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得想想那是什么时候，万恶的旧社会嘛，有口饭吃比什么都强。
但是且慢，如果我告诉你，这可能要以送命为代价，你还干吗？
无论何时何地，性命二字，对于一个人来说，都是顶顶要紧的，脑袋掉了那是既要不回来，也安不上去。至于什么二十年后还是条好汉，砍头只是留个mark之类的话，纯属宣传口号，大家跟着喊喊不要紧，可千万不能相信。
每个人都会算一笔细账，一边是自己的小命，一边是恶劣的待遇和名声，究竟孰轻孰重？
这就是大家都不想当兵的缘故。
不过，税警总团绝对是一个例外。
在当时，那绝对是个好单位，想进去人家还不一定要你呢。
要进税警总团，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而且卷子还不会比黄埔的那张容易，你得有接受折腾的心理准备。
就算进去了，也不等于万事大吉。里面采用的是美式教学法，技术性术语特别多，你要是跟不上趟，别等人来催你，自己就卷铺盖out吧。
都是招人当兵的，税警总团凭什么这么牛？
条件好啊。
你不是嫌当兵的名声不好听吗？那你就大大方方地告诉人家，兄弟可是标准的国家公务员，直属中央财政部。
谁能说不是？
至于待遇，听了都让你心痒痒。最高的总团长级别月薪300多元，每月特支费1万元（就是你签了字可以拿来用的公款），团长月薪200多元，每月特支费2000元。团长以上都配有小汽车。
最低的是一等兵，每月11元。就这也不错了，放到别处去，11块钱可以用上一年。另外注意了，这11元你都可以寄回家给老婆孩子作开销。宋部长充分体恤到了手下的不容易，另外还每月补助士兵伙食费4元5角。
列位要问，这都能抵上月薪的一半了，为什么伙食费这么高？
别忘了，打仗可是个地道的体力活儿，不吃饱喝足，长好身体，如何能行。
这么高的工资，还不带拖欠的。每月的第一天准点发放，从不打白条。
“九?一八”事变后，国家财政困难，连中央军都面临着揭不开锅的窘境，不知哪位聪明人出了个主意，所有薪饷均改为国难薪，即只能发原来的八成。
这下当兵的更惨。本来就领不到几个钱，还打八折，连饭都吃不饱了。
宋子文可不管这些，你们要打折是你们的事，税警总团是我的，再穷不能穷他们。
工资照发不误，一文不少。
如此一来，连广告都不用做，大家挤破了头往税警总团里钻。
归根结底，理想主义是要的，思想工作也很有用，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句话才是永远的硬道理。
除了报名当兵，想来当官的也有不少。
毕竟那待遇也太诱人了，基本上就和大学教授差不多（不是现在的有些教授，彼时的教授大多数货真价实，工资高也很正常）。
不过宋子文对军官的要求也是相当高的，而且还有自己的一定之规。
当年的黄埔军校由于东征和北伐的原因，已经是声名鹊起，国内部队均以有黄埔子弟加盟为荣，不过他们要是想去税警总团就要吃闭门羹了。
因为宋子文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黄埔出来的，再好也不要！（不知他的妹夫蒋校长知道后，心里会是什么滋味）
那他们要什么样的人才呢？
西北军和粤军中出来的“实践派”有一些，但很少。
其实主要就两种，一种是东北讲武堂的毕业生。
这类人才之所以被看中，倒不是学校的牌子有多响亮，说穿了就是因为张学良的关系，爱屋及乌，而且他们本身也只能担任些基层的连排级职务。
想当大一些，那就得有几把刷子了——
第二种人才：美国海龟。
简单点来说，除了第一种人才，税警总团的排以上军官，直至总团长，一般都是由这类海归把持和垄断着。
这跟宋子文本身的经历和出身有很大关系。因为这位仁兄就是拿的美国哈佛大学的文凭，接受的也是欧美文化，据说他的外语水平跟顾维钧差不多，都是英语说得比母语还溜。
又据说，此君批公文既不画圈，也不写“已阅”，而是用“OK”！
他这样的人，自然就认为美利坚的产品独一无二，像他一样，都是顶呱呱的。
因此之故，税警总团第一任总团长温应星、第二任总团长王赓，均为宋一手挑选出来的海归派。
他们的名头到现在都非常响亮：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生。
其中，温应星还是中国最早的西点军校生（1905级），而王赓（1918级）则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同学，他就是后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
什么样的军官带什么样的兵。温应星、王赓练兵自然也都是用的美国陆军那一套，平时官兵问答，“yes or no”之类的口头禅那是张口就来。
有趣的是，税警总团虽然采用美式教育，但武器却是完全德国正规军装备。看来，德国货质量过硬从那时候起就深入人心了。
名为税警队，但这支部队实际上名不符实，平时对缉私、护场这类专业活儿既不钻也不研，倒是对野战攻守、先进武器非常热衷，属于典型的不务正业。
这一点和他们的老板宋子文倒很相像。
宋老板本人就对与日本人干仗这件事，比在办公室里划拉算盘要有兴趣得多。早在日军迫近锦州之前，这位兄弟就给张学良发了电报，使劲儿给少帅打气，要他一定在锦州“顶住”——
如果实在不行，哥们儿愿意两肋插刀，把税警总团的人都拨过来给你用。
无奈，皇帝不急太监急，张学良根本就没有在锦州抵抗的决心和想法，宋子文再起劲也没用，只好把一腔热血化成了一声叹息。
宋部长，不要着急，家里藏着这么好的家伙，拿出来派用场只不过是迟早的事。
中日在闸北一开火，新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宋子文马上激动起来。现在他的身份变了，身为国家副总理，爱国那是当仁不让的。
他本人属于坚决的主战派（还属于比较激烈的那一种），不仅捐钱捐物，甚至连人都要捐——驻上海的税警总团的两个团被他一个不剩地派上战场，交由19路军指挥。
不过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洋人知道了可能会不高兴。
作为债权方的八国财团愿意把税警总团养肥，那是为了确保中国人能收齐盐税，从而给他们还本付息。这跟让他们掏钱替别人组建军队，完全是两码事。
在这方面，老外一向丁是丁，卯是卯，分得十分清楚。
为了防止他们知道后啰里啰唆，税警总团对外一直以俞济时师独立旅（王赓独立旅）的番号出现。当然他们并不归俞济时管，而是由蔡廷锴直接掌控，算是19路军的临时直属部队。
起先，税警总团只是分别在闸北和南翔担任警戒工作。等到前线越来越紧张，第5军进入庙行前线后，他们便也顺理成章地从预备队转向了战斗队。这次在庙行和张炎旅一道坚守阵地的，就是税警总团第２团（古鼎华团）。
一般部队和粤军搭档多少都有些疙瘩，主要是广东话听不太懂（最典型的就是胡汉民胡老的“三味煮鸡，萝卜大葱”）。对于两广以外的人来说，听他们讲话有时就如同听老外讲外语一样，而要求广仔们都改说普通话也有些勉为其难。
不过古鼎华团却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团的团长古鼎华是广西人，属于税警总团中比较少见的粤军出身的军官。他的队伍里很多官兵也都是两广子弟，彼此说着话就感觉分外亲近，一起配合自然融洽得很。
公平地说，税警总团参加抗战，完全属于自觉自愿，并没有半点被迫或无奈的意思。实际上，从当时上海战局的整个态势来看，主战场已转移到庙行和江湾一带，城里并无大的战斗，只要想跑，谁都跑得掉，更别说税警总团这种有两把刷子的“特种部队”了。
税警总团的战斗力和参战意愿如何，作为总指挥的蔡廷锴不可能不清楚，那他后来为什么又要把税警总团说得如此不堪呢（“该团撤退无路，经宋子文要求拨归19路军指挥”）？
无它，所谓时移事易是也。税警总团是宋子文的人马，而宋子文的妹夫又是老蒋，虽然小宋和老蒋也拍桌子打板凳，有很多矛盾，但在19路军将帅眼中，那毕竟是他们的家事，对外，他们就是一伙子的人。洪洞县里无好人，老蒋是坏人，小宋也概莫能外。就立场而言，坏人手下的人，怎么可能帮它论功摆好呢？
这都属于后话了。当时当地，税警总队的参战，可帮了蔡总指挥的大忙。
税警总团属于典型的“三高”部队：官兵素质高、技术高、士气高，迥异于当时常见的一般国内部队。让他们戴着红袖套在街上巡逻，对他们来说，岂止是人才浪费，简直算得上是一种侮辱。
现在终于被真刀真枪地派上了阵，几乎每个人都兴奋得哇哇大叫，全不把眼前的鬼子兵放在眼里。
你有头脑，我也不傻，你有好枪，我手里拿着的也不是烧火棍，双方互不相让，来了个火星撞地球。
日本兵在武器方面占不到什么便宜，干脆也不装深沉了，端着刺刀就蜂拥着冲了过来。
要论飙血，税警官兵没有怯场的。
就是互捅是吧，这技术我们也天天练呢，还会怕你。
没有亲眼看见过肉搏战的，恐怕是很难想象这一残酷场面的。我也没见过，但我知道这是当时最能动摇对方精神和意志的终极打法。
是软蛋还是硬汉，是生存还是死亡，就看那锋尖的刀光一闪。据说有的新兵初见双方拼刺刀，当场吓得尿裤子的都有。
古鼎华团坚守的阵地终于出现了一丝松动。
并不是因为部队怯弱而退却，而是顶在最前面的第1营已经全部倒下了。战后统计，该团可查证的仅排以上军官阵亡者就达16名之多。
义无反顾，战死方休，他们没有玷污中国美式军团的名声。
庙行战斗持续6个小时后，到中午12点，送呈蔡廷锴的战报如下：张炎旅拉到前沿的两个团，5团损失了三分之二，4团已陷入肉搏苦战，税警总团古鼎华团也好不了多少——一半人已经没了，剩下的一半人继续在阵地上和鬼子拼刺刀。
阵地危在旦夕。
援兵，只有援兵，才能缓解刻不容缓的危急。
在其他部队还未到达的情况下，能救急的，除了张炎旅，还是张炎旅。
可张炎手上也没多少人了。
他总共就带了3个团过来，两个已经拉上去了，现在还剩1个。
就这个宝贝，前面倒有三张嘴在等着。
平均分配肯定不行，考虑到古鼎华团和4团都在拼刺刀，而这种集体性的大规模干仗一向最缺人手，张炎决定把这个团带上去增援他们。
半小时后，援军赶到目的地。其中，古鼎华团那里来了两个营，4团盼来了1个营。
双方在阵地上本已杀到强弩之末的阶段，这批人端着刺刀上来猛地一冲，日军再也坚持不住，顿时就哗啦啦地溃退了下去。
这边的阵地倒是稳住了。可是那边没有等到援兵的第5团就苦了，看日军全都拥了上来，干脆咱也来鱼死网破的最后一招吧——拼刺刀。
至此，第5团的阵地算是悬了，因为张炎已两手空空，无兵可派。
然而胜利的天平又悄悄地转向了守军一方。因为附近的19路军援兵经过急行军，终于赴援到位。
6个多小时的坚持，为蔡廷锴赢得了时间，使其可以从容调度。到26日凌晨，被日军突破的几个阵地先后恢复，至此，庙行得以巩固。
经两日血战，双方伤亡数字再次刷新，中国军队方面，仅张炎旅的伤亡就达到了2000余人。
在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后，植田再次落得一个两手空空的下场。
实际上，25日上午久攻不下时，他就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那就是这一次可能又要失败。因为对庙行的第二次进攻，只有做到迅速、突然、有力，才能取得效果。但在守军出人意料的抵抗和反击下，“迅速”和“突然”或者是有，“有力”就根本谈不上了。
张炎旅的死打硬拼，独立旅（税警总团）的一鸣惊人，让之前植田的所有精心设计和妙想都成了笑话。
战场的意外因素实在太多了，即使是像植田这样的“军中长老”也只能仰天长叹。他曾经告诉自己要学会忍耐，他曾经告诉自己只需要闪电一击，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而现实却再次狠狠地给了他一巴掌。
痛，何如哉。
但是他也不用太伤心，因为他很快就好像做梦一样得到了一件礼物。
这份大礼，叫做江湾。
送礼的人就是他的对手——蔡廷锴。
对于蔡廷锴来说，出此下策，也是无可奈何。
第二次庙行之战后，19路军伤亡实在太大，兵员不敷使用，蔡廷锴感到江湾已难以固守，只好传令把该处部队撤出。
对于蔡廷锴，这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而对于淞沪之战的全局，却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败仗。
作为一处易守难攻的战略要地，江湾一直令植田头疼不已，实在搞不定，最后才跑到庙行来碰运气的。因此，对于19路军退出江湾的消息，他怎么也不肯轻易相信，认为一定是蔡廷锴玩的花招、设的陷阱。直到经过一天的侦察，确信江湾守军已经撤退后，他才意识到自己糊里糊涂地抽到了一次大奖。
打不赢就得靠运气，如此说来，时常念念经还是有点用的。至少这一次，神仙大姐还是主动出手，在最倒霉的时候拉了植田一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