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金提议去湖边走走。梭罗的瓦尔登湖，离波士顿半小时的车程。他没有智能手机，不知Google Map，翻开庞大的印刷地图，确认2号路的转弯处。
瓦尔登湖比我想象中小得多，只要努力，我似乎也可以游一个单程。梭罗的小屋遗迹犹在，你可以辨清火炉、床与书桌的位置。
“我独自生活，在林中，离任何一个邻居都有一英里。”遗迹的铭牌上引用了《瓦尔登湖》中一句。
我从未对梭罗的隐居岁月产生过特别的兴趣。相较而言，新英格兰的文人中最吸引我的是爱默生。比起梭罗的遁世式的反抗，我更钟情爱默生式的呼喊——他要唤醒仍在沉睡的美国精神，把它从对欧洲的精神依赖中解放出来。年轻时，我也曾希望扮演类似的角色，颇用心地读了他的那些雄辩滔滔的散文，着迷于其中神性与人性混合的崇高感。
我没对哈金说出这些。面对他，我总处于一种放松与紧张并存的情绪中。放松源于他的宽和性格、缓慢的语速，他英语发音中仍浓重的中国口音，当然还有他东北孩童式的“嘿嘿”笑声。紧张则是对自己的深切的不自信，我担心自己无法被作为一个严肃的同行对待，更重要的是，不能就他最钟情的诗歌展开交流。忘记是在哪里读到的，他说唯诗歌、小说才是真正的文学，散文、评论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常是迫不得已之作。我偏爱的却是后一种。
2008年夏天，我在香港第一次遇到他。我们都是书展的演讲者，有几次共进晚餐的机会，我记得他罕见的谦逊，还有他清晰的政治立场——在国家与个人之间，他坚定地站在后者一边。
我读过他的《等待》，完全被他的洗练语言与文字间的情绪所折服，那种政治严寒之中的个人世界，对我来说，既熟悉又陌生。似乎没有一个中国作家充分又富有节制地表现过这样的中国——他们都普遍显得太喧闹了。考虑到他30多岁后才开始用英文写作，这成就更显惊人。我也记得他说起《等待》的书稿，他修改了40遍。对于那年的香港书展，除去一贯的炎热气氛，我也模糊地意识到一种新时代情绪的来临，个人在强大的集体情绪面前再度变得脆弱，缺乏价值。
接下来几年，我再没有见到他。但他的作品，长篇小说、故事集仍陆续读到，它们不再让我有初遇《等待》时的惊喜，却保持了一贯水准。对我而言，英文原作总比中文版更有吸引力，不知这缘于语言陌生感的吸引，还是我恰好能在他的英文中找到节奏感。在一段时间里，这节奏感是我的镇静剂，每当我觉得内心烦躁时，常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他的书，读上几段。他的作品像是个诚实、镇定又有些疏离的老朋友，陪你不急不慌地聊上几句。偶尔，这也激起你不恰当的雄心——或许有一天，你也可以这样写。他的英文写作，似乎充满了你熟悉的中国味道，而且没什么生词。
康拉德的英文怎样，纳博科夫的节奏又是如何？哈金常被归入这个行列，他们都来自另一个语言系统，却最终以英文小说闻名，为英语书写增添了新元素。
我们绕湖一周。梭罗时代的孤独感早已消失，情侣们在水中接吻，沙滩上读书的少妇与奔跑的儿童。哈金头戴Red Sox的棒球帽（我忘记问他，是否也是棒球迷），着蓝色竖条衬衫，用一把大伞作为手杖。“余华压根不愿意迈步子，阎连科倒是走满了一圈。”他喜欢带朋友到此地，也是尽地主之谊。自1985年来布兰迪斯大学读书以来，他在美国已经三十年，绝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波士顿。他曾以为拿到博士学位后就回国，做一个英美文学的教授，或许业余还可以做翻译。突然到来的悲剧中断了这一切，他不仅留在美国，还准备进行一场“鲁莽”的试验，不仅移入一个新的社会、自然环境，还要移入它的语言深处。他竟成功了。他常觉得自己身处两种文化的边缘，但此刻，他为两种文化都增添了崭新的内容。
在湖畔，我们的谈话跳跃，他说起村上春树的语言中的音乐感；说起布罗茨基的轻浮，他承认这个俄国流亡者的散文很了不起，却不太看得起他的英文诗歌中刻意的押韵，也觉得他过分轻浮，把与一个希腊女人的床笫之欢也写入文字中（对这个说法，我略显迟疑，为什么不能写？）；还有宇文所安天才的唐诗研究，他自己也正着手一本李白的英文传记，他最初的文学兴趣正是从黑龙江小镇读到的唐诗开始的。
我们也说起了林语堂。哈金不仅属于康拉德、纳博科夫的传统，也属于容闳、林语堂的传统，他们都是中国人中的英文写作者，尤其是后者，曾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风靡一时。如果放在更大的一个范围，还有谭恩美、汤婷婷等，他们都是中国经验的书写者。他们的题材与风格也象征了中国的变化。林语堂描述的是一个深陷民族危机，却有强烈文化魅力的中国，谭恩美等描述的是那些广东移民的神秘的、风俗式的东方经验，而哈金的主要书写都集中于国家意志与个人选择间的紧张关系。
“林语堂能量大。”哈金说起后者浩如烟海的写作，他在中美间的外交作用、他编纂的英汉词典、发明的中文打字机，还有刚刚发现的《红楼梦》的英译稿。在中国，林语堂常被弱化成一个幽默散文作家，或许还不是最好的一类。
“在中国，人们讲究才华；在这里，能量（energy）才是关键。”哈金说起他初来美国时教授的话。比起写出漂亮的句子、段落，那种持续性喷涌的创造力才是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