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信放在我家台阶口的红白相间的鸟舍式样的信箱里，信箱顶固定在摇杆上的那只啄木鸟跳了起来。以前就算是这样，我也不一定去看信箱，因为我从来没在家里收到过信。但是这几天啄木鸟的嘴尖不见了，木头露出干净的断面，不知被哪个孩子用原子枪打掉了。
信封上有“航空邮件”的标志，贴着几张墨西哥邮票，还有手写的西班牙文，要不是最近我的脑海里总是出现墨西哥的身影，我都不一定认得出它们。我认不出邮戳，是用手盖的，印泥已经很干了。信很厚。我登上台阶，坐在客厅里读了起来。夜晚很安静。一封逝者的信或许更能增添几分安静的气氛。
信上没写日期，也没有开场白。
我现在正坐在一个旅馆二楼的窗户边。这个旅馆不太干净，在一个叫奥塔托克兰的小山城，这里有片湖泊。窗户下面就有一个邮筒，服务生送咖啡来时，我已经吩咐他去把信寄了，还让他在投到信箱之前举起来给我示意一下。他做这件事，会得到一张100比索的钞票，这对他来说是一大笔钱了。
我为什么要这么做？门外有个深色皮肤、穿尖头皮鞋和脏衬衫的人在等着。我不知道他在等什么，但他不让我出门。不过只要这封信寄出去，也就没什么关系了。我希望你能收下这笔钱，因为我用不着了，如果我不这么做，当地的警察一定会私吞了它们。我本来就没打算用它们买什么东西。就把这当作给你带来麻烦的一点歉意，还有对一个正人君子的敬意吧。和往常一样，我做错了很多事，但我还有枪在身。我预感你对某件事已经有了定论。我可能杀了她，可能真的是我干的，但另一件事绝不是我做的，我不会那么残忍。这里肯定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不过这也没关系了。现在重要的是避免一个没有必要也没有用处的丑闻。她的父亲和姐妹从没有伤害过我。他们都有自己的生活，而我却厌恶自己的生活，落到这一步。西尔维娅没有让我变成流浪汉，我早就是了。我无法确切地告诉你她为什么嫁给我，我猜她只是一时兴起。至少她死的时候依然年轻漂亮。有句话说，欲望让男人变老，却让女人年轻。像这样的废话总是很多。还有句话说，富人的世界永远春光明媚。我跟他们一起生活过，他们无趣而又寂寞。
我写过一份自白书。我有点害怕，但更多的是恶心。你或许在书中读到过这种情况，但那不是真的。当你在真实生活中有这样的经历，你一无所有，只剩下一把枪，你被逼到异国他乡的肮脏小旅馆，你只有一条出路。相信我，老兄，这没有什么积极振奋的，只有肮脏、卑鄙、乏味和凄惨。
请你忘了这件事，也忘了我吧。不过，在这之前，请先去维克多酒吧替我喝一杯琴蕾酒，下次你煮咖啡时，记得给我倒一杯，加点波旁威士忌，再给我点一支烟，放在杯子旁边。然后，就全忘了吧。特里·伦诺克斯已是过去时，我要与你告别了。
有人在敲门。我猜是服务生来送咖啡了，如果不是，那就会有枪声。其实我喜欢墨西哥人，但我不喜欢他们的监狱。再见。
特里
信就是这样。我把它折起来放回信封。看来是服务生把咖啡送来了，要不然我不会收到这封信，也不会收到里面的麦迪逊头像。这是一张面值5000美元的大钞。
它躺在桌子上，崭新碧绿，周围泛着柔和的光。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个面值的钞票。很多在银行工作的人也没见过。像兰迪·斯塔尔和梅内德斯这样的人还有可能随身带着这种钞票。如果你想去银行换一张，他们也不会有，只能为你特意跑一趟联邦储备银行，还要花好几天时间。在美国，这样的大钞大概只有1000张左右在流通。
我坐在那里，看了它很长时间，最后，我把它放回信封，起身去厨房煮咖啡。我照他说的做了，可能是因为伤感吧。我倒了两杯，给他的那杯加了点波旁威士忌，放在了桌子一边，我送他去机场的那个早上，他就坐在那里。我为他点了一支烟，放在了他那杯旁边的烟灰缸里。我注视着咖啡升起的缕缕热气和烟嘴旁飘浮的淡淡烟雾。窗外，一只鸟在低声唱着歌，偶尔扇动一下翅膀。
然后，咖啡变凉了，香烟也燃尽了，只剩下一个烟蒂躺在烟灰缸沿上。我把它扔进了水池下面的垃圾桶，把咖啡倒了，洗洗杯子，放进柜子里。
就是这样了。对于5000美元的巨款来说，只做这些好像不太够。
我又去看了一场夜间电影。电影一点意思都没有，我什么都没看进去，只有噪声和放大的脸。我又回到家，玩了一会儿西班牙式开局[1]，也觉得没意思，就上床睡了。
但我睡不着。凌晨3点，我起来在屋里走来走去，听着拖拉机厂传来的哈恰图良[2]的曲子，他把这叫作小提琴协奏曲，我听着倒像是风扇链条松了发出的噪声。
不眠之夜对我来说少得就像肥胖的邮递员。如果不是因为约好和霍华德·斯宾塞在酒店见面，我一定会喝完一瓶酒然后醉得不省人事。
另外，下一次我再看见哪个劳斯莱斯银色幽灵里有一个礼貌的家伙，我一定拔腿就跑。没有什么坑比自己挖的坑更要命的了。
注释
[1] 西班牙式开局，国际象棋的一种开局下法。
[2] 哈恰图良（1903-1978），苏联作曲家，最广为人知的作品是《马刀舞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