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伽蓝
世道已乱。
而她，尚未步入孤绝境地，心中仍有微细希望，惦念昔日之理想。她知道，一场无法避免的灾难即将来临。她依然想要远行一回，哪怕是做最后的纪念。因此，在抗战爆发之前，林徽因和梁思成在艰险的条件下坚持进行了几次较重要的古建筑考察。
1936年5月28日，林徽因与梁思成去了河南洛阳，和先前抵达的刘敦桢、陈达明等人一起去考察著名的龙门石窟。龙门石窟，中国三大石刻艺术宝库之一，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南郊伊河两岸。自北魏至北宋四百余年建造而成，至今仍存有窟龛两千三百多个、造像十万余尊、碑刻题记两千八百余品，数量之多，位于中国石窟之首。
龙门石窟之雄奇令林徽因震惊。她说：“我现在是坐在最大的露天石窟龙门下面，那九座最大的佛像，或坐姿或立姿，或静止或活动，都瞪着我（我也瞪着他们）……我被只有在这种盛大场面才会产生的恐惧感压倒了。”
考察龙门石窟时，由于气候、环境等诸多因素使然，林徽因一行人所入住的旅馆遍布跳蚤。梁思成回忆说：“我们回到旅店铺上自备的床单，但不一会儿就落上一层沙土，掸去不久又落一层，如是者三四次，最后才发现原来是成千上万的跳蚤。”林徽因也在写给梁思成妹妹梁思庄的信中说：“整天被跳蚤咬得慌，坐在三等火车中又不好意思伸手在身上各处乱抓，结果浑身是包！”
考察完龙门石窟之后，一行人去了关羽墓。关羽墓，在关陵，位于洛阳市南郊八公里处，是一个布局严整的古建筑群。关羽墓总面积约百亩，古柏苍郁，殿宇堂皇，隆冢巨碑，气象幽然。当中藏有非常珍贵且具考察价值的石刻艺术品，令林徽因等人惊喜不已。
他们还顺道去了开封。
古都城市，总有一种无可驱散的陈旧气场，宁静可怖。开封亦是如此。虽然行途入住的地方依旧肮脏且臭，但林徽因心中非常欢喜。他们先后考察了当地的繁塔、铁塔和龙亭等处。之后，他们又去了山东济南，考察了历城、章丘、临沂、益都、潍县、长清、泰安、慈阳、济宁、邹县、滕县等地。
令林徽因难忘的是，位于历城柳埠青龙山麓的古代名刹神通寺，当中有一座四门塔，建于隋代大业七年（611年），外形与云冈浮雕类似。另外，泰山脚下泰安城内的岱庙是此行考察一大收获，它是泰山最大、最完整的古建筑群，为道教神府，是历代帝王举行封禅大典和祭祀泰山神的地方。
日本人曾说中国已不存在唐代木构建筑，若想一睹唐代木构建筑之风采，唯有奈良可见。梁思成和林徽因不信，带着寻觅唐代木构建筑之信念，他们在史籍资料当中寻到了蛛丝马迹，并决定去往山西五台山一探究竟。
次年6月，梁林夫妇和莫宗江、纪玉堂一起去往五台山，寻找极有可能存在唐代木构建筑的佛光寺。在途经榆次的火车上，林徽因发现远处有一座庙宇，迅速判断出该庙不寻常，始建年代久远，应当前去考察一番。于是，一行人便临时下车去往林徽因所见之寺庙。
这个寺庙叫永寿寺，规模不小，但因年代久远，而今只剩一座雨花宫。雨花宫建于宋代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该建筑在1949年之后被拆除了。因此，当年林徽因等人留下的照片、测绘数据及相关资料弥足珍贵。
而后，一行人按原计划继续前往目的地太原五台山佛光寺。佛光寺位于五台县城东北三十公里处，始建于北魏时期。抵达佛光寺后，他们果真发现有数处唐代木构建筑，还有不少泥塑、石刻、壁画、墨迹。另外，还有魏唐时期的墓塔、石雕等。这些都是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物。
这一天是1937年7月7日。
梁思成说：“七月十五日傍晚，我们在辛苦工作一天之后得到了一捆报纸，那是从太原带过来的，因为公路被水淹延迟了几天。当我们回到帐篷里躺在帆布床上读报的时候，赫然在目的大标题是：‘日本猛烈进攻我平郊据点’，战争爆发已一星期了。”
考察完毕，一行人至代县休息，这时林徽因才看到报纸，得知他们发现国内已知最古老的木构建筑之时，竟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日。夫妻二人得到消息之后，一路绕道回到北平。可是那里已经变成了一个战场，冰冷的刺刀与滚烫的血肉把北平染得通红。
不过是去年的春天，花香，
红白的相间着一条小曲径，
在今天这苍白的下午，再一次登山
回头看，小山前一片松风
就吹成长长的距离，在自己身旁。
人去时，孔雀绿的园门，白丁香花，
相伴着动人的细致，在此时，
又一次湖水将解的季候，已全变了画。
时间里悬挂，迎面阳光不来，
就是来了也是斜抹一行沉寂记忆，树下。
世间局势幻变之迅疾，犹如林徽因笔下的《去春》之哀伤。
22 尘烟
一场未能避、不可免的战争。
在抵达北平见到北总布胡同口已挖了战壕时，林徽因知道，这生活，再也不一样了。彼时，她看到这世界，心是日渐孤寒，也担心自己终有一日会在那无温的日光下变得绝望至极。
回到家中，林徽因与梁思成开始商量何去何从。人，事，物，无一不令人烦扰不绝。但无论是哪一方面，他们都将要面临或轻或重的放弃、损失、牺牲。其实，也就一个瞬间，林徽因与梁思成两两相视，心中便有了主意。
商议之后，首先做出决定的是梁思成。为了避免诸多经过艰辛考察得到的古建筑测稿、图板、照片、模型、笔记和图书资料落入敌手，梁思成决定将其存入天津英租界的英资银行的保险库里，战后再取出来。同时，梁思成把自己几篇极珍贵的论文寄往美国，请费正清夫妇帮忙保存或发表。
另一头，林徽因则开始打点家中细软。
不久，梁思成就收到了东亚共荣协会发来的请柬，邀请他参加会议。梁思成知道，若是应了邀，苟全了人生，那么这一世也将难再得到良知轻饶。汉奸的帽子怕是无法再摘掉了。时候到了，他们一家人不得不走了。
1937年7月28日，北平沦陷。在北总布胡同准备了近四十天后，9月5日，包括林徽因母亲在内的梁家一家五口人，带上了随身行李和欲存入英资银行的建筑资料，匆匆踏上了行途。这是一条极漫长又充满艰难险阻，甚至未来不能预料的路途。
他们告别了最好的时光，和北总布胡同三号院。
第一站是天津。抵达天津之后，梁思成将资料和珍贵物品存入银行。而后，致信费正清夫妇，随信寄去了那几篇论文，并简单告之了自己和林徽因的行程。因北平沦陷的第三日，天津亦已沦陷，所以此时的天津不是可久留之地。
如梁思成在写给费正清夫妇的信中所说，他们打算“坐船到青岛去，从那里再经过济南，去到换车船不超过五次的任何地方，最好是长沙，而其间的空袭要尽可能的少”。
9月25日，在天津逗留了二十日之后，林徽因一家人自天津登船南下，同行的还有金岳霖和朱自清等人。9月28日，一行人抵达青岛，再经济南、徐州、武汉，于10月14日抵达长沙。也许是因为文人避乱经验不足，他们竟住在必成军事攻击目标的火车站附近。
韭菜园教厂坪的民宅是一座灰砖砌成的房子。简陋、陈旧，有一种衰败的气息。但林徽因并不在乎。
她在这临时的小家里将丈夫、子女、母亲的日常起居打理得井井有条。昔日的一代才女，而今亦能收放自如，将一颗心从文学、建筑上抽离开来，将姿态放得极低，想做一个寻常女子，而且心中也是快乐的。如是，安好。
只是，战争年代，片刻安稳便是奢侈。
11月下旬，林徽因一家的住处遭到日军三次空袭。住房被炸塌，他们死里逃生。后来，林徽因在写给费慰梅的信中说到了这次经历：
长沙第一次遭到空袭时，我们的住宅差不多是直接被一颗炸弹命中。炸弹落在离住宅大门十五码的地方，我们在这所住宅里有三间房子，作为我们临时的家。当时我们都在家——外婆、两个孩子、思成和我。两个孩子都有病躺在床上。谁也不知道我们是怎样逃脱被炸成碎片的厄运的。当我们听见先扔下来离我们较远的两颗炸弹的可怕炸裂和轰鸣声以后冲下楼梯时，我们的房子已经垮了。出于奇特的本能，我们两人一人抓起一个孩子就奔向楼梯。但我们还没有到达地面，近处那颗就响了。我抱着小弟（儿子）被炸飞了又摔到地上，却没有受伤。同时房子就开始裂开，那大部分是玻璃的门窗啦、镜框啦、房顶啦、天花板啦，全都倒下来雨点般地落到我们身上。我们从旁门冲出去，到了黑烟呛人的街上。
当我们向联大的防空洞跑去的时候，另一架轰炸机正在下降。我们停止奔跑，心想这次跑不掉了，倒不如大家要死死在一起，省得孤零零地活着受罪。这最后的一颗没有爆炸，而是落在我们在跑着的那条街的尽头。我们的东西（现在已经很少了）都从玻璃垃圾堆里掘出来了，现在，我们就在这儿那儿的朋友家暂住。
林徽因所说的朋友，主要是指张奚若等人。张奚若早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读政治学，与林徽因的蓝颜知己金岳霖是同班同学。张奚若与林徽因感情极好，亦可谓是莫逆之交。林徽因家被炸毁的当晚，一家人向张奚若求助，张奚若便将租来的两间屋子中的一间腾出来给梁家人住，自己一家五口挤在了另一间屋内。
长沙亦已不安全。一场灾难之后，梁家的生活变得拮据。长沙的秋冬阴冷潮湿，在北平干燥的环境里住习惯了的林徽因，身体愈加虚弱。于是，梁思成决定尽早向昆明迁徙。林徽因在写给费慰梅的信中也说到了这次迁徙决定：
我们已决定离开这里到云南去。我们的国家还没有健全到可以给我们分派积极的战时工作的程度，因此我们目前仍然是“战时厌物”。因此干嘛不躲得远远的给人腾地方。有一天那个地方（昆明）也会遭到轰炸，但我们眼前实在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12月8日，梁家人去往昆明。
林徽因一家离开长沙时，张奚若、金岳霖等人都前来相送。那一刻，她那颗坚硬的心终于恢复了旧日柔软，忽又变得孤独、伤感。而今的一切，她是早有预料的，只是这危机四伏的漫漫长途，一点一点消磨了她心中的光亮，她终究是伤透了。
人世一回，总有心碎。
这趟迁徙之行，起初并不算坏。心虽已旧，但那山山水水依旧在世上，与人无碍。好景依旧在途，总是可以看见几处赏心悦目之风物。因沈从文一早跟湘西的家人打过招呼，所以林徽因一家路过湘西沅陵时便下了车，见到了沈从文的大哥，受到了悉心又热情的招待。
但好事也就止于此。而后，当林徽因一家人行至位于湖南与贵州交界处的晃县时，发生了变故。林徽因患上急性肺炎，病势凶猛，高烧四十度不退，令梁思成心急如焚。幸好同车旅客当中有一名在日本学过医的女子，助梁家人挨过了这一难。
梁思成是家中支柱，当遇到难事时，他皆要快速果决地拿出办法来。于是，当晚梁思成决定暂停前行，一家人投宿在一间破旧肮脏的旅馆里。旅馆里充斥着妓女、赌棍、酒鬼等各色人，环境恶劣，但他们别无选择，唯有蜗居此处，待林徽因康复。
两周之后，林徽因的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一家人重新踏上去往昆明的行途。不承想，上路不久，车竟抛锚了。这喜忧参半、心无着落的一路，正如林徽因写与费慰梅的信里所说的：
后来又有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关于坏了的汽车、意外的停留、投宿丑陋肮脏的小旅馆……不时还有一些好风景，使人看到它们更觉心疼不已。那玉带似的山涧、秋天的红叶、白色的芦苇、天上飘过的白云、老式的铁索桥、渡船和纯粹的中国古老城市，这些都是我在时间允许的时候想详详细细地告诉你的，还要夹杂我自己的情感反应作为注脚。
23 昆明
1938年1月上旬，昆明。
从长沙到昆明，路经常德、晃县、贵阳、镇宁、普安、曲靖。世上人事之变幻，总是伴随着离与散、难与险，终成历练。到昆明之后，林徽因一家在翠湖边巡津街找到房子住了下来。在这乱世里，那年的昆明，仍似深山古刹，幽寂、和静。
西南地区，成都与昆明是最宜居的两个地方。这里风景好，人美，较之京津与沪粤，又旧一些，也静一些。而昆明又比成都好，因它是春城，满山满野、满街满巷都是曳不住的春光。不炎热，不寒冷，总是温煦暖人。四合院，青石板，骡马声声，与世无争。
昆明的环境很好，住在那里，人亦变得从容。在抗战第二年，这里尚是一个避世的好去处。因此，不久之后，张奚若、沈从文、金岳霖、朱自清以及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等人也先后来到昆明。
北方战争激烈，好在捷报频传。暂居西南的林徽因每每听到好消息，心里总是欢喜。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名校先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于当年10月25日开学。1938年4月，又迁至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环顾周身，人事似乎在昆明有了落定和复苏的迹象，令人欣慰。营造学社复办，梁林夫妇也成为西南联大校舍的建筑顾问。昆明天气极佳，林徽因的身体也恢复得很快。一切看过去隐隐蕴含着希望，令林徽因深以为欢、以为乐、以为喜。
用金岳霖的话说，便是：“我想这里像和长沙一样，将会有某种微型的北京生活，只是它在物质上是匮乏的。可能天气是例外。太阳非常明媚，正像徽因昨天对我说的，有些地方很像意大利。”于是，她便有了这么一组小诗。
题曰：《昆明即景》。
茶铺
这是立体的构画，
描在这里许多样脸
在顺城脚的茶铺里
隐隐起喧腾声一片。
各种的姿势，生活
刻划着不同方面：
茶座上全坐满了，笑的，
皱眉的，有的抽着旱烟。
老的，慈祥的面纹，
年轻的，灵活的眼睛，
都暂要时间茶杯上
停住，不再去扰乱心情！
一天一整串辛苦，
此刻才赚回小把安静，
夜晚回家，还有远路，
白天，谁有工夫闲看云影？
不都为着真的口渴，
四面窗开着，喝茶，
跷起膝盖的是疲乏，
赤着臂膀好同乡邻闲话。
也为了放下扁担同肩背
向运命喘息，倚着墙，
每晚靠这一碗茶的生趣
幽默估量生的短长……
这是立体的构画，
设色在小生活旁边，
荫凉南瓜棚下茶铺，
热闹照样的又过了一天！
小楼
张大爹临街的矮楼，
半藏着，半挺着，立在街头，
瓦覆着它，窗开一条缝，
夕阳染红它，如写下古远的梦。
矮檐上长点草，也结过小瓜，
破石子路在楼前，无人种花，
是老坛子，瓦罐，大小的相伴；
尘垢列出许多风趣的零乱。
但张大爹走过，不吟咏它好；
大爹自己（上年纪了）不相信古老。
他拐着杖常到隔壁沽酒，
宁愿过桥，土堤去看新柳！
市井风情，颇有京派散文小品之风味。和静，朴实，也温情。两三闲话之间，尽得生活微细之妙、之美、之风情。读她写的茶铺、小楼、旱烟、南瓜棚、老坛子、瓦罐，还有那句“宁愿过桥，土堤去看新柳”，实在是舒畅。稳实安静生活之美妙，不过如此。
后来，林徽因还发表了散文《彼此》和诗《除夕看花》。
可惜，终有一日，昆明之寂静也被打破，消散殆尽。1939年，日军开始轰炸昆明。秋冬时节，轰炸日趋频繁，林徽因一家被逼再次迁徙，从城里迁到市郊。起先住在麦地村的尼姑庵里，庵中无尼姑，但村里女子仍旧会不时地来这个被当作营造学社办公室的庵里烧香还愿。
彼时，梁思成的身体也大不如从前。早在离开北平时，梁思成就身患脊椎间软组织硬化症，医生为他设计了一副铁架，需要“穿”在衬衣里支撑脊骨。到昆明后不久，又因扁桃体脓毒疼痛不已，致使扁桃体被割除。后来，又因牙周炎拔除了牙齿。可谓是遍体鳞伤。
即便如此，他依旧无法弃建筑研究于不顾。这“建筑痴儿”依然和刘敦桢、莫宗江等人在这年秋天去往四川西部四十多个县区进行野外考察，长达半年之久。日益贫苦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拖垮了林徽因原本多病的身体。在平淡和琐碎的生活中煎熬，苦且绝望，但她坚强。
只是，读到李健吾谈此时的林徽因的一段话时，我不能自抑地伤心起来。他说：“有人看见林徽因在昆明的街头提了瓶子打油买醋。她是林长民的女公子，梁启超的儿媳……他们享受惯了荣华富贵，如今真就那样勇敢，接受了上天派给祖国的这份苦难的命运？”
人生要起伏有致才能平安，太过顺畅反而难以久长。与贫困、灾难交过手的人，方才有机会领悟更深层的生与运命的意义，亦才有机会真正地与人生真相靠近。这充满困苦悲伤的生活，是祸是福，谁又能真正说得清楚呢？
1940年春，林徽因一家再次移居到昆明市区十五六里之外的龙泉镇龙头村，距之前暂住过的尼姑庵有两里路之遥。这一次，他们亲自动手，在借来的地皮上设计了属于自己的家，用未烧制的土坯砖盖了三间简单的小屋，而这竟成为梁林夫妇一生当中唯一为自己设计的房子。
战时物价疯长，林徽因家的几间小屋的建筑经费超出预算一倍，使他们几近破产。幸亏远在美国的费氏夫妇出手相救，寄了两张支票，他们方才挨过这一劫。
距离林徽因的新家不远处，有一条水渠，渠边有村，名曰“瓦窑村”。林徽因常常闲步至瓦窑村，看作坊里的老师傅们巧弄陶坯，制作陶器。路边有两排桉树，倒也清香。多年后，回头再看那段时日，也不是没有妙趣的。
当时，除了梁家，金岳霖和钱端升等旧识老友也搬到了龙头村落户。金岳霖更是直接在梁家旁边搭建了一间简单的耳房。乍看过去，竟与当年北总布胡同的情景有些相似。旧日恍在触手可及之近处，令人欢喜。
往事如昨。
也同欢乐也同愁。
24 散离
1939年，天津发生水灾。当年梁思成存放在天津英资银行保险库的珍贵建筑资料全部遭毁。纵是如此，梁思成等人也未放弃建筑研究工作。自营造学社南迁至昆明复办之后，梁思成等人的古建筑考察工作也持续了下来。
1940年11月，昆明也遭破坏。营造学社附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决定迁至四川。梁思成等人自然也要跟随前往。但西南联大并未撤离。如此一来，梁、林二人将面临与旧识老友金岳霖、张奚若等人的分离。
在那个年代，知友之贵，无法言表。所以，离开几个知己友人，对梁、林二人而言，是极艰难的一件事。然而，林徽因不知道，前路暗仄，竟有更残酷的掠夺会发生在她身上。次年春，林恒牺牲。
当年“一二·九”运动之后，林恒易志，弃笔从戎，弃读清华，改考空军学院。1941年春天，在成都的一场空战当中，由于地面警戒系统失灵，敌机已飞临成都上空时，他们方才仓促应战。林恒匆匆起飞时，被敌人击中头部，当场死亡。
不过只是二十出头的年纪，本应有更长久的美好时光。这与当年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之死实在太相近了。林徽因不知，她身边最重要的几个男人是否都将会在那枪林弹雨中与她别离。
然而，林徽因是在三年以后才知道弟弟牺牲的。
梁思成之所以将此事隐瞒，是有原因的。当年，梁家人从长沙迁往昆明时，在晃县结识了几位年轻的航校学员。当时，林徽因患急性肺炎，全靠那几个年轻人帮助，方才得到医治，找到住处。虽然那不过是肮脏旅馆里的一间破旧小屋，但已极难得。
那日，林徽因得到旅日女医生的紧急救治之后，急需一处可卧的地方休养。但晃县条件落后，难寻住处，几次投宿无门。恰巧此时梁思成听到了小提琴声。能在这样的地方听到这样的声音，想来那拉奏的人一定是有学识、有素养的。
梁思成的机智救了林徽因。他循声找去，果然找到一家旅馆，虽内中不堪，但梁思成觉得找到那拉奏的人，定能得到帮助。于是，他找到后便去敲门，不曾想，开门的人并非是儒雅君子，而是潇洒军人。梁思成忽觉有些尴尬，但他还是说明了来意。
幸运的是，年轻的军人十分讲义气，立刻将梁家人迎入屋里，给他们腾出了一间房。不久之后，那些军人也要前往昆明，虽目的地一致，但梁思成等人并未同往。虽是萍水相逢，但梁林夫妇与那几位军人建立了联系。
落居昆明之后，他们常常来看望梁家人。对于离家万里、独自奔赴战场的年轻人来说，梁家竟意外地成了他们异乡路上的一盏灯、一束光、一个温柔港湾。
后来，这些军人从航空学院毕业之时，还邀请梁林夫妇作为“名誉家长”出席他们的毕业典礼。他们的感情日渐深厚。但随着战事的扩大，年轻人一个接一个地牺牲了，以至于梁家有了每逢7月7日便举家默哀三分钟之习惯。
林恒牺牲时，梁思成生怕疾病缠身的林徽因承受不住，便瞒了她，私自将林恒的后事料理妥当，并将林恒的一套军服、一把航校毕业学员的纪念佩剑藏入箱底。直到三年之后，林徽因才知道此事。
弟弟，我没有适合时代的语言
来哀悼你的死；它是时代向你的要求。
简单的，你给了。
这冷酷简单的壮烈是时代的诗，
这沉默的光荣是你。
假使在这不可免的真实上
多给了悲哀，我想呼喊，
那是——你自己也明了——
因为你走得太早，
太早了，弟弟，难为你的勇敢，
机械的落伍，你的机会太惨！
三年了，你阵亡在成都上空，
这三年的时间所做成的不同，
如果我向你说来，你别悲伤，
因为多半不是我们老国，
而是他人在时代中碾动，
我们灵魂流血，炸成了窟窿。
我们已有了盟友、物资同军火，
正是你所曾经希望过。
我记得，记得当时我怎样同你
讨论又讨论，点算又点算，
每一天你是那样耐性的等着，
每天却空的过去，慢得像骆驼！
现在驱逐机已非当日你最想望
驾驶的“老鹰式七五”那样——
那样笨，那样慢，啊，弟弟不要伤心，
你已做到你们所能做的，
别说是谁误了你，是时代无法衡量，
中国还要上前，黑夜在等天亮。
弟弟，我已用这许多不美丽言语
算是诗来追悼你，
要相信我的心多苦，喉咙多哑，
你永不会回来了，我知道，
青年的热血做了科学的代替；
中国的悲怆永沉在我的心底。
啊，你别难过，难过了我给不出安慰。
我曾每日那样想过了几回：
你已给了你所有的，同你去的弟兄
也是一样，献出你们的生命；
已有的年轻一切，将来还有的机会，
可能的壮年的工作，老年的智慧；
可能的情爱，家庭，儿女，及那所有
生的权利，喜悦；及生的纠纷！
你们给的真多，都为了谁？你相信
今后中国多少人的幸福要在
你的前头，比自己要紧；那不朽
中国的历史，还需要在世上永久。
你相信，你也做了，最后一切你交出。
我既完全明白，为何我还为着你哭？
只因你是个孩子却没有留什么给自己，
小时我盼着你的幸福，战时你的安全，
今天你没有儿女牵挂需要抚恤和安慰，
而万千国人像已忘掉，你死是为了谁！
这是三年之后林徽因为林恒写的悼亡诗，题曰《哭三弟恒》。与林徽因往日的诗作风格迥然不同。诗意哀恸，字字皆交织着一种恨、一种愁、一种悲壮。这诗，大约也是林徽因深处绝境之地，内心唯一之出口。唯愿，战争的意义不是其他，只是为了永绝战争。
25 李庄
李庄。
1940年11月29日，林徽因和母亲，还有梁再冰、梁从诫姐弟二人离开昆明。他们坐车经贵州毕节入四川，过叙永、泸州，抵达南溪的李庄上坝村，耗时两个星期。梁思成脚趾感染破伤风，必须立刻医治，因此未能与妻儿同行，滞后一周。
又一场无声告别。
告别了昆明，告别了旧识老友，告别了航校青年，告别了城市生活。林徽因本以为去往李庄只是暂时的事，或许不久就可返回城里，但没有料到，在李庄，一住便是五六年。
梁家住在一个名叫月亮田的张姓大院里。梁家、营造学社办公地点、学员的宿舍以及房东皆挤在一个院里。院里的房子呈L形，短的一端是梁思成、林徽因的住房，长的一端便是营造学社的办公总部。院前有樟树，远处有竹林和大片田野，风景亦算佳美。
李庄位于川内，天气素来不佳，阴冷潮湿，对林徽因的肺病危害极大。加上十几日奔波，抵达李庄后，住下不足一月，林徽因便病倒了，从此卧床不起。数年奔波，彼时的梁家已是穷困潦倒。
当时梁再冰已十一二岁，记忆清晰。她后来回忆，住房十分简陋，是一处竹篾抹灰之寒舍。梁思成的收入，在物价上涨如脱缰之马的战争时期，若不及时购进粮、油，便成废纸。父女二人将随身稍贵重的物品（如表和钢笔）皆典当出去，亦无法改变饥寒交迫的现状。
他们睡的是摇晃的行军床，林徽因最好的补品便是朋友们从昆明捎来的奶粉。唯一的一支体温计被梁从诫不小心打碎之后，林徽因半年内无法量体温。梁从诫除了冬日可穿上外婆缝制的布鞋外，长年只有草鞋可穿，甚至赤脚。
忧郁自然不是你的朋友；
但也不是你的敌人，你对他不能冤屈！
他是你强硬的债主，你呢？是
把自己灵魂压（押）给他的赌徒。
你曾那样拿理想赌博，不幸
你输了；放下精神最后保留的田产，
最有价值的衣裳，然后一切你都
赔上，连自己的情绪和信仰，那不是自然？
你的债权人他是，那么，别尽问他脸貌
到底怎样！呀天，你如果一定要看清
今晚这里有盏小灯，灯下你无妨同他
面对面，你是这样的绝望，他是这样无情！
这是林徽因的《忧郁》。此诗写于最艰辛的当时。林徽因给费慰梅写信，信纸都是一张当三张使，绝不浪费任何空白之处。当时，她已瘦骨嶙峋。不久，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也病倒了。家贫如洗，总是凄凉。这一切，被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傅斯年看在眼中。
不久之后，傅斯年分别给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经济部部长翁文灏写了一封长信，请求他们给予经济支援。
傅斯年在给朱家骅的信中说：
兹有一事与兄商之。梁思成、思永兄弟皆困在李庄。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音女士生了T.B.，卧床二年矣。思永是闹了三年胃病，甚重之胃病，近忽患气管炎，一查，肺病甚重。梁任公家道清寒，兄必知之，他们二人万里跋涉，到湘、到桂、到滇、到川，已弄得吃尽当光，又逢此等病，其势不可终日，弟在此看着，实在难过，兄必有同感也。弟之看法，政府对于他们兄弟，似当给些补助。其理由如下：
一、梁任公……其人于中国新教育及青年之爱国思想上大有影响启明之作用，在清末大有可观，其人一生未尝有心做坏事，仍是读书人，护国之役，立功甚大，此亦可谓功在民国者也。其长子、次子，皆爱国向学之士，与其他之家风不同。
……
二、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在君语）。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羡妒不置，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之一大科目也。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
三、思永为人，在敝所同事中最有公道心，安阳发掘，后来完全靠他，今日写报告亦靠他。忠于其职任，虽在此穷困中，一切先公后私。
总之，二人皆今日难得之贤士，亦皆国际知名之中国学人。今日在此困难中，论其家世，论其个人，政府似皆宜有所体恤也。未知吾兄可否与陈布雷先生一商此事，便中向介公一言，说明梁任公之后嗣，人品学问，皆中国之第一流人物，国际知名，而病困至此，似乎可赠以二三万元（此数虽大，然此等病症，所费当不止此也）。国家虽不能承认梁任公在政治上有何贡献，然其在文化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而名人之后，如梁氏兄弟者，亦复甚少……
此信发出十一天后，仍未见回音。傅斯年担心重庆方面无能为力或者深感为难，于是，再度写信给中央研究院总办事处。最后是经济部部长翁文灏过问了此事。当林徽因得知此事时，梁思成不在家中，林徽因深为感动，便代夫致信感谢，语词诚恳谦顺。
因傅斯年之力，梁氏兄弟最终得到多少数额的经济支柱，已无法考证。不过，据梁思成后来写给费正清的信中所说，自此之后，梁家的经济状况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转。最让人高兴的事是，林徽因的身体渐渐恢复了。
梁思成说：“我们的家境已经大大改善，大概你们都无法相信。每天的生活十分正常，我按时上班从不间断，徽因操持家务也不感到吃力……而最让人高兴的是，徽因的体重在过去两个月中增加了八磅半。”就是这样，山重水复，柳暗花明。
要永远相信：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昔日的一代才女，而今亦能收放自如，将一颗心从文学、建筑上抽离开来，将姿态放得极低，想做一个寻常女子，而且心中也是快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