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当时经济环境看，随着晋商活动区域和业务范围的扩大，商业竞争也愈来愈激烈。在这种背景下，晋商“商帮群体”的“事实成型”，则促进了晋商从“家族化”经营到“企业集团化”运作的逐渐“进化成型”。在“商帮群体”的“事实成型”的基础上，出现了“联号制”和“股份制”等现代新型商业管理机制，形成新的“业缘”群体组织。
所谓“联号制”，就是由一个大商号派生出一些小商号，类似西方的子母公司关系，这些大小商号通过“联号制”形式在商业经营活动中发挥了企业的群体作用。
而他们推行的“股份制”，则是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因商”、“因时”而创立的很有特色的一种劳资分配组织形式。股份制的实行，劳资双方均可获利，极大地调动了全体员工的积极性，在商业竞争日趋激烈的市场上发挥了积极作用。有资料说，这种先进的商业管理模式远远早于西方诸国。
这在我们大力引进国际先进商业管理技术的今天，晋商，这个在中华大地土生土长的商业群体，以自己商业实践所创造的东方智慧与崇洋语境下所谓的“先进管理”相比，颇有异曲同工之妙，甚至可以将其“比下”。
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晋商之困：煤老板能否入“晋商”之“族谱”
晋商群体的商业智慧精奥细微。
晋商群体的执业精神广博丰富。
今天，有人把煤老板列为“新晋商”，当人们为晋商“后继有人”而高兴时，也令人深思。不错，在生产力相对发达的今天，煤老板的“聚财速度”已大大超出往日的晋商老祖宗。但在晋商生活的时代，生产力极不发达，然而，正是这种几近原始的生活，周而复始地磨炼着这个群体的心性和信仰，于是，在今天，人们记住了晋商，记住了晋商的辉煌，甚至都记住了那个时代。那么，有人把煤老板列为“新晋商”，把煤老板写入晋商“族谱”，这不能不让人深思。
首先，令人深思的是“煤老板现象”面临的现实困境。
在近几年来，有关山西煤老板的新闻上国内外媒体“头条”频率之高，已是寻常事，而频繁发生的矿难，又使“黑心矿主”成为煤老板的代名词。
在这期间，“晋商”，这个始于宋元、称雄明清500年的中国商业史上独特的商业群体正逐渐走进公众的视野。同时，随着电视剧《乔家大院》话剧《立秋》等“山西元素”的文化产品受到市场热捧，再次引发社会各界对以“诚实守信、义利并举”为核心内涵的晋商文化的深情呼唤。
如今，世事变迁，在“晋商”这个词正成为一种“文化象征”或一个时代的“精神图腾”的背景下，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新晋商”的“社会属性”应该如何准确定义和界定？对于“煤商”这一新崛起的群体，公众和社会舆论应如何理性地对待？
我们认为，给煤老板冠以“新晋商”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也就是说，“新晋商”的帽子不是随意可以戴的。
君不见，在当下风起云涌的“经济建设运动”中，各地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造“商”运动，但事实上，在造“商”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却是充斥得更多的功利主义“思维”，其目的仅仅是为了吸引更多的眼球和获取眼前微薄的商业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并不利于社会造就真正的当代“商人阶层”。
所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千万要慎重权衡。
科学地讲，至少在目前，山西煤老板还不能被称为“新晋商”。因为历史上的晋商是一个阶层，是一个群体，是一个集企业与企业家一体化的社会群体。在这样一个“平台”上，他们展现了一种企业与企业家的“人格”。而反过来再来考察如今的煤老板，我们似乎还没有看到形成这样一个群体、阶层的影子。而最根本的是，他们和他们的企业身上缺失“商业精神”。正是在这种“商业精神”之光的照耀下，才能让世人感受到可贵可尊的“商人人格”和“商人灵魂”。
其次，令人深思的是煤老板的奢侈浪费行为，与体现在昔日晋商老祖宗的节俭诚信、崇商济世的精神格格不入。
我们知道，人类是有社会属性的，人是社会中的人，他们的经济行为也不例外。每一个人只有融入社会，才能获得幸福与快乐。而要获得这种“幸福与快乐”的前提就是，你必须融入这个社会，也让这个社会来认同你。那么，这些所谓的“新晋商”有何所作所为？
记得国内一家权威媒体曾就“山西煤老板现象”一连作了以“豪奢之风何时了”、“官煤勾结何时了”和“矿难事故何时休”为主题的系列报道，在国内引起极其强烈的反响。
这一切，也许就能说明某个问题。
其三，令人深思的是，如果把煤老板列为“新晋商”，把煤老板写入晋商“族谱”，那么，百年山西晋商的“经”，就有被“念歪”之虞。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要问，煤老板能把晋商在商言商的人生观、诚信义利的价值观和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同舟共济的普世思想贯穿到自己的商业行为和心智素养之中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要问，煤老板能把晋商的核心价值观和一个商业群体所特具的精神气质—一个博大而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完美传承并发扬光大吗？
这一切，我们的山西煤老板能担当得起吗？
晋商之惑：游离于富豪和晋商之间的煤老板
“富豪”一词，在《汉语成语大词典》中的详细解释是:“指有钱有势的家族、人家或人”，或者是“富裕豪华；富贵豪华”。而在社会大众心目中，“富豪”则是指有相当经济实力和地位的，但在社会责任、公平道义方面的所作所为却乏善可陈的人。总之，就是“有钱没素质”的那种。
今天，在新时期市场经济的普遍“语境”下，晋商已从一个普通的“生意群体”上升为一种特具时代意义的“商业精神”，其精神象征意义已远远超出初始的具体实义。
在回答煤老板是不是“新晋商”这一严肃问题时，有人给出了否定答案，理由是他们实难抗“晋商”之大纛。于是有人只好把煤老板归类于“富豪”之列。明确地讲，这里已含有一种鄙视之意，用他们的话说，这是给煤老板“对号入座”。
究其缘由，盖因富豪身上所谓的“DNA”基因特征，与煤老板独具的天赋秉性“一脉相承”。这其中，最明显、最具本质的一点就是:有钱没素质。而有人牵强附会把煤老板归入“新晋商”，在此我们不敢苟同，尚有保留意见。
首先，此“新晋商”与彼晋商在各自面临的历史环境下同样事业“成功”，但其历史地位和社会意义不一样。
确切地讲，山西煤老板发达的历史其实并不长，他们真正积累起巨额的资本只是几年间的事，这主要获益于那个阶段煤炭价格的异常飙升。他们的“成功”，是建立在外部客观因素的“积极”变化的条件基础上“侥幸”取得的，并不是通过个人主观努力而成功的。
换句话说，煤老板这是在偶然与必然“七三”开的基础上，促成了他们在人生事业上的“成功”。而明清晋商的成功，就在于他们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自觉地发扬了锐意进取、克己勤勉、执着敬业的“晋商精神”。
而在今天，这次由政府主导的“山西煤炭重组”，又转瞬间阻断了煤老板们的“致富路径”，主要原因是，山西此次的煤炭资源整合政策，就目前的现实，没有几个煤老板能达到要求。
此次“整合”，也许意味着煤老板真正地退出历史舞台。
其次，对于“晋商现象”，我们应以发展的、能动的和科学的视界来认识和判研。
在历史上，末期晋商固守传统经营陈规，排斥新生事物，对风险投资避而远之，从而最终没有由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成功转型。有媒体曾列举这样一个例子：19世纪70年代后，也就是晚清时期，当时山西北部的娘子关外大办洋务，招商集股兴办实业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但当时的“晋商”却“依旧规避在清廷的卵翼之下，热衷于求田问舍、窖藏金银和官款汇兑”。在这样一种“思维路径”的“惯性”作用下，导致了他们向实业资本转型迟缓，从而错失了向前发展良机。
成于不断创新，败于思故守旧。
这是晋商百年“商道”的“得”与“失”。
由此可见，此“晋商”，并非 我们今天晋人引以为荣的彼“晋商”。
今天的山西煤老板，也似乎正在丰厚的资源面前，和山西省长期的“能源重化工基地”的“定位”中，产生越来越严重的“思维路径”的“惯性依赖”。
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多年来，山西民营煤炭企业通过挖煤、运煤和炼焦等不断进行资本积累的发展模式，已经在国家的产业调控和环保政策面前遇到了严峻考验。
今天，尽管山西省政府大张旗鼓地在推进“转型”工作，煤老板能否如人所愿摆脱这种路径依赖怪圈，很多人仍然在观望之中。
而把煤老板划入此“晋商”之列，也许正是这些人的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