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运动从来就是跟资本主义相伴随而产生的，的确是这样，自从资本主义产生的那天起，就诞生了埋葬它的阶级——无产阶级。大约从16世纪开始，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农民脱离土地进入城市，而随着市场的扩大，一些商人开始投资生产规模，两者结合起来，就形成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雇佣与被雇佣关系，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在帝国出现。而这无疑推动了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多的人口进入城市，私营手工业开始成压倒性态势，而所有这一切又推动生产技术的革新。
缫丝的缫车比元代更精良和完善，已研制成功一人执，二人专打丝头，二人主缫的大缫车。《天工开物》记载的花机高一丈六尺，由两人共同操作，提花小厮坐在花楼上提花，织工门楼下织丝，两人配合可织出各种花纹的丝织品。福建织工林洪创造出一种新型的织机，叫作改机，把五层经丝改为四层经丝，从而织成比过去更细薄耐用的新品种。而棉纺织工具如搅车、纺车、织机也均有改进。元代搅车二人掉轴，一人喂上棉英，用工多、效率低。明代各种新型搅车，乃句容式，一人可当四人；太仓式，两人可当八人。有的地方还使用水力纺纱车。我们知道第一次工业革命是以蒸汽机的发明、应用为标志，而蒸汽机的开端却是以18世纪珍妮机的发明和应用，而前面所讲述的这些16世纪的明代纺织机器无疑比珍妮机的纺纱效率提高百倍，这些都使得工业革命在16世纪的明王朝已经出现，而这一切都是由于城市化和海外市场扩大的结果，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已经开始解体。
与城市化进程和生产工具革新相伴随的是越来越多的人口进入城市寻找工作，大片的市镇在江南一带拔地而起，越来越多的人口向城市集中，从而带来消费品市场的进一步扩大。你来到任何一个城镇，都可以找到当地的同乡会或者人才中介所，将黄册压在那里，有人帮你找工作，而且这种同乡会所或者职业介绍所还能够提供简单的住宿和饭食。
在每个市镇里都有行会，瓦匠行业有瓦匠行会，丫鬟行业有丫鬟行会，脚夫行业有脚夫行会，织工行业有织工行会，他们定期碰头开会，交流信息，制定行业最低工资标准和工伤补偿标准，或者联合起来罢工对雇主施压，明朝把这种说法叫作“奴变”，在这种强大工会组织的压力下，当19世纪的美国工人还在为每天8小时工作制奋斗的时候，在17世纪的明王朝，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失业救济制度和破产保护制度，以及劳动保护行规。
《明神宗实录》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
万历三十一年正月，黧面短衣之人，填街塞路，持揭呼冤。今者，萧墙之祸四起，有产煤之地，有做煤之人，有运煤之夫，有烧煤之家，关系性命，倾动畿甸。
原来这件事情讲的是北京西山煤矿的矿工在天安门前散步的事情，因为万历二十六年，皇帝派了一个叫王朝的宦官前往西山收税，此次矿工游行就是因为征税事件引起的，矿主为了少交税，将矿工工资压低，又将矛头往矿监身上扯，并煽动工人游行以向当局施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17世纪前后的这场反对矿税的斗争，不光是地方官员和资产阶级参与进来，而且是具备雇用身份的无产阶级工人也参与进来，从而使得这场斗争彰显出了一种大的社会变革。而万历二十九年的那场苏州民变无疑将这一切推向了顶峰。
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苏州税监孙隆开始向机户收税，规定每机一张，税银三钱；每缎一匹，税银五分；每纱一匹，税银两分。按照一两银子等于十钱银子，一钱银子等于十分银子的比价来算，再加上丝绸较高的售价，这点税根本算不上什么。但对于长期习惯于低税率的机户来说，他们却无法忍受，于是便纷纷关闭门户以示抗议，这样导致苏州城内一万余名的织工、纱工、染工失业，失去生计的这些雇工很快将矛头对准了税监，而不是他们的雇主。在封建体制还没有解体的情况下，在工业革命还没有开展情况下，在大型手工工场还没有建立的情况下，劳资双方的矛盾还没有到普遍与尖锐的程度，或许他们还要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封建的世袭体制，无论这种方式是柔性的，还是革命性的，它都能够反映17世纪明王朝所产生的那种悄悄裂变。
六月初六，机工徐元、顾云、钱大、陆满带领二千人推昆山机工葛成为领袖，众人在玄妙观宣誓，城内机工听说后纷纷向玄妙观云集，短时间内就汇集了一万余人。为了扩大身势，葛成将这一万人分成六队，众人身穿白色短打，手持木棍从苏州城不同的方向向税厂走去。为了行动的针对性，葛成严明纪律，禁止众人抢劫市民财物，据《五人墓碑记》记载，当队伍行进到灭渡桥时，正碰上孙隆下面的税使黄建节指挥手下在向商贩收税，众人一齐乱打，顿时将黄建节乱棍打死，接着，又打死另一名税官徐怡春。然后，队伍又奔到协助收税的地方官汤莘、****复家，纵火烧其屋。葛成严明纪律，严格禁止机工夺人财物，有乘火打劫的机工也被人乱棍殴死。
《税官谣》对这场运动的描述是：“千人奋挺起，万人夹道看，斩尔木、揭尔竿，随我来，杀税官。”苏州城内的打税热潮可以说是如火如荼，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中去。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农耕文明的巅峰时代终于到来，农耕文明的蜕变终于到来，让我们欢呼吧！让我们雀跃吧！
第二天、第三天，运动仍在继续。据《苏州织造局志》记载，六月七号，众人又奔向税官潘行禄、周仰云、顾松、郭岩、顾泽、张宜、孙顾等人的家中，将其欧毙，在将这些外围据点清除以后，众人开始转向孙隆盘踞的苏州税厂。
孙隆找到苏州知府朱燮元，让他调派兵马镇压，朱燮元说：“国家的兵是用来御敌的，我不能调派兵马去镇压民众，而且众怒难犯，此时调兵无异于抱薪救火。”眼看机工拿着棍棒向自己税厂走来，孙隆赶紧翻墙潜出城去，躲到了杭州，从此再也没有来苏州。
这次事件反映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地方当局、资产阶级、小市民为了自身利益所表现出的那种极端自私性，他们没有丝毫为国为民思考的意愿，既然如此，国家也没有能力再保护它的臣民，当几十年后，清兵的铁蹄踏破这块地方，肆意烧杀淫掠的时候，这些人只有自吞苦果。这次事件也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皇帝旨在以征税为目的的任何旨意必须要通过官僚集团，任何企图绕过这个集团而付诸实施的行动最终都会在帝国归于失败。
既然地方军队调不动，朝廷从太仓调动了不受地方节制的帝国军队前来镇压，当太仓兵备使邹墀带着军队赶到苏州的时候，葛成自动自首，愿意以一己之死承担罪责。面对汹涌而来的机工暴动，万历皇帝朱翊钧只有将为首的八个机工首领抓获，另外，将税监孙隆召了回来。
葛成既已进入牢狱，每日前来探望的苏州市民络绎不绝，送来的饭食葛成消受不了，便分给其他的囚犯，因为葛成领导的机工暴动保护了商人们的利益，各处的商人也捐献钱财给葛成，葛成却坚决不受。朝廷将葛成等八名机工领袖判死，但苏州地方官府就是不敢执行，朝廷也只好默之，一直到十三年后才将葛成释放出狱。
这场运动由于参与者全是工人，所以它成了中华帝国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工人运动，但这次运动却被资产阶级利用了，导致无产阶级运动的矛头没有指向它应该灭亡的阶级，反而指向了封建统治者。
虽然这次工人运动没有一个科学的革命纲领和科学的进步主张，但是它却体现了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那种组织性、纪律性、坚定性和牺牲性，这些正是手工业工人在大作坊中集体劳动、分工负责、密切配合所形成的优质习惯和团队精神，这些也无疑都具备工人运动的特点，所以，万历二十九年的这场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已经标志着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而欧洲的三大工人运动，法国里昂丝织工人两次起义、英国宪章运动、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却都是200多年后的事情，当17世纪的中国明王朝爆发工人运动的时候，欧洲还处在黑暗中世纪的教会统治之中。
李玲玲认为：“他们在斗争中所表现的严明的组织纪律性和勇于自我牺牲的忘我精神，充分地显示了三百多年前我国工人非凡勇气和革命坚定性。它预示着我国古老的封建社会母体内已经孕育着一个新的社会力量。可以说，葛成领导的反税监斗争，推动了全国市民运动的更加蓬勃发展，为近代工人运动的兴起开辟了一定的道路。因此，这次斗争有着不可忽视的历史意义和进步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