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火车继续南下，低矮灰青的小山不时映入眼帘。铁路跟前，宽阔的河床里，有一条小溪，曲折蜿蜒，自北而南地悄悄流淌。
这就是山西人的母亲河——汾河。由于上游水源干涸，致使这条曾经的“河”变成如今的“溪”。
下车后，再继续往西，地势从平原到山区逐渐变化。离开康城，我们此行的目的地是胜利、团村和阴家庄等几个地方，翻过一座山塬，天已经黑了，走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我们看见身边山脚下的炼焦炉日夜不停地燃烧着，远处，漫山遍野、星星点点的火光，一山又一山，一岭又一岭。
在夜色的掩衬下，我们在数十里外的山上就可以清晰看到远处山势的走向以及或在山坳或在山顶的村庄轮廓。
在这时，我们不用手电就能看清楚脚下凹凸不平的山路。
采掘业在山西的发展，使得这里贫穷的山区变成能下“金蛋”的“金窝窝”。
如今，腰包鼓起来的“山区人”让“平原人”刮目相看，山里人也一改过去贫穷自鄙、气短畏光的形象。
刘家村，山西产煤山区中的一个小村落，紧贴在一座山梁上，这几年，这里的人在村子附近的山上开始挖煤。
据小李介绍，八十年代初，当时他还在上小学，对煤矿的印象来自另一个山角上的属于“生产大队”的村办煤矿。
那时煤矿也算有钱的部门，矿上有一台黑白电视机，只能收一个山西电视台。当时电视台正播放风靡一时的美国电视剧《加里森敢死队》，小李说他每晚放学后，拿上玉米饽饽和伙伴们跑几十里山路到村北的矿上看电视。
当时他就有个梦想，自己何时能在这里上班挖煤，因为这样就可以天天看电视。
山里的煤炭，似乎只为山里人手刨肩扛这种原始的采掘方式而存在。从地质条件来分析，这个地区非常适合中小型煤矿开采作业，因为国有大型机械化采煤设备在这里根本施不开拳脚，这就给了这里的中小煤矿机会。
社会在发展，一些掌握煤炭开采知识，又有工作经验，并且和公社干部熟悉的人开始尝试承包煤矿生产、销售等环节性工序。
小心翼翼地淘得第一桶金后，他们变得大胆起来。
要包，就要全面承包！
要干，干脆自己单干！
至此，中国版图上第一批煤老板的雏形浮出水面！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从承包到单干，人们逐渐尝到财富的“香味”。
在这批“致富劳模”的带动下，恰似一夜梦中初醒，一时间，人们开始翻山越岭地找煤。
一时间，你在山北脚下挖，我在山南半腰里掏，你在这一带的山圪岇岇上找，我就在对面山梁上的沟沟岔岔里摸。
当时的情景是：漫山遍野都是人，山尖地角都是人，人们都在从事同一个动作：挖！
一时间，你挤我我挤你，你占了我的地方，我抢了你的位置，纠纷不断，互偷设备，互欺互骗。你人多势众，我就托关系、找靠山，为了抢地盘，甚至出手武斗，打架流血……
在地下，同样的争斗仍在继续。由于这里煤层浅，要挖到煤很容易。矿井之间距离不到200米，相邻很近的矿工常常是同在一个煤层面采挖，在“黑色的黄金”面前，欲望主宰的人性就暴露无遗：贪婪！还是贪婪！
为了多出一点煤炭，煤老板就千方百计地优化生产配置，有的则一天24小时，要求矿工三班倒，机械设备开足马力，没日没夜地运转。
与此同时，在采掘工作面的争抢已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双方互派“间谍”打听建议采掘路线，随后，在坑下开始针对性地先围抢堵截。
我们可以想象，望着眼前堆成像小山似的黑煤，因双方斗智斗勇而身心疲惫的煤老板此时此刻该有何感想？
煤也，福兮！祸兮！
用一句饱含经典哲理且非常贴切的话来形容当下山西与煤炭的关系，当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句名言了。
这是当地今天的现实：一边是地方煤炭经济的飞速发展，一边是付出的巨大的环保代价。
有人问，煤炭产业的发展究竟让山西得到了什么？微薄的财政收入是否能弥补巨大的环保代价？
有人干脆惊呼：山西有煤，喜耶？悲耶？
2005年春的山西省，延续着2004年异于往年的热度。
这中间，一则令人振奋的数据则佐证着这样的现实：从山西省有关部门传来消息，由于能源紧缺，山西省GDP增幅141%。官方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山西在中部六省中发展得最快。”
这就意味着山西经济从此步入快车道，山西人离富日子不远了。
然而，挖煤所带来的“痛”却绝对性地“比下”煤炭涨价带来的富，也就是说，山西人尝不到煤炭经济的甜果，却要为此付出巨大的环保代价。
这，也许从山西省开始挖煤的第一天起已经注定。
今天，山西的污染也开始被外界关注。
煤污之祸，祸及全球。
在这里，我们先讲这样“两件小事”：
早在2007年初，国家有关机构曾组织专家学者专门研究“山西省北中部大气污染物中距离输送对北京的影响”课题。结果在完成的报告中显示：山西北中部区域存在着明显的向北京输送大气污染物的输送通道。
山西省的污染究竟严重到何种地步？
记得在2007年全国“两会”举行前，山西省一位政府高官在“中部六省崛起”记者招待会上，被媒体问及该问题，他坦率地说:“山西的污染仍然是全国第一！”
这其中，有据可查的是国家有关部门在2004年发布的全国污染防治重点城市中，山西省有五个城市“入榜”。其中，临汾、阳泉和大同是所有被“点名”城市中污染程度“最严重”的。而山西省另外几个地级市之所以未列入这个污染排行榜，是因当地“没有大气监测系统”。假如这套“系统”有的话，由此产生的“监测结果”当然可想而知。“山西之污，污省污国”的“国咒”由此而来。
再说第二件“小事”。
2005年3月，山西省一位高官在全省环保工作会议上告诉与会人员，前几天，他在会见前来与山西合作开发大气污染防治规划项目的挪威大使时，他当时不解地问对方，为什么挪威会对山西的污染感兴趣？
对方的回答让这位官员大惊：
“因为山西的污染通过大气污染能够漂流到挪威！”
这，难道不应是“山西之累，累及全球！”的“球咒”？！
环污之痛，“痛”有几分？
在一些人的心中，环保工作是个概数，污染状况也是个概数。
但在这里，我们却有一组数据：
在山西省与挪威共同完成的大气污染防治总体规划项目中，山西省有关部门对本省的大气污染损失进行了测算，以2000年为基准年，山西省“大气污染损失”指标项的最终计算数值为8097亿元。
环污之痛，痛在源头。
山西省一位环保专家指出：“煤炭挖掘过程造成的影响也是一项重要的污染。”
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是，2004年全省境内26条主要河流中632%的河流断流。
而在同期，山西省水土流失面积占全省国土面积的70%。
另外，由于采煤造成的地下采空区和塌陷区使全省地下水每年损失10多亿吨，人民群众生产和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
专家指出：“一般认为，每生产一吨焦炭，要生产煤气400立方米左右。而一半的(机焦炉自用50%)煤气会白白排放。”
这是来自山西省环保权威部门的报告：目前全世界在用的“机焦炉”，是1904年由德国完成的三段式焦炉，它最大的问题是无法彻底解决污染。而且最要命的是，使用这种焦炉强致癌物质——苯并芘排放量很大！
数据是恐怖的，现实是残酷的。
据山西省环境科学科研机构监测表明，苯并芘在山西已形成大范围的污染。如果按照2003年山西省焦炭产量1亿吨计算，山西省产生的苯并芘要将近200吨。
而造成这种污染，与当产煤区流行的煤炭粗加工产业模式是密不可分的。
山西一位环保干部说，我们要解决的就是煤炼焦后的煤气转化问题。他进一步指出，煤炭炼制成焦炭，要产生大量的煤气。而在山西大部分地方的小煤矿，多数是用土法炼焦工艺技术。也就是说，这种“山西”式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气体全部露天排放，它像阳光，像空气，无时不刻地影响着我们的身体发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