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无疑是弄权的高手，但是权力软肋被刘台连环击中，竟百口莫辩，无法据理反驳，只好向万历皇帝请辞：“去年辽东大捷，刘台违制妄奏，依法应当降职处分，臣只请旨戒谕，谁想刘台竟怀恨在心。刘台是臣录取的进士，二百年来未闻有门生弹劾师长之事，现在刘台既然全无顾忌，对臣泄愤，臣唯有辞职以谢刘台了。”并跪在皇帝身前，老泪纵横，不肯起身。顾命大臣、内阁首辅要撂挑子不干，小皇帝就慌了，亲自走下御座，双手扶起张居正，再三慰留。但张居正仍不肯出来视事办公，一再上疏乞休：“皇上视臣为宾师，待臣为手足腹心，臣怎么忍心抛袖子不干？但臣身处危地，攻击我之人都说臣擅作威福，臣为皇上办事，非作威则作福，总是难逃专擅之讥。他们日日在皇上耳边谗言，皇上圣明，万不会相信，但臣背着黑锅，不辞职又如何能证明清白？还请皇上可怜可怜老臣，放臣归山林，以解群议。”万历皇帝又亲下圣旨，挽留张居正。还不放心，又命一名司礼监太监执手谕到张府慰留：“先生赤胆忠心辅政，不辞劳，不避怨，不居功，皇天后土祖宗必共鉴知。
一小撮人为结党营私，狂发悖言，动摇社稷，自有祖宗法度严惩不贷，先生不必介意，以社稷为重，即出辅理国事，万勿再辞。”为宽慰张居正，皇帝还御赐烧肉一份、点心两盒、长春酒十瓶。皇恩如此浩荡，张居正如果还躲在家里撒娇，那就是矫情过头了。所以张居正很快上奏谢恩：“老臣既蒙圣上明鉴，则小人的呶呶之口，实在无足轻重。老臣自当仰体圣怀，以社稷是图，个人毁誉得失，又何足道？”出来理政了。至于惹是生非的辽东巡按御史刘台，果然自有祖宗法度伺候。皇上隆旨：刘台这厮，谗言乱政，速速拿来京师，痛打一百大板，然后发配边疆！这时张居正却表现出了他的宽宏大量，上疏为刘台求情。万历看在首辅的面子上，只将刘台革去官籍，除名为民。看起来，首辅大人确是“宰相肚里能撑船”。其实张居正心里余恨难消，只是不愿意落下打击报复批评者的恶名而已。那时刘台虽然因言获罪，但他不惧当朝权贵、不徇师生私情的道德勇气，却在朝廷清流中获得道义支持。张居正审时度势，最好的策略还是做出“大人不记小人过”的表现。反正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两年后，即万历六年（1578年），原来的辽东巡抚张学颜调到中央任户部尚书。就任不久，便举报刘台巡按辽东时，贪污犯人的“赎锾”（指赎罪的银钱，有点类似保释金）。这一回张居正就不再惺惺作态了，立马吩咐巡按御史于应昌到辽东调查，又派佥都御史王宗载到刘台的老家江西当巡抚，搜集刘台的犯罪证据。于应昌与王宗载调查后，回奏刘台贪赃枉法，证据确凿，罪情属实。于是，刘台被流放到广西充军，他的父亲与弟弟，都受了牵连被坐罪。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刘台在戍所饮酒，醉后暴卒。同一日，他的冤家对头兼座师张居正，也因病死在内阁首辅任上。这是后话。刘台揭发张居正有贪墨之嫌，结果却是自己被打成了贪污犯，正如当初张居正责斥刘台妄奏违制，刘台反过来弹劾张居正擅权违制。事情看起来有点讽刺。其实“贪污”也好，“违制”也罢，在明代官场生态中，都是攻击政治对手的见血封喉的利器。张学颜为什么在刘台被削职为民的两年后，突然举报刘贪污“保释金”的陈年旧事呢？史书上的记载是因为刘台巡按辽东时，与巡抚张学颜不和。
不过我觉得更大的可能是，张居正暗中授意张学颜罗织罪名，或者张居正虽无授意，但张学颜为讨好张居正，拿刘台案邀功请赏，因为张学颜正是张居正倚重的心腹亲信。而到辽东和江西调查刘台罪证的于应昌与王宗载，显然更是受张居正所指使，必欲坐实刘台的罪名，这从《明史》上“居正嘱御史于应昌”、“王宗载尝承张居正指”等语便可看出来。现在，我们可以发现，张居正收拾反对派刘台的权力意志，是通过一明一暗两个权力管道来实现的。明的管道由大臣奏疏、内阁票拟、皇帝诏书构成：先是由新任户部尚书张学颜上疏举报；然后内阁请旨委派巡按御史于应昌与江西巡抚王宗载实地调查；然后于、张二人回奏实有其事；最后由皇帝下旨严办。这一切都是光明正大地进行的，我姑且称之为“公文政治”。在这个明的管道之下，还隐藏着另一个暗的权力管道，主要由密语、私信、暗示以及心领神会等组成。在刘台案中，张居正和他的亲信们利用这个暗管道，悄然布置好权力动作，这个隐蔽的过程不妨称为“私信政治”，在私信政治的暗中推动下，公文政治才粉墨登场。如果说，由明管道发布出来的是制度性的正式权力，那么在暗管道中传递的则是不可明言的隐权力。
刘台案只是张居正操弄隐权力的一个小案例。事实上，张氏当国十年，正是以牢牢掌控着正式权力与隐权力两大权柄来把持国事、厉行新政的，甚至可以说，隐权力操作对于张居正来说更为重要。张居正作为内阁首辅，其制度性的正式权力是领导内阁辅臣，协助皇上审阅奏折、票拟诏书，简单地说，这是一项政策建议权。另外，张居正通过考成法，掌握着赏罚二柄，直接监督科道，间接控制部院与抚按，从而扩大了内阁的制度性权力，不过这一项权力已经被强调“祖宗法”的反对派视为是“黑权力”。至于皇帝所晋封的太傅、太师等，只是荣誉性质的虚衔，只表示张居正获得了一品官的工资待遇，并无实权。与内阁的正式职权相比，张居正的非制度性的隐权力更为强大。这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其一，在权力上游，张居正既受万历皇帝依赖，又为太后器重，更重要的是，他与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结成了非常默契的利益同盟。我们知道，基于人情与利益上的私人关系其实就是一个隐权力网络，它不但给张居正提供权力庇护，使张居正在受到攻击时总能得到谅解与支持。而且，透过这一网络，张居正票拟的政策意见，也得以百分之百地在第一时间内变成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诏令。
其二，在权力下游，张居正则荐用私人，培养亲信，广殖张系势力，以此建立起另一个以私人效忠关系为基础的隐权力网络。这个隐权力网络遍布从中央到地方的要害部门，比如镇守边关的总兵李成梁、戚继光，掌管人事、财政大权的吏部尚书张瀚、户部尚书张学颜等，都是张居正的嫡系人马。这里顺便一提的是，万历五年（1577年），张居正丧父，按照帝国礼制，应当辞职回籍守孝三年，但万历皇帝离不开张居正，下旨令他留职办公，张自己也抛不开权柄，乐得顺水推舟，但廷臣们不干了，纷纷上书指责他恋权、失孝，其中就有吏部尚书张瀚，结果这个由张居正一手提拔的嫡系被罢了官，继任者为王国光，也是“徇张居正意”的张系人物。因此，虽然按照“祖宗法”，制度提供给内阁辅臣的权力腾挪空间是有限的，然而，张居正却能通过这一上一下两个隐权力网络，以私信政治推动公文政治，从而翻覆自如地将他的权力意志层层贯彻下去。打个比方说，张居正要推行某项政策，他会在私人信函上授意亲信上奏言事，再利用自己的票拟之权以及与秉笔太监冯保的亲密关系，批准这项建议。
甚至不需要他明言指使，聪明的张系人马也会自觉揣摩张居正的心意，先意承志地办好张居正想办的事情--“只用意会，无需言传”，这正是隐权力不同于正式权力的传递优势。张居正曾在一封致两广总督刘凝斋的书信上自我表扬：“不谷（张居正谦称）当事以来，私宅不见一客，非公事不通私书，所以门巷冷清，好比僧舍，虽是亲戚故旧、交际常礼，也一切屏绝，这是大家都能看到听到的，并非我矫伪。”这段话本是张居正在标榜自己为官清正、一心奉公，但“非公事不通私书”一语却透露了张氏“当事”的奥秘：公事多通私书。张居正文集收录了许多封他与同僚的通信，所谈论者也确实多属公事。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值得讨论：为什么朝廷的公事要用私信而不是奏折、政令等正式文件来传达呢？我觉得原因就在于：第一，按照明代的权力体制，内阁并无直接发号施令的正式权力，如果仅靠公文政治，张居正无法实现对政事的全盘操控、对官员的直接指挥；第二，在现实的权力场中，张居正最大的优势是持有无与伦比的隐权力，搞私信政治更加得心应手。通过书信往来，张居正发出某些权力信号，或者给对方制造某种非正式的政治压力，对方在明白张居正的意图或主张之后，自会明白如何更好地配合首辅的工作。这个时候，私信显然已不同于寻常信函，而是与奏章、谕旨一样，都是不可或缺的权力介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