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社会资源失衡容易导致生产资源配置无序，出现开车的“一抓一把”，修车的“一把抓一”的局面。这就是说，生产资源配置无序会使得社会生产要素组织难以“有效统筹”，从而影响了生产力的稳步提高。
第三，社会资源失衡还容易导致生产关系要素在全社会物质资料生产的全过程中产生了严重的“调节失效”。
这里所讲的“全过程”就是指，在生产关系对社会物质资料生产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中所发生的“调节失效”，这将会导致整个社会生产混乱无序，进而影响社会发展进程。
而造成社会资源失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由政府主导的地区发展方向出现偏差。
我们知道，拥有社会资源配置权利的主要是地方政府，由于地方主政者在制定区域发展规划的思路和理念上发生了偏差，比如一些地方主政官在发展思路上，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变成了以GDP为中心。
这样就会把自己的社会角色定位局限于一个区区“项目经理”，其最终导致的发展结果是“偏”之又“偏”。
第二种，社会各阶层自身社会权益诉求的“天然”不平等。
“权益”的失衡必然导致“权利”的失衡，而权利的失衡必然导致对话权利的失衡。
比如，在当地一些煤矿，煤炭生产的组织者和煤矿生产产品或者生产成果的支配者，都只能是煤老板。
对矿工和煤老板来说，一个是“马仔”，一个是“老板”，这种由权利的失衡导致对话地位的不平等，就能说明问题。因为煤矿工人与煤老板的“对话地位”的丧失，所以煤矿工与煤老板的“对话”基础地位也就会一同丧失。这也就是说，煤矿工人已没有和煤老板“谈判”的“地位”，甚至连和煤老板“谈判”的“机会”都没有。
如果权利失衡最终发展下去，必然会导致社会各阶层利益的重新划分，形成了以煤老板为代表的富人强势群体和以贫穷矿工为代表的弱势群体两大社会集团，进而引起整个社会的“秩序性失衡”，由此导致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向畸形病态社会的“合理进化”。
我们认为，在一个健康的社会制度中，阻止权利失衡必须要用国家强制力来规范，这样才不会导致社会资源失衡。这里所讲的“国家强制力”，就是通过运用平衡法律关系的法律框架来理性、科学、务实的推进社会管理。
当然，我们在这里没有强调采用“杀富济贫”、“杀富安贫”等非理性过激行为。
我们认为，一个对富人的权利理直气壮地给予保护的社会，才是一个“公平”的社会。这样，在以上这个“保护”的基础上，就形成了两个阶层间的“高水平均衡”。
社会各方利益能够达到的这种“动态均衡”，是多元社会力量博弈的结果，没有这种博弈，没有对这种博弈的制度化保障，利益均衡是不可能出现的。
贫富不相安，谁之悲哀？
“黑金”社会里的“成熟”的子民
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现实：山西的人均GDP排在全国25名以后，可山西的世界顶级豪华车却排在全国的前列。
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有媒体曾这样说，当煤老板们在北京一次购买一栋房子并且“一把清”的时候，他所在的家乡却每年都要发生数起煤难，使成百上千的矿工成为坑下冤魂。
而成就煤老板们的财富“梦想”的，就是一种在当前煤政机制和市场条件下严重错位下的“黑金”经济环境。
这与数理化公式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能成立的道理一样，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每生产1吨煤在一个特定条件下就能为煤老板们赚来数百元纯利润时，他们拥有的财富大厦会何等雄伟！
至此，当地煤政经济生活中的“黑金”现象开始悄悄浮出水面，从而进入社会大众的视野。
我们在关注“黑金”现象的同时，首先还得认识这种现象的另一种版本:“官商勾结”。
有专家说，官商勾结自古有之，它一直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而在某些特定的社会阶层者心中，再没有比“官商勾结”这种形式和手段更容易积累财富的了。在一些产煤区，这种“官商勾结”的“乳名”又叫“官煤勾结”。
“长期以来，我国对矿产资源的管理，大多数都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无偿划拨给煤炭生产部门开采。如今，虽然现在矿产资源实行有偿使用，但由于当时实行的是‘先开采后交费’的政策，这实际上就是降低了进入开采业的‘入行’门槛。”
一位长期研究山西经济现象的专家说。
于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煤老板们在这个“低成本洼地”里完成了“速成致富”，就有了实现自己“高收入”发财梦想的可能。
这意味着，谁拥有资源，谁就有“一夜暴富”的可能。
有了钱，事业就要有更大的发展，自己的小煤矿就要有个“名份”，于是煤老板们都会想法设法取得证照，而这时手中掌握相关权力的地方官员必然成为他们“寻租”的对象。
果不其然，煤老板烧的这一炷“香”还真“显灵”了。
也许是“天规仙律”的“法力”太弱，于是这些难耐寂寞的“神仙”，开始下界“思凡”了？
在当地，这些下界“思凡”的不是神，而是我们的“父母官”。
由于相关监督缺位或监督不到位，一些掌握资源配置权的官员得财后违心违德地对煤老板们言听计从，把党和政府给予的权力“私有化”了。
从对矿难频发背后的深层原因分析，我们似乎不难得到答案：许多煤矿矿主之所以敢于违规经营，不顾安全地超负荷生产，乃是因为他们的背后都有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地方官员在暗中支持。
在当地，这些官员都直接或间接地与矿主有着千丝万缕的经济利益上的联系，不少政府官员甚至直接在煤矿拥有股份。
有了官员撑腰，煤老板就有了恃富欺世的戾气。
于是，在煤炭生产过程中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他们不惜牺牲矿工的生命，也不惜损害国家的利益。
在具体经济生活中，“官”、“商”二者“各取所需”，“权”、“钱”二者“互通有无”，这就是所谓的“黑金效应”。“黑金效应”的明显表现，就是煤炭财富与政府行政资源的“互补联姻”，由此导致煤老板在生产过程中铤而走险，恣意妄为。
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他们对于煤老板的违规行为，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有的还为煤老板大开方便之门。这种公然姑息、纵容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这些不法者的“事实帮凶”。
至此，我们可以认定，国家在行业管理体制方面的缺陷与漏洞，正是“官煤勾结”的滋生之源。
事实证明，“官煤勾结”的情况的“自然”出现，必然为“黑金经济现象”的“客观成型”提供了某种“催化作用”。同时，由于“黑金”现象的出现，必定会导致社会中一定范围内的群体组织思维和行为的“整体异化”。这种“整体异化”的主要标志就是，个人或集体的财富欲望得到急剧膨胀和社会价值观的“绝对扭曲与变形”。
一切向钱看，一切向财靠。
人人以钻营投机、巧取豪夺为荣，人人以行特权事、以结交权贵为能，由此引发社会贫富不均、公共道德观沦丧，人生价值观扭曲。
让人揪心，让人郁闷。
当人们对这种“乱世乱象”状态下的“浮世绘”产生了极度的“审丑疲劳”后，就出现了一代“黑金”社会里的“成熟”民众。在当地，老百姓对煤老板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感，说不上“仇富”，更说不上“忌富”，更多的是一种漠然和麻木。
老百姓对身边这些富人的态度是“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在具体行事时，大家各行其道。你挖你的，我挖我的，我不“仇”你，你不欺我，脚下的、眼前的煤炭有的是，你挖我也挖，大家一起来，如此“成熟”国民成就了一个“万帮盛世”的社会。
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山西式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