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李隆基的诸多创举，倒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回想当年，武则天从东都洛阳搬回西都长安时，把一所叫兴庆坊的宅子赐给了李旦的五个儿子居住。因为五个王爷在此居住，所以这个宅子之后就被称为了“五王宅”。现在，当上了皇帝的李隆基认为祖母的这个想法非常好，把这些皇子们塞进一个屋子里，方便他们增进感情、友爱互助，也方便他们相互制约各自的不当行为。但是，李隆基的根本目的，还是更方便自己对这些子孙们的监管。在李隆基看来，这一招既能促进李家后人们的感情，又能方便自己随时掌握皇子们的生活和学业情况。于是乎，他毫不犹豫地吸收了祖母的这一“治家”方案。对待他的儿子，他设立了“十王宅”，包括庆王、忠王、棣王、鄂王、荣王、光王、仪王、颍王、永王、济王十位皇子住在宅内，后来又有六位封王的皇子入住。这些皇子们每天从早到晚一起用餐，一起读书，在一个宅院之内被严格看管教育，每个月的吃穿用度也都是由专门的府库供给。李隆基彻底颠覆了过去让皇子们去各自封地的古老政策，将他们牢牢限制在自己所能控制的范围之内。即使这些皇子们成婚，也没有自己的王府，仍然要住在十王宅之内。
当成了婚的皇子们有了自己的孩子后，李隆基就又在十王宅外设置了“百孙院”，让这些孙子们跟他们的爸爸一样，众多兄弟一起居住。十王宅和百孙院的设置，充分说明了李隆基对自己后人的不信任。李隆基对兄弟子女的感情其实并不假，但多年的政治生涯让他在还没当上帝王的时候，就换上了帝王们共有的职业病——疑心病。也难怪他会疑心，跟自己从小一起长大的王毛仲，政变发生前跑得无影无踪；平日慷慨激昂的钟绍京，政变之前缩在家里不敢出来。李隆基之所以能由一个一腔抱负的青年变为把持人心的帝王，他们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帝王们都很难相信别人，即使对方是自己的朋友或亲人。李隆基是非常愿意维持自己个性中温情的一面的，这就非常难得了。但他把温情建立在能够操控的基础上，又让他的亲人们战战兢兢。不论如何，李隆基对他人的怀疑已经成了习惯，这份不信任平日藏在他宽容的政策和微笑的外表下，不知何时会发作。可怕的是，他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此外，动物圈养久了，会好吃懒做，失去活力，被聚在一起的皇子们也如此。他们失去了接触外界的机会，不能去封地体验民情，不能去边关体验戎马生涯，没机会和朝廷大臣往来，听听新鲜的见解。
他们在十王宅、百孙院里消磨着青春和意志，浪费了生命和抱负，变得碌碌无为。李唐子孙的锐气，一点点被磨光。之后的历史见证了这一点，而创造这段历史的李隆基没有看到，也没有预料到。此时，他正得意扬扬地想着安顿内廷的妙计，把目光投到了朝廷大臣身上。想要稳住统治，既要有皇帝的英明决策，又要有能干的大臣，他身边就有一位这样的大臣。科学务农小先锋开元初年，长安最有名望的大臣就是姚崇。此时的名臣姚崇，在经历了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三个朝代的血雨腥风之后，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人脉以及威望。无论是大臣还是百姓，都跟唐玄宗持相同观点，他们一致认为姚崇是宰相位置上的最佳人选，同时也相信他一定能做个好宰相。唐玄宗为什么会如此信任姚崇？主要原因就是姚崇的能力恰好适合当时的政治。开元初年，唐玄宗既要稳住皇位，又要面临民生问题、边疆问题。此时的唐朝伤筋动骨，需要一个胆大心细的医生开刀放血、妙手回春。当时交到李隆基手里的大唐基业，可以说已经被几个前辈“糟蹋”得差不多了，天灾不断，人祸连连。当前，李隆基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将这些“错误”的变成“正确”的，如何让“百业”重新兴旺。
谁都知道，只要政策到位，“百业”自然“俱兴”，而将那些“错误”的变成“正确”的就是检验政策到位与否的唯一标准。这条标准看似合情合理、非常简单，但是真正实施起来可就有点复杂了。经过几代领导的积淀，当时的社会风气和多数人的价值观已经遭到逆转。直白来说，就是平常人们眼中“不正常”的，在那时却成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正常”现象。这就是我们说的“错误”已经变成了“正确”。既然这些“不正常”是经过了长时间的积累才变成了“正常”的，那么若想扭转这种局面，就不能硬来，否则不是将其拦腰截断，就是搞得双方两败俱伤。所以说，李隆基若想施行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就必须找一位懂得权变、灵活处事、估计人情的改革家。姚崇就是这样一位改革家，他为人为政最大的特点就是权变。权变，是说为人处世一定要灵活应变，不死板，不能太钻牛角尖。这时的唐帝国百废待兴，靠着那几条老祖宗留下的家法和诸多的条条框框是办不成事的，要想重振帝国的雄威，就必须要做事的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更难能可贵的是，灵活的姚崇同时是个有原则有决心有抱负的人，他的最终目标就是建设一个安居乐业的大唐王朝。这一点，他恰恰与李隆基不谋而合。在没有出任宰相之前，姚崇曾向李隆基提出过十条建议，这十条建议囊括了帝国方方面面的改革措施。当李隆基看到这十条建议后，当即被其中的见地和抱负打动。在姚崇走马上任当上宰相之后，这十条建议也成了他的施政纲领和前进方向。如果说，唐帝国是艘在暴风雨中飘摇已久的大船，那么姚崇就是在暴风雨中出现的那位最有力的舵手。这位舵手将会把这艘久经风雨的航船调到正确的方向，然后一路冲出风暴。那么姚崇是如何施政的呢？我们之前说过，在开元初年，全国各地都在闹旱灾，每逢大旱过后，蝗虫就会一窝蜂地跑出来。铺天盖地的蝗虫将地面上本就所剩无多的粮食啃个精光，面对如此情景，老百姓们也只有干瞪眼的份。其实不只老百姓干瞪眼，那些闹了蝗灾的地方上的官员们也在干瞪眼。有责任心的地方官会带着百姓烧烧香拜拜庙，祈祷老天不要发怒，收回蝗虫。
按照现代常识，当蝗虫泛滥时，就算没有农药喷的话，至少也要靠人工捕蝗杀蝗，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蝗虫糟蹋粮食？这又要提到古代人的迷信。那时候的人认为蝗虫是老天降下的，是老天爷的意思，捕杀就是违背天意，要遭天谴。大家都这么想，所以看到蝗虫，只能去庙里磕头烧香。在姚崇看来，这就是扯淡。听到有人上报蝗灾，姚崇一马当先，上奏折要求各个地方全力捕杀蝗虫。李隆基看了奏折，犹犹豫豫。姚崇急了，这皇帝从来没有温暾的个性，这次是怎么了？李隆基是这样解释的，天人感应。有蝗虫，一定是老天认为我治国治得不好，降下蝗虫惩罚我。如果我下令捕杀蝗虫，老天也许会降下更大的灾祸。姚崇哑口无言，劝吗？蝗虫可不会等皇帝回心转意才开始啃粮食。姚崇一拍胸脯，豪气冲天地说：“请陛下不要怕！所有命令以我的名字发出，这样老天降祸也只是降到我姚崇头上！”看到姚崇有这样的决心，李隆基当然也不能反对了。不过，大臣们又开始七嘴八舌，他们的论调是一致的：蝗虫是天灾，不可以人力捕杀，应该想办法求老天息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