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人类的科学技术是在不断进步的。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采用常规战斗部作为反导导弹的弹头。随着制导控制精度的提高，战斗部也就可以越做越小，有利于反导导弹的小型化、机动能力和反应速度。当脱靶量小到目标的尺寸时，就可以不用破片杀伤等传统战斗部，改用动能杀伤（hit-to-kill）方式，不需要额外的战斗部，进一步有利于反导导弹的小型化。一言而论，就是美国人做到了“子弹打子弹”。而20世纪90年代初海湾战争时被CNN等媒体神话了的那场“爱国者”大战“飞毛腿”，也可以说是人类第一次反导大战。但作为大气层内拦截导弹，“爱国者”的拦截范围近，因此即使拦截成功，仍可能造成一定的杀伤。
而美国在波兰部署的则是大气层外拦截弹。大气层外拦截弹拦截距离远，控制范围大，可达几百上千公里，一个反导阵地就可以保护一大片目标。若靠前部署甚至可以“御敌（弹）于国门之外”，这对于拦截核弹头是特别有利的。此外，大气层外有利于采用红外导引头，对目标的捕捉、跟踪距离远。而且不受大气中的天气影响，可以说是一种“无毒无公害”的拦截方式。只要对世界局势有点了解的人都知道，这种无毒无公害的反导导弹对付的是俄罗斯。面对自己为数不多的撒手锏——洲际弹道导弹将要失效的恶劣后果，俄罗斯坐不住了。俄罗斯陆军总司令亚历山大·波斯特尼科夫上将在接受“莫斯科回声”电台记者采访时就针锋相对地表示：“美国要在波兰部署‘爱国者’导弹和反导系统，而部署的地点距离俄罗斯边界只有60公里，这对俄罗斯是巨大威胁，为此，我们决定在位于波罗的海岸边的加里宁格勒部署‘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这种新型导弹将能在第一时间内作出反应，保卫俄罗斯的利益。”
美国人的这一举动绝对可以被写入教科书了。什么叫一箭三雕，这就是一箭三雕。第一只被射下的雕是波兰，以后，它将以美国代理人和新欧洲首脑的身份出现在世界上。它已经牢牢地被绑在美国的战车上了。没有美国，波兰又怎么能实现自己的梦想呢？第二只雕是俄罗斯，它的打狗棒——洲际弹道导弹现在有落在自己脑袋上的可能了，战略空间被进一步蚕食；即使这事最后成不了，这些基地也是美国的一个棋子，美国也会拿着这些基地，作为和俄罗斯进行交易、在其他某个方面逼迫俄罗斯让步的一个理由。而第三只雕则是法德等老欧洲国家。他们为了振兴欧洲而与俄罗斯实施的战略合作被波兰人横插一杠子。
而波兰，则在美国的帮助下，一步步向自己的目标迈进——与拥有核武器和常任理事国地位的法国及欧洲经济发动机德国一字并肩，在欧盟中形成巴黎—柏林—华沙轴心。
而这一切的背后，还是美国。
而要是美国不玩了呢？那……那就没人知道了。
——波兰人似乎又回到了他们祖先的老路上。
自人类文明发端至今，不过5 000余年，在这5 000余年时间里，人类的社会结构由游牧转变至农耕，又由农耕转变至工商业。每次转变，便是生产力的一次大飞跃。而正是生产力的飞跃，才能使在军事上对游牧民族骑兵并不占优势的中原王朝能够开关远征、封狼居胥，才能使英国以区区数千兵马横行于神州大地。
英国是岛国，全国上下崇尚商业，并由商业而衍生出现代金融，其国家重大战略，财政支持，也由原来的单纯依赖税收，扩展至以债券筹款。因此，其资金来源，从空间看扩展至全国、乃至全欧洲英格兰银行所到之处；从时间上看，可以来自目前收入（当年税收），亦可凭借债券的形式，获得来自未来的现金流支持。
到1688年“光荣革命”后，英国逐渐建立起了完善的公债制度，具体操作，则由日后称为英格兰银行的“英格兰银行董事公司”负责，由于英国政府良好地保证了公债的信誉，从而逐渐养肥了一头奶牛，而这头奶牛的奶，一挤就是300年，支持了英国其间的所有重大战略。
公债制度的力量是无穷的。英国，则依托公债制度，建立了一个完美的正反馈循环：发行公债→透支未来现金流→为当前重大战略目标服务→获得重大战略利益→割取部分收益回馈公债→公债信用上升→发行新公债。
因此，在世界霸权争夺战中，英国人总聚集起大批财富，来为自己支付军费，招揽盟友。可以说，这就是英国“日不落”的真正原因。
于是，持重商主义的国家，在新的时代，把握住了历史发展的脉搏。
而生活在欧洲大陆上以农耕为本的国家，则就有些陷入积重难返的困境了。以欧陆第一大国法国为例，法国始终未能建立起成熟的公债制度，原因很简单，无限膨胀的王权肆意践踏公民权，对治下人民丝毫不讲信用，随意赖账，这样就完全摧毁了法国公债的基础。虽说论财源本身并不逊于英国，但在关键时刻总不能聚集起足够的财富。因此，在战火连绵的时代，法国只有一个筹款手段：税收，竭泽而渔的税收。而走兽无论如何努力，又怎能与飞禽相比，这是质的差别而非量的差别。因此，在争霸战争中，法国打光了国库，留下了一个无法收拾的烂摊子，财政问题至此糜烂，延至日后，甚至成了法国大革命的肇端。
而对于曾经创造了无比辉煌历史的大陆农耕文明国家来说，噩梦来临了。掌握工商业——这一全新创造财富方式的国家如猛禽一般，攻于九天之上；而以农为本的国家，则甚至不能藏于九地之下。办法只有一个——脱胎换骨，变走兽为飞禽，大力发展工商业。但放弃以农为本的经济体系岂是那么容易的，因此，在内外交困下，法国有了大革命，中国有了3 000年未有之大变局，而民族性格和文化传统很类似于法国的波兰，早在这场变革还未深刻影响到它之前便被亡国了。
因此，波兰除了要脱胎换骨，改变社会生产模式，还要救亡图存，这一任务之艰难，真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幸的是，波兰人的企图失败了。可以说，从被瓜分这一天起，波兰的社会结构在开始呈现凝固状态。而为了救亡图存，唯一可以公开说波兰语的地方——教会的地位倒是越来越高。从1795年被第三次瓜分到1918年复国的123年，正是寰宇剧变的123年。而当1918年，波兰高调复国的那一天，波兰的衮衮诸公虽说在衣着上与同时代的人毫无差别。但在内心上，还停留在18世纪那个贵族当政的年代。而他们的首脑，贵族出身的毕苏斯基元帅，又多么像科希秋什科。可江山代有才人出，18世纪的英雄来应付20世纪的情况，也只能望洋兴叹。我们对比一下18世纪的波兰议会和20世纪20年代的波兰议会，两者之间除了服饰不同，还有什么区别？也无怪乎波兰流亡政府的成员们被英国首相丘吉尔、这位打败路易十四的马尔博洛公爵后裔讥讽为一群生活在18世纪、妄图恢复中世纪社会秩序的梦呓之人了。
20世纪的波兰仅仅是一个欧洲中等国家，虽说比不少小国强大，但与真正的大国相比，却是天壤之别。
从地缘的角度来看，波兰民族定居和立国的东欧大平原的西部地带，在历史上是斯拉夫人与德意志人长期种族斗争的中心，也是东正教和天主教（后来还有新教）反复争夺的地带。而现在，则是北约与俄罗斯斗争的要冲，从来都是世界的热点地区。波兰人是西斯拉夫人的一支，却皈依了天主教而非东正教，使用拉丁字母而非斯拉夫（西里尔）字母，在政治文化上深受法国的影响。这样的双重属性，最适宜充当欧陆两大集团的桥梁和缓冲国，而最不宜幻想在两大集团之间独树一帜。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波兰的经济完全依附于欧盟。每年都要从欧盟处得到大量的补贴。
波兰在21世纪初繁荣背后的主要推手是西欧资本，一旦失去了西欧的大量援助，波兰的繁荣也将成为井中花、水中月。在东欧剧变和之后的“休克疗法”中，波兰政府将大部分国有资产以相当于这些资产实际价值的10%的价格卖给了外国人，结果使国家在私有化过程中损失了90%的国有资产。工业部门、银行部门的资产的70%～80%都成为外国人的囊中之物。一个国家工商业赖以生存的基础——民族资本已经被外国财团吃得连骨头都不剩。就连当年团结工会起家的“圣地”——格但斯克造船厂，都在“休克疗法”大潮中因为缺乏市场竞争力，管理不善，被贱卖给了在加勒比海登记的来历不明的公司。而在军事上，面对各大国，波兰一向无优势可言。
波兰不适宜以变革后的意识形态来决定外交政策，而应该利用历史、文化与地理纽带继续与这个集团的其他前成员国保持良好关系。
当波兰强大的时候，确实，这是一个任何邻居都无法小觑的国家。但是当这个国家风光不在、受到周边强大邻居欺凌的时候，他们一方面始终怀抱着国家强大复兴的梦想，但是另一方面，却始终将这种希望寄托在远方的强大盟友身上（如法国、美国）——对盟友信赖到了既丝毫不考虑这些盟友出于自身的利益有可能向自己的“恶邻”出卖自己，更没有考虑到这些“恶邻”完全可能强大到自己的盟友也无法招架——结果我们就一次次地看到波兰成为俄德两大强国蹂躏和英法等盟友出卖的对象，最典型的就是“静坐战”。
不仅如此，波兰人的决策也让人极端不解——他们作决策时，依据的是激情和悲情，而不是利益。这种激情包括自己的宗教热情，以及自己作为“大国”的使命感（比如杨·索别斯基），但是更多的是对自己依赖的对象的愚忠（还记得一个元帅换一条命的约泽夫·波尼亚托夫斯基吧）。
波兰从不缺人才，从我们耳熟能详的哥白尼、居里夫人、肖邦，到现代石油工业的开拓者武卡谢维奇，还有学术水平一直稳居世界一流的波兰数学学派。他们都不仅仅是波兰的精英，亦是人类的群星。但在群体上，他们似乎更注重自己的历史——既包括光辉的那一面，也有悲情的那一面。波兰历史的辉煌和悲剧造就了他们的民族性格，然后他们的性格又造就了他们新的历史悲剧。也许，人类总有一天终将走向大同，正如贝多芬在他的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里所唱的那样：
欢乐女神
圣洁美丽
灿烂光芒照大地
我们心中充满热情
来到你的圣殿里
你的力量能使人们消除一切分歧
在你光辉照耀下面人们团结成兄弟
你的力量能使人们消除一切分歧
在你光辉照耀下面人们团结成兄弟
——真诚地祝愿，在这一天到来之前，波兰能重新站起来，在与各国的团结和友谊中迎接自己灿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