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能淋漓尽致地体现权力分肥原理的场域莫过于帝国的漕运码头，因为收漕的油水最肥，最容易将权力兑换成哗啦啦响的真金白银。清人说，每到征漕之时，“州县如饿虎出林，绅衿如毒蛇发动，差役如恶犬吠村”，瞧！各类张牙舞爪的“食权者”都出动了，争食“漕规”这块大肥肉。我们的分析也从一起发生在清道光年间的“闹漕”事件讲起。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冬，湖北省崇阳县的生员钟人杰（人称钟九），为反抗官吏浮收漕粮、勒索粮户，率领众户攻入县城，并杀了知县，此事惊动了朝廷，道光皇帝下旨派兵镇压，钟人杰等组织头目被抓获，并遭杀害。当时有一个叫做陈瑞兆的落魄文人撰写了一首长达万字的七言山歌《钟九闹漕》，记述这一事件，使得“钟九闹漕”的事迹在湖北民间广为传播。道光年间是闹漕群体性事件频频暴发的时段，南北漕运省份都有粮户集体闹漕抗粮。
这里略举数例：道光二十年，江苏丹阳县乡民因“完粮折价”过重，聚众破坏官署，拒交钱粮；二十一年，江西新喻县有监生纠众闹漕抗官；二十二年，山东潍县乡民在纳粮时与县衙吏役争哄；二十三年，江西安仁县也有“棍徒”聚众抗漕，拒捕伤官；二十四年，湖南耒阳县的“痞棍”纠合千人之众，“哄堂塞署，挟制减粮”。这些闹漕的组织者，既有普通乡民，也有所谓的“棍徒”，还有地方士绅集团的成员。闹漕的导火索几乎都是官吏浮收过重、勒折过甚。清代的漕粮，除了正米，还要加征各种“漕项”，什么“随正耗米”、“运军行月钱粮”、“水脚银”、“轻赉银”等等，这是法定的附加税。但在正附税额之外，还有各种税外费，即所谓“漕规”。比如州县长官会擅自提高附加税的税率，或者加派各种名目的规费。如果折色征收，每石米的税额竟要征银四五两，而按道光年间的粮价，一石米大约值二两银，相当于粮户交三石米的价钱，只够纳完一石米的漕额。于是“每办一漕，额多之州县官立可富有数十万（两银）之巨资”。抢劫银行，来钱都没有这么快速。
此外，具体负责催粮、收粮的胥吏差役，也会巧立名目索取规费、耍尽手段克扣钱粮，敛钱名目有“加米色钱”、“免筛钱”、“开廒钱”、“倒箩钱”、“加箩钱”等，敛粮手段则有“踢斛”、“淋尖”、“验样米”、“私置大升大斗”等。粮户稍有不从，即当“抗粮”处置，抓入看守所“躲猫猫”，甚至其亲属、邻居都会被当成人质关起来，不交钱就不放人。官吏为刀俎，粮户为鱼肉。刀俎掌握着对鱼肉的加害权，所以通常情况下，粮户只能逆来顺受、任其宰割，但忍无可忍的时候，就会铤而走险，不惜拼个鱼死网破。假如有人登高一呼，立时从者如云，不谋而集。于是一宗闹漕案就发生了。我们来看看崇阳县的浮收勒折情况。长诗《钟九闹漕》这样形容：“提起国课好伤心，官吏依势压乡民。”官吏压乡民的手段主要是：明目张胆地加征。
比如，按照崇阳县的惯例，水脚银每两银征钱四千六百文（水脚银是一种以漕粮运费名义征收的附加税，一般每石米另征银半两、一银不等，崇阳县看来是折钱征收），道光年间，一两银子约可兑换二千文制钱，但崇阳的水脚银却按每两征钱四千六百文的标准折算，这是典型的勒折了。然而，在实际征收中，粮胥还会自行加码，每两银收至七千文左右。花户纳完粮，还要花二百文钱向粮胥领取完税凭证。暗盘操作的浮收。比如花户交粮时，粮胥要拿一斗米做样米，看合格不合格，这个样米就归粮胥自己。粮胥还使用一种特制的大斛收米，量米时踢斛淋尖，如此一来，花户交来一石米，量出来往往只有六斗多（按旧时计量，一石等于十斗）。崇阳县的法定漕额是七千石米，但实际征收居然超过两万石。这浮征的收入，部分上交县衙，部分则被粮差私吞。粮差一年的科敛所得，甚至“倍于官之羡余”。崇阳官差下乡催粮时更是如鬼子进村，按晚清大学者魏源的说法，“崇阳圜万山中，胥役虎而冠，凡下乡催征漕米，久鱼肉其民”。
花户为了招待这些衣冠楚楚的虎狼之徒，仅备肉蛋酒水是不够的，还要宰鸡宰鸭，否则，他们就会“摔盘掷碗”。有些穷人小户，本来只有数十文钱的税额，结果孝敬官差的小费、饭钱、路费等，加起来就要几百文钱。所以崇阳的老百姓都恨死了这帮敲骨吸髓的胥役。话说崇阳城外有个造纸匠，叫做金太和，为人行侠好义。道光十六年（1836年）冬天，正是完漕之时，金太和有事进城，见收粮的官差百般刁难花户，看不过眼，忍不住上前说了几句公道话，官差骂他狗拿耗子多管闲事。金太和一时义愤填膺，索性将官差平日的恶行都抖了出来。那帮作威作福的官差，平日只有他们欺负人，哪有谁敢说他们半句不是，所以干脆将金太和拖进县衙，当时的知县姓王，老迈无能，一味听官差教唆，把金太和狠狠打了几十大板。说了几句公道话，换来一顿大板子，这便是强出头、充好汉的后果。如果是旁人，大概也就忍气吞声，就这么算了。民不与官斗嘛，粮胥虽不算官，但也是吃公家饭的，背后有国家权力机器撑腰呢。
但金太和也不是良懦之辈，咽不下心头愤恨，决心到衙门告状，控诉崇阳胥役把持漕政、勒索花户。金太和放出话来：“如果官司打赢了，一人担，免得百人下水；打输了，就准备死。”乡民都支持他，凑份子给他出诉讼费，崇阳县有名的讼师、生员钟人杰为他代写了状纸。金太和先是向崇阳县衙呈状，王知县不受理，又一路告到武昌府、湖广总督衙门。结果，崇阳的漕弊不但没有改变，金太和本人也被长期关押。官差盘根错节的势力岂是那么容易扳倒的？身陷囹圄的金太和想到了大状师钟人杰。他托人向钟人杰求助，钟人杰又找他的好友、同是讼师的汪敦族和蔡德章商量，另一名有官方背景的好友陈宝铭也参与了进来，四个人最后决定将官司打到底。于是四人分头下乡联络花户，收取诉讼费，经过了五六个月的活动，全县四十八堡都串通了，大小花户都愿意闹粮案。道光十八年（1838年）端午，金太和的侄子金瑞生与讼师蔡德章一起去武昌告状，湖广总督周天爵准状，行文要求将被告名单上的崇阳粮胥提省讯问。
此时崇阳已换了新知县，他似乎并不回护粮胥，把总督文件上有名字的人统统交了出来。案情很快审明，涉案的粮胥被革职，书差自行附加的乱收费也被废除了。这个官司能打赢，以我们对清代官场的了解，估计不得不归功于地方头面人物钟人杰、陈宝铭等在幕后的多方打点。金太和回到崇阳县，立即被乡民当成了反抗漕弊的英雄。他和钟人杰等人回乡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是，向众粮户摊派诉讼费，按税额分摊，每两银收二百文，总敛钱两百万多文（折银约一千多两）。小户见他们为民除害，不但乐得掏钱，而且甘愿以命相许，为他们助势。这也可见从前官府的盘剥，有多神憎鬼厌。金太和等人做的第二件事是，根据崇阳县十一个乡里，制作了十一张粮柜，分注里名，抬送县堂，然后刊刷传单，派定日期，让粮户依期纳漕，自封投柜，不让粮胥下乡扰民。也就是说，胥役原来在收漕事务上的加害能力被限制了，他们的利益也显然受损了。而破坏了胥役盘剥旧格局的金太和、钟人杰等人，则因为掌握着对粮户的造福能力，在新的权力格局中确立了他们的权威，并获得了可观的权力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