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的概念
典籍之“典”，甲骨文作‘’（《殷契拾粹》四五〇）、（《殷契释编》七八四），会意造字，作双手或单手捧册之状。金文的（见“召伯虎敦”）与《说文解字》中的小篆比较相似，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典，五帝之书也。从册在丌上，尊阁之也。”丌是放书几案，将册置于几案上或以手捧册，皆有尊奉之意。《尚书》中有《尧典》，记述了古代君王尧训示臣民的言论和治国的法度，可知“典”是指记载法则、制度的重要文献。“籍”字出现较晚，未见甲骨文和金文，《说文解字》的小篆作，曰：“籍，簿也，从竹耤耩声。”即簿册、书册之意。
典籍两字联起来并作为一种名称大概始于战国时期。《孟子·告子下》曰：“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左传·昭公十五年》曰：“昔尔高祖伯魇，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这里的典籍，或指先祖法度，或指国家法则。典籍的合称仍然包括了“典”的含义，指记载法则、制度等重要的书籍。只是到了汉代以后，典籍才用作各种书籍的统称。《后汉书·崔宣传》称崔宴“少沈静，好典籍”。《三国志·蜀志·谯周传》记载谯周耽古好学，以读书为乐，“诵读典籍，欣然独笑，以忘寝食”。这里所说的“典籍”，便与当今泛指一切图书的意义相同了。
典籍仅仅依靠辞义的诠释自然是远远不足的。要揭示典籍的实质，还必须深入探讨我国古代文献中，典籍这一文化载体的具体构成；认识历史文化发展长河中，典籍这一文化产品所具备的特征。
典籍的构成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内涵极其丰富，它既存在于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也存在于大量的文化遗存中。而文化载体是多样的，石器、玉器、甲骨、青铜器、秦砖汉瓦、竹简木牍、缣帛纸张都是形态与内涵各异的文化载体。典籍这一文化载体的构成必然具备若干基本要素。
典籍是用文字书写的，因此文字的形成是产生典籍的先决条件。近代人类学与民族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各民族在自己产生繁衍的过程中，储存交流信息的手段大致经历了实物记事、图画记事、符号记事、文字记事等几个基本阶段。当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信息传递与储存的手段已日新月异，不可限量。从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来看，汉文字产生以前，也大致经历了以上所说的几个基本阶段。结绳是我国远古先民实物记事的主要形式。《周易·系辞下》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周易正义》引东汉郑玄的注释说：“古者无文字，其有约誓之事，事大大其绳，事小小其绳，结之多少，随物众寡，各执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这些记载说明远古初民曾以结绳作为实物记事的方法来记载史事，传递信息。近代民族调查报告也表明，我国一些少数民族如云南的倮倮族、哈尼族等，仍保留下结绳记事的一些实物。此外，云南佤族还保存了刻木记事的例证，就是在一些长木板上，刻下深浅不同的缺口，表示历年发生过的大小事件，以帮助记忆，再由族中耆老负责解释，代代相传。
我国古代学者很早就认为在文字产生之前，图画曾经起过类似于文字的作用。《易·通卦验》曰：“伏羲方牙、苍精作《易》，无书，以画事。”这就是说，在文字产生之前，伏羲作《易》，是以图画的形象来表达他的思想的。1987年以来，我国考古学者在西北贺兰山东麓发现了岩画一万多幅，刻画上限定在商周时期，其丰富的内容反映了古代贺兰山游牧民族在文字发明之前运用图画记载社会生活和宗教习俗的情况。民族学研究成果证明，云南纳西族就使用过图画文字，他们用图画文字书写的典籍至今还有大量遗存。这也证明图画曾是很多种文字产生的前身。
某些图画为更多人所熟悉所共识之后，其笔画结构开始简化，出现了符号。在河南舞阳贾湖地区出土的八千年前的龟甲，其上有契刻的符号；在仰韶文化早期的西安半坡遗址和临潼姜寨遗址出土的一批六千年前的土陶器，表面刻划有几何形符号；在属于山东大汶口文化晚期的莒县陵阳河和大朱村遗址出土的一批四千年以前的土陶器，则刻划有象形符号，它们都是我国原始文字的先驱。
在文字产生以前的实物记事、图画记事及符号记事，虽然也能表意，但由于每一独立表意单位的构成繁琐，包含的信息量少，很难表达复杂的事物；更由于实物记事、图画记事和符号记事表意的不稳定性，所以它们不可能成为记录知识信息的理想手段。只有相对成熟的文字，才能准确地代表事物及其相互关系，为人们共同理解和接受，因此，文字是典籍构成的重要因素之一。
记录信息的完整性和系统性是构成典籍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文字的产生并不意味着典籍的产生。起初，文字写刻在各种材料上，往往只是对一事一物的简单记录，这样的记录材料只能统称之为文献，因为它并未形成某种知识体系。比如，一片龟甲上锲刻的卜辞说：“乙巳卜贞，王大令众人曰牠田。其受年？十一月。”它的意思是：“乙巳这一天占卜，史官问道：商王下了命令，叫平民们一起去种田。有好收成吗？”十一月是占卜的月份。这是一条有关农业生产的卜辞，有时间、人物、事件的记载，可以看出商代对于农业的重视及当时农耕采用了“牠田”即集体耕作的形式。但由于它仅仅是对一时一事的零散记载，所以只能是单篇文献，还不能称之为典籍。这种单篇文献只有在成批汇集、形成有逻辑性的档案时，才具备典籍的性质。
典籍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逐步积累，通过有目的地总结，形成一定的知识体系以后，典籍的产生才成为可能。因此，典籍凝聚知识信息的系统性是与单篇文献的零星记载有根本区别的。
编连成册的形式是典籍构成的第三个重要因素。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引用庄都的话说：“典，大册也。”指出典籍的外部形状是册。“册”在甲骨文中作，象形造字，如甲骨联缀之形。这些都说明自古典籍就有编连成册的形式。
典籍的形式是与内容相互联系的。随着人类对自然与自身认识的深化和发展，文字记录的内容由简单到复杂，独立单位的载体材料已不能容纳逐渐增多的记录内容，于是必须产生集合形式的载体材料来记录有关内容；或者，独立单位的载体所记录的内容必须有意识地排列组合，形成有系统的记录内容，这就产生了编连成册的典籍形式。
特定的事物总是具有特定的形式，典籍正是依靠编连成册的特点而区别于其他文献材料的。单片的甲骨文献与典籍的差别，不仅可以在内容体系上区分，也可在载体形式上区分。
典籍的本质
典籍的本质特征是双重的，既有物质属性的一面，又有精神属性的一面。
对于典籍物质属性的规定，来自于记录知识内容的物质载体。文字记录需要能够承载文字的物质，系统的知识存贮、固化在物质载体上以后，再经过编连成册的加工，才能形成典籍。典籍是物化了的思维，凝固的知识，其物质属性是很明显的。作为物质产品，中国典籍的生产随着古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典籍的载体材料由最初的龟甲兽骨发展到竹木材料、缣帛材料，再由于纸的发明，大大丰富了典籍的生产；典籍的记录方式由锲刻到书写，再由于印刷术的发明，促使典籍生产有了新的飞跃；典籍的装帧方式也由简单编连到卷轴装，继而经折装、旋风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方式的相递演变。典籍作为一种物质产品，其生产与保藏又要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安定统一的社会环境，必然会促进典籍的生产、保藏与流传；动乱、分裂的社会环境，必然要影响破坏典籍的生产，造成典籍的流失。
典籍所记录的思想和知识，是人脑存贮的外化，因此典籍又具有精神属性的一面，也是精神产品。典籍精神属性的规定，来自于典籍的内容。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它的发展是随着人类对自然与自身认识的不断深化而发展的。我国早期的典籍，大多是“记言”、“记事”一类档案材料，随着古代先民认识自然与社会实践的发展，典籍内容逐渐由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不断丰富，典籍的学科性和专业性也更为明显，知识的更新，社会的变革，无不一一反映在典籍的内容中，影响着各类典籍的发生和发展。中国古代的典籍，从诸子书的出现，到儒学著作上升为经学典籍，到史学典籍从经学典籍中分离出来；从佛教的传人、道教的兴起，到佛道宗教典籍的产生和流传；从《诗》三百到各种体裁的文学典籍；从农、工、商、学、兵到医学、科技等各领域的典籍。只要人们的实践所及，认识所及，就有相关的典籍产生和发展。
然而，典籍作为精神产品，也有其相对独立性，这种独立性指的是典籍内容相对实践活动的超前和滞后特征。其超前性表现在有些典籍中记录了有关人类征服自然的预测或幻想，虽然在当时生产力水平是不能实现的，但却为后来的科学发展所证实；典籍中也有大量滞后于人类实践活动的内容，这些内容表现在对于自然现象的幼稚或错误的认识，以及封建思想的糟粕。这些思想和认识，虽然被科学发展和社会进步证明是谬误的，但作为历史的记录，这些谬误仍随着典籍被保留下来。
典籍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双重本质特征表明，典籍是人类思想认识与物质载体的统一，是人们将系统的思想和认识用文字着附于一定形式材料的产品。
作为人类思想认识的结晶，典籍对于社会进步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从典籍的物质属性看，它可以将人们的知识记录下来，提供客观的视觉对象；可以将人们的思维和知识凝固在物质载体上，长期保存；可以通过抄写或印刷，不断再现人脑思维的成就，扩大保存和交流的时空余地。从典籍的精神属性看，典籍具有表达思想、交流经验、宣扬主张和传播知识的作用。典籍作为文明发展的结晶，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它对同时代的人们来说，是互相表达思想、交流经验的重要工具，是获取知识、陶冶情操、娱乐生活的重要来源。对于后人来说，典籍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向他们提供了认识历史、认识自然、认识社会，从而获得新发展的借鉴。因此，典籍对于人类文明与进步，有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
典籍的产生
中国典籍浩如烟海，源远流长。《汉书·艺文志序》说：“《易》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故《书》所起远矣。”汉朝人认为，伏羲时有龙马出于黄河，身有纹路，伏羲照样描画下来而成八卦。夏禹时有神龟出于洛水，背有文字，大禹据此演为《洪范》，所以《洪范》也称《洛书》。以“河图”、“洛书”来解说典籍的起源，只是古人的一种传说。
关于我国最早的典籍，还有三皇五帝时代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说。《左传·昭公十二年》曰：“楚子狩于州来，左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段文字记载楚王夸奖倚相，说他是个有学问的史官，能读懂三坟等远古的典籍。西汉孔安国《尚书序》曾解释说，《三坟》是伏羲、神农、黄帝三皇的典籍，“言大道也”；《五典》是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五帝的典籍，“言常道也”；《八索》是八卦书；《九丘》是九州志书。但孔安国并未说他见过这几种书，记录西汉时典籍的《汉书·艺文志》中也无这些典籍的记载。流传至今的古籍中，虽然也有名为《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的典籍，但早已被考定为伪造之书。至于我国远古的“三皇五帝”时代，目前文献考证及考古发掘还不能证明其真实存在，“三皇五帝”时代只是关于我国原始社会军事部落制度的传说。因此，以《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作为我国典籍之始也是不可信的。这种传说只不过反映了我国典籍产生的久远而已。
我国典籍的产生是古代社会文明发展的产物。典籍并非某位圣贤的独创，更不是天赐神书，而是古代先民在长期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它的产生是一个过程。由于远古文明初创，记载缺乏，这一过程的具体史实尚不清晰，因此，探寻我国典籍产生的轨迹，还有待于对各种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的深入研究。
早期典籍的产生
典籍产生的基本条件是要有成熟的文字。在汉字产生的各种说法中，“仓颉造字”说在古代比较流行。《吕氏春秋·君守篇》说：“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这里的“书”，指的是文字。东汉许慎进一步说：“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远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说文解字》序）也只是传说而已，并不一定可信，文字绝不会是由个别人创造出来的，文字产生也有一个过程。当然，不能否认会有个别人在文字产生中起较重要的作用。《荀子·解蔽》中说：“古之好书者众矣，仓颉独传壹也。”荀子认为古来喜好文字的人很多，但都没有传下来。仓颉的字之所以传下来，是因为他对文字进行了统一。这恐怕比较符合历史事实。我国大汶口文化晚期（约前2800～前2500）出现的一些象形符号，可能已是原始文字的先驱。根据这种推测，公元前2500年我国的汉字便进入了形成阶段，但还是不成熟的原始汉字。目前已知最早的较为定型的汉字，是从河南安阳发现的大批甲骨文字。
河南安阳是商王朝后期的都城遗址，这里出土的甲骨，上面刻有文字，这些文字被称之为甲骨文。甲骨指龟的腹甲、背甲和牛的肩胛骨，有时也用羊、猪或鹿的肩胛骨。这些甲骨多是殷人占卜的遗物。殷商时代，崇拜祖先神和自然神的原始宗教占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因此殷人有疑难事情或进行重大活动都要占卜求神，烧灼龟甲、兽骨以卜事件的凶吉。甲骨上所刻的文字是对占卜的记载，这些甲骨卜辞为后人研究上古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商代祭祀狩猎的牛骨卜辞一片甲骨上的文字少则几个或几十个，多则达一百余字。这些卜辞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征伐、狩猎、畜牧、农耕、祭祀及灾害、疾病、气象、地理等方面。全面反映了商代社会经济史、政治史、思想史、科学史面貌。从实地发掘的情况看，殷人对于某些甲骨的存储是堆置有序的，有的是以一个朝代的卜辞存于一个窖穴，这说明当时从事记言记事的丞、史在记录占卜情况后，是将卜辞作为档案进行保存以备查检的。这些累积保存的甲骨卜辞可以提供系列的档案材料。
在考古发掘中，还发现有记载卜辞的甲骨数版编连的情况。例如，在安阳小屯村YHl27坑出土的商王武丁时期的占卜腹甲上，记有“三册，册凡三”一辞，说明这批龟甲原来是有九版集合在一起的。董作宾先生在《商代龟卜之推测》一文中说，有一次他在整理发掘的甲骨时，发现有两块龟版粘在一起，揭而视之，见龟版的尾右角处，有“册六”两字，甲尾的梢上断处有孔，孔已断缺。据此发现，董氏推知此甲是全册的一版，其孔正是为贯穿编连所用。
甲骨文书的记录内容与编连痕迹表明，这些档案材料已经基本具备了典籍构成的三要素。这说明在商代的中后期，我国早期的典籍已经产生了。
西周初年，周王室将殷朝遗民强行迁移到洛阳附近的成周进行监管，《尚书·多士》记载了周公对殷民的训话。在这篇诰词中，周公向殷民解释西周灭殷是秉承天命，就像当初殷商灭夏一样，所以殷民不必怨忿反抗。其中有一句话说：“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殷革夏命。”周公特别强调殷的先人有典册记载殷商灭夏的事迹。按照这段材料推测，商代前期已有典籍，且甲骨文中也出现了“典”“册”两字，但目前尚无考古实物材料可作确证。商朝开始于公元前十七世纪后期，商王武丁时期约为公元前1250年。既然商朝前期便“有典有册”，武丁时的甲骨文又有编连成册的痕迹，据此可把早期典籍的产生定在公元前1600年至前1250年之间。
正式典籍的产生
西周灭殷后，我国古代文化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在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社会活动日趋频繁、政治制度逐步完善的情况下，周公旦制礼作乐，大倡文治。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论语·八佾》）这是对西周尚文重礼文化氛围的高度概括。
从载体材料上看，西周时期仍有沿用甲骨记录卜辞的习惯。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相继有周代甲骨的发现，最大的一次是1977年在今陕西省岐山、扶风两县的周原出土甲骨17000多片，其中有刻字的甲骨292片。除甲骨刻字外，青铜器铭文是西周时期文字记载最显著的特点。青铜器的制作，起源于夏商之际，商代前期的青铜器铭文极为少见，如有铭文，一般也仅一两个字。商代后期有铭文的青铜器渐多，但铭文内容仍很简单，主要是记载族名或先人称号，以示纪念。发展到西周，青铜器铭文的字数开始增多，记史的性质逐渐增强，其内容大多有关祀典、策命、赏赐、征伐、记功、法律、契约等。以“大盂鼎”“大克鼎”“虢季子白盘”“毛公鼎”等铭文较长，其中记录周宣王任命毛公为执政大臣的“毛公鼎”铭文最长，共497字。
从文字形态的角度看，西周的青铜铭文，已进入大篆字体的阶段，字形渐趋方整，笔画横竖都较甲骨文更为整齐。根据许慎《说文解字》的记载，西周末周宣王和史籀一同发明了籀书，《说文》中记录了许多籀书的字体，籀书的形成自然受到甲骨文、青铜文字的影响。总的说，随着记载的增多，汉文字在西周时期虽未形成统一使用的字体，但在同源多流的发展过程中，汉字的表达功能已有了长足的进步，足以为正式典籍的产生奠定基础。
从记载的内容上看，青铜器上的长篇铭文表明，西周时期文字记载的内容已更为丰富。在我国现存最古的典籍《尚书》中，学术界认为可确信为西周作品的有15篇。其中周初八诰（《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记载了西周征服东土、加强对殷民统治的历史事实。这些记载成为学者们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材料。
由于文字记载的频繁，西周时已建立起古代早期的史官制度。《周礼》记周朝设置的史官，有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等，各有所掌。验以青铜铭文，也有“作册”“内史”“作册内史”“内史尹”等史官。从《尚书》中可看到一些史官的活动，如《洛诰》篇曰：“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这是有关周成王命令史官将祭祀祝词写于典册上的记载。此外，《洛诰》中还有关于周成王对周公后代封赐，由史官“作册逸诰”，进行记录的内容。《顾命》篇中也有“命作册度”之说。《汉书·艺文志》更把周代史官的职掌描述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的具体分工。并认为周有采诗之官，负责搜集民间诗歌以备王者“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这些记述虽然未必确切无疑，但如结合《尚书》等文献材料，则可推知西周的文事制度已在逐步完善，这也是早期典籍向正式典籍发展的一个标志。
另外，从有关史料中还可看到西周已有专门负责收藏典籍的史官。《左传·昭公十五年》提到籍谈的九世祖孙伯厣是掌管晋国典籍的史官，以九世一百八十年推算，孙伯厣当是西周后期的人物。《史记》称老子是“周守藏室之史”（《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所谓守藏室之史，也即负责保管周王室典籍的史官。
自周平王东迁洛邑，我国历史进入春秋时期。随着这一时期政治变革的频繁，原来集中在周王室的文化中心开始下移，通过各诸侯国逐渐传递到士阶层之中。日益扩散、活跃的学术文化空气推动了典籍从形式到内容的进步。从孔子整理典籍的事实可以推断，被后世奉为“六经”的《易》《书》《诗》《礼》《乐》《春秋》等重要典籍的主体内容，至少在春秋前期已经形成。
孔子是生活在春秋后期的文化名人，史载孔子创立私学，“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为了编写教材，“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序易传”，对当时已有的文化典籍进行了一番搜集和整理。以“六经”中的《诗》《书》《易》《春秋》来说，《诗》作为一部诗歌总集，在孔子之前就出现了，其中的“周颂”“大雅”“小雅”等篇多作于西周，反映了西周的社会生活状况。墨子见过《诗》，他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墨子·公孟》）《论语》中，孔子也常提到“《诗》三百”，认为《诗》“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生》）。《尚书》的大部分内容也都形成于孔子之前，孔子对《尚书》的整理是“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史记·孔子世家》）。《易》的内容也很古老，相传经的部分是春秋以前产生，传的部分为孔子所作。《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录、系彖、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春秋》经，则是周室和诸侯国史书的汇编，它虽按鲁国的历史年代编年记事，但却涉及当时周王室与许多诸侯国的历史。孔子之前，周室和各诸侯国都有史书，这些史书常称为《春秋》，与孔子同时的墨子曾见到百国《春秋》，如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墨子·明鬼》）。晋国的大夫韩起到鲁国见到了《鲁春秋》（《左传·昭公二年》）。《国语·晋语七》曰：“羊舌肿习《春秋》。”《国语·楚语上》记申叔时提议对太子要“教之以《春秋》”。至于“礼”“乐”，也是在孔子前就已有所记载的。《论语·为政》记载孔子比较了夏、商、周三代之礼，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八佾》记载孔子比较了舜的《韶》乐和周的《武》乐，认为《韶》乐尽善尽美，《武》乐尽美而未尽善。
以上事实表明，在公元前551年孔子出生之前，古代正式典籍已经产生。如果西周时期是早期典籍向正式典籍过渡的阶段，那么正式典籍应产生于公元前770年至公元前570年之间。所谓正式典籍，除文字、内容、编连方式三要素比早期典籍更为进步之外，主要是指典籍在社会功用上已经脱离了早期典籍简单记录的档案性质，而充分体现了典籍在精神属性上具有表达思想、交流经验，积累和传播知识的作用。
在春秋前期产生的正式典籍，由于文字内容的增多，其载体已不再是早期典籍所用的甲骨材料。《礼记·王制》称：“太史典礼，执简记奉讳忌。”《周礼·司民》称：“司民掌登易民之数，自生齿以上皆书于版。”《仪礼·聘礼》称：“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左传·隐公十一年》曰：“灭不告败，克不告胜，不书于策。”这些记载都间接说明，产生于春秋前期的正式典籍的书写材料是竹质的简、策和木质的版、方。从孔子读《易》，“韦编三绝”的记载看，当时正式典籍的载体材料当是编连的竹木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