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比唐逗逗大几个月，我三月底出生，她是七月初。按现在流行的星座学来说，我是冲动的白羊，她是充满爱心的巨蟹。
没有电脑、游戏机，没有滑轮、踏板，也没有春游踏青，更没有兴趣班。七十年代出生在小镇上的孩子，有的是大把大把不受约束的时间，以及无处发泄的骄阳般旺盛的精力。灰尘滚滚的大操场，连绵深浅的池塘，高高低低的田埂，还有村里人死后下葬的乱坟岗，都是我们的游乐园。最盼望的是春天，油菜花开的时候，唐逗逗大喊“啊！黄色泛滥啦！”，拉着我的手向外跑去。一到下课时间，学校围墙那道通往田野的后门便交通堵塞了。大家疯狂地挤在那，争先恐后往外跑。到后来，这演变成了一个节目，一个比赛：谁能先从“千军万马”中突围出去，谁就是胜利者。我和唐逗逗，是女生中跑得最快的。突围出去之后，迅速钻到附近的油菜地里，后来者会展开搜寻，美其名曰“抓鬼子”。等到“鬼子”被搜出来，脸上全涂了彩，头发上、衣服上也是，落满了油菜花粉。这还没完，还要揪住自己的“俘虏”，问你服不服？不服，继续滚打。这时，躲得极好的唐逗逗便出其不意地从花田里冲出来，嗷嗷叫着，一把推倒揪住我的人，拉着我重归黄色花海。这样的季节，附近的村民是学校里的常客，他们提着扁担冲进课堂，冲着老师吼，管好你们的学生，庄稼都快被糟蹋尽了！被这样“凶神恶煞”警告着，老师们也无奈，这种群体活动，谁是头头？于是，便经常看到这样的一幕：教室外面，高低、胖瘦不同的“猴儿”们，被罚站了一排，推推搡搡，偷偷嬉笑，被罚站，还挺神气的。闯祸，对于孩子来说，有一种近乎做英雄的荣誉感，不胜向往。
大人们几乎不知道孩子是如何长大的，他们自己曾是孩子的那段记忆，在经过方法、规则、理论、道德等等统一洗礼后自动删除了。我们只能在自己的王国里与他们悄悄保持着距离，以期互不干扰、和平相处。
深海里的鱼群，纷乱而有序，它们会随着食物和洋流，忽东忽西，整齐划一。不知道这个集体是不是也有三两带头鱼老大，号召大家分工协作、团队作战。初三那年的暑假，我和唐逗逗准备带领家属院的孩子门出去野炊。可怜的小镇孩子们没听过野炊，他们问，野炊是什么？在外面做饭，为什么要在外面做饭？风那么大。
我们要创造机会带大家见识新事物！逗逗和我把在《少年文艺》上看到的野炊内容说了一遍，果然，大伙兴致盎然。接下来，分工到人，精心准备。在大人眼皮底下做监守自盗这种事，并不容易。那天下午，我们各自抱着从家里偷出来的锅碗瓢盆、米面油盐，心里充满了革命胜利前的喜悦和激动。然而，还没走出学校后门，以我母亲为首的家长们闻声赶来。母亲冲在前面，挥舞着手臂，喊，林滨，看我今天不打断你的腿！
不用说我也知道是林小杰告的密。我同父同母的弟弟林小杰，是和我有着血缘关系上天注定的亲人，但他自小只会给我制造麻烦。比我小七岁的林小杰，除了和我吵架、对打，和父母打我的小报告，我俩没有别的交集。我们从小直呼其名，我叫“林小杰”，他喊我“林大滨”。有一次在家做题，要用三角板，我的丢了，跟林小杰借。他抓起文具盒里的三角板跑到院里，“就不给，就不给，急死你！”我上前去夺，他手一扬，给扔隔壁院里。一贯如此，我往东他往西，我说圆他说扁。我要看纪录片，他握着遥控器按个“包公探案”，好不容易进入了剧情，他又给你换到无聊的联欢；哪天轮到我洗碗，他就盘腿坐在餐桌旁，数着饭粒看杂志，不让人尽早收摊。后来，我上了大学，终于摆脱了这个麻烦，我们也渐行渐远。
我总奇怪，亲人难道不是心手相连亲密无间吗？血缘传承有着高于一切关系的神圣意义，因为它于冥冥中注定。“冥冥”到底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正因为说不清楚，遵守它、崇尚它更有一种源于本能的强大支撑和情感基础。既然一脉相连，彼此之间应该互相关爱、无欲无求。但不知为什么，比起林小杰，唐逗逗更像我的亲人。我怀疑，是否血缘一定能造就亲人？亲人一定由血缘缔成？
野炊事件给家属院的大人们提了个醒，这些孩子无法无天，尤其要注意林滨和唐逗逗。母亲气极，把扫帚举得高高的，但没落下来，父亲在旁边。他们曾约法三章：孩子要管，但不能打。
“你在家吃不饱吗？啊，我饿着你了吗？你怎么总带头干这样的事啊？”
我不说话，心里委屈，你们大人，哪知道孩子的情怀？为了吃，我就这么肤浅吗？
我站在堂屋，后门开着。就听到唐逗逗在院里被向兰阿姨揍得嗷嗷直叫，却一直冲我家大喊：
阿姨，别怪林滨！主意是我出的，东西是我叫他们从家里偷的，跟林滨没关系，别打林滨！哎呦，妈，我以后不敢啦，哎呦！
我和林小杰一直对立，唐逗逗对我有情有义。逗逗失去爸爸之后，我们斩钉截铁地约定，一辈子也不要分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