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年已满60岁，按中国的旧式说法，已是“花甲老人”，回顾今生的这一甲子，不胜唏嘘。我们这一辈人中经历了太多的曲折与磨难，在前30年中，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环境，是现在许多年轻人不了解，也是想都想不到的，每当我看到现在的年轻人有那么多的学习与事业发展机会，有那么多的生活乐趣，可以充分体现自我，由衷地感到生活在当今的中国年轻人是100多年来中国最幸福的年轻人。他们现在肯定还是会有许多忧虑，学习、工作、婚姻、购房……但有一样他们是不用担心的，那就是——吃饱肚子。
1959年，我小学毕业，考入了当时的成都第21初级中学，21中位于成电的校门口附近，所以同学大都是成电的教职员工子弟以及东郊企业的子弟。由于从小就生活在大学的围墙里，无忧无虑，不知天下还有疾苦，更不懂世事艰难，但随着我进入初中，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现在要回顾一下那段历史，50年代自朝鲜战争结束，中国正处于一片欣欣向荣的建设高潮，社会安定，物价稳定，每个人都对国家前途充满信心，当时的口号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年轻人都向往考大学，学习工科以建设祖国。1958年，疯狂的运动开始了，那就是——大跃进。当时的国家领导人认为靠行政命令、群众运动就能在短期内极大地提高生产力，提出了要超英（国）赶美（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所有生产资料像土地、牲畜、家具统统归公，农民各家各户都不开伙，集中到公社食堂吃饭，而且不收费，敞开肚皮吃。记得当时学校考试，有一道题是“人民公社有什么好处？”答案之一就有“吃饭不要钱”。庄稼也不种了，去“大炼钢铁”，为什么呢？因为要超英赶美，钢产量那年要达到1800万吨，钢铁厂生产不出，就号召全民炼钢，于是城乡到处建起奇奇怪怪的火炉，把各种铁器砸烂，用木柴与煤企图炼出钢来，炼钢是要用焦炭的，否则温度达不到，怎么能炼出钢呢？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没有人能说真话，否则就是政治立场问题。记得当时大学生挨家挨户，砸每家的烧饭炉子，取出铁质炉桥（当时没有煤气，各家都烧柴做饭）去炼“钢”，我母亲说，你砸了炉子，我们怎么做饭呢？好在学生们手下留情。可怜的是无数青山、千年古木，顷刻间被砍去炼“钢”，结果是炼出一堆堆无用的铁渣。除了大炼钢铁运动，各地的浮夸风开始盛行，当时有句口号叫“放卫星”（苏联在1957年发射成功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给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鼓舞很大），在城市各企业在“打擂台”（即自报完成产值任务的会议）会上，你报完成工业产值100万，我就报200万，他就报500万，上千万，上亿，就像现在的拍卖会，如果按兵不动不乱报，就是保守、右倾、不相信群众，而农村，原本只产几百斤稻谷的农田，变成了上万斤、10万斤甚至20万斤的亩产量，看谁的卫星放得高，《人民日报》上有张照片，成熟了的稻子，可以托起一个小孩！
而在这种疯狂与愚昧的气氛中，居然还有著名的科学家为了跟上形势，还从什么光合作用、水分含量、土地成分等要素计算亩产万斤是可行的！既然亩产上万斤，公粮上交也就要成倍翻，大炼钢铁及全面铺开的各种浩大基本建设抽走了青壮劳动力，成熟的庄稼烂在地里无法收割，加上公共食堂敞开肚皮吃，农村那点积累哪里经得这么吃！粮食吃完了就吃种粮。到了1959年，全国（大陆地区）性的饥荒爆发了，从乡村到城市，食品的匮乏到了空前的程度，城市每人每月定量只有21斤大米，2两猪肉，所有的副食品都要凭票供应，由于票证太多，只有用编号，某号购香烟一包，某号购花椒一两。城市里有点保障凭票供应最基本的粮食，可怜农村在敞开肚皮吃了几天饱饭后，便陷入绝境。
我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于1959年进入成都第21中，开始我的初中生活。刚进入初中没几个月，我家里又发生了变动，原属高教部管辖的成电在那年被划为由国防科委管理，也就是主要为国防工业服务，我父亲是无线电系（后改为2系）的系主任，家里有众多海外关系。原重用我父亲的院领导又被打成右倾分子，受重用的知识分子一下变成被怀疑的对象，自然不再适于在成电任教。最初通知我父亲调到东北齐齐哈尔一个机电学院，我父亲当时已50多岁又是南方人，到冬季可达零下几十度的地方工作，怎么吃得消，经反映后，上面决定调是一定要调走的，但可换个地方，调到四川德阳第二重型机床厂附属的一个中技校，当时打了个“机电学院”的牌子（也是大跃进的产物）。我父母离开成都，我怎么办？父母考虑到那时德阳的中学教育质量不如成都，决定把我留在成都，继续在21中学习。这就意味着我将离开家庭的呵护，在学校做寄宿生，当年我12岁。父母在离开成都的前一天下午，专门到学校我的寝室看看我睡的高低铺，摸摸我睡的床垫（草垫上铺一床薄棉絮），又找到我的班主任张老师（一名复员军人，人很正派）再三拜托。时隔近半个世纪，父母对我的那份关爱之情，历历在目。
在饥荒年代住校，首当其冲的就是吃不饱，其他同学都有家、有父母照顾，无论如何总要好一点，记得当时每人每月定量为21斤大米，每天为二三三，即早上二两，中午和晚上各三两米饭。现代青年要控制体重，减肥，认为应该够了呀！要知道那时每人每月仅二两猪肉，二两菜油，分摊到30天，每天没有什么油花花，长期下来，总是处于饥饿状态，就算某天能猛胀一顿（例如假期回家吃菜稀饭），也只是“胀”的感觉，而没有“饱”的感觉。处于发育期的我更是觉得哪一天有饭能吃饱，那才是天下最大的幸福。当时在学校食堂，是用一搪瓷盆蒸饭，分量够不够，学生也无从知晓，反正饭是软中带稀。蒸好后炊事员用一个竹子做的格子，把饭按成扇形的8份，搭伙的同学8人围成一桌，都是一群小饿鬼，都希望自己那份最大。用钢笔在饭桌上飞转一下，停下来笔头指向谁就成了第一个切饭的人。可以选看上去最大的那份。不但如此，在用竹刀切饭团时把竹刀往两边略带倾斜，这样得到的分量会更大些。第一位切完后，依次类推，可怜的就是最后那个人，他的饭团不但从上看面积最小，而且两边都遭到切割，像一块三角形倒立的西瓜瓣，在盆中几乎都立不稳了。所以，下课铃声一响，我要以最快的速度冲出教室，直奔食堂，避免当最后那名倒霉鬼。为此，还受到不少同学嘲笑！真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在终日饥肠辘辘的情况下，为了吃什么花样都有。现在想起来都是笑话，当时，不知哪位科学家发明，说是小球藻蛋白质有多少，营养怎么高，可以食用，什么叫小球藻？就是找一个大玻瓶，撒泡尿进去，加上水，在太阳下晒几天，就会有一绿色藻类长出来，把它过滤出来，就是小球藻了，无奈分量太少，像一些绿色粉末，怎么充饥？又提倡什么瓜菜代粮食，甚至用树叶代粮，还开现场会交流。市教育局来了一帮人，学习吃什么呢？把嫩桑树叶用面粉裹上，放到油里去炸熟，当然好吃，但本来就是大饥荒，哪里有面粉与油去炸呢？可见什么现场会造假之风是有传统的。记得有一位老师，在某次打牙祭时啃剩了一块骨头，为了物尽其用，在每次蒸饭时（老师是自己拿米交给食堂代蒸饭）都把那块骨头放在饭上，企图把剩余的油脂再蒸出来。问题是那块骨头一次又一次地重复利用，变成了一块毫无油气的钙质，终于有一天炊事员忍无可忍，把那块骨头扔出了厨房。
学校为了改善生活，还自己喂了几条猪，但人都吃不饱，哪有什么残羹剩饭给猪吃！可怜那几条猪瘦得像狗一样，几根肋骨都数得清。学校要我们学生去“打猪草”，即外出给猪割青饲料，猪又不是牛，不吃草，只有去农民地里偷几根萝卜回来交差，常常是交一根萝卜给猪吃，自己吃一根填肚子，还要冒被农民追打的危险。
最麻烦是星期天，学校是不开伙的。我就只有自己用一个罐头盒，加点米进去，找点树枝，自己蒸点饭吃，菜是没有的，用家里带的用少许菜油炒的盐撒在饭里当作下饭菜，弄得与小叫花子一样。除了这些，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子自己洗衣服、缝被子，现在想起我都不知道当时是怎样过的。
那么当时社会上又是什么状况呢？由于户口制度，农民也不能进城，社会治安也还良好（至少在城里是这样），很少听见有抢劫杀人的恶性事情发生，深更半夜在街上行走也没有人来抢包。最多是在街上边走边吃馒头会给饿得发慌的人抢去而已。我有一次生病在宿舍未去上课，突然溜进一个面带菜色的人，抱了一床同学的被子就走，我追出去，吼一声，你干什么！那人也不跑，把被子往我怀里一塞，连说：“你拿去，你拿去。”想来也是一个饿昏了的人。现在连人民币都有制假的，但那时图案简单的粮票及大量副食品票证，还没有听说有制假的。
由于营养不良，不少人得了浮肿病，这种病先是腿部发肿，手在小腿上按一下就会有一个个窝，最后全身浮肿，人就死了，其实治疗很简单，加强营养，吃饱饭就行了，所以药房里有一种叫“康福散”的东西（也不是药）卖，成分就是细米糠、黄豆粉及少许蔗糖，搅成糊糊吃，只不过价格较贵，还要凭医生证明。
那么饭店里卖什么呢？当时所有馆子都为国营，再小的苍蝇馆子也是“区属国营企业”，由区饮食公司管理，卖的是“烩饭”。即一碗用水煮的半稀饭，上面油花可圈可点，要不就是白饭，菜是一点像空心菜之类的青菜，二两一碗，粮票照收。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四川还出了一个使老百姓雪上加霜的事，即一夜之间突然宣布四川省地方粮票作废（当时粮票分为地方与全国两种），使千省万省而节余了一点粮票的百姓欲哭无泪。可见当时缺粮情况之严重。但在这种情况下，对政府的各级领导，知名人士，高级知识分子，还是有一些食物配给，如：国家级领导人每户每天保证了一斤猪肉；部长级每月另有4斤猪肉；行政17级—13级的行政干部每月就只有2斤黄豆、1斤白糖了；一般百姓就只有自己设法，如那时新疆、西安地区情况较好，不少人就跑新疆去寻活路，比如我认识的一位乳业界的老板，家里成分不好，当年就从山东跑去新疆，为吃一口饱饭，从做大饼开始，多年奋斗下来，现在已是资产上亿的大老板了。而西安食品供应较成都好，不少成都人来往于成都西安之间做点小生意，但当时也是违法的，称为“投机倒把”。所以，老成都都知道，说某人“跑西安”，就是“投机倒把”之意。记得从1960年下半年开始，商店里有些糖果点心出售，称为“高级糖”及“高级点心”，所谓高级糖只不过是现在都看不到有卖的最次的硬糖，每斤5元钱，几乎是当时一个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而高级点心就是加了点糖的面饼。不是一般人所买得起的。
初中岁月，除了饥饿回忆之外，也有许多趣事。记得我们的英文老师是个“右派”分子，学校不准我们叫他“老师”，而只能称作“先生”，但叫“先生”有点别扭（1949年以后大陆已没有某先生称呼，都叫同志），学生直称为“teacher”，这位teacher教书认真，我现在英文还能张口“胡说”，还是那时打的底子。另一位老师当过我们班主任，名为高天寿，学生私下取了外号叫“矮地胖”。不过这位“矮地胖”对学生挺好的，现在也不知还在不在（正是由于这个外号，我才记住40多年前这位老师的名字，其他的都不记得了）放学后，其余同学都回家，为数不多的住校生或是打球，或是到附近小河里游泳。晚上睡觉前讲鬼或是带点色的故事（一般是年纪较大点的学生），要不就唱歌。我记得男生一唱歌，隔壁本来叽叽喳喳的女生寝室便安静下来在偷听呢！肚子虽饿，但一帮初中男生调皮捣蛋的事还不少。我还做了个矿石收音机（现在年轻人不知矿石收音机为何物，即用一块晶体矿，卡一个细针在上面，拨动细针至矿石某点，再外架一个天线，配上一个可变电容器，就可以收到电台的广播了，挺有趣的）。
1962年下半年，当时的成都大学（即现在的西南财大）要办理科，设有物理、化学及数学系，上面又把我父亲从德阳调回至成都任该校物理系主任，这样，我父母又回到成都。同年9月，我又考上成都的三大重点中学之一成都九中读高中，加上国民经济全面恢复，粮食及副食品供应大为改善，结束了我的“小饥民”生活。
所以，几十年来，我从不浪费粮食，最不能容忍员工在食堂倒剩饭，甚至在请客应酬时也希望大家吃完饭菜或是打包带走，这些习惯都是来源于那段艰苦的日子。有句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不是“人上人”，也不想做“人上人”，只想平平安安自由自在过一辈子。但吃苦的经历对一个人来说，不一定是坏事，我们改一下这句名言：“吃得苦中苦，方为做事人。”尤其现在年轻人，独生子女多，一生下来没吃过苦头，什么事都得顺着他，以后怎么面对这个竞争的社会！我真是担心。
希望我这个担心是多余的，也希望大家事业有成。更庆幸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走上了富强之路，1959年至1962年的这段经历，永远不会再发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