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第一天误以为是农场主的罗伯塔，其实跟他们一样是个雇工，雇来看管工人们，负责给大家提供定额口粮，给大家发工资。她为人友善，深受大伙喜爱。她对工人的个人生活很感兴趣，经常款待孩子们一些小零食，比如糖果、饼干、柠檬汁之类的。他们后来才知道，农场归三个姐妹所有，远远近近的人都称她们为“三姐妹”，现在她们都年纪大了，也没孩子，把自己的时间分成在农场和埃斯特雷拉的住宅之间两头跑。
罗伯塔跟伊内斯有过一次长谈。“你儿子上学的事你打算怎么办？”她问道，“我看他是个聪明的小伙子。如果最后落得像本吉那样，那就可惜了，本吉至今都没有上过一所合适的学校。倒不是本吉有什么毛病。他是个不错的孩子，但不会有前途。他将来不过当个农场苦工，像他父母那样，人生这么长，这算什么样的生活啊？”
“大卫在诺维拉上过一个学校，”伊内斯说，“没有上成。他没碰到好老师。他是个天生聪明的孩子。他发觉教室的节奏太慢。我们只好带走他，在家里教他。我担心，如果我们把他放进这里的什么学校，他会碰到同样的经历。”
伊内斯对他们跟诺维拉的学校体制打交道的描述并不那么绝对真实。他和伊内斯一致商定要对跟诺维拉官方部门纠缠的情况缄口不言。但是，显然，伊内斯感觉可以跟这个有些年纪的女人畅所欲言，而他也没有干涉。
“他想去上学吗？”罗伯塔问。
“不，他不想去了，自从有了在诺维拉的经历后就不想去了。他在农场简直开心极了。他喜欢自由。”
“对孩子来说，这样的生活简直太美妙了，但是收获快要结束了，你知道。在一个农场像个野东西般胡跑乱窜，等于对未来毫不做准备。你考虑过请个私人教师吗？或者上个专校？专校和正规学校不一样。说不定专校适合像他那样的孩子。”
“伊内斯不说话了。他，西蒙，首次开腔了。我们负担不起私人教师的费用。至于专校，诺维拉没有专校。至少没有人说起过。专校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如果这只是给那种招收惹麻烦、不听管教的孩子的学校取的怪名字，那我们不会感兴趣——我们会感兴趣吗，伊内斯？”
伊内斯摇摇头。
“埃斯特雷拉有两所专校。”罗伯塔说，“它们根本就不是给麻烦孩子开办的。一个是音乐专校，另一个是舞蹈专校。还有原子专校，不过那是给大孩子开办的。”
“大卫喜欢唱歌。他声音不错。可是除了唱歌跳舞，在这些专校还会有什么活动？他们会开适当的课程吗？他们接受这么小的孩子吗？”
“我不是教育方面的专家，伊内斯。在埃斯特雷拉，我认识的所有人家都把孩子送到正规学校去。不过我相信，专校会教基础课程——你知道，像阅读、写作之类。如果你们愿意，我可以问问那姐妹们。”
“原子学校怎么样？”他问道，“他们在里面都教些什么？”
“教有关原子方面的知识。他们通过显微镜观察原子，跟原子有关的知识都教。我就知道这些。”
他和伊内斯眼神对视了一下。“我们会在头脑中把这些专校作为可能选项记下来。”他说，“现在，我们对农场这样的生活感到非常开心。你觉得，收获季结束后，如果给那姐妹们付一小笔租金，我们可以继续留在农场吗？否则，我们又得经历跟援助中心[6]注册登记时磨嘴皮子的事儿，又得找活儿干，找个地方住下来，我们还没准备好，还没有——对吧，伊内斯？”
伊内斯摇了摇头。
“我去跟那姐妹们讲，”罗伯塔说，“我去跟孔苏埃洛太太讲。她是非常开通的。如果她说你们可以待在农场，也许你们可以再给罗贝尔斯先生打个电话。他可以提供些私人课程，收费不太贵。他是出于爱心而教书的。”
“罗贝尔斯先生是谁？”
“他是地区的水事工程师。他住在河谷上边几公里远的地方。”
“可是为什么一个水事工程师会开私人课程？”
“除了工程方面的事情，他什么样的事都干。他这个人有多方面的才华。他正在写一本河谷移民史。”
“一部历史。我不知道像埃斯特雷拉那种地方还有历史。如果你给我们个电话号码，我会跟罗贝尔斯先生联系。记得跟孔苏埃洛太太说说可以吗？”
“我会说。我坚信，如果你们一边住在这里，一边寻找更稳定的机会，她不会介意的。你们一定渴望搬进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还真不是。我们喜欢随遇而安。对我们来说，像吉卜赛人那样生活，仍然是一种冒险——难道不是吗，伊内斯？”
伊内斯点点头。
“而且这孩子也很开心。他正在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没有去上学。农场附近有什么活儿我能做吗，可以回报你的仁慈？”
“当然有。经常有些小零活儿。”罗伯塔若有所思地停顿了下，“还有个事儿。你肯定也知道，今年是人口普查年。调查员都非常认真彻底。他们会拜访每个农场，哪怕最遥远的农场都不例外。所以，如果你们想躲避普查——我不是说你们确实在躲避——想待在这里是不会成功的。”
“我们不想躲避任何东西，”他，西蒙说，“我们不是逃犯。我们只想对孩子最有利就好。”
第二天下午晚些时候，一辆卡车停在农场前面，一个高大魁梧、面色红润的男子从车上下来。罗伯塔迎接了他，并领他走到宿舍区。“西蒙先生，伊内斯太太，这位就是罗贝尔斯先生。我想留下你们三个来商量你们自己的事儿。”
商量的过程很短暂。罗贝尔斯先生，据他自己的介绍，热爱孩子们，跟孩子们相处得很好。他很乐意引导年轻的大卫学习基础数学。他从罗伯塔太太那里已经听说了对大卫的溢美之词，如果他们同意，他会每星期来两次农场给男孩上课。他不会收任何形式的报酬。跟年轻聪明的头脑接触——这个回报就已经足够了。何况，他自己没有孩子。他妻子过世了，他自己一个人在世上。如果其他采摘工人中还有孩子想跟大卫一起上课，欢迎他们来。父母，伊内斯太太和西蒙先生，当然也可以旁听——这个不用说。
“你不觉得教初级的算术会很枯燥乏味吗？”家长西蒙先生问。
“当然不会。”罗贝尔斯先生说，“对一个真正的数学家来说，科学中基本的东西是它最有意思的部分，把那些最基本的东西灌输进一个年轻人的头脑中，是项非常有挑战性的任务——既是挑战又是回报。”
他和伊内斯把罗贝尔斯先生善意的承诺转告给农场剩下的几个采摘工人，但等上第一堂课时，只有大卫一个学生，还有他，西蒙，唯一的家长来听课。
“我们知道一是什么，”罗贝尔斯先生说，就这样开始了课程，“可二是什么呢？这是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
这天热而无风。他们坐在宿舍外面的一个树荫下面，罗贝尔斯先生和男孩隔着一张桌子，面对面坐着，由于玻利瓦尔在他脚边，他谨慎地倾向一侧。
罗贝尔斯先生从胸兜里取出两支钢笔，并排放在桌上。他又从另一只兜里取出一只小瓶子，抖出两粒白色药片，放在钢笔旁边。“这些东西——”他的手在钢笔上方转着，“和这些——”他的手又在药片上面绕了绕，“有什么共同之处，年轻人？”
大卫默不作声。
“且不管它们作为书写工具或者药物的用途，单纯把它们当作物体来看，这些——”他把钢笔略微移到右边，“和这些——”他把药片微微往左边移了下，“存在什么共同属性吗？任何让他们看上去相似的属性？”
“两支钢笔，两粒药片。”男孩说。
“很好！”罗贝尔斯先生说。
“两粒药片是一样的，但两支钢笔却不一样，因为一支是蓝色的，一支是红色的。”
“但它们仍然是两个，不是吗？那么，药片和钢笔的共同属性是什么？”
“二。二代表钢笔，二也代表药片。但是这两个二不同。”
罗贝尔斯先生恼怒地瞥了他，西蒙一眼。他从衣兜里又取出一支钢笔和一粒药片。现在桌上总共有三支笔三粒药。“这些——”他把一只手放在钢笔上方，“和这些——”他把另一只手放在药片上方，“有什么共同之处？”
“共同点是三，”男孩说，“但这个三不一样，因为钢笔不一样。”
罗贝尔斯先生没有理睬男孩的限定条件。“它们不见得非要是钢笔或者药片，对吗？我完全可以把钢笔换成橘子，把药片换成苹果，答案仍将不变：三。三是左边的橘子和右边的苹果的共同点。每组都是三个数。那我们从中明白什么道理呢？”大卫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告诉大卫他们从中明白到了什么道理，“我们明白，三并不依赖于这个组里是什么东西，不管它是苹果、橘子、钢笔还是药片。三是这两组东西的共同属性。而且——”他取掉一支笔，一粒药，“三跟二不一样，因为——”他张开握着去掉的那支笔的手和那片药的手，“我抽掉了一件东西，各一件东西，从每组中。那么我们又明白了什么呢？我们明白了二和三是怎么回事。以完全同样的方式，我们可以明白四和五是怎么回事，可以一直到一百、一千、一万是怎么回事，我们明白了数字是怎么回事，名义上，每个数字都是世界上某些特定的物体对象共享属性的名称。”
“直到百万的百万。”大卫说。
“直到百万的百万以至更多。”罗贝尔斯先生表示同意。
“直到星星。”男孩说。
“直到星星那么多数量，”罗贝尔斯先生赞同道，“那极有可能是无穷的，我们还不敢肯定。那么，我们至此在第一堂课上学到什么了呢？我们明白了数字是什么，我们同时也知道了一种计数方法——一、二、三，等等——这是按照某种确定的顺序从一个数字到下一个数字推进的方法。我们来总结下。告诉我，大卫，什么是二？”
“如果你在桌上有两支钢笔，或者两片药，两只苹果或者两只橘子，就是二。”
“是的，很好，几乎正确，但还不能说绝对正确。二是它们共同的属性，无论苹果还是橘子，或者别的任何物体。”
“可是，那得是硬东西，”男孩说，“不能柔软。”
“可以是硬东西或者软东西。世界上任何东西，如果没有限制，都会这样，只要它们不只有一个。这是个很重要的观点。世界上的每个物体都是可以计算的。事实上宇宙中的每个物体都如此。”
“可是水不能用数来数，呕吐物也不能。”
“水不是物体。一杯水才是一件物体，但是水本身并不是一件物体。换句话说水是不可数的。就像空气和土壤。空气和土壤同样是不可数的。但是我们可以数几桶土，或者几罐空气。”
“那样好吗？”男孩说。
罗贝尔斯先生把钢笔重新放回他的衣兜，把药片扔进药瓶里，然后转向他，西蒙。“星期四我还会再来，”他说，“然后我们继续学习加减——我们如何为了得到一个和，把两组东西合并；或者为了得到一个差，从一组东西中去掉某些元素。其间，你儿子可以练习计数。”
“我已经会计数了，”男孩说，“我可以数到一百万。我自学的。”
罗贝尔斯先生站起来。“谁都能数到一百万，”他说，“关键是要掌握数字的真正含义。这样才能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你确定不想再待会儿吗？”他，西蒙说，“伊内斯在煮茶。”
“可惜啊，我没有时间。”罗贝尔斯先生说，然后他开车走了，扬起一片尘土。
伊内斯端着茶盘出来了。“他走了？”伊内斯说，“我还以为他会坐下喝会儿茶。这堂课也太短了。上得怎么样？”
“他下星期四还来，”男孩说，“到时候我们就学四。今天我们学了二和三。”
“如果你们一次只学一个数，那不是要永远不停地学下去？”伊内斯说，“难道就没有更快的办法？”
“罗贝尔斯先生想确保基础扎实，”他，西蒙说，“一旦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就要准备在这些基础上竖起数学的大厦。”
“什么叫大厦？”男孩说。
“大厦是一种建筑，而我们这座大厦依我猜想，将是一座塔，远远地伸向天空。建塔需要花时间。我们必须充满耐心。”
“他只需要会计算就可以了，”伊内斯说，“这样在生活中他就不会吃亏。他干吗要成为一个数学家呢？”
一阵沉默。
“你怎么想，大卫？”他，西蒙说，“这种课你还想继续上吗，你学到什么了吗？”
“我早知道四是怎么回事了，”男孩说，“我知道所有的数了。我跟你说过，可你不听。”
“我想我们应该取消课程，”伊内斯说，“这完全是浪费时间。我们可以找别人教他，能准备教他加法的人。”
他把情况向罗伯塔讲了（“太遗憾了！”她说，“不过你们是父母，你们最了解情况。”），然后又给罗贝尔斯先生打电话：“我们对你真是感激不尽，罗贝尔斯先生，感激你如此慷慨，如此有耐心，但是伊内斯和我感觉这孩子需要学习更简单的东西，更实用的东西。”
“数学并不简单。”罗贝尔斯先生说。
“数学并不简单，我同意，不过，我们的计划绝不是把大卫变成一个数学家。我们只是不想让他承受由于不上学造成的损失。我们想让他在处理数字时感到得心应手。”
“西蒙先生，我只见过你儿子一次，我不是心理学家，我学的是工程专业，但有句话我必须告诉你。我认为小大卫可能患有他们称为认识障碍的病症。这意味着他缺乏某种基本的精神能力，具体说来就是以相似性为基础的对事物进行分类的能力。这种能力我们作为人类，普通人，天生就有，天经地义到我们几乎意识不到这种能力存在。正是这种能力让我们把物体视为类别中的成员，从而使语言成为可能。我们用不着把每株树看作一个独立的实体，像动物那样，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树这一类别中的一个样本。这也使数学成为可能。”
“我们为什么要提起分类这个话题呢？我这样做是因为在某些罕见的情况下，这种能力有不足或者缺失。这种人往往会在数字以及广义的抽象语言方面遇到困难。我怀疑你儿子就是这种人。”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罗贝尔斯先生？”
“因为我认为，你对这孩子有责任进行更深入的调查，然后也许可以调整对他下一步教育所采取的形式。我会尽力安排你跟一个心理学家见面，最好是认识紊乱方面的专家。教育部门会给你提供名字的。”
“调整他的教育方式，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用最简单的话说，我的意思是如果他总是跟数字和抽象概念搏斗，那他可能去读个职业学校最好不过。在那里，他可以学到铺管道或木工活这一类有用、实用的手工艺。我就想说这个。我注意到你已经决定取消我们的数学课，我同意你的决定。我认为这是个聪明的决定。我希望你和你妻子、儿子未来幸福。晚安。”
“我跟罗贝尔斯先生说过了。”他告诉伊内斯，“我取消了这门课。他认为大卫应该去上个职业学校，学习当个管道工。”
“我真希望罗贝尔斯先生在这里，这样我就可以朝他脸上扇一巴掌。”伊内斯说，“我一直都不喜欢他的长相。”
第二天他驱车到河谷去罗贝尔斯先生家，在他家后门放了一升农场的橄榄油，并且留了张卡片。“大卫和他的父母感谢你。”卡片上写道。
接着他跟男孩严肃地谈了一次话。“如果我们给你再找个老师，教你最简单的加法而不是数学，你会听吗？你会照老师的话去做吗？”
“我听罗贝尔斯先生的了。”
“你很清楚，你没有听罗贝尔斯先生的，你挑战了他。你还取笑他。你故意说些傻话。罗贝尔斯先生可是个聪明人。他获得过一个大学的工程学位。你能跟他学习就好了，可是你却决定犯傻。”
“我不傻，罗贝尔斯先生才傻呢。我已经会加法了。七加九是十六。七加十六是二十三。”
“那你为什么不当着他的面表明你会加法呢？”
“因为，按他那种方式，你首先得把自己弄渺小。你得把自己弄得渺小得像一粒豌豆，然后像一粒豌豆里面的豌豆，然后又像一粒豌豆里面的豌豆里面的豌豆，然后你才能像他那样算数，当你变得小小小小的时候。”
“你为什么为了按照他的方式算数，一定要让自己变得那么小呢？”
“因为他的数字不是真数。”
“这样的话，我真希望你能向他解释这点，而不是那么傻乎乎地激怒他，逼他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