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哈依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布尔加科夫（1891—1940）俄罗斯著名作家，由于他别具一格的创作风格和巨大的文学成就，已被众多的批评家划入经典作家之列。创作于一九二九至一九四〇年而于一九六六至一九六七年才得以发表的长篇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被认为是他的巅峰之作。三部中篇小说《魔障》、《不祥之蛋》和《狗心》可以看作为《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奠基之作。属于这类题材和风格的作品尚有取材于国内战争的《红色冠冕》（1922）、《二日之夜》（1922）、《袭击》（1923）、《我杀过人》（1926）等短篇和取材于作者个人经历的中篇《袖口上的札记》（1922—1924）、《吗啡》（1927）、《德莫里哀先生的一生》（1932—1933，1962年发表）；以及长篇《剧院的故事》（1936—1937，1965年发表）等。
回忆……
许许多多人都在回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也有一次这样的回忆。这件事我记得非常牢，使我终生难忘。又怎么能忘记呢，每天晚上，手风琴般的灰色管道散发出热气，一阵舒适的暖流充满全屋时，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起我那张写过绝妙的申请报告的黄纸和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92]的那件半旧的敞领短上衣。
我怎能忘记呢？每天晚上，五十瓦的灯光撒满全屋，我能在绿色灯罩的灯影下写作和阅读，室内暖暖和和的，不必担心外面是零下十八度的严寒，还刮着风。
现在，我一抬起头，就会看到头顶上有天花板，这时，能想像我会忘记这件事吗？诚然，这是一个极难看的天花板，它很低，熏得很黑，还有裂缝。但不管怎么说，它总是一个天花板，而不是普列契斯琴林荫道上布满繁星的蓝色天空，科学的精确资料表明，那儿不仅仅是十八度，甚至是二百七十一度，而且还是零下。只用比这个数字少得多的温度，就足以结束我的文学写作生涯了。现在我这里虽然头顶上有蜘蛛网的黑色垂丝，但却是零上十二度，而且有灯光，有书籍，还有住房卡。这就是说，我将与整栋房子同在，只要不发生火灾——那么我就会活着。
但还是让我从头讲起吧。
那是一九二一年的年底。我来到了莫斯科。这次迁移本身并没给我带来什么困难，因为我的行装非常简便。我全部财产都放在一个小手提箱内。此外，我还穿着一件羊皮短大衣。我不想描述它，这是为了不引起读者的厌恶感，因为我直到如今，只要一想起这件蓬乱的破烂货，心中就感到厌恶、难受。
只讲一件事儿就够了：我头一次走在特维尔大街，就六次听到身后有人小声感叹地说：“这件短大衣可真够劲儿！”
我在莫斯科走了两天，您瞧，还真找到了工作。虽然这工作并不是什么特别了不起的，然而，也不比别的差：它和别处一样发粮食，也同样在十二月才发八月份的工资。就这样我开始工作了。
可就在这时，我面前出现了一个赤裸裸而极其岂有此理的问题……住房问题。人要住房，没有房子住，人就无法生活。我的羊皮短大衣给我起过大衣、被子、台布和床铺的作用，但它代替不了房子，小手提箱也一样。小手提箱太小了。此外，它也不能供暖。再说，我觉得作为一个公职人员住在手提箱里也不够体面吧。
我来到房管部门，而且站了六个小时的队。我跟在和我同命运的人们的后面，到六点钟过了，才走进办公室。他们对我说，过两个月我能分到房子。
两个月大约有六十个夜晚，我极为感兴趣的问题是，我在哪儿度过这些夜晚呢？不过，这其中的五天可以除外，因为我在莫斯科有五家熟人：两次我睡在穿堂屋的沙发上；另两次我睡在一排椅子上；一次是睡在煤气灶的平板上。第六个晚上，我就到普列契斯琴林荫道上过夜。这条林荫道在十一月份是很美的，然而，在这样的季节里，这里顶多只能睡一夜。不论是哪位想试试的话，都会确认这一点。清晨，教堂宏大圆顶上的天空刚刚发白，我就拎起蒙满白霜的小手提箱，向勃良斯克火车站走去。在林荫道上过夜之后，我唯一的想法就是离开莫斯科。我毫不遗憾地将麻袋里发红的粮食和要等明年二月份才发给我的十一月份的工资都放弃。我恨莫斯科的教堂圆顶、屋顶、窗子和人们，于是我向勃良斯克火车站走去。
这时发生了一件只能称为奇怪的事。就在勃良斯克火车站旁我遇到了我的一个好朋友，我还以为他已经死了呢。
然而，他不仅没有死，而且还住在莫斯科，并且还有自己单独的一间房，噢，我最好的朋友啊！过了一小时，我已在他的房间里。
他说：
“你住下吧！但你是登记不上户口的。”
夜里我住下了，白天我到房管部门请求将我的户口登记在朋友的住址上。
房管委员会主席是个胖子，一身茶炊色，戴着一顶羊羔皮帽，衣领也是羊羔皮的，双肘向两边大大地摊开，坐在那里，用他那青铜色的双眼看着我的短皮大衣上的破洞。戴着羊羔皮帽的房管委员会的委员们都围坐在他们头儿的左右。
我说：“请给我登记一下吧！因为房主人完全不反对我住在他的房里。我这个人很安静，不会打扰任何人，不会酗酒和吵闹……”
主席回答道：“不行，我不给您登记，您不应住在这幢房子里。”
“那我住哪儿呢？”我问道，“住哪儿？我不能住在林荫道上呀。”
“这我管不着。”主席回答说。
主席的同事们用铁一般的嗓子喊道：“您快点蹿出去，就像香槟酒的瓶塞儿一样！”
“我不是瓶塞儿……我不是瓶塞儿，”我绝望地嘟哝着说，“我往哪儿蹿呢？我可是人啊！”我绝望透了。
就这样过了五天，第六天来了一个手里拿着煤油瓶的跛子，他宣称：如果明天我不自己走，民警就把我带走。
这时我气得发疯。
夜里，我点燃一支粗大的、带金丝卷的、结婚时用的大蜡烛。断电已经一周了，我的朋友也以蜡烛照明，就是在这些烛光下他的婶娘将自己的心和手交给了他的叔父[93]。蜡烛流下的油像哭泣的泪水，我铺开一大张干净纸，在上面写了起来，开头是这样写的：呈人民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我将一切的一切都写在了这张纸上——我写了如何参加工作；又如何跑房管部门；又是如何在基督教堂上空看到二百七十度下的繁星；还有他们如何对我喊叫：
“您快点蹿出去，就像香槟酒瓶塞儿一样。”
漆黑的、冒着煤烟味的寒夜（暖气也坏了），我在破沙发上睡着了，并梦见了列宁。他坐在灯光照明下的办公桌后面的圈椅里，注视着我。而我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穿着我那件短大衣，讲述着林荫道上空的繁星、婚礼蜡烛和那个主席。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不是瓶塞子，不是的，不是香槟酒瓶塞子。”
我委屈得眼泪夺眶而出。
“啊，这样……这样……这样……”列宁回答道。
然后他挂了个电话。
“发给他与朋友一起住的共同住房证。让他能永远在这间房子里，写那些关于星星的诗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把那个戴羊羔皮帽子的坏家伙给我叫来。我让他知道什么是共同住房证。”
那个主席被带来了，胖主席哭哭啼啼、嘟嘟哝哝地说：
“我再不敢了……”
早晨在工作单位里，看到昨夜在蜡烛光下写的那张纸时，大家都哈哈大笑。
“您见不到他的，亲爱的。”主任同情地对我说。
“那我就要找到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我绝望地回答说，“我现在一切都无所谓了，反正普列契斯琴林荫道我是再也不去了。”
于是我找到了她。
下午三点，我来到她的办公室，办公桌上摆着一台电话。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穿着一件半旧毛皮敞领短上衣，从办公桌后面走出来，看了一眼我的短皮袄。
“您有什么事？”她仔细地看了看我手中的这张了不起的纸后问道。
“我在世上除了共同住房证以外，什么都不需要。他们想把我赶走。除了人民委员会主席以外，我没有任何人可以指望了。我恳求您将这份申请转交给他。”
我把这页纸交给了她。
她读完我的申请书。
“不行，”她说，“把这样的小事儿呈交人民委员会主席去处理？”
“那我可怎么办呢？”我问道，把帽子也搞掉了。
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拿起我的这页纸，用红墨水在页边写道：
请发给共同住房证。
并签了字：
乌里扬诺娃。
句号。
最重要的一点是我忘了谢谢她。
忘了。
帽子也没戴正，我就走了出来。
竟忘了谢谢。
下午四点钟，我来到吸得满屋是烟味的房管委员会，所有的人都在场。
“怎么搞的？”大家都喊起来，“您还在这里？”
“从这里蹿……”
“像香槟酒瓶塞子一样？”我恶狠狠地问，“像香槟酒瓶塞子一样？对吗？”
我掏出这页纸，把它放在桌上并用手指指着那几个极其珍贵的字。
所有戴羊羔皮帽的都俯向这张纸，一下子他们都瘫了，按墙上挂钟滴答的响声计算，我敢说这种状态继续有多久：
整整三分钟。
然后，这位主席复苏过来了，他朝我翻着无神的眼睛：
“乌里扬……？”他用笨拙的声音问。
在寂静中又响起挂钟的滴答声。
“伊万·伊万内奇，”穿着羊羔皮的主席有气无力地说道：“老兄，给他们签一张共同住房证。”
这位叫伊万·伊万内奇的老兄拿起一个本子，在死一般寂静中用钢笔刷刷作响地填写着住房证。
我现在还在这里住着，还是在那间被烟熏黑了的天花板的房内。我这里的书籍，书桌上灯光环照。一月二十二日[94]，这束灯光发出红色，顿时在我面前出现了梦中所见到的面孔——小山羊胡子和向前凸起的前额，而在这张面孔后面的是悲哀与绝望之中的灰白色的头发，半旧的毛皮敞领短上衣，还有用红色墨水写的字——
乌里扬诺娃。
最重要的是那时我忘了道谢。
这件事可真做得不得体……
谢谢你，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
（娄力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