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对抗官府、破坏帝国秩序的“罪魁祸首”们已经伏法，不过，苏州知府桂超万还有一个对手集团需要惩处，否则，难保小民不会再受其蛊惑。这个对手集团就是深受昭文县民众信奉、在抗粮抗租事件中给暴动者作出错误启示的金总管、刘猛将军、李王、周神诸位神灵。桂超万宣布这些神灵是“妖魔托宣惑众”，并下令将他们坐镇于乡庙中的塑像捆绑起来，押往昭文县城，摆在城隍庙里行刑示众。一年后，即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八月，这些一时迷失了本性的神灵刑期结束，又被送回各乡庙，一路上还有“鼓乐”相伴，比凡间的劳改犯获释风光多了。官府经由城隍“出面”惩处犯错的地方神灵，明白无误地让辖下百姓晓谕：第一，地方神灵体系也讲组织纪律，也有组织领导，这个组织领导就是城隍爷，任何地方小神都应该接受城隍爷的领导；第二，城隍爷是站在体制内这一边的，他协助朝廷命官洞察并惩治一切奸邪，出轨的地方小神都难逃城隍爷的处罚。
也就是说，官府釜底抽薪地取消了神灵体系的独立性，借城隍的管辖将地方神灵的权力纳入到国家权力的直接控制之下。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十一月，成功镇压了昭文县抗粮抗租暴动的桂超万又到苏州城隍庙报告政绩，并祈求大神继续扶助：苏州府乃赋重之区，漕弊百出，总由大户短交，旗丁索费，以致州县苛收，小户穷民万分困顿。又逢米贱银贵，更难聊生。今幸奉上谕饬令：大小户一例均收，又得抚司大员极力主持，此小民更生之机也。超万饬各属遵行，不敢上负皇仁，下辜民望。但恐庸恶州县有意怀私，刁劣绅衿从中作梗，贪鄙旗丁不肯减让，则事多棘手，或致有误开兑之期。为此夙夜祗惧，只得叩求大神显灵，暗中扶助，以足国赋，以苏民生，不至阻挠，不至贻误，则感戴恩施实无穷尽，不胜惶悚迫切之至。谨告。虔诚的桂知府相信他的祈祷，将得到城隍大神的感应，神将赐予他力量，用于克服官场上的积弊。我觉得，一个祈求神灵佑助的知府，比之那些拉关系走后门谋求隐权力的蝇营狗苟之辈，要可爱得多。
如果体制内的城隍也一时蒙蔽，非但不能为官府排忧解难，反而站到官府的对立面呢？这种情况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不过没关系，国家权力最终将制服不识趣的神灵。我们来看《清稗类钞》记录的一件轶事：晚清大吏左宗棠（左对桂超万非常敬佩，光绪年间，曾给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和皇帝上疏，奏请国史馆为已故的桂超万立传）驻军甘肃时，见甘肃这地方多狼，咬食人畜，祸害百姓，便下令军队围猎。然而，终日打不到一头狼。有位军官献言：“传说狼之为物，冥冥中有神管辖，故非人力所能驱除。”意思是提醒左宗棠请求神助。但左宗棠非常剽悍，听后大怒：这神究竟是怎么当的？竟传令将驻地的城隍神塑像绑上绳索、押来大营，褫去它的冠冕袍笏，重责四十军棍（一个泥塑偶像，受了四十军棍而没有粉骨碎身，真是怪哉，估计只是做做打的姿态而已），枷于营门外。受责的城隍是不是会痛改前非，协助左宗棠歼灭恶狼，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左宗棠这“四十军棍”，打出了国家权力之威：即使贵为冥界地方首长的城隍，享用万家香火，如果不自觉地正确站队，也是严惩不贷。神既如斯，何况人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