎么看怎么受看……”
翠花这么一夸，玉兰的脸上布满了红云，不好意思地笑了。她一笑，两腮上呈现出一对深深的酒涡儿。
翠花对于眼前这种像场美梦似的重逢，心里不由得产生了这样一种愿望：“他们父女俩要是能留在这里那该多好啊！”于是，她就想找个话题，问一问秦大哥，是打算回老家呢，还是在这宁安寨住下来？翠花刚一转身，秦海城不见了。原来是，方才翠花和玉兰说话的当儿，锁柱向秦海城说：“你先坐着，我去找梁队长。”然后便出去了。秦海城把锁柱送出屋门口，没再回屋，便倒背起双手在天井里徘徊起来。他一边漫步徘徊，一边仔细观望着天井的情景，嘴里在不住声地自言自语：
“变了！变了！全都变了！”
正在这时，院门口走进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年汉子。他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灰便衣，一条宽宽的皮带扎在褂子外头，前腰带上斜插着一支匣子枪，后腰带上斜插着一口大砍刀；刀柄从左肩头上露出来，系在刀柄上的红绸布倒垂在肩峰上；由于他走得又急又快，身旁带起一股小风，那红绸布就像被风吹动着的火苗一般，正在轻轻摆动。太阳泻下万道金光，映在他的身上；他身上的土沙细末儿，闪出耀眼的光亮。这一切，和他那红光闪闪、笑纹四射、春风拂动的面容配搭起来，更显得威武、英俊了。他进院后，一面跨着大步急匆匆地朝屋里走着，一面放开他那亚赛铜钟般的嗓音兴冲冲地喊道：
“秦大哥！”
这喊声未落，秦海城从那边赶过来，话没出口，先在永生的脊梁上来了一杵子：
“你这个家伙！还满有个队长样儿哩！”
永生转身一望，只见秦海城正笑哈哈地站在他的身旁。他就劲儿握住了秦海城的手，两人对望着，久久地对望着，相互在彼此的脸上寻找着别后的变化，老大晌光笑不说话。这当儿，喜悦在他们的唇边蠕动，欢快在他们的眉梢跳跃。在久久的对望中，秦海城发现，艰苦的岁月，在梁永生那两道浓黑的眉毛之间，刻下了三道深深的皱纹；那辛辣的风霜，又在他的眼角上，描绘出若干显明的线条。可是，这抗日战争的战火硝烟，却使得他这副红润的面孔更加红润，使得他这双锐利的眼睛更加锐利了。秦海城瞅了多时，感慨地说：
“你越长越年轻了！”
这时的梁永生，皱起眉峰，忽闪着那双豁豁亮亮的大眼，放出两条炯炯的视线，在秦海城的脸上打了几个转儿，然后将视线停在他那隐约可见的霜鬓上，摇摇头说：
“你可见老了！”
他俩正说话儿，魏大叔进来了。这老汉肩上背着个粪筐，胳肢窝里挟着个粪叉子，一进院就手打着亮棚朝这边瞅他们。
秦海城和魏大叔没见过面。可是他俩通过梁永生的嘴，早就在彼此的心里“认识”了。现在秦海城向老汉打量一阵，悄声问永生道：
“哎，这可是你常说的那位魏大叔？”
“你就是那位用猎枪打死过日本鬼子的秦海城吧？”
在秦海城正要赶过去的当儿，魏大叔在那边抢先开了腔。他一面说着，一面放下肩上的粪筐，又将粪叉子倚在筐系上，而后便急忙迎上来。他笑眯眯地说：
“老秦啊，咱俩虽没见过面，可是你的一切，永生都跟我叨叨过，我老汉挺喜欢你这样的人呀！”
魏大叔说到这里，哈哈地笑了两声，笑得嘴角上的胡子撅起来，撅得好像那正在他头顶上飞旋着的燕子的翅膀。他缓了口气，又接着说：
“老秦啊，你来得正好哇，咱这里的抗日工作，正需要你这样的人哩！往后，你就和永生摽起膀子来干吧！听说你是一把好猎手，跟野兽斗了半辈子，如今一闹抗日战争，可该到了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魏大叔是个实在人，净说些实在话。你看，人家秦海城从关东回老家由此路过，是顺路来看望梁永生的，并没说在这里住下来，可是他，一上来就来了这么一套。不过，秦海城听了魏大叔这段话，心窝儿里觉着热滚滚甜滋滋的。他想：“可也是哩！到哪里还不是抗日？这里的抗日局面这么好，干脆在这里干不是更痛快吗？”
在他们亲亲热热又说又笑的当儿，杨翠花和秦玉兰在那大白杨的荫影下放了一张小炕桌儿，还在桌子周遭儿摆下了三个小板凳。翠花向他们说：
“魏大叔，秦大哥，你们仨坐到那树荫影里说话吧，我去给你们烧水沏茶喝。”
梁永生和秦海城一齐让魏大叔先坐下。可那魏大叔说：
“不，不！你们坐，我还有事哩！”
他说罢，背起粪筐，挟上粪叉子，出门去了。
永生和海城面对面地坐下来。永生盯着秦海城脚上那双龇牙咧嘴的鞋问道：
“你爷儿俩怎么来的？”
“咱又没有翅膀，拿腿走来的呗！”
“路上好走不？”
“好走就好了！一路上，遭了不少的罪，也受了日本鬼子不少窝囊气！”秦海城点着烟，抽了一口，又说，“在山海关以外，是所谓‘满洲国’的地面儿，到处都是横行霸道的日本鬼子，路过岗卡如过鬼门关，又是搜，又是翻，说不定还要拳打脚踢！这不算，本来日本鬼子是外国强盗，可他们却说我们是‘外国人’——你说气人不气人？”
“进关以后呢？”
“进关以后也不好走——凡是城镇地界儿，鬼子都安上了据点。我们爷儿俩，一边走一边扫问鬼子据点的分布情况，为的是想着法儿绕着据点走。就这样，还有好几回差一点被他们抓去呢！”
“你路过的地方，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怎么样？”
永生一问这个，海城的兴头上来了：
“老百姓的抗日情绪嘛，可高啦！我们所路过的一些村庄，都有抗日的活动。我们不仅碰见过站岗放哨的儿童团、民兵，还好几次碰见八路军的队伍呢！”
梁永生一半是真一半逗哏地笑着说：
“噢！我说你对我们这当八路的这么亲热呢，原来你在路上已经和八路军打过不少交道了哇！”
秦海城也笑了。他笑得满脸的络腮胡子扎煞起来。继而认真地说：
“八路军同志们待人可亲热了。他们不仅管我们饭，在我们临走的时候，还总是硬塞给我们几个干粮，让我们路上吃，并且把我们送出庄外，指给我们该走哪条路，然后，还站在村头上，亲眼看着我们走上了正路，他们这才回村去……”
秦海城说到这儿，杨翠花提着一把茶壶、拿着三个茶碗来到桌边。她把壶、碗放在桌上，问永生道：
“咦！魏大叔呢？”
“走啦。”
“又是忙他的工作去了！这个老头子对抗日的事可积极啦！”
“是啊！”永生一边给秦海城斟着茶，一边说，“我琢磨着，他准是到前庄上去了。”
“到前庄上去干啥？”
“这宁安寨的军粮运输队，要和前庄上的运输队一路去，魏大叔是联络员……”
永生正说着，院门外传来脚步声。他立刻收住话头，改口道：
“锁柱来了。听这脚步声，准是有急事。”
他站起身来，带上一点歉意又说：
“秦大哥，你先喝着，我去看看。”
“好好！你快忙去！”
秦大哥的话未落地，梁永生已经走出好几步去了。当他走近院门口时，小锁柱一步闯进来。锁柱满面春风地向永生说：
“梁队长！请你马上到队部去——”
“谁？”
“县委书记来了！……”
永生一听，立刻喜上眉梢，并且加快了步伐。他和锁柱边说边走远去了，将一阵笑声留在门口上。
秦海城望着杨翠花，问：
“县委书记是什么人？”
“县委书记是全县党的负责人。”翠花一提到县委书记，立刻爆发出一股炽热的感情，“这位县委书记，对永生的帮助可大啦！……”
杨翠花刚说开个话头儿，魏大叔又回来了。他一进院门就高声大嗓地喊：
“翠花呀，随便对付几样儿菜。”
他边说边走来到桌边，从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酒壶放在桌子上。翠花一见酒壶，自然明白了魏大叔的意思，忙“哎”了一声走进屋去。秦海城望着酒壶不安地说：
“魏大叔，我知道你的日子过得并不松快，买这个干啥？你怎么拿着我当外人呀！”
魏大叔一屁股坐在小板凳上，从腰里拔出烟袋，一面捻捻搓搓地装着烟，一面笑呵呵地说：
“海城啊，大叔并不是拿你当外人。见到你来我们宁安寨我心里痛快。刚才我到前庄上去办事，顺便从那村的小铺儿里打了二两，咱爷儿俩喝两盅开开心吧！”
魏大叔这几句话，使秦海城想起刚才永生说他当联络员的事来，于是说道：
“大叔，你这么大年纪了，对抗日工作还这么不辞辛苦……”
“我能干了啥？打打零杂儿，跑跑腿儿呗！”魏大叔说，“要把鬼子打出去，还得靠你们这些身强力壮的硬汉子们哪！要不，为啥一见你来我就这么高兴哩！”
两人正这么说着，玉兰姑娘送了酒菜来了。她两只手里端着四个小碟儿，哈下腰摆在桌子当央。这四个小碟儿里，是四样庄户酒肴——老腌鸡子儿、酱腌黄瓜、煎鸡蛋、拌黄瓜。这时翠花也跟了来。她歉意地笑着说：
“魏大叔，秦大哥，反正你们都不是外人，凑合着点吧，没有好东西……”
秦大哥说：“这不是四个菜了吗？不少哇！”
“唉！别看在四个碟子里盛着，其实只有两样东西——除了鸡蛋，就是黄瓜！”
翠花说罢，咯咯地笑起来。
魏大叔瞅瞅玉兰，向翠花说：
“翠花呀，玉兰一来，给你来了个好帮手哇！”
杨翠花乐得脸上闪着红光，忙接口说：
“是啊！我手底下，正少这么个丫头哩！”
秦玉兰不好意思地笑着说：
“俺啥也干不了，以后好好地跟着俺翠花婶子学呗！”
说罢，一转身朝屋里走去了。
魏大叔听了翠花、玉兰这些话，好像突然间想到了什么，还仿佛有什么话儿在嘴里打转转。当他正要说出口来的时候，忽然望见秦玉兰手里拿着两把蒲扇，又从屋里走出来。因此，魏大叔话没出口，拿着酒壶就要给秦海城斟酒。翠花把酒壶夺过去了。她先给魏大叔满上一盅，又给秦大哥满上一盅，然后说：
“你们喝着，俺忙俺的事去！”
她说罢，回屋去了。玉兰把扇子递给他俩一人一把，也跟着翠花进了屋。
魏大叔端起盅子呷了口酒，又抄起筷子，指点着桌上的菜碟子，说：
“老秦啊，来，吃菜，吃菜。”
秦海城搛起一筷子凉拌黄瓜放进嘴里，一面嚼着一面说：
“大叔，后来，你是怎么从那条‘认命’的死胡同里走出来的呢？”
“这多亏了俺永生！”魏大叔咽下一口菜说，“是他把我从那条‘认命’的死胡同里拉出来的……”
“怎么？亏了我？”梁永生回来了，“要是靠我拉呀，那就把你拉到‘拼命’那条死胡同里去喽！对不大叔？”永生笑哈哈地说着，坐到他原来的座位上。这时的魏大叔和秦大哥，也跟着他一起笑起来。
笑声落下。魏大叔问：
“县委书记走啦？”
“走啦！他是忙人。来到这里，听了听汇报，传达了几条指示，就连忙赶到别处去了。”看来梁永生不想谈这个话题，他说到这里，话头来了个急转弯，“你们正在谈论啥呀？听刚才魏大叔的话音，是不是又谈起了‘认命——拼命——革命’？”
魏大叔笑着说：
“我们只谈到了‘认命’和‘拼命’。那革命嘛，正要留给你来谈哩！”
“我也谈不出个名堂来！”永生放慢了说话的节奏，指指魏大叔意味深长地说，“他老人家曾指给我一条‘认命’的路，我不愿意走；门大爷还曾指给我一条‘拼命’的路，我走了好些年！后来，我才走上了革命这条路；指路人，就是刚刚走了的那位县委书记……”
“就是他？”
“就是他！”
“他叫啥？”
“方延彬。”
“你是在哪里认识他的？”
“在走延安的路上。”
“走延安？”
“是啊！”
“那是多咱？”
“那是毛主席到达延安以后。”
“那时你是不是要到延安去找毛主席？”
“对呀！”
“你是怎么知道毛主席到了延安的？”
“说起来，话就长了——”
“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