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高成回到家时，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
算了算，将近四十个小时没合眼了。虽然头疼欲裂，浑身累得像散了架，但却丝毫没有睡意。胡乱冲了个澡，倒了一杯开水，然后把自己捂在暖暖的被子里，大睁着两眼任凭思绪随意驰骋。
怎么办？刚才在中纺公司听他们汇报完了以后，他本来不想多说什么了，但说着说着又止不住地发了火。
听了那么长时间的汇报，所有的意思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这些领导并没有任何错处，也没有任何责任。工人们都是猜测，告状是别有用心，中纺目前的状况是体制造成的，至于说有什么好办法能让中纺走出困境，答案只有两个，一个是同国外合资，前提是不承认所欠的一切债务；一个则是宣布破产，让这个数万职工的大型企业彻底从地球上消失。
简直不像话！如果结局就是这样，那还要你们这么多的领导干部做什么！有钱有权有效益的时候，你们一个个都人模人样的吃香的、喝辣的，坐着小车、拿着高薪。而公司一旦不行了，立刻就一片愁云惨雾，个个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一心只想作鸟兽散。原来这就是你们的本事，这就是你们的能力！只能坐顺风船，这样的经理哪里找不下，这还能算是一个领导？如果国有企业的领导都像你们这样的水平和素质，那中国的大中企业岂不是迟早都得完蛋！要是这样，你们一个个趁早都给我回家种地去，像你们这样子就是当农民也不会是好农民！
但骂归骂，解决问题归解决问题。中纺的困境不是靠骂靠查靠严肃惩处就彻底能解决得了的，你就是把他们全都撤职查办，也不等于中纺就可以很快走出困境。
关键的问题还是眼前究竟该怎么办？怎样先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来，尽快地让中纺这台沉重的机器运转起来，不要再眼睁睁地等着它锈掉锈死。只有先解决了这个问题，其他的问题才能随后去着手解决。
然而，一进入正题时，他又渐渐地感到刚才经理们说的那些话不无道理。摊子大，包袱重，周转不灵，资金短缺，这是国有企业致命的通病。让他们戴着枷锁镣铐跳舞跑步，他们跳得动，跑得开吗？一些个体企业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为所欲为，不择手段，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偷税漏税、克扣工资、投机回扣、重金收买、巧取豪夺，没有任何顾忌，甚至可以对国家和职工不负任何责任，国有企业能那样做吗？尽管大部分个体企业都是遵纪守法的，但个体企业的自由度毕竟要大得多，包袱和压力要轻得多，自决权也一样要多得多。尤其是某些个体企业所干的那些横行无忌、明目张胆的事情，对国有企业来说，则全都是违法乱纪、动辄得咎的行为。在这种不公平的竞争下，国有企业得付出多少倍的代价和努力才能保住不败下阵来？就是再能干的经理和企业家，面对着这种不公平的竞争，又能干出多好的业绩来？他们的苦衷能没有道理吗？而且不应该得到人们的理解吗？
这么多年来，我们老是在讲政企分开，可是什么时候政企真正分开过？且不说我们任免企业干部的那种随意性，让那些大大小小的经理和厂长们终日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只是对国有企业资金的任意占用和对企业产品的盲目指令，就足以让企业时时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1990年，市委兴建办公大楼，一次性就从中阳纺织集团公司拿走人民币八百万元，这几乎是中阳纺织集团公司那一年全年的剩余利润！一年后作为副市长的他被选举为市长，于是许许多多的老百姓，当然也包括中纺的职工干部，都在背后骂他这市长是用钱买来的！其实有谁能知道，在当时的市委常委会上，他对此事所持的是最为强烈的反对态度。在那些年里，尤其是在中纺发达兴旺的那几年里，中纺每年的摊派款项都数以百万计。再加上并不合理的利税标准，使得中纺几乎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若碰上一个好大喜功的上级领导，以釜底抽薪式的举措让你扩大生产，以硬性指标逼着让你不得不虚报产量、无中生有，甚至于在勉强持平和亏损的情况下，让你上缴利税和赢利所得！国有企业若总是处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又如何能好得了？你成天逼着让他们干坏事，他们又如何能干出好事来，又如何能不变坏？
能这么一味地只是指责他们个人吗？又怎么能把所有的责任全都推在他们头上？这会儿又逼着让他们拿出办法来，这岂不是自己得下的病，却非要让别人去服药？
你这会儿是一市之长，而且还是中纺的老厂长，又是多年的优秀企业家，在当市长之前，还是主管企业多年的模范副市长，其实最应该拿主意的是你，最应该有办法的也是你，恰恰不应该是别人！
以中纺目前的情况，你觉得应该怎么办才好？
李高成脑子里顿时又是一片茫然。
卧室门轻轻推开了，妻子吴爱珍悄无声息地站在了门口。
家里有两个卧室，自从李高成当了市长后，他同妻子更多的时候是各睡各的卧室，以免相互打搅，无法安睡。其实妻子的工作比他也轻不了多少。妻子是市东城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兼反贪局局长，常常忙得不可开交。卧室里各有各的电话，妻子的卧室里整日电话不断，有时候甚至半夜三更还有电话打进来。妻子还有一个BP机和一个移动电话，就是吃饭时也时常有人不断地呼她和找她。案子多的时候，她晚上很少十一点以前回来过。加上是市长的夫人，所以也就更加忙了几分。平日里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大都是在早餐时和晚饭以后。尤其是这一两年以来，夫妻俩在一个卧室里休息的时候也越来越少了。
妻子吴爱珍比他年轻十一岁，前不久才刚刚过了四十三岁的生日。他们俩结婚时，他整整三十，而她却才十九岁。他是个中专生，而妻子则是个师范中专生。惟一不同的是，李高成是“文革”以前的中专生，吴爱珍是“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他们结婚时，李高成只是个一般的技术员，刚刚当了车间副主任不久，吴爱珍则刚刚毕业不久，因当时恢复公检法机关，人员奇缺，她便被抽调到了市检察机关工作。李高成相貌一般，吴爱珍则相当漂亮。所以，不论从哪一方面看，他俩都不应该成为一对。即便是到了现在，他们俩走到大街上，也很少有人能把他俩看成是夫妇。五十四岁的李高成，看上去足有六十，四十三岁的吴爱珍却像三十多岁。不认识的人竟常常把他俩看成是父女关系，以至于闹出不少笑话来。甚至于有好多人直到今天还坚持认为，李高成肯定是离过一次婚后才同吴爱珍结的婚。他俩当初的认识也纯属偶然，毫无浪漫色彩。吴爱珍读师范时，学校举行学工学农活动，她便被安排到了李高成所在的纺织车间，天撮地合，两个人便成了一对。三个月后，当李高成成为吴爱珍的入党介绍人时，他俩似乎就已经确定了恋爱关系。一年半后，他们便极为简单地举行了婚礼。
在结婚后的好多年里，吴爱珍总时不时地爱说一句：那时候咋就会看上个你！即便是到了现在，这句话也常常动不动地就从妻子的嘴里冒了出来。妻子还有一句口头禅：你有今天，还不是因为我的福气！
对此，他从不争辩什么，一来是妻子的玩笑话，二来也确实是自从他们结婚后，他的位置就突突突地往上顶。不管是什么沟沟坎坎，总是一跃而过、顺顺当当。每一次提拔和调动时，他从来也没跑过什么关系找过什么人。所以，有时候他也觉得还真是有点不可思议，妻子不仅给他带来了温馨，也确确实实给他带来了运气和机遇。
在婚后的二十多年里，他不仅深深地爱着妻子，也时时处处竭力维护着自己的妻子。平日里不管在外头多么的叱咤风云、说一不二，一回到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总是让着妻子三分。当然，他们之间也从来没有出现过，也不可能出现什么大的原则性问题，行业的不同，地位的差别，再加上他大了十一岁的年龄，以及妻子的娇柔和温润，使得他们之间很少会为什么事情产生争执、别别扭扭。
在柔和幽静的灯光里，妻子还是显得那样年轻俏丽、楚楚动人。他们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现在都在大学读书。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已经是很好的计划生育了。也许是生孩子的年龄较早，也许是平时保养得法，妻子的身材体形几乎没什么改变。有时候连他自己也有些纳闷，妻子工作那么忙，休息那么少，有时候还背着那么大的压力，为什么却一点儿不显老？
在大学一年级读书的女儿，每逢回来时，也总要时不时地戏谑他一句：
“爸，注意你的形象，你跟妈妈越来越不般配了。”
所幸的是，两个孩子都吸收了妈妈的优点，长得都很像那么一回事，而且都聪明过人，升高中、考大学，从未让他们帮过忙。于是妻子就常常说，看来我的智力一点儿也不比你差。
平日里，不管有多忙，也不管有多累，只要一回到这个家，只要一回到这欢乐温馨的气氛里，所有的烦恼和沉重立刻就烟消云散了。这两年，两个孩子都相继上了大学，家里除了保姆外，就只剩了他们夫妻两人。而他们两人似乎都已到了事业的最辉煌，同时也是最沉重的时期，虽然只有两个人，但见面的机会反倒越来越少了。过去有孩子在，两人再忙也要赶回来在家吃饭，如今孩子不在，有事打个电话也就不必在家吃饭了。因而大多时候，竟是保姆一个人在家吃饭。
这似乎也一样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谁让两个人都是领导干部呢。一个市长，一个反贪局长，都是忙得不能再忙的要职，想躲都没地方躲去。
他默默地瞅着妻子，没想到妻子会在这时候走进他的卧室里来。
妻子一边轻轻地在他的身旁躺下来，一边有点心疼地瞅着他说：
“事情都过去了？”
“唉，哪有那么简单。”他拉开被子，很细心地给妻子盖上。
“是不是特别难办？”妻子的一双大眼睛一眨一眨地在他脸上扫来扫去。
“再难办也得办，中纺的事情没法再拖了。”
“那些工人真的闹得很凶？”
“要是晚去两个小时，说不定真的就闹出事来了。”
“郭中姚他们真的已经管不住了？”
“不是管不住，而是已经呆不住了。工人们根本就不听他们的。”
“怎么会这样？郭中姚的威信不是挺高的么？”妻子满脸都是担心的神色。妻子同中纺的领导们一直很熟，因为这些人都是家里的常客，妻子对他们了如指掌。
“看样子已经彻底垮了，连他自己这会儿也绝望了。”不知为什么，看着妻子忧心忡忡的样子，他突然对郭中姚这个人流露出一种深深的同情和惋惜。
“真的非常严重吗？这两天人们对中纺的事情传翻了天，还说你被那些工人们整整围攻了七八个小时，还有的私下传说你差点挨了打。后来紧急从市防暴队调去了好几百人，才算把你从人群中解救了出来。”
“瞎说八道。要真成了那样，我还咋有脸当这个市长？”李高成觉得有些好笑，但却没能笑出来。
“可当时还真把我给吓坏了，我给小吴连着打了好几个传呼，他也没给我回一个。你那秘书也真是的，怎么连个电话也不回？”妻子很生气的样子。
“就没有电话。整个中纺就只剩了一个总机还能通话，其余的电话因为欠费全给卡了。你让小吴在哪儿给你回电话去。”
“……是吗？”妻子一脸的惊愕，也许只有到了这会儿，她才真正知道了事态的严峻。
“因为欠账，电也不正常了，水也开始定量供应了，都成这样了，想想工人还能不闹事？”
“怎么会是这样？”妻子脸上的表情越来越沉重起来。良久，她才接着问道，“你下一步准备怎么办？就这么让它垮了吗？”
“现在还没想出什么好办法，欠债五个多亿哪。”
“那些闹事的工人们都是怎么说的？”
“你想也想得出来，要求开工，要求发给工资，还要求查账，要求追究责任，要求严惩公司里的腐败分子。”
“你都答应了？”
“当然得答应，这些要求并不是无理取闹。”
“那你就准备去查吗？”
“你是反贪局长，你说说该怎么办？”
“让我说，能不查就不查，最好别查。”
“……为什么？”他不禁有些吃惊，他没想到妻子会这么说。
“这会儿的事情，查谁查不出问题来？要是一查，这个班子可就全完了。要是班子完了，这个公司你可是想救也救不了了。这么大的一个企业，若要一查起来，说不定就会拔出萝卜带出泥，一带就是一大片。到了那时候，只怕连你的位置也稳不了。这不是闹着玩的，我在反贪局干这么多年了，这个我比你清楚。”
“……哦？”他一下子怔在了那里。他虽然想过这些，但没有像妻子想的这么严重。
“最好别查，宁可撤掉一个两个，也别去查。中纺是你起家的地方，查中纺其实就等于是在查你。一查中纺，即便是查不出问题来，你在市里的威信也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一旦查出什么问题来，你可就全完了。在这个问题上，你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一定得顶住。”
“要是中纺的问题真的很严重呢？就这么一推六二五，睁只眼，闭只眼，和稀泥，抹光墙吗？这让我们如何给工人们交代？”
“你是市长，如何交代的责任并不在你身上。你应该让别人去负责交代，让别人对你负责，而不是要你对此事负责。就算有责任，那也只能是大家的责任，是整个市委市政府的责任，同你本人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像如此重大的事情，永远都应该让一个整体去作决断，去承担责任。”
原来妻子竟也这么想。“你的意思，是不是应该推卸掉责任，永远也别让自己去承担什么责任？”
“这并不存在推卸责任的问题，像中纺的问题，其实你个人又有什么责任？还有郭中姚他们又有什么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政府就没有责任吗？国家就没有责任吗？让个别人来承担这一切，这合理吗？这应该吗？市委书记杨诚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彻底解决中纺的问题，那恰恰是由于他可以推卸掉一切责任，因为他刚刚来市里不久，他对此事可以不必负责。所以，你一定不要让他把责任全都堆在你一个人头上。”妻子的两眼闪闪发亮，像是在面对着一个小孩子一样地看着他，“你呀，我们在一起过了二十多年了，我还不了解个你。你这个人就是责任感太强，这既是你的优点，也是你致命的缺点。你现在已经是市长了，也该长长心眼了。趁着年龄还不算大，再想办法往上走一走。不要成天只会谋事，不会谋人，你也该成熟了。”
他像不认识似的看着妻子，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妻子竟会说出这样的一番话来，更没有想到妻子的变化竟会这么大。
他仿佛有点不了解自己的妻子了。
像往常一样，妻子乖巧柔顺地依偎在他身旁，很快便甜甜地进入了梦乡。
在妻子微微的鼾声里，他却久久无法入睡。
整整一夜他都在想着妻子的那些话，如果现在的领导都像妻子说的那样去想，那样去做，那岂不是太可怕了？如果要说腐败的话，这算不算也是一种腐败意识？如果把个人的责任、领导的责任、社会的责任全都像搞经济那样谋算来谋算去，那这个国家和政府还有什么希望呢？我们又如何取信于民、取信于社会？把搞经济和搞整治人的行为完全等同起来，这才是最最腐败的事情。假如说这才叫成熟的话，那么，这种成熟可就太让人恐怖了。
妻子的这种变化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她甚至都已经开始在“纠正”和“引导”自己了，而这种家庭的“纠正”和“引导”，也同样是令人恐怖和极具诱惑力的。
其实，在任何地方都一样，你不“纠正”和“引导”他，他就要“纠正”和“引导”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