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熙皇帝死去，“好圣孙”朱瞻基提前登上历史舞台，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我需要告诉读者的是，宣德皇帝朱瞻基是明朝历史上最好的皇帝，宣德皇帝在任的十年是明王朝最好的时期。
宣德皇帝不似他的先祖们****、冷酷，也不似他的后世子孙们懦弱、消极，这是一个既对文官推崇又对文官压制的君主。仁德之君并不是好皇帝标准，因为我们的帝国是一个形势复杂的帝国，既要面对来自北方部落民族的攻击，又要面对水患、流民问题，一个既行王道又行霸道的君主无疑可以称为标准，在这方面宣德皇帝无疑是出色的。
我们可以发现宣德皇帝从小就身体健壮，他很少生病，他生的虎头虎脑颇有英气，他的性格沉稳、自信，他有自己的想法但从不轻易表露出来，朱棣很欣赏他，经常带他狩猎，北征蒙古也把他带在身边，并且选用帝国最优秀的文人来给他授课。
朱瞻基从小就在北方长大，相对于南方那个陌生城市，朱瞻基更喜欢北平的空旷，那种习武的战场，他善骑马，能拉开大码弓。有一张著名的图片就是描绘明宣宗骑射的，宣宗骑在马上自由洒脱、神韵异常。
朱瞻基无疑是崇尚武力的，在朱棣死后他仍然保持着经常狩猎的传统，他甚至带着几个侍卫深入北京附近的山中打猎，充分展示了狩猎这一项活动的私密性。他也曾经亲自率领三千精骑从喜峰口出关进攻兀良哈所部可怜的牧民。
除了对军事活动发生兴趣外，我们这位皇帝还工于绘画，跟历史上其他皇帝一样我们的这位皇帝也对动物画感兴趣，大凡帝王都似乎对山水画兴趣不大，他们更专注于精致、近视觉的静物描绘，宣德皇帝的画作明亮、生动，善于表现动物的情感。
我们的这位皇帝不仅工于绘画，而且还精于其他乐艺，他甚至喜爱蟋蟀，他是明代第一位开始享受宫廷生活的皇帝，的确，经过明初几位皇帝的励精图治，此时的大明朝已经政通人和、民生宽松，我们的宣德皇帝已经有条件享受这种宫廷生活，而宫廷画家的笔触也向我们生动的展现了这一宫廷生活的情趣。宣德皇帝乐而不嬉、欲而不淫、威而不苛，从他的那种自信而自乐的气质来看，他更有魏晋名士风范。我们还要提到的是宣德朝的青花瓷也达到了顶峰。
宣宗对于宫廷生活的眷念并没有妨碍他关注民生。在出游途中他遇见耕地的农夫，宣宗拿过犁推了几下便已感到很吃力，宣宗问道：“你们平日有空闲时间吗？”
农夫答：“春天耕种，夏天除草培土，秋季收获。”
“那冬天呢？冬天有闲吗？”宣宗继续问道。
“冬天还要服力役。”农夫答道。
听了农夫的话宣宗感概万分，回去作了《耕夫记》，记载了这次谈话的内容。宣宗还作了反映农妇劳动的《织妇词》，无论是《耕夫记》还是《织妇词》都反映了宣宗对底层劳动人民的关切。
宣德八年正月，皇帝下令全国延长假日，从初一放到正月二十五，皇帝命令将皇宫内的灯笼全都点着，他还下令百姓也可进宫观看灯展。消息传出，京城百姓扶老携幼，熙熙攘攘进入皇宫看灯展，百姓们看着一辈子也看不到的无与伦比的宫灯惊叹到了极点。
宣德五年（1430年）的清明节，朱瞻基和文武大臣一齐陪着他的母亲太后张氏前往万寿山拜谒朱棣和朱高炽的陵寝，这是大明王朝最大的一场盛会，沿途的百姓纷纷前来一睹皇帝和太后的尊容，他们看见一个英武的年轻人骑着高头大马在前面引导着太后乘坐的撵车，当百姓们得知这位年轻人是天子的时候，他们被皇帝那种孝心所感动，众人一起跪下来高呼万岁，整个场面令人震动。这些百姓的下跪和呼喊是发自内心的，发自内心的对君主的尊重，它使得我们这个国家君主与人民的融洽达到了极致，此后的君主被文臣限制出宫，再也没有这等令人感动的场面。
百姓们跪拜的场面是乱糟糟的，动作是笨拙的，但这却显示出了真实，太后很高兴，当她看见大人、小孩都围拢在撵车周围，看着四周百姓脸上洋溢着真挚而幸福的表情时，我们的这位太后也被感染了。她由皇帝牵下撵车走到百姓中间，并让随行人员将财物、锦帛、糕点发给这些百姓，百姓们看着这些御用之物高兴的是手无足蹈，人们纷纷分着这些财物，其乐融融，帝国的荣耀终于达到了它的顶点。
太后拉着朱瞻基的手跟他信步来到路边的一户农户家，并跟这家人以及围过来的百姓拉起了家常，百姓们甚至将自家的食物和酿造的酒拿过来给太后和皇帝品尝，太后出身平常人家，对这些食物不嫌弃，她对瞻基说道：“这是农家食，你当知道。”但朱瞻基却难以下咽。在这里没有身份的尊卑，没有官吏的喝斥，没有百姓的哭诉，有的只是我们这个帝国温情的一面，这种温情在朱瞻基死后仍然由这个女人延续着。
宣德皇帝力图塑造亲臣爱民贤君的形象终是招致汉王朱高煦的不满，他开始上书指责宣宗重用文臣，乱了祖宗章法。汉王的上书使的朱瞻基和文臣们不安起来，因为朱高煦的上书影响到了文臣的利益，群臣顿时蛊惑皇帝除掉这个不尊重他们的藩王。
皇帝对他的这位叔叔一直很警觉，在他还是太孙的时候，他就开始跟他的叔叔针锋相对。事实证明朱高煦也并不是一个多坏的人，朱瞻基登基后，他还经常向皇帝提一些治国的建议，这说明朱高煦虽然被封在山东安乐这个小地方，但是他的心中依然装着天下苍生。在朱瞻基入继大统后，汉王跟朱瞻基本人的联系也不断，汉王也经常派人进京联络，但这些都被文官们解释为打探消息。
文官们开始不断给皇帝灌输历史重演论、斩草除根论。大学士杨荣第一个蹦起来，他劝皇帝亲征以避免当年李景隆平叛不利的局面。皇帝终于带着大军向山东安乐进发，围城数日后朱高煦开城投降，朱高煦被带到北京囚禁起来，跟朱高煦有牵连的文臣武将共有600多人被处死，流放的达2000多人。事情并没有完结，数年后朱瞻基前往看望朱高煦，愤怒的朱高煦踢了朱瞻基一脚，朱瞻基让人找来一铜鼎将汉王罩在了里面，天生神力的朱高煦竟将铜鼎举了起来，大惊失色的朱瞻基赶忙让人将鼎重新压了下去，并在鼎四周架上柴将朱高煦炙死在里面，我们英俊神武的汉王殿下就这样殒命在这个世界上。这段戏剧性历史的真实性已经无从可知，但事后，汉王的子孙全部被斩杀。
史书对于这段历史的记载是轻描淡写，但其血腥程度不亚于朱棣的靖难之役。我们所要知道的是此次政治事件导致朱系一脉尽诛，这在建文、永乐朝也是没有的事情。以仁德著称的朱瞻基杀起人来也丝毫不手软，洪武皇帝的《皇明祖训》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而在明初的这两场血腥同宗残杀中中国的文官两次扮演了不光彩角色。
宣德一朝各项事业都处于收缩阶段，后人称宣德皇帝为守成君主，但“守成”不应该作为一个贬义词而存在，因为我们这个帝国过于庞杂，关注于内部就够这个帝国疲于奔命，如果再关注于外部只会拖跨于这个帝国。
到了宣德年交趾问题已经成了尾大不掉之势，从永乐年间起明王朝在越南北部这个地方投入了太多的人力、物力，依然没有取得大的效果，所有的人早已疲倦，但却又无人敢提放弃，因为这是关乎一个帝国尊严的问题。
宣德皇帝似乎要从更高的角度来对待交趾问题。宣德元年（1426年）皇帝召见了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皇帝表达了想放弃交趾的意思，皇帝的想法得到了两杨的支持，这一摆不上台面的想法终于在小范围内公开起来。很快数日后，皇帝又在褰义、夏原吉、杨士奇、杨荣面前重提此事，此事遭到了褰义和原吉的反对，毕竟一旦放弃交趾意味着二十年之功毁于一役，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不说，死在交趾十万以上的孤魂答应不答应还是一个问号。但我们的皇帝似乎对于此事已经下定决心，他说道：“交趾南蛮小国，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力不足供给，得其民不足使令。”皇帝的意见已经提前令群臣知晓，当然也传到了镇守交趾的成山侯王通耳里。
此时皇帝对于撤军交趾还没有一个通盘考虑，大约他只是开始有了这个打算，但事情的发展明显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宣德二年，安远侯柳升在倒马坡中伏全军覆没，成山侯在没有通告皇帝的情况下带着他的军队撤出了安南。
15世纪中国人对安南的干涉主义终于以失败而告终，终其原因乃是此地汉化程度过低，控制的成本已经大于收益。经济学上有个概念叫做沉没成本，中国人对于安南的占领付出的就是沉没成本，成本已经付出了，如果继续占领付出的成本只会更大。15世纪的这场干涉主义无疑给安南人民带来不可泯灭的心理创伤，无疑令我们的大明王朝感到深深屈辱，但安南的这个弱小民族以它追求自由独立、坚忍不拔的精神给我们的天朝上了生动一课。
虽然宣德年间各项事业都处于收缩中，但有一件事情无疑唱了反调，那就是郑和的最后一次远洋航行。宣德六年（1431）年郑和的最后一次远航启动了，远航的光环早已淡去，这次远航多多少少有些勉强为之的色彩，它已经无法令人们再兴奋，年迈的郑和最后一次迈向了那茫茫大海。当他看着那起伏的波涛，闻着腥味的海风，过往的峥嵘岁月浮现在眼前。
这次远航照例沿着既定的路线走了一遍，并且抵达非洲东北海岸，这次航行并不是由郑和独自完成，在郑和返航后，宦官洪保前往了麦加。关于郑和的最终结局，一说死于返航途中，一说死于南京。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更像是应付一次毫无意义的差事，的确，它已经成了强弩之末。我们在这里提到这件事情主要是要弄清楚宣德皇帝为什么要实行这一对他施政方针根本不符的举措。
明朝人在安南栽了一个大跟头，宣宗皇帝试图通过郑和下西洋的方式来挽回帝国失去的尊严，所以无论文官对于这一举措反应如何激烈，宣宗皇帝都是不遗余力的贯彻执行。但这明显是乏力的、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宣德年间早已经不具备永乐时代那种扩张的土壤。
世间自有阴阳之分，天有阴晴，月有圆缺，我们这个国家对于政策的调整切勿矫枉过正。洪熙、宣德两朝一改洪武、永乐之朝那种严厉、重武的风格，但我们的这个王朝也开始出现一些微妙的事情。军队的战斗力开始下降、官吏的腐败开始蔓延、国家机器的运作效率开始低效，但宣德皇帝无疑仍旧具备永乐皇帝的基因，所以在他手里大明王朝并没有沿着无序的惯性下滑太久。
宣德年贪腐问题以都察院和军队为甚，洪武皇帝拔高了御史的地位，让他们监察一切，位高权重的御史本应成为反腐的急先锋，如今两京的都察院却成了腐败的大本营，其中又以他们的资深领导者刘观为甚。
刘观跟国初的很多元老一样历经五朝。洪武十八年的进士，初为县丞，洪武三十年为左佥都御史，后来犯事下狱，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洪武年间刘观大概行为就不检点。永乐朝，刘观受到了重用，朱棣让他在南方负责营建北京城的木材采购，这是一个肥缺，可以预见的是刘观在这些采购中捞了不少银子，后来刘观被任命为礼部尚书。刘观行为不检点的名声由来已久，刘观的个性特点似乎更适合服务于朱棣这样的君主，而非朱高炽这样的监国太子。朱高炽在南京监国期间就想把刘观拿掉，在北京的朱棣对朱高炽的行为紧急叫停，的确，朱高炽监国二十年，朱棣对他的很多行为不满意，不光是这一件事情。
朱棣保住了刘观等于给刘观提供了一个护身符，从此刘观在帝国越发受重用，监军、督漕、考核官吏这些位高权重的职位都赋予他。到了明仁宗继位后，因为仁宗不喜言官，刘观开始打压言路，这自然讨得仁宗的喜爱，观在仁宗一朝越发显赫。到了宣德朝，全国御史在刘观带领下开始召纳官妓、贪污纳贿，短短数十年的光景，大明帝国的官场风气就败坏斯然，宣德皇帝的辣手开始伸向这些腐败的领域。
朱瞻基即位后对于明王朝政治的一些隐性已经有了了解，宣德三年（1628年）皇帝召大学士杨士奇、杨荣问道现在大明朝的官员数谁最腐败，杨荣毫不犹豫的说出刘观的名字，由此可见这事已经到了路人皆知的地步，宣德皇帝立即将刘观调离了都察院。皇帝并不是仅想处罚刘观一人，他要清理的是整个王朝已经开始腐败的体系，而这就需要御史的帮助，所以调离刘观的目的是对着整个御史团体来的。
刘观被调离那么就要重新选一人执掌都察院，杨士奇和杨荣举荐了一个人——顾佐，顾佐即将执掌贪腐成风的都察院。顾佐在明代以清廉著称，监察出身，在永乐朝就得罪不少权贵，后被贬斥，如今执掌都察院正好恰如其分，一场宣德年间的廉政风暴即将刮起。
从1628年开始，南北两个都察院有数十名御史被清退，由顾佐刮起的廉政风暴一直持续到正统年，明代官员短暂的好日子随着顾佐的上台就此终止，无数的干扰向顾佐扑来，但都被宣德皇帝顶了回去，宣德皇帝对于官吏的查纠不仅超过了仁宗时代更是超过了永乐时代，甚至直逼洪武时代。不仅如此，帝国对于御史的要求标准提高了，新进御史和在职御史变得比以前更加干练，而且帝国通过御史建立了全面的风险管理体系，军屯、工程、漕运、税收都是御史重点监控的领域。
在解决完了监察系统的腐败后，宣德皇帝又将手伸向了军队领域。
洪武年间起军队的腐败就已经开始，为了遏制军队的腐败，洪武特地颁布《大诰·武臣篇》，而且还对部队进行清洗，无论是严峻的刑法还是无情的清洗还是不能遏制住这种腐败的蔓延。军队的腐败大同小异，吃空饷、克扣士兵粮饷、开小差，帝国各处卫所实际人数跟花名册上已经不相符合，更为严重的是军队的战斗力已经退化，一种不安的情绪正在军队蔓延，宣德皇帝已经捕捉到了这一点。从元年开始皇帝就派出一批批御史深入部队了解情况，宣德三年对于监察系统的换血完成后对于军队的这种清查无疑更是加快。清查主要集中在核兵源、军风军纪方面，御史对于军队的核查并不能掩盖帝国军队实力不断下降的局面，虽然朱瞻基很敏锐的捕捉到了这一点，但制度的惯性已经无法在他的手中回转，世袭的军户制度已经跟这个时代明显不合拍。
明代二百七十七年的政治架构是在宣德皇帝手中奠定的，从此以后这一政治架构再也没有改变过，无论我们的明王朝采取何种政治体制都无法改变我们这个王朝重回宋代以来的文官政治。
从朱元璋最初让太子朱标巡抚陕西始一直到宣德年间才终于使巡抚这一官职制度化、长期化，巡抚、巡抚，顾名思义就是巡视、安抚。宣德皇帝重建天下御史体系后，对于地方的监察更是拔高，这一战略使得御史中丞巡抚地方已是必然。不光如此，宣德年间大明朝已经出现了隐伏的危机，那就是流民问题。经过洪武、永乐两朝对豪强的打击，洪熙年间刚一松口，立刻就死灰复燃，大量的土地被兼并，加上延续几朝的灾荒，这些都使得数十万计的流民开始在北方骚动。无论是监察地方还是处理流民问题都使得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势必加强。
整个宣德王朝我们似乎找不到一个鲜明的特点，皇帝一方面对文臣推崇，另一方面还亲自带兵出塞巡视；皇帝一方面对官吏放松管制，另一方面又依靠御史和巡抚加大监察力度。但有一方面我们是认知的，那就是皇帝试图给天下民众一个宽松的环境。
皇帝将此次调整的矛头对准了江南。本朝从洪武开国起江南的赋税就是最高的，松江和苏州两地的赋税占到了整个帝国的1/10强，到了宣德年间，苏松两地逃跑的农民已是触目惊心，锦绣之地十室九空，而拖欠的税款更是一个巨大的数字。江南赋税支撑着半个江山，宣德皇帝已经意识到东南局势形同危卵，在这场解救江南的行动中两个人被提到了历史的高度，他们是工部左侍郎周忱和苏州知府况钟。
跟明初的很多官员一样，周忱也是江西人，跟宣德年间很多官员的命运一样，他也是受到了大学士杨士奇、杨荣的推荐。宣德五年（1430年）周忱作为巡抚被派到南直隶督察税粮，他挑选了一个助手况钟，况钟跟周忱一样是个干吏，敢于革除天下大弊，这样的官吏的确难找，但周忱找到了。周忱和况钟奔波于苏南的乡间，跟农户细细交谈了解实际情况，制定对策。
首先要做的当然是降低赋税。明代的田分官田和民田两种，官田比民田肥沃，所以官田的税率远高于民田，导致大量农户无力耕种，而苏松两府作为天下鱼米之乡自然是肥沃之田占多数，所以周忱和况钟首先将调整的方向对准了官田税额。周忱成功的将官田税额降低，但阻力依然强大，毕竟这是割朝廷户部的肉，在宣德皇帝的支持下周忱办成了这件事情，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宣德朝时皇帝对于天下依然有超强的控制力，也就是在事关税制这等敏感事情上皇帝依然有发言权，但当周忱提出要讲官田税率统一到民田时却再也没受到皇帝的支持，毕竟周忱在这个方向上走的太远。
虽然官田田赋降低了，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农户所承担的税率依然繁重，周忱只好在一些细支末叶上进行修补。首先是统一量米的器具，然后是设立公共粮仓，接着减轻官田的耗米，设立济农仓，甚至允许农户用银子和棉花等折色缴纳赋税。
粮长在收粮的时候通常在器具上打主意，当他们从农民这里收粮时用容积大的器皿，当他们向外缴粮时用容积小的器皿，这样既剥削了农民又中饱了私囊，而周忱统一器皿尺寸无疑是革除了此种弊端；同时为了杜绝粮长将所收税粮囤积在自己的私人粮仓里以便贪污，周忱开始在各地设立公共粮仓用于装纳税粮；既然官田税赋无法进一步削减，周忱便将主意打在耗粮上。我们要知道明代运送粮食有损耗一说，途中麻雀叼啄，押粮官贪墨，漕河里漂没，雨天淋湿而导致粮食发霉，这些损耗也由可怜的农户出，而周忱却平均官田和民田的耗粮，这无疑又减轻了农户的负担，不仅如此对于负担重的农户，周忱还允许他们用折色缴纳，折色是跟本色相对应的，本色是指粮食，折色指银子、布匹、棉花，折色缴税负担会轻松许多；周忱最伟大之处是设立了济农仓，“济农仓”顾名思义是济民，的确如此，当丰年时粮价下跌，官府将粮食收购后入济农仓，这样就阻止了粮价下跌，保障了农户的利益，当灾年来临时再将济农仓中的粮食拿出来赈济农民，以致于民众们不知灾年为何物？
周忱的一系列政策无疑是伟大的，他减轻了农民负担，平均了税赋，打击了不法粮官，建立了现代的粮食稳定机制和粮食流通体制，但这些政策显然触动了户部和地方官吏的利益。
在有阻力的情况下，周忱的这些政策并没有得到完全执行，但到了正统年，这些政策最终都得到了执行。无论国初五朝名臣能人如何辈出，但周忱无疑是对民众做出贡献最多的一个人，他没有光鲜的道德文章，也没有后世文臣的豪言壮语，有的只是做几件实实在在利民的事情。我们也可以发现周忱的赋税改革比夏原吉的一系列政策要更具体的多。
周忱鼓励农户用银子和棉花等折色缴税无疑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并给后世的“一条鞭法”提供了样板，并掀起了大明王朝按银收税的新篇章，大明王朝从这刻起似乎就进入一个新时期，但这对于一个农耕帝国来说却是灾难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