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顶三十八，脚踩一百八。”
这是大沟煤矿炼焦厂工人在夏日工作环境的形象概括。
每天头上顶着38℃的高温，脚下踩的则是温度高达180℃的炼焦炉。
连日高温，更让工人们备尝艰辛。
一条脏兮兮的毛巾搭在李开明裸露的肩膀上。
他正在坡顶操作“绞车”，电闸一合，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便从这台简陋的“卷扬机器”里传出。
这是一种靠机械拉力的牵引往焦炉送煤末的人力车的动力设备。
在他身后，是一座刚出完焦炭的空炉，空空如也的大炉坑比太阳还热。站在炉边，令人窒息的热浪扑面而来。
从头到脚，浑身是煤灰的李开明来自山东，是这座煤矿的“炼焦队长”。在这座煤矿，他已干了十个多年头。手下的“队员”，大都是从老家带来的表弟表兄、叔伯侄子等亲友。
他们在煤矿干的是另一个工种，也属于矿工，但名字还要改一下——焦炉工。煤老板一般会根据他们每只焦炭炉的焦炭产量来结算工钱。
这几年由于各地焦炭市场持续火爆，焦炭价格一路攀升，煤老板当然不会放弃煤炭初加工的产品市场。可以说，在山西众多的煤矿生产的“产品”中90%以上都是“自产自销”。
这是一座煤矿与煤炭生产“配套”的“再加工”场所。
在距离煤场往东南方向500米远的半山坡上，顺着山势横七竖八地躺着十几只当地流行的土法炼焦炉。
所谓焦炉，实际上就是在底部铺设一些纵横交错与外部相通的着火通道的大坑。一般地，这种焦炉一次可生产一百多吨焦炭。
具体工序是，先在煤场中间安装一台大型煤炭粉碎机，把煤块粉碎成煤炭粉末，这就是生产焦炭的“原料”。然后，工人用人力车通过“绞车”把煤末运到炼焦炉，由于在路上要经过一个近百米的坡道，所以煤老板就在坡顶处安装一台“绞车”。这实际上是一台“卷扬机”，一头把钢丝绳固定在卷筒上，另一头用铁钩钩住运送煤末的人力车，在“绞车”机械拉力的作用下，通过人工控制车子的方向，一车车煤末就被填装在焦炭炉中。
当然，把煤末运到炼焦炉边后，如何倾倒，其力度、方向、角度和空间虚实等在实际操作中都大有学问。这都有炼焦“老把式”在现场指导，因为焦炉底部都装有引燃材料，如果稍不注意，煤末就会把引燃材料“淹死”，就必须要把煤末掏出，重新装填。
煤末装好后，接着就是“点炉”，有的地方为了达到最大程度的成功，就把引燃材料在柴油中蘸一蘸，这样燃烧更充分。
焦炉点火后，焦炉师傅就要带几个徒弟日夜不停地守在焦炉旁边，小心翼翼地伺弄“着火点”。
这个工作叫“看炉”，需要吃喝拉撒住都不能离开焦炉半步。
接下来几天的时间里，几米高的火焰就会在焦炉周围燃烧。
浓浓黑烟携带着硫、碳以及各种未充分燃烧的化学物质自由自在地漂浮在空中，最后“大摇大摆”地进入大气层。
这时，天是热的，地是烤的，空气是燥的。
在这样的环境里，人都受不了，何况百米以外地里的庄稼？
1996年，《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明令取缔、关停的十五种重污染小企业。其中包括：小造纸、小制革、小染料、土炼焦(采用“坑式”、“萍乡式”、“天地罐”和“敞开式”等落后方式)，但在这里，“天高皇帝远”，绝大部分煤老板为了少花钱还依旧是我行我素。
这时，如果旁边十几只焦炉同时点炉，煤末燃烧时产生的“火苗阵”所发出的光，人们在煤矿周围三五里远的山路在夜间都能看清，晚上下班的工人走在崎岖的山路上，常常是不用手电就能看到地面的情况。
半个月后，就要浇炉了。
这道工序最易烫伤人。
这时，十几台抽水机同时工作，工人手握水管，在旁边向焦炉里面的着火处浇喷湿水。
近500℃高温炉膛内突然涌入清水，水中的氢氧分子瞬间被分解，反而成了高温焦炭炉的“助燃剂”，灼热的气浪裹携着烟灰粉尘，弥漫了整个大地。
接着是封炉，用细土严严地覆盖在焦炭炉上方，一周后，工人在带有50℃以上余温的焦炭炉中一块一块地挖出成型的焦炭。
以一个产量在二十吨标准的焦炉来计算，烧制一炉焦炭需要燃烧半个月，再加上浇炉、封炉、出炉过程中要用二十多天，还有焦炉维修、补砌所用的时间，整个“焦循环”需要用一个半月。
关于矿工命运再思考第四章关于矿工命运再思考
“胜利村，瘸子跛子多半村”
这是山西西部山区的一个热闹小镇的集会。
每逢单日，四邻八乡的人们都来这里“赶会”。
在当地，村民常常利用这个机会购买日用品和农用品，也常有三三两两的在这里“下窑的”的外地人，在下班后顾不上洗漱，就满脸乌黑地来“赶会”买些日常生活用品。
而来来往往的人们对他们这种滑稽形象已熟视无睹，在一个刀削面摊位前，一张张乌黑的脸与洁白的刀削面形成鲜明对比，这仿佛是当地乡村集市上的“一景”。
在小戏台身后一个热闹处，十几个钉鞋的摊位一字儿排开，摊主都是清一色的年轻小伙子。李红宝就是其中一位。他胸脯前挂着黑色的厚皮裙子，一条右假肢腿放在身边，旁边是一地花花绿绿的钉鞋皮料。
李红宝今年21岁，家住镇南的8里的杨树塬，去年初中毕业后，他就到村后的大沟煤矿找活儿。矿上的“老头”见了他后，先让他在坑下“推坡”。一年后，他“升任”坑下拉工，按当时的工资标准，他一个班下来能挣近15元钱。这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环境下是很不错的经济收入了。
孩子大了，这在旧社会早已到了成家立业、顶门立户的年龄，红宝爹娘商量把孩子在煤矿挣的钱留着，到娶媳妇时再用。
不去煤矿干活时，红宝娘就要刻意把儿子打扮打扮，把原来肩膀和膝盖有补丁的衣服全部换成当时流行的黄棕色“将军装”。
这年清明节刚过，李老汉就提着好烟好酒，挨门蹿户在邻里坊间走了一遍，给儿子托媒提亲。今年开春，李老汉又到集市上花20元钱买回来一头小猪，让老伴好好喂养，等秋收后给儿子办喜事用。不久，就有媒人上门来“说亲”，老李家赶快打扮儿子和女方“见面”，再后来，给了女方8000元彩礼钱。接下来是定“良辰吉日”，媒人拿着男女双方的属相生肖和生辰八字，掐指一算，再与双方亲家商量，最后把日子定在秋后的九月初九。
幸福生活就在前头，老李家人人欢喜，正在憧憬美好生活的李红宝更是干劲百倍。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这天，他在坑下上班，突然遇到坑下塌方，腰椎被巨石砸伤，导致下肢瘫痪，右侧股骨头砸碎，只好截肢。
老年残子是人生最大的不幸，未婚先残是不幸的人生。
悲痛至极的老两口拿出女方退回的彩礼钱给儿子买了一台钉鞋机。
这，对年方20的李红宝来说，也算是一条活路。
对于李红宝的不幸遭遇，老村长甚是可惜:“一个好劳力糟蹋了！”
然而，当地在坑下“被糟蹋”的何止是一个好劳力？
由于煤炭市场在山西的一路走红，这个行业已成为当地吸收农村劳动力的最大“用户”。据了解，在山西农村地区，90%以上的青年农民都在煤矿当过工人。这似乎已成为一种传统，在当地，每到七八月份，正是学样学生放暑假的时间，一些青年学生到矿上干“推坡的”的活，用于交下学期的学费。每个班下来能挣两块五。
由于年迈体衰，当地上了年纪的老人只能在坑上干一些辅助性的工种，而坑下最危险、最繁重的工作都是由年轻人来完成，因此，这一群体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坑下突发事故中的受害者。
而这些人一旦在坑下“出事”，他们只能选择在集市上给人钉鞋挣钱，度过下半生，这也只能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于是当地就有“胜利村，瘸子跛子多半村”的说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