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鳌论坛主席龙永图强调：“中国的发展有两个基本动力，一个是城镇化，一个是工业化。城镇化的最大挑战是要解决进城农民的就业问题，因此要大力发展制造业。中国的制造业既要劳动力密集型，又要资金密集型。从国际竞争力来看，中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往往最具竞争力，在金融危机中，中国劳动力密集型出口产品下滑很少，这是中国的相对优势，不能丢掉。”
中国制造是宿命。中国必须制造是国家命运所在。
高科技的核心是高效率，最终目的是要将包括人工成本和生产成本降到最低，趋近于零，以换取最高利润。在危机来临时，高端产业首当其冲，而低端制造业总有饭吃。
谁先死，一目了然。
北京产权交易所总裁熊焰指出：“中国经济已经融入世界，进出口占GDP比重高达67%，但中国在产业链的分工位置令人担忧。在产业配置模型的微笑曲线上，中国处于低端的制造加工部位，以低廉的劳动力、不可再生的一次性能源和原材料以及过度投资的环境为代价，生产了全世界大约30%左右的商品，但中国只获得了全球同类商品价值20%的利益，实物产出的份额与价值获得份额严重分离。”
中国不可能不制造，只是目前这种低端制造的结局持续发展下去是可怕的。中国的人口红利差不多快用完了，10年之后低劳动成本优势不复存在。再过30年、5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即使中国想从事低端制造，优势也荡然无存。
重新认识制造业势在必行，但是一味地鼓噪舍弃和谩骂制造业，只能让中国名不副实的高端产业越来越走火入魔，最后落得连里子都没有了。什么都不是，什么都没有。
美国人精于此道，通过让发展中国家急功近利舍远求近，丢掉自己的立国之本，然后一步步掐住这些国家的咽喉。让中国舍弃赖以生存的制造业，并不是美国人的专利。美国人只不过以中国古人为师。
早在2000多年前，齐国的政治家思想家管仲就多次将分化瓦解的战略成功地运用于粮食战争，击垮了一个又一个抽去了脊梁骨的国家。
商人出身的管仲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他在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过程中，多次发动粮食战争，不战而取人之国。
管仲看到邻国鲁国和梁国的老百姓平常织绨，就让齐国老百姓全部穿绨料衣服，一时绨价大涨，管仲还让人去鲁国和梁国高价收购绨。
鲁、梁两国获益巨大，于是放弃了农业生产，专门织绨。
管仲见到时机成熟，又改让老百姓穿帛料衣服，并且关闭边境，鲁、梁两国粮食告急，粮价飞涨，只好以极高的价格从齐国购买口粮。
3年之后，鲁、梁不得不乖乖归顺齐国。
《战国策》中还记载，管仲如法炮制，通过狐皮贸易收复了代国——代国盛产狐皮，管仲派人去高价收购，引诱代国放弃农业，只生产狐皮；粮食生产被耽误，国库告急，这时候离枝国发兵来攻，代国不得不投降齐国。
通过贩鹿重创楚国——楚国有生鹿，管仲派人去收购，引诱楚人来齐国贩鹿，楚国人傻乎乎地全国总动员，捉鹿、养鹿，粮食生产被弃置一边；直到楚国人快没粮食的时候，齐国开始闭关，中断贩鹿和粮食贸易，楚国大乱。
历史的教训尤其值得注意。
美国以中国为师，后来者居上，长进更快，更绝。
美国的战略与管仲的战略十分相似，只是美国人计谋更深创新得法，通过现代化的高科技利器，逼发展中国家走投无路，俯首听臣。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为了抑制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避免共产主义在贫穷的国家上台，美国提出了所谓的“绿色革命”。这个战略的核心就是向发展中国家输入先进的农业科学和技术，控制它们的粮食生产，使他们贪图蝇头小利，急功近利，从而一步步掐住这些国家的喉头。
在大幅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的诱惑下，许多发展中国家接受了美国输入的缺乏繁育能力的新型杂交种子。这些单一栽培的杂交种子降低了土壤的肥力，虽然在刚开始一两年高产，但此后逐年大幅减产，迫使农民每年都要购买新种子。
此外，这些昂贵种子需要现代化学肥料、拖拉机和其他农业设备，例如由石油或天然气驱动的水泵，从而为跨国农业公司向发展中国家出售化学产品、石油、农业机械等打开了方便之门。
借助高科技，所谓“绿色革命”却革掉了当地传统农业的命，许多国家如印度、墨西哥被“绿色”和“革命”的谎言欺骗，整体农业生产停滞不前，甚至出现退步，还留下了大量后遗症，例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扩大等等。
胜利者是美国，基因革命的兴起为美国的全球战略铺平了道路。
如果中国丢掉了制造业，转而进入以高科技为核心的高端技术和服务领域，会不会重蹈昔日发展中国家的惨痛覆辙，值得全体国人深思。
这些鹦鹉学舌的学者，似乎与美国昔日的吞并战略同出一辙。他们想害死作为中国脊梁骨的制造业吗？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设计”，是一把双刃剑。
几年前，印着“MadeinChina”的产品席卷全球，那时候，“中国制造”意味着低价、低质和低档。在外国人偏见而嫉妒的眼光中，中国产品登不上大雅之堂，中国只不过是第三世界的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中国不配进入主宰世界命运的“领袖圈子”；中国在忧关国际重大事件的决策中甚至缺乏应有的“话语权”，更谈不上“决策权”了。历史经验证明，西方人总是看走中国，而且是一错再错。
有一本《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的书曾经热销，作者萨拉？邦焦尔尼(SaraBongiorni）在2004年的圣诞节发现，39件圣诞礼物中，“中国制造”有25件。
书中这样描述“中国制造”，在DVD播放机上散发着幽蓝的辉光，“中国”二字在客厅一角的圣诞树上垂下的灯泡和玻璃球上闪闪发亮，“中国”在我脚下的条纹袜子上蹭得我的脚痒痒，“中国”透过红发洋娃娃的刺绣眼睛打量着周围的世界，还不时用中国造的咀嚼玩具逗弄着我家的狗，“中国”从钢琴上摆放的台灯洒下一轮黄色的光晕……
再看下去，就会自问，如果没有中国产品，美国人能否生存下去？
全球化时代，真的已经悄悄进入地球村民的生活了吗？于是萨拉突发奇想，决定从2005年1月1日起，带领全家尝试一年不买中国产品的日子。于是，4岁的儿子不得不拥有标价68美元的“意大利”鞋，厨房的抽屉坏了找不到工具修理；老鼠肆虐，是该选人道的“中国制”的捕鼠器，还是非人道的“美国制”的捕鼠器？一年结束的时候，也就是2006年的元旦，萨拉全家熬不下去了，如释重负地与“中国制造”重修旧好。
萨拉在结尾写道：“我们最终决定，还是跟中国进口产品共存的好，一辈子不用中国产品太不现实，不靠中国产品过日子，太难了，不懈地坚持下去太难了。”
因为“中国制造”，美国和世界才得以享受物美价廉的中低档日用品。
即便是因“中国制造”导致大批美国制造业工人失业的美国政府也不得不承认，因为“中国制造”才使得美国人民在失业率不断上升的情形下，仍能保持较高的生活水平和丰富多样的商品选择。
中国制造利润再薄，也是中国制造业生存的重要手段。如果中国制造业能够永远成为世界的制造基地，并不断与高端项目挂钩起来，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其他国家不做、抵制，于中国更有利。
中国不仅做，而且要做得更好。
几十年前，当“日本制造”大量涌入欧美市场后，那里的企业先是大呼“狼来了”，随后开始平心静气地坐下来，应对这个无法避免的趋势和改变的局面。于是，聪明的欧美企业家放弃那些低端和低技术含量的产品，转为在应用管理、营销服务和新产品研发方面下工夫，始终占据产业链分工的最高端。
《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认为：“日本人并没有抢走美国的饭碗，相反迫使美国创造了新的工作，因为只有放弃了旧有的工作，才能转而寻找新的工作，而新的工作培养员工掌握更多的技能，这样才能应对不断的挑战。”
原商务部长、现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曾告诉我们，当时，中国每卖出8亿件衬衫，才能换回一架A380空中客机。
如果“世界工厂”必然要付出代价，那么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制造业正在巨大的压力下，悄悄地转型。
中国要做的不再是买空客，而是要学会造空客；不再将生产方式和生产力仅仅局限在加工制造，还要培养更多的高精尖人才，使他们活跃于产品设计，原料采购，物流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六个环节中去，最终将中国特有的产业链整合起来。
梁启超曾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诚然，人才的发展必将推动国家的发展，而国家所受到的各方面原因的影响，又必将影响到人才的成长，同样，要实现中国产业链从低端向高端的提升，没有大规模高端技术和管理人才的涌现和积极参与，是没有可能的。
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这也是中国不可错过的前进机会。
中国制造业的再出发，需要的不是居心叵测的讽刺讥笑和抹黑涂鸦，而是全社会的正面关注和倾力支持，并不断注入新的资源和血液。这才是中国制造业的希望之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