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是30多年前的事了。20世纪60年代，厂里有位老搬运工大名刘海清，当时才只有50来岁，孤身一人，无儿无女，大家都叫他刘大爷。刘大爷中等个子，身体偏瘦，脸上全是皱纹，就像画家罗贯中画的那幅有名的油画——《父亲》一样，岁月留在脸上的纹路像一条条沟壑，呈现蜡黄色。刘大爷的工作就是拉“架架车”。当时那种架架车由两根大木棍组成车架，中间是两个大轮子，约比自行车轮子大一倍，但没有轮胎，是用废汽车轮胎皮包扎在轮子的铁圈上。一条肩带套在肩上，两手把住车把，称为“拉中杠”，有时旁边有一人（常是妇女或小孩）用一根带子助力拉，称为拉“边花”。在50到70年代初，由于汽车缺少，这种架架车是成都运输货物的主力，各种货物、建材、蔬菜，甚至送病人上医院，都是采用这种运输工具。而拉车的人往往是社会最底层的城市贫民，只要身体拉得动，一天下来挣一两元人民币是可以的，大致可以维持一家人的伙食。在那个年代，社会风气、治安尚好，生活无着的人很少去偷盗、抢劫，就去拉架架车度日。由于四川是和平解放的，大量的原国民党军队、政府人员留在成都，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又少有工作安排，也流落到凭力气吃饭的地步。所以当时成都有句话叫“72行，架架车为王”，意思是，我都在拉架架车了，你又能把我怎样？所以，在路上尤其上坡时架架车挡了汽车的路，也没有人去赶他，相反，在上坡或过桥时（成都那时许多桥都是拱形的），有人去帮忙推车，也可挣几分钱。我们当中学生时学雷锋，也常去帮忙推车上坡，后来说拉车的人许多是国民党，又不提倡了。
当时厂里条件很差，运输工具就是两部架架车，原料拉进，产品拉出去都靠人力。我也拉过这种车，要点是装货一定要平衡，因为架架车只有两个轮子，货物靠前了整个重量压在人肩上，往后了，车会翘起来。刘大爷是专职搬运，重体力劳动，月工资可以拿到25元，就算高的了（我只有17元，加1.5元交通补贴，计18.5元）。当时我们一个主要产品是盐酸，真正的工业盐酸是用氢气和氯气合成的，设备规模很大，小厂是搞不下来的。在大跃进的1958年，成都有个“五一”化工厂，不知何故生产了大量的三氯化磷，卖不出去，堆积在驷马桥一个仓库中，这种化工产品有毒，一遇水便发生反应，产生氯化氢与亚磷酸。工厂利废利旧就把一瓶瓶的这种报废的三氯化磷运回来，用沙浴（即把容器放在沙堆里，加热沙子，热沙再把容器加热，这样加热均匀，也比较安全）加热，滴入水产生氯化氢气体，把气体导入水中，便形成工业盐酸。这种工业盐酸虽浓度不高，但用途很广，不愁销路。刘大爷的工作就是人工运这危险品。除此之外，我们还用红油墨生产红油漆，用各种溶剂生产香蕉水，以适应“文化大革命”到处刷红色油漆标语的需求。常常是有用户要买油漆了，就叫刘大爷赶紧送去，不管刮风下雨，他都没有怨言，在我的脑海中，还深深的留着一幅画面，就是他头戴斗笠，披着一件棕麻编的蓑衣，在雨中奋力拉车的样子。
终于，有一天出事了，他拉的三氯化磷瓶子在路上碰撞破了，遇到空气中的湿气，产生大量盐酸气体，弥漫在空中，架架车又只有两个轮子，不能平放，他如果一丢车把，其他瓶子一打破，整个车的毒液出来，不知出多大的事。他只有硬挺把车扶平，直到有人来帮忙。事后他告诉我们，连尿都被呛出来了。从此，他的身体大不如以前，哮喘病更严重了，不能再拉车。后来厂里也有了部旧汽车运货，便安排他到收发室。那时，我常有夜班要上，有时节假日也要值班，便经常与他摆龙门阵，他倒也健谈，喜欢与人聊天。我才了解到他的经历。
刘大爷原在乡下，也是逃壮丁一人跑到成都，除了一个年轻的身体之外，一无所有。好在有力气，便在一个军阀的公馆里找到一个拉黄包车的差事。那时有钱人家的黄包车夫就像现在的轿车司机，平时无事在门房等着，主人或家属外出就专人侍候拉车，主人管吃管住，每月还有几个大洋的工资。可惜好景不长，他和洗衣服的女佣好上了（不过他不承认，说是主人乱怀疑），受到主人责骂，年轻气盛，一怒之下“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便拂袖而去，自己到黄包车行当职业车夫。从此，开始了他的车夫生涯。黄包车是三四十年代的主要人力交通工具，两个轮子是充气的，又有减震簧片，比架架车、鸡公车（一种四川的木制独轮车，适用于农村的田径小路）舒服得多。一种黄包车是有钱人家专用的，另外一种就是像现在出租车一样满街跑，供市民交通用。据刘大爷讲，拉黄包车关键也是要掌握好平衡，两个车把子可以把拉车人的身体支撑起来，只要路有一点下坡，两只脚大步流星地在地上点一下，车跑得很轻快。刘大爷那时年轻力壮，经常有人包他的车跑长途，特别是生意人。当时电报电话不发达，生意人往往会出大价钱赶时间，从成都到绵阳，他可以早发夕至，在江湖上竟跑出名气来，人称“小汽车”。常有人包租他的车跑长途，生意特好。把客人送到后找个旅店先洗个澡，换身衣服，酒足饭饱之后上街逛逛，看到耍把戏的、唱戏的，听高兴了叫几声“好！”丢几个铜板，大款一般。最后，找个女人是少不了的（这又是他笑着不承认的）。刘大爷无牵无挂，一人吃饱全家都饱了，好不快活！不过，干这一行在当时土匪横行的年代，也很危险，车夫没钱客人可是有钱，尤其是跑长途做生意的商人。他有一个好友一次在简阳遇到土匪，要抢他的客人，这位车夫见势不妙，正好是下坡，趁土匪尚未靠近，叫一声坐好，几大步飞也似的逃下山去，一阵乱枪打来，侥幸无中。客人死里逃生，拿了几十块光洋给他这位朋友，说你不要再拉车了，开个铺子做点小生意算了。几个月过去，这个朋友生意未做成，钱也花得差不多了，又重操旧业，以为无事。一日有一男子租车，行至上坡路车速较慢时拿出手枪，对他后脑说一句“你狗日的还晓得跑！”就是一枪，杀手在众目睽睽之下扬长而去，朋友的后事还是他料理的。
新中国成立前，民间艺人是很被人瞧不起的，也受到黑社会的欺压，四川有位有名的女艺人，与刘大爷还有一段交往。一天，刘大爷看见一个女人被人丢在厕所边上，满身烂疮，奄奄一息，刘大爷于心不忍，将她背了回家，用心治好了她的病，至于他们之间又有什么故事，刘大爷就不肯再说了。50年代他在青羊宫花会还遇见了这位女艺人，此时她已是成都一个知名的文艺界人士了，问她从哪里来，答：“我从苏联莫斯科回来！”应是她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1954年由苏联举办的世界青年联欢节。当然，今非昔比，以后也与刘大爷没有往来了。
在那些值夜班的日子，围着一个小火炉听刘大爷讲他的故事，特别是一些奇人异事，至今还记得。他说起道士作法，用纸剪成一个人形，往墙上一贴，两只纸手一圈，可以放个铁锅上去不掉下来，当时我还不信，违背地球引力的原理，认为他乱吹。前不久看中央台电视节目，记者访问湘西道士，当众表演了这个法术，只不过放上去一个碗，再加上一把铁铲，居然不落，看来世上真有些谜还没解开。
50年代，政府取掉了人力黄包车，刘大爷失了业，仗着一帮朋友帮忙，做了几年菜贩子，不料1960年说他投机倒把，捉去关了几个月，出来后无依无靠，住在一个姓甘的朋友家。以打零工度日，在我们厂工作后，又介绍这位甘大爷到厂里来守夜。80年代初，甘大爷去世，他又与甘大爷的老太婆一起生活，那时也是六七十岁的人了，厂里的婆婆妈妈还闹着要他给喜糖吃，他一脸不好意思，“吃啥子糖哦！”便逃之夭夭。
80年代中，我最后一次见到刘大爷是他来厂里报医药费，握住我的手讲了半天，这时他哮喘已很严重，不久便去世了，但他那张布满皱纹苍老的脸，反映出一个中国普通劳苦大众艰辛的一生，是我不会忘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