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子恺先生是我非常喜爱和尊重的一位艺术大师。当年大学读书的时候我曾将他的画像贴在书架头顶的墙上，日夜敬仰。他成了我精神的偶像。我记得那时候，无论什么时间望去，他都是笑吟吟的、雍容恬静、一团和气。我之所以迷恋丰子恺先生是因为他那“大慈念一切、慧光照十方”的精神笼罩让我时时超拔并且自省。丰子恺先生有一种慈爱博大的胸怀、悲天悯人的天性，他对世间万物有一种本能的理解、同情和爱心，对世间人情有一种无法割舍的爱。然而就是这样慈善的一位老人却在后来的文革中历经磨难、备受屈辱。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丰子恺就陷入了灭顶之灾。6月份，上海中国画院出现了第一张批判丰子恺的大字报。大字报是针对丰子恺发表在《上海文学》1962年八月号上的随笔《阿咪》。此后，“文革”工作组进驻上海中国画院将时任画院院长的丰子恺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并扣了一顶又一顶的帽子：“反革命黑画家”、“反共老手”、“漏网大右派”，甚至被列为“上海市十大重点批斗对象”。
对于丰子恺来说，挨批已不是一回两回了。早在建国之初，他就因为提倡四君子画而受到过严厉的批判。据三次为巴金画像的俞云阶回忆：当时，有人画了一个人拉着大大小小一群羊朝前走，丰子恺批评说这幅画缺少生活经验，其实只要拉一只头羊，其它的就会跟着走。有人立即拍案而起，反驳他是在暗示不要党的领导。在其后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丰子恺和其他许多高级知识分子一样，作过深刻的自我批评，写过《检查我的思想》，把过去的自己批得体无完肤，甚至是自虐。1956年的《城中好高髻》、1962年文代会上关于大剪刀的发言也都受过批判。但是即便如此，他还是被这场突如其来的“文革”打懵了。正直善良、心如孩童般明净的丰子恺实在是无法理解眼下发生的一切，无法接受扣在他头上的那一顶顶“帽子”。一天，他从画院疲惫的回到家，委屈地对家人说：“他们逼我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说如果不承认，就要开大规模的群众大会来批斗我……我实在是热爱党，热爱新中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啊！可是他们不让我爱，他们不许我爱……。”老人呜咽着说不下去，淌下了伤心的泪水。无奈之下，端起酒杯，和着眼泪，饮下了一杯苦酒。——酒自古以来就与文人结下了不解之缘。曹操叹“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李白吟“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阮籍猖狂，驾一马车，边行边饮，路尽而号啕大哭。如今对于丰子恺来说，一杯酒下肚，真是苦不堪言。
为了对丰子恺进行批判，造反派对丰子恺的漫画断章取义、罗列罪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不仅如此他们还出专刊，如《打倒美术界反共老手丰子恺》、《砸烂美术界反共老手丰子恺》等。对于造反派的这些拙劣表演，丰子恺超然待之，他对钱君匋说：“那些猴子批判我的画……连起码的知识都欠缺，却出来批这批那，往往使人啼笑皆非，所以我也就泰然了，不和他们一般见识，何必对牛弹琴呢！这样不是可以省却许多力气。”丰子恺的这番话让我想起了耶稣。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却说“主啊，原谅这些人。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此后，丰子恺不得不每天去画院，交待问题、接受批判。而他的家，经过几次被抄，电视机被搬走了，毛笔书籍字画被运走了，仅书画就有四大箱一百七十幅左右，十多本相册也被拿了去。更让人不可思义的是，家中仅有的七八千元存款也被抄走，工资被扣发，生活一下子陷入困境。老人爱喝的黄酒，从“加饭”降到劣质料酒，香烟从“中华”降到“阿尔巴尼亚。”
残酷的折磨接踵而至。贴大字报、开批斗会、坐“牛棚”、作检讨、写交代、隔离审查……花样翻新、没完没了。丧心病狂的造反派强迫已70岁的丰子恺爬上梯子，张贴批判自己的大字报；“狂妄大队”闯进画院，把他按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并在背上浇上一桶热浆糊，贴上大字报，无情的皮鞭落在老人瘦弱的身上；几个野蛮大汉手持长矛，后半夜闯入家中，不由分说就把老人带走，弄到浦东游斗、摧残和折磨；他蓄了几十年的胡须也被丧失人性的这些家伙强迫剪掉……
1969年秋，丰子恺被驱赶到乡下参加“三秋”劳动。这时他已是72岁的老人了。由于几年来连续不断的折磨，老人的身子骨已大不如从前了。乡下劳动，条件恶劣，营养不良，每天只能用自己带去的酱菜、豆腐乳下饭，寒冬腊月，睡在铺着一层薄稻草的潮湿的泥地上。为了防备紧急集合，每天和衣而卧。早晨从被窝里钻出来来到刮着刺骨寒风的露天上厕所，自己到门前的河里打洗脸水。不久，丰子恺就染上了风寒，高烧不退，于是被送回上海。
由于上海有那帮“最不像人的人”操纵着政治、经济和文化，上演了一幕幕丑剧，丰子恺对之厌恶至极。1969年底，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一部分人开始陆续得到“解放”。丰子恺看到了希望，他估计自己不久也将得到“解放”。他打算一旦获得“解放”马上就离开上海到外地去。
直到1972年年底，丰子恺才获得了所谓的“解放”，结论是“不戴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酌情发给生活费”。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留有尾巴的结论显然对丰子恺是不公的。但丰子恺对此并不在意。对他来讲只要有了行动自由，有了可供自己支配的时间，就比什么都强。
谁知，好景不长，1974年又刮起了一股歪风。一些别有用心之徒借批儒之名，在上海批所谓“黑画”。这年4月的一天，一家工厂中突然贴出一张大字报，说丰子恺写苏曼殊诗意的“满山红叶女郎樵”，是讽刺。红是红中国，樵取红叶，即反对红中国。北京的画家李可染、吴作人等，向一个外宾发牢骚，说画题局限太紧，无可作画，此言立刻在外国报上发表。唐云画一只鸡，又被批评，说眼睛向上，不要看新中国……虽然还没直接受到批判，警钟已经敲响。这之后，丰子恺提高了警惕，决定以后不再画“满山红叶女郎樵”，即使画，要改为“满山黄叶女郎樵”。7月份，为巩固文革成果，上海又开批判会，受批判的有四人，丰子恺、林凤眠、程十发、刘海粟等。丰子恺首当其冲，先后在画院、天蟾舞台召开了他的批判大会。……
1975年8月初，有一天吃晚饭时，丰子恺忽然发现自己用筷挟菜竟挟不住。他的手指开始发麻，热度上升，继而整个右手臂也逐渐不能动弹，精神萎靡，卧床不起。开始以为是中风，用了各种退热针药，均无济于事。恰在这时，日月楼对联飘落一联，丰子恺认为这是一个不祥的预兆。8月15日，杭州传来了三姐丰满病逝的消息，这对丰子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病体奄奄，躺在那张连腿也伸不直的小床上。8月29日，丰子恺当医生的姨外甥女沈国驰主张赶快送医院，于是丰子恺被送进了大华医院。透视肺部，仍未发现病变。这晚，丰子恺住在充当急诊室的走廊里，女儿一吟陪伴着父亲。丰子恺彻夜难眠，对陪在一旁的一吟断断续续地说了许多话。他咒骂江青一伙无法无天、祸国殃民。他用极低微的耳语对一吟说：“你知道吗？江青无法无天，……这班人哪……哼，看你横行到几时！真想看到他们的下场，可是只怕我这病……”他轻轻吟起陆游的诗句：“死后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8月30日，丰子恺被转往华山医院，住在内科观察室九床。8月31日做超声波检查，正常。9月1日做脑电图，还是正常。9月2日转神经内科观察室27床，做X光片检查肺部，发现右肺的叶尖有一个拳头大的肿瘤。医生诊断为右叶尖肺癌，已转移到脑。
1975年9月15日中午12时零8分，丰子恺在浩劫中完成了他最后“永恒的一跳”，病逝于华山医院急诊观察室，享年78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