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一千两银子的初始成本，与张集馨入仕后为维持、增持其权力值的后继成本相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了。张集馨在翰林院当了六年京官，三十七岁时开始外调地方，历任山西朔平府知府、陕西督粮道、四川按察使、甘肃布政使、直隶布政使、河南布政使、福建布政使等职。他并非投机钻营之辈，不过也人情练达，官场上该有的人情应酬，他都能随俗，该请客就请客，该送礼就送礼，连他自己也承认：“应酬不可谓不厚矣！”我们来看看官场应酬的开销究竟有多大。张集馨在福建当汀漳龙道台（汀漳龙地区一把手）时，闽浙总督颜伯焘被革职，带着家眷、兵役、随从等三千多人浩浩荡荡打道回乡，途经漳城，当地为了招待这位前领导人，既备酒席，又请戏班卡拉OK，还送上“程敬”（以路费名义送出的礼金），共花去一万两银公款。一名已革职官员为什么能得到如此优待呢？这可以用隐权力来解释：颜总督虽然已去职，但他经营的权力网络还留在官场上，还能对官员的仕途命运施加影响，人走茶未凉，地方官们自然不敢稍有怠慢。如果碰上钦差出巡过境，接待的费用更重。
代理过山西雁平道台（雁北地区一把手）的张集馨曾记了一笔账：向来钦差到省之前，首府（省衙门驻地的知府）先填好借支单，到布政使衙门请借接待费二万两银，事毕再将经费分摊给各州县，大约每次的摊派总额为三五万两银。钦差不肯接收礼金，都由地方官派人直接送到京城私宅，历来如此。钦差在皇上一言，往往能决定地方官员的祸福进退，所以不可不小心伺候，服务周到。张集馨记录得最详尽的是他任督粮道（相当于财政厅长）时的日常应酬情况。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张集馨获任陕西督粮道，这是一个公认的肥差，被视为是“财神庙主持”。因为是肥差，陕西的官场接待经费也由督粮道负责，张集馨的工作就是终日迎来送往、请客宴乐。我将张集馨的记述略加翻译，抄录下来：遇有过往的要员，都由督粮道负责接待。西安地处交通孔道，往来的官员很多。每次客人到境，督粮道便跟随将军（大军区首长）、巡抚（省长）等领导到官厅迎接，送至公馆休息，然后张灯结彩，请戏班、备酒席。每次都要请两班戏，酒席备五桌上席（VIP专用），中席十四桌。上席必备燕窝烧烤，中席亦鱼翅海参。
西安活鱼难得，一尾大活鱼值四五千文钱（约三两银，400多元人民币），上席五桌断不能少，其他如白鳝、鹿尾，都是贵重难得的东西，亦必设法求购，否则客人就会怪督粮道悭吝。不论冬夏，总是子末丑初时分（深夜两三点钟），戏筵才散。这时，主人们将客人送出登轿，逐次揖送，还要派下人持着主人名帖，到各公馆道乏，表示辛苦了。次日，客人起身，又送出城外，并馈赠盘缠，盘缠之厚薄，依客人官职之尊卑而定。每次宴会，连戏价、赏金、酒席杂支，一般都要二百余两银，送给客人们的路费还不包括在内。西安城里的其他武官，如果不是与巡抚有交情者，一般不邀请参加这些宴会，不过也需要送去酒菜。此外，还有一些过往的小公务员，虽然官职低微，但也常常持着大人物的介绍信，过来“打秋风”，也要送上四菜两点，路费二十两或四五十两银不等。一年当中，大宴会无月无之，小应酬则无日无之。春秋年节，还要请省城的大小文武官员看戏喝酒。如果十天半月，没有过往的客人，督粮道还要约请两司（布政使与按察使）、盐道（相当于省财政厅副厅长）在署中宴乐。不如此，则不足联络感情。
总计下来，一年开销（包括每年送给地方上司和北京官员的礼金）一般都在五万两银上下，这还不包括送给同僚朋友的经济援助金。一年五万两银的支出，即使在官位比较贵的乾隆朝，也够捐三顶道台的官帽子了。那么张集馨收入几何？按张氏自述，他每年约有六万多两银的进项，扣除了上述公务应酬与私人用度，已所剩无几。外间则传言，陕西督粮道这个大肥缺每年有二三十万、三四十万两的收入。张集馨收入“未达标”，可能是因为他心存顾虑，手脚没有放开一些，税粮不敢多浮收一些吧。督粮道肥得流油，但油水不能独吞，张集馨必须切出一大块用于官场接待，与领导、同僚分润。明代的海瑞曾经发过一句牢骚：“阿谀作俑，流弊至今，县官真做了一个驿丞，知府之身亦当驿丞之半。”大意是说，官场上阿谀成风，以致县官不像县官，倒像一个招待所所长，知府也像半个招待所所长。以这个标准来看张集馨的工作，其实与官场“三陪”（陪吃陪喝陪看戏）差不多。但张集馨不做“三陪”行不行？这个问题有些弱智，答案当然是“不行”，但“不行”背后的机制，包含有大学问。
从理论上说，张集馨的官职是朝廷任命的，权力是皇帝授予的，然而，官场上的权力腾挪空间，与其说是皇帝规划好的，不如说是官场自发地根据官员实际掌握的权力份额进行分配的。如果你能够进入某位权贵的庇护网络、与同僚保持良好的人情关系、得到属下的私人性效忠，总而言之，你如果具有坚实的隐权力基础，那么显然，你将获得更多的权力份额，从而开拓到更广阔的权力腾挪空间。否则，则可能自缚手脚，权力大大缩水。根据这个道理，同样的官职，放置在不同的官场情景中，所产生的权力份额是不一样的。这种微妙的权力分配机制，张集馨后来也是切身体会到了。他先后两次担任过甘肃布政使，第一任做得顺风顺水，因为他与总督私交甚好，与同僚相处也融洽；第二任则备受冷落，有职无权，因为他被排斥在总督的私人圈子之外。再说回到督粮道的权力边界。皇帝授权督粮道征管一省钱粮，但皇帝可没有授权督粮道借征粮之机浮收附加税，自从雍正皇帝实行“火耗归公”、发放“养廉银”政策之后，官员再浮收，已是非法行为。
然而，在正粮之外加征一定比例的附加税，一直是官场上公开的秘密，只要保持在合理限度内，也被当成“准合法”的事情。只是“合法”的界限在哪里，却是模糊的。这种权力边界的模糊性，使得官员们明白：要想安全地行使权力，不可能依靠对法律精神的理解，而是有赖于上下左右之间的心照不宣。简单地说，人缘好，多浮收一点也无妨，人缘坏，则可能受到弹劾，权力的边界取决于隐权力的伸缩。因此，我们想象出，要在官场上混碗饭吃，与上司、同僚乃至下属之间多加联谊，该是多么重要的事。
县官之所以成了招待所所长、督粮道之所以成了“三陪”，无非是因为权力需要用人情来维持，而人情则需要用接待来维持。这里的人情，已不再是单纯的人际交往，而是一种重要的隐权力介质了；这里的接待，也不是简单的尽地主之谊，而是持有或增持权力（包括隐权力）的必要成本。而对于那种充当不了隐权力介质的纯粹人情，张集馨其实出手并不大方，甚至有点吝啬。比如他给京官们送礼，舍得一掷万金，可老丈人进京治病，向他借二千两银，却没有答应，只送了三百两，还不大乐意；他在陕西当督粮道时，接待要员不敢稍有不周，但老丈人派人来西安向他索要几头健骡、几件狐皮袍，他也没有答应，甚至觉得老丈人一再索需，“未免不近情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