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需要民众的热烈参与，在社会学的范畴里，“The Masses”不是一个意义复杂的词，但格外有趣，“因为它具有正反两方面的意涵：在许多保守的思想里，它是一个轻蔑语，但是在许多社会主义的思想里，它却是个具有正面意涵的语汇”。就20世纪20至40年代的中国社会现状而言，民众包涵着城市无产者、无业游民以及农村居民等众多个体。作为中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力量分散，但分布的范围广大，占有的社会、生产资料不一，拥有的知识水平不等。由此，如何最大程度地调动民众的力量，使之成为现代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力军，成为革命理论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此，广袤、荒凉的农村原野与贫穷、坚韧的农村居民被纳入了革命的轨道，中国民众的核心主体——农民，经左翼政治家的规划与运作，成为左翼小说展开浪漫革命乌托邦的主角。
在左翼小说中，农民，与经验或现实无关，他们是由革命意识形态塑造和支撑的光辉形象。作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作为参与和改造中国历史的主力军，农民一改往日乡土小说中思想解剖和精神疗救对象的处境，成为叙述者宣扬阶级斗争意识和反抗精神的重要载体，焕发出从未有过的高大无私、敢作敢为的动人光彩。约瑟夫·劳斯指出，“所有的解释（包括一切有意向的行为，而不仅仅是言谈）都预设了一个有实践、用具、社会角色和目的构成的塑造或场景，后者维系了解释之可能性的可理解性，和呈现于其中的各种事物的可理解性”。农民革命形象的“重构”有赖于中国二三十年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场景。如果说经典马克思主义为农民形象的“重构”铺设必要的理论基础，那么，中国早期革命理论家根据社会结构状况作出的准确判断为之确立历史的合法性地位。
一、“发现”农民
据《孟子·滕文公章句上》记载：“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夫以百亩之不易为己忧者，农夫也。”以土为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中国农民最原始的生存方式。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在这种生存方式下，亚洲农民（包括中国农民）的精神状况基本处于一种典型的“原始状态”。在1853年《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马克思详细剖析这种“原始状态”构成的原因在于亚细亚特有的生产方式——村社农民中手工业和农业保持自给自足的统一，它抑制着社会的分解、经济的进化以及人的思想的解放。同时，公社内部简单而统一的社会关系使农民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单一、重复性的劳动方式培养他们务实、原始的人生需求和思维方式。他们容易满足于现有生存状况，相信自动发展的社会状态是一成不变的自然命运，从而对社会变革持冷漠与疏离的态度。不过，在指出农民精神上的“原始状态”特质的同时，马克思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提出农民身上潜伏着巨大的革命能量。他认为，农民并不始终处于迷信、驯服的“原始状态”，在无产阶级革命条件成熟的时候，农民将逐步证实自身具有的伟大力量。在1850年《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马克思在分析法国农民承受的沉重负担时，指出农民所受的剥削，虽然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形式上不同，但他们的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只有资本的瓦解，才能使农民地位提高；只有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府，才能结束他们在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地位的低落。”因此，马克思号召“农民应该决定自己的命运”，在行使选举权参与国家政治体制建设的过程中，觉醒的农民将和无产阶级一道证明“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马克思有关农民具有推动历史火车头力量的观点无疑给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以重大启示。在“五四”现代性的视野里，中国农民始终处于被启蒙、被俯视的地位，他们多以“原始状态”的精神特征存在于人们的视野里。虽然在1918年蔡元培提出“劳工神圣”口号后，一度形成赞美劳工品质的文艺思潮，出现如鲁迅的《一件小事》，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等小说，那也是知识分子基于人道主义原则的人文关怀。在鲁迅著名的“铁屋子”寓言里，农民仍归属知识分子用呐喊惊醒的沉睡而麻木的“大多数”。但是，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结束和“大革命”时代的来临，中国知识分子对农民的认识开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由对“老中国儿女”愚昧、落后以及阿Q式国民劣根性的病象解剖，转向对中国农民作为“最忠实的革命同盟军”伟大力量的热情颂扬，由此，中国农民一扫往日“沉默的国民的魂灵”衰颓、萎靡、终日愁于生计的精神气质，脱胎换骨，成为热情奋发、胸怀拯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宏伟志向的时代英雄。而毛泽东等革命理论家基于中国实际情况“发现”农民革命潜质的论断为左翼农民叙事的生成提供了思想资源。
中国早期共产党人对农民在社会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有清晰的认识。早在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际，瞿秋白就从理论上阐释农民在俄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在《苏维埃俄罗斯之经济问题》一文中，他指出，“劳农政府的成立虽说是工业的无产阶级的革命之胜利”，但是，如果没有农民的拥护，“不得他们的同情决不能成就此‘社会革命’的伟业”。自然，分析俄国农民的意义在于指出中国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真正将中国农民提高到革命中坚力量地位的，是深谙中国国情的毛泽东。以政治家、军事家的战略眼光，毛泽东坚信农民具有决定中国革命、改造中国历史的力量，相继发表有关确立农民政治地位和军事地位的论述。在1925年12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中，毛泽东对组成中国社会各阶层成员作了明确的划分。他指出，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农民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是中国革命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在1926年9月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中，毛泽东根据中国乡村阶级分布状况重申“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他指出中国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它是国内统治阶级和国外帝国主义唯一坚实的基础，而农民的革命可以直接推翻这一社会政治基础，迅速动摇统治阶级的上层建筑，所以“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迅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而在1927年3月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毛泽东更是结合湖南长沙农民革命实践胜利的事实郑重宣告，与孙中山“积四十年之经验”而终告失败的国民革命相比，农民革命取得了空前伟大的胜利：“农民成就了多年来未曾成就的革命事业，农民做了国民革命的重要工作。”毛泽东有关农民的系列论述无疑确立农民在中国革命的重要地位，它成为此后左翼理论界重新认识农民这一中坚力量的思想纲领。
继之，左翼人士从文艺方面大力倡导农民对于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随着革命文学的勃兴，知识分子开始高举农民这一自“五四”以来长期处于被启蒙地位的群体。在1928年2月《关于革命文学》一文中，蒋光慈指出革命作家在“暴露旧势力的罪恶，攻击旧社会的破产，并且要促进新势力的发展，视这种发展为自己的文学的生命”的同时，需要正确定位农民对于革命、对于未来的重要性，“在实际社会的生活中，一切被压迫群众不但是反抗统治阶级的力量，而且是创造新社会的主人”。在这里，蒋光慈不但视农民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不可或缺的“力量”，并且将之置于“创造新社会的主人”的重要地位。这意味着农民在文学叙事中将彻底摆脱愚昧、落后的“旧中国儿女”的“原始状态”，突进到有鲜明的阶级意识和坚定的反抗精神的革命同盟军。与此同时，1928年2月钱杏邨发表《死去的阿Q时代》，在批判旧时代知识分子思想落伍时，他慨然宣扬农民在新时代的觉醒与进步：“十年来的中国农民是早已不像那时的农村民众的幼稚了”，农民革命性已取得质的飞跃的提升，在具体斗争实践中有充分的表现：“第一是不像阿Q时代的幼稚，他们大都有了很严密的组织，而且对于政治也有了相当的认识；第二是中国农民的革命性已经充分的表现了出来，他们反抗地主，参加革命，而且表现了原始的Baudon的形式，自己实行革起命来，决没有像阿Q那样屈服于豪绅的精神；第三是中国的农民智识已不像阿Q时代的农民的单弱，他们不是莫名其妙的阿Q式的蠢动，他们是有意义的，有目的的，不是泄愤的，而是一种政治的斗争了。”虽然根据当时的历史语境，此番论断失之偏颇，但显然，钱杏邨有关农民革命性的观点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向。1933年，在《从这庞杂的文坛说到我们这刊物》一文中，擅长农民革命运动题材写作的左翼作家叶紫，感于旧的文坛颓废者、才子佳人等造成的种种“庞杂的”现象，号召青年团结起来创建一个全新的、“为自己为大众而奋斗的营阵”。在叶紫看来，农民已经不复是旧日愚笨无知的农民，他用“大众”一词呼之，宣告农民这一集团军在中国社会革命、中国新文坛中应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新的世界，完全是大众的。大众的内容，大众的情绪，大众的技术”。
其实，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论，农民是小生产者，他们具有天然的自私性和无组织性，“原始状态”的精神特质决定小农意识是农民文化的本质所在。而在二三十年代中国经济低落、政局混乱的历史语境中，中国农民所谓的革命意识，诚如青见所描述的，处于非常稀薄几近于无的状态。在1928年6月《阿Q时代没有死》一文中，青见对钱杏邨所谓的农民革命性予以驳斥，他以北方农民为例：“东三省，直，鲁，豫……的农民，不但幼稚而且可以说没有严密的组织，对于政治尚待认识；也不了解‘革命’，更没有‘革命性’。智识呢，只有那祖传的一点。举例来说……去年夏天（？）在京津一带，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有大的白星出现，在乡间便有‘真龙天子出世’的传说。此外则普遍的钟表都认不得！……”但是，这些有关农民现状的客观描述并不能遏制人们对农民的乌托邦想象。在左翼人士看来，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已到了非常急迫的时刻，如果没有这场革命或革命不能成功，深受封建、军阀以及帝国主义多重压迫之下的中国将会失去一切救赎与复兴的希望。而无产阶级要获得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充分调动农民所具有的颠覆力量。唯有唤起农民对革命胜利的热烈追求，使强烈的乌托邦精神渗透于整个行动过程中，中国历史的命运才能得到真正改变。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左翼作家慨然担当起表现中国社会革命运动的重大主题，对农民革命展开合乎需要的想象和叙述。他们站在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立场上，用充满战斗激情的话语叙写农民革命的光辉历程，抒发满含着血和累的农民反抗压迫、投入革命的壮烈情怀，从而踏上新时代新农民革命乌托邦的想象之旅。
二、激情想象中的革命农民
任何大规模的革命都有塑造新人的奢望，建立新人比建立新社会的意义更多、更激进。新人的出现意味新的精神的出现。在左翼理论界对现存秩序进行批判和颠覆的同时，左翼作家开始塑造系列形象载体以传播革命意识形态，因为“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必须以某种方式转化成个人的意志，被该意志攫取的人天生就具有知识分子匮乏的活力和激情”。而长期被压迫、被凌辱的中国农民正是具有这种“活力和激情”的群体。因此，农民，这一无产阶级革命“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成为承载左翼作家革命乌托邦想象的最佳对象。
为了积极宣传革命文学所倡导的集体主义精神，农民集体暴动成为作家展开革命乌托邦想象的首选主题，在此类题材的小说中，农民形象多以群像勾勒的形式呈现。对于生活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而言，战乱频发、灾荒不断以及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使之始终处于生存的边缘。饥饿、贫穷造成的悲惨境遇是农民“以暴抗暴”，走上反抗之路的直接动力。比较突出的是丁玲1931年秋发表的中篇小说《水》，它被誉为将“集体的行动的开展”作为崭新的主题形式表现“工农劳苦大众的力量”的“新的小说”。小说以1931年波及全国十六省的特大水灾为背景，展现农村灾民在抗洪抢险中由自发而自觉走上反抗道路的思想历程。丁玲对农民群体反抗行为的乌托邦想象主要体现在“水”意象的运用。与同时期以水灾为背景展开叙述的小说相比，“水”的意象在丁玲笔下具有丰富的象征意味。水——水的汇合就是洪水——它既带来了驱赶人们离开家园的灾难，让一群饥馑的农民愤然崛起，又在以集团的力量指引着大众。而一旦这种集团得以形成，它就可以产生“比水还凶猛”，狂飙突进式的力量汹涌地“朝镇上扑去”。“水”的另一层意义在于它象征着民众紧密团结的集体意识，文中描述当临时聚合的饥民有组织地向镇上走去时，他们“虽说是在悲痛里，饥饿里，然而到底是一群，大的一群，他们相互了解，亲切，所以除了那些可以拖延着生命的东西以外，还有一种强厚的，相互给予的对于生命进展的鼓舞，形成了希望，这新的力量，跟着群众的增加而日益雄厚了”。在这里，叙述者利用修辞的移情作用抛却饥饿，贫苦和失去家园等给百姓造成巨大磨难的悲惨情景，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凝聚着友爱和体恤的民众相携共进，砸毁旧世界、奔向“无限的光明”的宏伟图景。
革命要推翻的旧体制严重制约人们的法律、社会规范、日常行为乃至由此形成的价值观念，因此，除了必须以群体“暴烈的行动”展示颠覆现存秩序的巨大能量，革命也需要树立个体农民形象以彰显新生力量的崛起。
成熟的政治革命建立在坚固的社会基础之上，它以相当的阶级力量为依托，具备整体性的政治和经济诉求，并超越个人或所属阶级的狭隘利益。然而，在中国无产阶级力量薄弱的幼年时期，左翼知识分子无暇虑及革命的合理性问题，颠覆现存秩序的革命冲动促使他们以澎湃的政治激情展开农民叙事，他们急于让民众发出“粗暴的叫喊”，多将“民反”描述成一哄而上、一蹴而就的直线式进程，如孟超的《盐务局长》、叶紫的《火》、吴组缃的《一千八百担》等小说，因此，农民个体形象多呈“无名”的模糊状态，有时，甚至还没来得及剔除个体积淀已久的落后意识就被神化为激进的革命者。蒋光慈小说《咆哮了的土地》（1930年）描写1927年湖南某村庄贫苦农民组建农会，打倒土豪劣绅，掀起暴风骤雨般农民运动的经过。然而，在核心组织农会中，除了知识分子李杰和矿工张进德，其余六个成员均是短时间内迅速吸收进农会的农民，几乎都不具备革命者应有的基本素养。很难想象贪图女色的李木匠、爱打老婆撒气的吴长兴以及瘌痢头、小抖乱等如阿Q般沾染不少不良习气的农民，都在一夜之间滤尽思想意识中积淀已久的渣滓，脱胎换骨成为有先进思想武装的革命者，并且最终在张进德的带领下奔赴根据地成为光荣的革命战士。人性的蜕变过程并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它需要有一个学习、教育以及生活的磨砺等多种手段加以历练的过程，诚如别尔嘉耶夫所言：“马克思的无产阶级缺乏经验的真实，仅是知识分子构想的一项观念神话而已。就经验真实来说，无产者彼此既无差异，又可以类分，而无产者自身并不具有圆满的人性。”换言之，乡土世界依然是传统的天下，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以及精神信仰、价值标准，都与以前大致雷同。在这广大而闭塞的乡村中占主导地位的仍是几千年以来统治中国文化的封建意识形态和小农经济培育的恶习。
中野实指出：“革命意识形态本身并不是独立体，它是通过目标、信念、理想、原则和神话等形式表现出来。”为了有效地向民众传达革命目标、信念，有关先进农民个体成长的文学叙事成为塑造革命神话最便捷的途径。根据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中对中国社会各阶层成员地位分布的划分，农民成长的路径就是从“革命同盟军”提升至工人阶级所处的“革命的主力军”过程，由此，左翼作家积极展开农民经过思想转型、身份置换后成为革命领袖的文学想象。当这些农民革命者“走出”农民阶级，“步入”新兴领导阶层时，它豁显出农民在革命思想武装下迅速成长的英雄气质。《咆哮了的土地》第一章铺叙北伐革命军进城之际乡间气氛的剧烈转变，地主老爷即将倒台、青年农民跃跃欲试参加革命军的热切气氛回荡在乡间各处，而这近半月政治空气的改变在矿工领袖张进德回乡后“更加激荡”，在他新思想、新言语的传布下，“青年们感觉得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心，在此以前被一种什么东西所蒙蔽住了，而现在他，张进德，忽然将这一种蒙蔽的障幕揭开了”。如黑暗中突然照耀进来的阳光，张进德使往日愚钝的农民兄弟改变看待世界、看待自己的眼光，“他们宛然如梦醒了一样，突然看清了这世界是不合理的世界，而他们的生活应当变成为别一种的生活”。在蒋光慈笔下，农民出身的工人张进德已具备完善的领袖素质，作为农会会长，他不但诚实善良、精明能干，而且善于团结和组织刘二麻子、李木匠等不同类型的群众，并且在遭受地主武装力量反扑的恶劣情势下沉着指挥、机智地率领众人突围而出，奔赴革命根据地，有效地保存革命主力。但是，如此出色的农会领袖仅仅是在半年之间就茁壮成长，从对乡间毫无留恋的孤儿转变为重回故乡从事“改造”工作的革命者，从一字不识、满口“矿山上的琐事”的普通工人飞跃为带回许多新思想、新言语等“无形的炸药”的革命领袖，张进德的成长源于矿工风潮中“莫明其妙地被推为罢工的委员”后的自我锤炼，源于风潮后接触的“不知来自何处的革命党人”宣传的迅速启蒙。从一个安分守己的本分农民到精干、成熟的农会会长，人物思想质的飞跃理应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叙述者未曾作必要的铺垫就遽然将之提升到领袖的地位，显然是站在意识形态的立场直接赋予人物神圣的革命光环，充溢着知识分子精英意识式的乌托邦想象。
同样，《八月的乡村》中的司令陈柱也是经过身份置换后农民出身的革命领袖。革命作为最高的价值标准和最终的意识形态，不但预言着黑暗污秽世界的灭亡和光明崭新世界的诞生，而且是展现个体现实生命能量的巨大场域。陈柱不是故事的主要人物，但是，这支游击队伍之所以能化解种种内部矛盾，冲出敌人的重重阻击应当归功于其坚定、沉着的军事指挥。陈柱的文化知识水平似乎并不很高，发布的指令都是口述后经高丽姑娘安娜书写而成，不过，他丝毫不缺乏一位军事家应有的谋略和气度，不管队伍遭受怎样的挫折和损伤，以及由于萧明和安娜之间萌生的炽热爱情引起的人心浮动，也不管油滑的商民们施展一些所谓的热诚欢迎，他都能冷静地分析、慎密地处置，化险为夷，带领队伍胜利走向预定的集合地。文中描述陈柱带领游击队在乡间小路上前行时，他虽然“拖着脚，头顶秃露在天空”，然而，他“照常是愉快的，脸微昂着，瞻视正在爬行的队伍，和那一面面招展的红旗”。诚然，革命队伍不乏拥有如此出色而优秀的将才，然而，领袖的气质毕竟既需要先天的禀赋，更需要后天战斗生涯的磨砺和自我意志的历练。而司令陈柱原本仅仅只是一个满洲里土生土长的庄稼汉，一个渴望改变命运的长工的儿子，他参加革命的坎坷经历、个人思想成长的蜕变以及积累政治素养的过程，叙述者都一概忽略而过。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位素质全面、经验丰富、具有卓越领导才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而所谓的农民出身仅仅只是验证革命身份的政治符码。
列宁曾经指出，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无产阶级运动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下子”就得以产生，“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只有经过最先进的工人、所有觉悟工人的长期斗争和艰苦工作，才能摆脱各式各样的小资产阶级的杂质、局限性、狭隘性和各种病态，从而巩固起来”。中国的无产阶级运动自然也是如此。左翼小说的农民叙事之所以呈现一种乌托邦的宏伟景象，本质上是由革命理性主导的创作指向以及创作者怀抱纯粹而完美的乌托邦理想所致。左翼作家虽多有投身革命的实际经验，并且试图站在农民的角度或与农民并列的角度进行叙事，但是，农民毕竟是距离知识分子甚远、属于另一世界里的人们，满腔的政治热情和坚定的革命信念并不能填补两大群体之间的思想鸿沟。丁玲坦陈因为“生活在知识阶级中”，“对于大众的生活，没有经验”；张天翼也为“对认识农民的不够，感到是最大的遗憾”；在提到《地泉》三部曲的第一部《深入》时，阳翰笙更是对自己有关农民暴动描写的失败剖析得十分深刻，他自述：“把本来很落后的中国农民，写得那样的神圣，我只注意去描画他们的战斗热情，忘记了暴露他们在斗争过程中的必然要显露出来的落后意识。这样的写法，不消说，我是在把现实的斗争理想化。”茅盾在晚年谈到《子夜》的创作动机时，也表明曾经企图“通过农村（那里的革命力量蓬勃发展）和城市（那里敌人力量比较集中，因而也是比较强大的）两者革命力量的对比，反映出这个时期中国革命的整个面貌，加强作品的革命乐观主义”，但由于对工农生活不够熟悉，兼以资料有限，对“农村革命势力的发展”，“连‘第二手’的材料也很缺乏”，所以无法展开深入细致的描写，只在第四章“描写了农村的革命力量包围并且拿下一个市镇，作为伏笔”，而使之在全书中成为“游离部分”。因此，在资源匮乏与强大政治热情植入的作用下，文本叙事容易出现一些裂隙。在左翼小说中，虽不乏涌现一批真实生动、有丰富个性特征的农民形象，如《八月的乡村》中为了情人贻误战机而死的唐老疙瘩，《星》中为谋求个性解放毅然私奔的梅春姐等，但是，总体上农民形象常常沦为意识形态的政治符码，甚至有时造成相当程度上的扭曲或失真，正如鲁迅所言，“中国的革命文学家和批评家常在要求描写美满的革命，完全的革命人，意见固然是高超完善之极了，但他们也因此终于是乌托邦主义者”。
真正的，深刻的，根本的革命是意识结构的改变，是改变对待客体化世界的态度。如果所谓的新人，仅仅只是用某些“标志和象征套在旧亚当的身上”，那么，这一切不是实现，而是客体化世界的象征形式而已。就人物形象塑造的角度而言，左翼小说的革命农民多是用诸如“标志和象征套在旧亚当的身上”而造就的，其内在的精神特质并未发生深刻的变化，农民参与革命大多挟带着十分明确的私人利益诉求，但是，这种焕发着浓厚乌托邦色彩的农民形象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却具备一种不可思议的现实力量，因为“一旦乌托邦成为现实社会意识，它便侵入了群众运动的意识，成为其重要的驱动力。”它以潜隐的形式动摇旧有意识形态的结构，改变人们“对待客体化世界的态度”，并直接影响20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学农民叙事的走向。文本的叙述形式是与历史语境相适应的，但是当叙述这一形式越过文学直接进入历史的范畴时，它成为我们认识历史真实的重要依据之一。在这个意义上，一度被论者抨击的左翼小说留存着诸多“空白点”，它有待我们去发现和填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