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话是很公平的。我们若以这两种眼光来看新诗的发展，足可以减少我们的杞忧，鼓舞我们的勇气。或许有人以为这种看法太乐天了，太廉价了。我们还可谨慎些说：我们至少可以相信，“此新国”不“尽是沙碛不毛之地”，此路未必不通行。这是胡适之先生一九一六年说的话；那时只有他一个人在做“刷洗过的旧诗”，“真正白话诗”还不曾出世呢。现在是十年以后了；还只说这样话，想来总不算过分吧。十年来新诗坛的成绩，虽不能使我们满意，但究竟有了许多像样的作品，这是我们可以承认的。单篇如一九一九的《小河》，一九二四的《羸疾者之爱》，完成的时期相隔五年；集子如一九二一的《女神》，一九二五的《志摩的诗》，出版的时期相隔四年；却都是有光彩的作品。可见新诗坛虽确乎由热闹走向寂寞，而新诗的生命却并未由衰老而到奄奄欲绝，如一般人所想。但好作品的分量，究竟敌不过那些“苦稻草，甘蔗渣，碎蜡烛”，我们也当承认。这也不见得是新诗的致命伤，因为混乱只是短时期的现象；而数年来的冷落，倒是一帖对症的良药，足以奏摧陷廓清之功。所以看了一般人暂时的厌倦和新诗分量的减少，便断定或忧虑它将短命而死的人，我觉得未免都是太早计！
若许我猜一猜新诗坛冷落的因果，我将大胆地说：生活的空虚是重要的原因。我想我们的生活里，每天应该加进些新的东西。正如锅炉里每天须加进些新的煤一样。太阳天天殷勤地照着我们，我们却老是一成不变，懒懒地躲在命运给我们的方式中，任他东也好，西也好；这未免有些难为情吧！但是，你瞧，我们中有几个不跟着古人，外人，或并世的国人的脚跟讨生活呢？有几个想找出簇新的自己呢？你说现在的新诗尽是歌咏自己，但是真能搔着自己的痒处的，能有几人？自己先找不着，别人是要在自己里找的，自然更是渺无音响！《诗》的二卷里，叶圣陶先生有《诗的泉源》一文，说丰富的生活，自身就是一段诗，写出不写出，都无关系的。没有丰富的生活而写诗，凭你费多大气力，也是“可怜无补费精神”！“丰富”的意思，就是要找出些东西，找出些味儿，在一件大的或小的事儿里，这世界在不经心的人眼里，只是“不过如此”；在找寻者的眼里，便是无穷的宝藏，远到一颗星，细到一根针。
现在作新诗的人，我们只要约略一想，便知道大多数——十之九——是学生。其中确有少数是天才，而大多数呢？起初原也有些蕴藏着的灵感；但那只是星火，在燎原之前，早已灭了；那只是一泓无源之水，最容易枯竭的。解放启发了他们灵感，同时给予他们自由，他们只知道发挥那灵感，以取胜于一时，却忘记了继续找寻，更求佳境。是的，找寻是麻烦的，而他们又不愿搁笔；于是不得不走回老路，他们倚靠着他们的两大护法：传统与模仿。他们骂古典派，“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但他们自己不久也便堕入“花呀，鸟呀”，“血呀，泪呀”，“烦闷呀，爱人呀”的窠臼而不自知。新诗于是也有了公式，而一般的厌倦便开始了。更进一步，感伤之作大盛。伤春悲秋，满是一套宽袍大袖的旧衣裳。说完了，只觉“不过如此”，“古已有之”。表面上似乎开了一条新路，而实际上是地道的传统精神。新诗到此，真是换汤不换药，在可存可废之间。自由的形式里，塞以硬块的情思，自然是“没有东西，没有味儿”！这时间有能创作的人，那是不幸得很，他的衣服，非被一班蹑脚跟的扯扌寻碎烂不可。如《女神》出后，一时昌言大爱者，风起云涌；“一切的一切”等语调几乎每日看见。朋友郢先生讥为鹦鹉学舌，实是确论。
论到形式，则创新者较多。虽然胡适之先生在一九一九的《谈新诗》里说：
“我所知道的‘新诗人’，除了会稽周氏兄弟之外，大都是从旧式诗，词，曲里脱胎出来的。”（《胡适文存》卷一，二三五页）
但后来便不然了，便是胡先生自己，后来也改变了。因为做新诗的人，有许多是白手起家，与旧式诗、词、曲极少交涉，他们不得不自己努力。有许多并且进一步，想独创一种形式。《诗镌》中诸作，也正偏重在这一面，这原是很可乐观的。但空有形式无用；没有好的情思填充在形式里，形式到底是不会活的。若说只要形式讲究便行，与从前“押韵便是”又何异呢？一般人看新诗，似乎太注重它的形式之新，与旧体诗、词、曲不同；因此来了一种重大的误会，以为新诗唯一的好处是容易。虽然像《诗镌》中所主张的新形式，也并非容易；但《诗镌》是后来的事，而影响又不大，不能以为论据。我想“新诗人”之多，“容易”总是一个大原因。其实新诗何尝容易？《诗镌》说的新形式不用说，便是所谓“自由诗”，又岂是随随便便写得好的？本文篇首所举两例，正是责备一般作者将作诗的事看得太容易了。要知道提倡的人本只说“诗体大解放”，并不曾说容易；提倡白话文，虽有人说是容易作，但那只是因时立说，并不是它的真价值。一般人先存了个容易的观念，加以轻于尝试的心思，于是粗制滥造，日出不穷。新诗自然愈来愈滥了。但这也是过渡时代不可避免的现象。
这种现象，凡是爱护新诗的人，没有不担忧的，前面所引郭沫若先生的话，想也是因此而发。成仿吾先生在《新文学之使命》里说得更是明白：
“我们的作家大多数是学生，有些尚不出中等学堂的程度，这固然可以为我们辩解，然而他们粗制滥造，毫不努力求精，却恐无辩解之余地。我们现在每天所能看到的作品，虽然报纸杂志堂堂皇皇替他们登出来，可是在明眼人眼里，只是些赤裸裸的不努力。作者先自努力不足，所以大多数还是轮不到好丑。最厉害的有把人名录来当做诗，把随便两句话当做诗的，那更不足道了。”
而郑伯奇先生在《新文学之警钟》（《创造周报》三十一号，一九二三年十二月）里也说：
“现在文坛的收获，太难令人满意了；不仅不能满意，并且使人不能不忧虑新文学的前途。且就诗说吧，这两年来，流行所谓‘小诗’，其形式好像自来的绝句，小令，而没有一点音调之美。至于内容，又非常简陋，大都是唱几句人生无常的单调，而又没有悲切动人的感情。在方生未久的新诗国中，不意乃有这种沉靡单简的‘小诗’流行，真可算是‘咄咄怪事’！听说这流行是由翻译泰戈尔和介绍日本的和歌俳句而促成的；那么更令人莫明其妙了。……”以下论音调，后将再引
“所谓小诗”，如周启明先生《论小诗》里所说，“是指现今流行的一行至四行的新诗。这种小诗……其实只是一种很普通的抒情诗，自古以来便已存在的。”我是赞成小诗的人，我相信《论小诗》中的话：
“如果我们‘怀着爱惜这在忙碌的生活之中浮到心头又复随即消失的刹那的感觉之心’，想将他表现出来，那么数行的小诗便是最好的工具了。”所引俱见《自己的园地》五三页
我引郑先生的话，只以见小诗也正同一般的新诗一样，也流于滥的一途去了。在一九二三年的时候，我还觉得小诗比一般的新诗更容易，使人有“容易”的观念，更易长粗制滥造之风。论到小诗，周先生的和歌俳句的翻译，虽然影响不小，但它们的影响，不幸只在形式方面，于诗思上并未有何补益。而一般人“容易”的观念，倒反得赖以助长。泰戈尔的翻译，虽然两方面都有些影响，但所谓影响，不幸太厉害了，变成了模仿；模仿是容易不过的，况在小诗！这自然都是介绍者始意所不及的。这样双管齐下的流行，小诗期经两年而卒中止；于是一般的新诗与小诗同归于冷清清的，非复当年胜概。我不敢说新诗的冷落，是小诗为之；但这其间，我相信，不无有多少的关系。不然，何相挟以俱退藏于密呢？但小诗究竟是少不得；它有它独特的好处。我相信它和一般的新诗一样，仍要复兴的。而且小诗不但是“自古有之”，便是新诗的初期，也有这一体，不过很少，而且尚无小诗之名罢了。如《女神》中的《鸣蝉》，《草儿》中的《风色》，都是极好的小诗，可见这一体绝不是的了。
1927年2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