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台下群情激愤的村民，陈至生有点错愕，他没想到自己一句路灯亮不亮会引来山崩海啸般的浪潮。
郭书记眼见村民们像被传染了一样，个个控诉自己不公平的遭遇，他明白了作为农民他们谨慎而又从众。多年来他们把内心的感受压抑在内心最深处，他们在村庄里，在村委会都谨言慎行，深怕被人抓到把柄。
而今天全村聚会是个极好的机会，全场只要有一人挑头，其他村民都会跟上附和，表达自己的不满。
郭书记到盖士村来的这大半年里，通过走访调查也知道一些盖士村的故事。
全村最大的矛盾就在于十多年前的卖地分钱，集体和农户四六开，一亩地6万块，集体留2万4，村民得3万6。
有的家庭人多地多的卖十几亩地就有几十万的收入，有的家庭人少地少，或者土地不在征收范围内就少收入和没有收入。
集体留下的四成又以生产小队为单位将这四成的钱按户籍人口，也就是通俗的按户口，每人分3000元，但是有以下几类人是没有的：
一是上大学户口迁走的学生没有。
二是本村姑娘嫁人留在娘家后，生了小孩户口落在盖士村的，只有母亲有钱分，小孩没有钱分。
三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买户籍到盖士村的人没有。
就是因为这个分钱的土政策造成了盖士村社会关系的大割裂。
更致命的是盖士村出了一位大官，郑则平是这位大官的亲戚，自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郑则平一直担任盖士村大队的书记，一干就是三十年，而恰恰近二十年来盖士村的衰落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八十年代的盖士村是南乡县的白菜心，九十年代中后期盖士村迅速衰落，当时郑则平给盖士村报了“小康村”导致二十一世纪初的十几年里无论是扶贫项目、旧村改造、移民搬迁、产业扶贫都无缘于盖士村。
最近十来年周边村子通过国家扶贫政策扶持，通过村村通、危房改造、移民搬迁等村容村貌大大改善，建设美丽乡村使的远乡深山里的农村都有广场，有路灯和下水道，全村路面水泥硬化，基础设施完善。
相反盖士村还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样子，除了农户自己新修的房子外基本没有什么变化。
郭书记把陈至生和柳勋叫到一边，开了个紧急碰头会商量后面的会怎么开？
陈至生和柳勋的意见是赶紧开席吃饭，吃完了就散伙，村里这些人不识大体，没参加这种大型活动，到时做出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来就麻烦。
郭书记提议召开现场的村委会会议，由各位村委委员和队长，村民代表商议表决。
就在老院子大院坝大榆树底下，盖士村委召开了紧急会议，盖法侯作为特邀参会者也在一边旁听。
与会者商讨现在的情况怎么办，是开席吃饭吃完散伙还是继续由村民发表意见。
“让大家伙说吧，把这几十年的委屈都说出来，就像土改时期的诉苦大会一样，群众有苦说不出，积怨会越来越深”
盖法候是这个村子里自解放后第一任大队书记，他的人生可以说是一部历史，老人家经历了历次运动，人生阅历相当丰富。在现在这些干部面前毋庸置疑的是绝对的前辈。
郭书记也支持盖法侯的意见，与其逃避，不如面对，始终是要面对这些问题的，与其充耳不闻，推脱他人，不如去了解，倾听群众的呼声。
其他村干部商量了一下，担心盖士村的事情说起来就没完，更担心别有用心的人乘机起哄，误导群众。
“这个时候就是考验我们基层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时候，我们平时都在讲这两力两率，这正是验证我们村委党组织的能力的时刻。”
郭书记的讲话给大家吃了定心丸，根据安排各生产小队小队长，各生产小队村民代表，各生产小队党员组织各生产小队社员进行分组讨论，然后把村民集中反应的问题统计后上交。
每个生产小队推选出两三名代表上台诉苦，各队要把握好方向，反应问题对事不对人，诉苦诉事不诉人。对大家的苦要从根源上认识，而不是对某一个具体的人进行批判。
诉苦过程和方式要注意方法，不能只说自家苦，要讲大家的苦，具有代表性，普遍性，要从根子上讲为什么苦？
讲话可以大声，可以有情绪在里面，但是不准骂人，不准说脏话，更不准人身攻击。
各队按照部署，十几人分成几个小组，就围在篝火边上商量，这些年来谁家不容易，谁家过的苦，为什么会过的苦？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的苦？
各队把统计结果交到村支书陈至生手上，有的村民认为他的级别太低，要交到郭书记手里才做数，郭书记叫大学生村官小周把材料收到档案袋里，拿回村委会上集体学习讨论。
各队推举的诉苦代表也走上台向群众诉苦。
第一个上台的是商翠萍，他代表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盖士村第一代跑个体运输开货车的家属。
她讲述的是他儿子开车翻越秦岭时翻车掉下悬崖车毁人亡，儿子死了，儿媳妇改嫁，留下一个孙子由两口带大。现在他们老了，活一天算一天，要是哪天起不来了，这孙子才上大一，还有三年大学怎么办？
自从她儿子出事，盖家的堂亲都翻脸不认人，二十多年来没来往，村里也从来没有管过，调解过。
像她这种情况在盖士村有二十几户人家，当年为了赚钱盖士村有不少年轻人跑车拉货翻越秦岭，时常有人翻车掉下悬崖，盖士村那几年是年年挂孝办丧事。
郭书记听完商翠萍的事后，问盖法侯盖家家族的事情，盖法侯说以前盖氏家族可不是这样，解放前时最后两任族长为救全族人连自己的命都搭上了。
解放后大队书记取代了族长，带着村民战天斗地建设农村，那时谁家有难处，整个村子人都会帮忙。这风气变坏也是这三四十年的事情。
同门兄弟之间为争遗产搞的反目成仇，亲兄弟之间为连边连界的事情举刀向相，有钱的笑话没钱的，没钱的眼红有钱的，是“钱”闹腾的。
郭书记又问陈至生村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员怎么不进行调解？
陈至生说调解员只能调解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这些几十年的家族矛盾是无法调解的。
郭书记叫文书把这些事都记下来，一件一件的解决。
第二个上台的是李婆婆，她当场哭诉自己半边土坯房不知被哪个遭瘟的人放火点了，派出所来调查了也就没有下文，村上领导来看了也没有下文。
后来她提出来把土坯房拆掉在原有的宅基地上盖新房，可是村上不批屋基，说是盖士村是县城规划区，以后要拆迁不批居民新增修房。
“要是政策都是一样的，我老婆子也没话说，可是就在我们队上，当老板的孙子清家就修了三间五层的新房。有钱人能修楼房，没钱人不能修平房，如果这碗水端不平，政策是给我老婆子一个人制定的，那我婆子可不服！”
李婆婆代表的是全村50多户土坯房村民，这些村民都是全村低收入家庭，上世纪九十年代没钱修房，等到攒了大半辈子终于攒够钱时，政策又不允许了。
想修不给批屋基，只能去隔壁村买移民搬迁房或者到县城去买商品房。
可是作为土生土长的盖士人却在盖士村没有住处，这到哪里去讲理去？
郭主任询问柳勋村民房屋宅基地得事，既然政策不允许，怎么会有的村民可以修，有的村民不可以修。
“这是咱南乡县得特色，郭书记你在县委不知道下面这些事情，那孙子清是本村一个有钱的包工头老板，和县上领导关系好，路子广，不知道人家请哪个大神出面批的屋基，反正我是没签字同意的。”
柳勋给郭书记解释了原因，郭书记虽然一直在县委工作，但对基层的事情也知道一点。
村民要修房得先找村里批，村里报到镇里，镇里又报到县里。乡间有传言“修三间房得准备四间房的钱”，这多出一间房的钱就是跑手续的钱。
在基层村民看来，吃喝都是小事，送点礼，花点钱也能接受，只要把事给办了，怎么样都好说。
可是像盖士村这样的，有钱的可以修，没钱的不可以修，这种赤裸裸的双标可是从来没听说过。
郭书记问柳勋，周边各村都在搞移民搬迁和旧村改造，怎么盖士村的村民想拆旧换新这样合理的诉求都做不到。
“唉……”柳勋长叹一口气。
“郭书记，咱们县是国家级贫困县，这一年是不是上面给扶贫款？”
“扶贫政策和资金每年都会有的。”郭书记回答。
“咱们盖士村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摘了贫困帽，是全县第一批脱贫的小康村，是小康村自然这些移民搬迁和旧村改造政策都没有了。”
柳勋说出了盖士村的尴尬处境，在国家级特困县里的小康村实际上比贫困村还要落后，还要贫困。
越是落后，越是贫困，越是有不公平，这是铁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