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十年代的农村，再差也比30年代的农村好得多，可惜的是，那个时代，在吃的、穿的、用的、玩的方面，都没怎么发展起来；但是这个余钱并没有白白起霉，而是办起了工业。在中央方面，用这个钱办重工业、国防工业，比如两弹一星，比如一汽、二汽、鞍钢等等。人民公社与生产队，也没有闲着，干什么了？就是办工厂，办工业。这些工厂，当时叫做社队企业。现在，所有的专家都承认，改革前毛泽东时代办的社队企业，后来发展成80年代的乡镇企业，到了90年代，改造成各种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制公司。今天，在制造业中的许多大公司都是这么起来的。比如美的集团，创建于1968年。那个时候是“文革”，谁敢弄私营企业？何享健先生率领23人集资5000元开办了一个瓶盖厂，全名叫北滘公社塑料生产组，这样开始他们的创业。当时纯粹是一个社队企业，到了后来，北滘镇逐步退出股份，何享健等人所办订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民营企业。我们看中国现在最有竞争力的民营企业，相当一部分都是由原来的社队企业，再到乡镇企业，再到如今的民营企业。即使那些没有办过社队企业的，与以前的社队企业也往往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主要是在技术、人才、经验方面。
1978年社队企业的销售和劳务总收入431亿元。当年工农业生产总值是5000多亿元，这个数字将近占了10%。当年，社队企业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原煤为20%，砖瓦、灰沙石和中小农具分别为75%至90%。社队工业已成为国营工业的重要补充，它既能生产许多配套的零部件和辅助设备，有的还能生产一些优质精密的产品。
社队企业的真正贡献不在于其产值，而在于培育市场与企业家精神，这才是中国民营经济的根本竞争力所在。以前的中学课本里，曾有一篇课文叫梁生宝买稻种，不知现在的课本里还有没有。那是从柳青的《创业史》里节选的，写梁生宝进城为乡亲们买稻种，怀里揣着的几十元钱那都是乡亲们一分一毛凑起来的。梁生宝珍惜来之不易的这点钱，他舍不得乱花一分钱，宁愿啃白馍，到饭店去喝五分钱的面汤；更舍不得住店，宁愿到车站一类的地方去凑合一夜。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这里存在一个市场，原来大家都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消灭了市场，这话对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适用，对中国不适用，因为中国还有市场。
例如中国在计划经济最高度的时候，中央政府也只控制不到600种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而苏联则高达5500种。如果完全按计划分配，他就不要自己去买东西，而是打报告，等批复。第二，存在一个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是什么？最根本的是创新，自主创新。在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是不讲究企业家精神的。而在中国，其实就有这个企业家精神在。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以及各州的书记领导一般都不懂经济，他们的理论水平可能很高，但不懂经济。但在中国，几乎每个官员都懂经济。有一本书叫《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讲毛主席如何让当年跟着他打仗出生入死的人学习经济，上行而下效，结果弄得中国人全懂经济。十亿人民九亿商，是一件好事。如果十亿人民九亿是哲学家，十亿人民九亿是学者，中国就完了。这个企业家精神，其实在当年的社队企业中就已经培养出来了。
前苏联是计划经济，后来解体后，俄罗斯实行市场经济，各州的州长发现自己根本不会弄经济。企业家呢，也没有从事市场经济的经验。后来西方有学者认为，中国改革之所以成功，俄罗斯的改革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懂经济的人太多，上到省委书记，下到社队企业的厂长。
谁都知道民营企业以及它的前身——乡镇企业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但是学政治、学历史的人必须深刻理解，这不是简单的想学就学的事情。为什么印度、巴西它们不能办企业？你以为它们傻吗？它们根本就学不了，为什么？因为它们不是土地集体所有制。大家有了一点钱，许多人就去赌博了，就好像旧中国江村的农民一样。
前面说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可以使农民有了一点点钱不能干别的，只能去办工业。除此以外，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使办厂、搞基础建设等一切经济建设的成本大大降低。
我们看许多政府招商时，都说提供优惠地租，或者三年内不收取租金。这么好的条件，人家当然愿意来办厂。我们想一想，如果这块地是私人的，我一块，你一块，你愿意不收取租金就让人办厂吗？绝对不干，打死我也不干！我不收租金，我这三年吃什么喝什么，喝西北风啊？因此，土地私有制可以说使得办厂特别困难。但是，如果土地是集体所有，市政府跑到镇政府，把村干部找来一说，很快就可以说通。如果村干部不答应，大不了给村里一些钱，不就成了？这样，政府或者说企业就可以用很低的价格买到了地，这样就省了一大笔钱。
在任何一个国家里，搞土地开发都是相当困难的，中国也不例外。但是应当承认，中国大陆的开发成本要远低于其他国家。中国城市要发展，就向周围的农村去扩。这时征用土地的问题来了。如果是私有土地，你一家一户去谈，有的要价非常之高。而如果是集体的土地，政府跟村民委员会去谈，或者根本就下一个命令，土地就被征收了。如果建一座立交桥需要0.1平方公里的土地，这块地是属于某个村的，政府在紧急的情况下，发个命令，不紧急的话，谈判十天半个月也就成了。但如果这0.1平方公里上有1万户人家住在这儿，政府你想去谈，五年、六年你能够动员大家拆迁下来，算你够狠。
拆迁问题要从大处来看。有的人反对土地集体所有制，因为是集体土地，可能政府给的补偿款不够，或者村干部中饱私囊，村民觉得补偿过低，这些情况都有，有的甚至相当严重。但再怎么严重，在这种制度下，一条路，一个厂，很快就建起来了。集体土地所有制确实容易发生这类问题，但是将土地集体所有制在拆迁时的弊端与它的好处相比较，那个好，那个坏，是一目了然的。
总结一遍，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优点是：第一，维持社会稳定，成为一种社会保障制度；第二，孕育了社队企业和企业家精神，一直发展到今天的民营企业，成为中国最有竞争力的经济力量；第三，降低了开发成本。
今天中国能够以世界上最快的经济发展速度，维持这么多年，很大程度上必须归功于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创立的制度。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政府把农村土地集体化，堪称中国历史的真正转折，也是中国现代化最根本的基础。我们今天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当时的农地集体化。如果几十年或上百年后，中国经济真正完成了现代化，绝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都富裕之后，我们将最要感激的制度，必然是农地集体化。
有一些学者主张，将中国的农村土地私有化。他们说，私有化之后，慢慢就可以发展出大农业；私有化之后，土地就不用每隔几年就重分，农民就会爱惜土地，就不会发生过度利用地力的情况；私有化之后，就不会有村干部的腐败，农民权利得到了更多的保障……等等等等，说起来，简单得就好像，只要农村土地一私有化，就万事大吉了。
我不想否认主张农地私有制者所鼓吹的激励作用，我所强调的是这种激励作用的约束条件。也许有一天，农地私有制不仅仅是经济学家所希望的制度，而且也是多数人们（尤其是农民）所愿意推行的制度，但现在不行，至少要等到中国的工业人口占据绝大多数时它才是可行的。让我们慢慢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吧。
这些学者与理论家，说到小事情时，并不是没有道理，可惜没看到大处。如果大半农民没有地种，干什么？世界上的工业产品如此之多，绝大多数是由1.6亿产业工人生产出来的。这1.6亿产业工人，有8000万在欧洲、日本和美国发达国家；有8000万在中国。即使让这些发达国家的8000万全部转移到中国，也无法满足农民打工的需要。那个时候，贫民窟，骚动、游行，直到起义，全由不得我们。所以说，这些主张，都是书生议论,没有看到大处。今天这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代，但也是问题成堆的时代。学者们不能仅仅停留在书生意气上，要有大眼光，像毛泽东那样的大眼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