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91年——昂山素季
国王和王后陛下，王子殿下，阁下们，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卓越的委员们，亲爱的朋友们：
多年以前，有时候看来是多生多世以前，我在牛津同我的儿子亚历山大一起收听广播节目《荒岛唱片》。那是个非常著名的节目（就我所知它现在还在继续广播），邀请各行各业的人们来谈谈，当你身处在荒岛时想携带一件什么东西，是塔罗，除了圣经以外的书，莎士比亚已完成的著作，还是一件奢侈品。当节目结束的时候，亚历山大和我都感到愉快。亚历山大问我是不是可能会上这个节目，我随便回答道：“为什么不会呢？”后来每逢有名人参加这个节目时他就会真心的问我，我觉得会以什么理由而被邀请。我想了一会然后答道：“可能是我会得诺贝尔文学奖吧。”然后我们都笑了。这个前景看起来美好而难以实现。
（我现在记不起为什么我会说这么一个答案，可能是因为我那时候刚读了一本由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写的书，或者是那天的名人正好是个著名作家。）
1989年，当我的亡夫迈克尔·阿里斯在我第一次被软禁中来看我的时候，他告诉我有个朋友约翰·菲尼斯提名我为诺贝尔奖候选人。那时候我也笑了。迈克尔忽然大为惊奇，然后他也明白为什么我会笑了。诺贝尔奖？一个美好的前景，但确实不太可能。那当我真的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是什么感觉呢？这个问题让我想了很多次，这确实是个合适的时机来审视，诺贝尔奖对我意味着什么，和平又意味着什么。
就像我在访谈中多次说过的，我在一天晚上通过收音机得知我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在之前一周我已经通过其他一些广播得知我是几名最有希望获奖的人之一。当我准备这篇演讲时，我努力地试图回忆当我得知获奖之后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想，我不敢确定，大概是像：“哦，他们把奖给我了。”那种感觉并不很真实，因为那段时间我自己都不像是个真实的存在了。
在我被软禁的期间，我常常感觉自己不是真实世界的一部分了。房子就是我的世界，那些同样不自由的人有他们的世界，他们在监狱里可以结成团体，那些自由的人们也有他们的世界；每个世界都像是个独立的星球，因为他们都处在不同的宇宙中。诺贝尔和平奖把我从孤立的世界拉回了和其他人一起的世界，让我重建了真实的感觉。当然这并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花了许多天，许多月，当各方对获奖的反应的新闻通过电波传到我这里时，我才开始理解诺贝尔奖的意义。它让我再次感到真实，把我拉回更广阔的人类社区。更重要的是，诺贝尔奖让全世界都关注缅甸的民主和人权运动，我们不会被忘记。
法国人说，告别就是一点点的死亡。其实遗忘也是一点点的死亡。遗忘削弱了把我们凝聚成人类的纽带。我最近访问泰国时会见了缅甸的移民工人和难民，许多人哭泣道：“不要忘了我们！”他们是说：“不要忘记我们的困苦处境，不要忘记做你能做的来帮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同样属于你的世界。”当诺贝尔奖委员会授予我这项奖项时，他们意识到被压迫和被孤立的缅甸也是世界的一部分，他们意识到人类的同一性。所以接受诺贝尔和平奖，就对我个人来说，增加了我对超出国界的民主与人权的关切。诺贝尔和平奖打开了我心中的一扇门。
缅甸的和平观可被看作是，通过阻止那些妨碍和谐与益处的因素，而获得幸福感的提升。nyein-chan这个词字面上可被翻译为当火被扑灭后的清凉。痛苦与争斗之火在世界熊熊蔓延。在我的祖国，北部的战争仍未停息，西部的群体暴力导致的纵火与谋杀在我出发的前几天仍在发生。新闻中对他人的暴行充满世界各地。饥饿、疾病、被迫离家、失业、贫穷、不公、歧视、成见、愚顽，这些构成了我们每天的生活。哪里都有阴暗的力量在蚕食和平的基石。哪里都能找到对物质与人力资源的轻率浪费，而这些是在世界上保有和谐与快乐所必需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了对年轻人的极大消耗，和对我们星球上的正面力量的残酷损害。那个年代的诗篇对我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当我首次读到那些诗时，我正处在和那些年轻人一样的年龄，但他们却不得不在生命之花刚刚盛开的时候就面临枯萎。一名年轻的在法国外籍军团中战斗的美国人，在他1916年的一次行动之前，像是预见到他的死亡一样写道：“在争夺的障碍前；”“在小山坡的伤疤前；”“在午夜起火的城镇中。”年轻人、爱和生命，一起永远消失在毫无意义地占领行动中，占领那些没有名字也不会被记住的地方。为了什么？快一个世纪过去了，我们仍然在寻找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如果暴力程度低一些，而代以鲁莽与毫无远见地不顾人类社会的未来，我们是否仍然有罪？战争并不是终结和平的唯一场所。不论痛苦是否被忽视，冲突的种子都会因为屈辱、苦难与激怒而被埋下。
在孤独中生活的一个有利方面是，我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我所知与所接受的戒律的含义。作为一个佛教徒，我从小就知道“苦谛”的意义。几乎每天，当我身边的老人们，有时还有不那么老的人们，遭受痛苦或不顺时，他们就会低声吟诵“苦谛，苦谛”。然而，只有当我在被软禁的那些年里，我才真正去研究六种大苦之相。它们是：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恨。我仔细地审视着六种大苦，不是从宗教经文的角度，而是从每日平常的生活中去审视。如果苦是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我们就应该尽量在世俗活动中尽量减轻它们。我仔细思考过关于母子的产前产后护理、关于给予老年人口足够的设施，关于全面的公共卫生服务，关于慈善照料与护理。我尤其升起了对后两种苦的兴趣：爱别离和怨憎恨。我们的佛陀在他自己的生活中经历了什么，使得他要将这两种苦从许多大苦中总结出来呢？我想起了囚犯、难民、移民工人和非法人口交易的受害者，他们被从自己的土地上连根拔起，离开家园，同家人和朋友分离，被迫生活在不总是欢迎他们的陌生人之间。
我们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意识到社会福利与人道援助不仅是理想的，而且是必须的。我很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政治犯的命运受到各地人们的广泛关注，民主与人权已经广泛地，甚至是普遍地被认同为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利。在我被软禁期间，我时常从《世界人权宣言》的序言中获取力量。我最喜爱的几段话是这样的：
……对人权的无视和侮蔑已发展为野蛮暴行，这些暴行玷污了人类的良心，而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的来临，已被宣布为普通人民的最高愿望……为使人类不致迫不得已铤而走险对暴政和压迫进行反叛，有必要使人权受法治的保护……
如果我被问到为什么要为缅甸的人权奋斗，上面两段话就是答案。如果我被问到为什么要为缅甸的民主奋斗，那是因为我相信民主制度是人权的保证。
在过去一年里，已有迹象表明，那些为民主和人权所作出的努力，已经开始在缅甸开花结果。朝民主化方向的一些积极的改变已经出现。如果我说我主张谨慎乐观的态度，不是因为我没有信心，而是我不愿意盲目地鼓励。如果缺乏对未来的信心，缺乏对民主制度和人权基石在我们社会中不仅必要而且可能的信念，我们前进的步伐不可能在被破坏这么多年以后依然经久不衰。我们一些斗士被降职，一些人离开了我们，但是作为核心的奉献精神依然强大而坚定。当我回顾过去的许多年时，我惊讶于在最艰难的处境下还有这样多坚定的奋斗者。他们对我们事业的信念不是源于盲目，而是基于对他们坚忍的力量和对人民志向的极度尊重所作出的清楚评价。
今天我能与你们在一起，是源于近来在我国发生的变化。这些变化能够产生，是因为你们和其他所有热爱自由与公平的人们让全球目光都来关注我们的处境。在我继续谈论我的国家之前，请允许我先谈一谈我们的良心犯。在缅甸仍然有良心犯被关押。比较令人害怕的是，因为最著名的几个人已经得到释放，剩下的不出名的人将会被遗忘。我因为曾是一名良心犯而站在这里。当你们看到我听我演讲的时候，请同样记住这个经常被重提的事实，只有一名良心犯仍嫌太多。在我的国家，那些尚未得到自由的，尚未沐浴公正之光的人远远多于一人。请记住他们，为他们做一切可能的事，使他们尽早获得无条件释放。
缅甸是一个多民族，多信仰的国家，它的未来只能建立在真正的团结精神上。自从我们1948年独立以来，整个国家从未迎来全面的和平。我们没能够建立起信任与理解来消除冲突的根源。在90年代早期停火的时候，人们又升起了希望，直到2010年的几个月中停火又被打破。一个轻率的举动足以打破长期的停火状态。近几个月来政府和少数族裔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我们希望停火协定可以带来由人民意愿所建立的稳定的政局和团结的精神。
我的政党，全国民主联盟和我一起已经准备好在全国和解中扮演任何角色。由总统吴登盛的政府推行的改革措施只有各方势力都表现出睿智的合作时才能持久。这包括军队、少数族裔、各政党、媒体、国内社会组织、商业社团，还有最重要的人民大众。只有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改革才是有效的，国际社会需要扮演重要角色。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双边协定和投资需要互相协调，确保能够促进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均衡和可持续增长。我们国家的潜力是巨大的。它应当培养和发展出一个不仅繁荣，而且更加和谐与民主的社会，使我们的人民能够在和平、安全与自由中生活。
我们这个世界的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一个地方的消极力量比积极力量强大，我们就都处在危险之中。或许有人会问是否所有的消极力量都能够被消除。简单的回答是：“不能！”在人性中就同时存在着积极和消极。然而人类同时也有增强积极力量的能力，将消极力量的影响降到最小。在我们的世界上，绝对的和平是做不到的。但这并不妨我们朝此目标进发。我们双眼盯着这个目标，就像在沙漠中的旅行者一直朝着指路星的方向前进，最终可以获救一样。即使我们无法做到绝对和平，因为它不存在于地球上，但为了和平的努力行为将会把个人与个人，国家与国家团结起来，在信任与友谊的帮助下将我们人类社会建设得更加安全与慈爱。
我用“慈爱”这个词是经过仔细推敲的，应该说仔细推敲了许多年。苦难中的快乐并不多见，我找到的最甜蜜和最宝贵的东西是我所学到的慈爱的价值。我所收到的每份慈爱，不论大小，都使我确信，慈爱在我们的世界上永远不会足够。慈爱是用敏感的心去体察他人的需要，是用温暖的情去响应他人的期望。即使是最轻微的慈爱的触碰也可以卸下心灵的负担。慈爱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挪威在给流离失所的人们提供家园，给那些在自己国家得不到安全与自由的人们提供避难所方面做出了模范式的慈爱。
世界各地都有难民。当我最近探访泰国的美拉难民营时，我遇见了那些为尽可能让被收容者在困苦环境中生活得更加自由而每日奋斗的人们。他们谈到关切的事情时提到“捐助疲劳”，或者也可以被翻译为“同情疲劳”。“捐助疲劳”也就是经费短缺。“同情疲劳”在缺乏关注时表现得并不明显。他们互为因果。我们能够承担对同情疲劳的放纵吗？如果不盲目而是关注他们的遭遇的话，是满足难民生活需求的成本更高呢，还是漠不关心造成的后果成本更高呢？我呼吁世界各地的捐助者们满足这些四处寻觅的难民的需求，这些难民在庇护所的寻觅往往是徒劳的。
在美拉营，我和泰国负责达克省事务的官员进行了有价值的讨论，达克省中还有另外几座难民营。他们是我了解到另外一些和难民营有关的更严重的问题：暴力的丛林式法则，非法使用药物，家庭自酿烈酒，控制疟疾的问题，结核，登革热和霍乱。政府当局关心的问题同难民关心的问题一样符合情理。东道国也应当考虑和应对帮助解决这些与他们职责相关的困难。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创造一个没有被迫迁移，没有无家可归和没有绝望的世界，一个每个角落都是真正的圣堂，每个居民都生活在自由与和平中的世界。每种想法，每一句话，每个动作都增强了积极的力量，对和平产生有益的作用。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做出这样的贡献。让我们携起手来，试着创造一个可以安全地入睡，开心地醒来的世界。
在1991年10月14日，诺贝尔委员会这样为它的陈述做总结：“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昂山素季，向这个女人不屈不挠的努力表示敬意，并向世界各地致力于以和平方式为民主、人权和民族和解而奋斗的人们表达委员会的支持。”当我参与缅甸民主运动时，对我来说，我从未觉得自己会得到什么奖或者什么荣誉。我们为之努力的奖赏，是一个自由，安全和公平的社会，我们的人民能够意识到他们全部的潜能。荣誉在于我们的努力。历史已经给予我们可以为我们所相信的事业而奋斗的机会。当诺贝尔委员会选择给我荣誉时，我自由选择的道路变得不再寂寞。为此我感谢委员会，感谢挪威人民和全世界支持与坚定我的信仰和共同追求和平的人们。感谢你们。
二、1994年——阿拉法特
（1994年12月10日于奥斯陆这是1994年12月10日，阿拉法特于奥斯陆与以色列前总理拉宾、外长佩雷斯一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时的演讲。）
哈拉尔德国王陛下，索尼娅王后陛下，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希杰斯特德教授，女士们，先生们：
神圣的《古兰经》中有这样一句话：“如果他们向往和平，你们也应该向往和平，让我们大家都相信无所不能的真主吧！”
自从信任我的人民把寻找失去家园这一艰巨的任务交给我的那一刻起，我就坚信：那些漂流异乡的人们会像爱惜自己不可分割的肢体一样珍藏着自己家园的钥匙，那些留守在故乡的人们也忍受着各种痛苦和创伤，我坚信他们所做的这些牺牲必将换来返回家园和获得自由的回报。我还坚信，这条充满荆棘的艰难之旅必将通往幸福的家园。
今天，当我们欢聚一堂庆祝和平的一轮新月出现的时候，当我站在这个讲台的时候，我看到了那些永不瞑目的殉难者，他们的容貌已深深刻在了我的脑海中。他们向我询问他们的家园和已经空荡荡的故土。我强忍着泪水对他们说：“你们非常了不起，你们的浴血奋战使我们守住了神圣的家园，使我们在这场为了争取和平的艰苦战争中跨出了第一步。”
今天，我们庆祝我们恢复了创造力，并开始重建一个被战争摧毁的家园，一个可以俯瞰四邻的家园，我们的孩子可以在一起竞相采花、玩耍。我们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的忍耐力和奉献精神以及在国家、历史和人民之间建立起来的永不分割的纽带的伟大力量，让我拥有了民族自豪感和做人的尊严。同时也为我们国家古老的传奇掀开了新的篇章，增添了希望的史诗。
为了他们，为了那些坚韧不屈经历了战火和汗水洗礼的国家的儿女们，我将把这诺贝尔奖赠予那些渴望祖国不受外来侵略和内战的伤害、并对自己的国家拥有自由、安全充满憧憬的孩子们。
主席先生，我完全明白这种最高荣誉的授予并不是由于我和我的同伴——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和以色列外交部长西蒙·佩雷斯所取得的成就，更重要的是激励我们以更快的步伐、更高的觉悟和更坚定的信念继续沿着这条和平之路前进，这样我们就可以将我们选择的和平、勇敢者的和平由口号变为现实，这是我们两国人民对我们的信任，也是全人类道义责任的要求，我们应无愧于此。
以保卫“阿以和平”之路为己任的巴勒斯坦人民同他们的阿拉伯兄弟一样，期望在“土地换和平”的原则上，在遵循国际法和有关规定的基础上，实现广泛、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和平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财富，是我们的利益所在。和平能够使个人自由发展其个性，而不受地域、宗教和种族的限制。和平将恢复阿以关系纯洁的本质。它将是阿拉伯人通过纯粹的人类感情来表达他们对欧洲地区犹太人的悲惨遭遇的深刻理解。同样，也使得犹太人能够对巴勒斯坦人民因多种历史原因所遭受的苦难表示无限的同情。只有受过苦难的人才能真正了解那些正在承受苦难的人。
和平是我们的利益所在：因为只有在公正和平的氛围中，巴勒斯坦人民才能实现其国家独立和恢复主权的正当愿望，才能够在享有同以色列人民睦邻友好、互相尊重、团结合作的同时，发展自己的民族和文化。同样，和平也能够使以色列人民明确中东局势向其阿拉伯邻邦开放经济和文化交流。长年的战争已经使得阿拉伯地区失去了在当今世界中的地位，在现在民主、多元和繁荣的环境里，阿拉伯人民热切盼望本地区的繁荣发展。
正如战争是一场冒险，和平同样也是一种挑战和赌注，如果我们运用各种手段，也没有使和平经受住风暴中的动乱，如果我们没有维护好和平，这种冒险就会升级。因此，在这里我呼吁我的同伴们加快推进和平进程，早日实现裁军，以便选举能够顺利进行，快速进入和平进程的下一阶段。只有这样，和平才能得到维护，并成为稳固的现实。
在“土地换和平”的原则基础上，根据联合国242和338号决议以及其他为实现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益而签署的国际协议，我们开始了和平进程。尽管和平进程还没有实现其全部目标，但是和平进程的第一年和第二年所取得的成果和营造的信任环境却使和平充满了希望，因此我呼吁各方消除顾虑，简化程序。我们必须实现尚未完成的目标，尤其是完成权力的交接，进一步推进以色列西岸和居民区的裁军，最终实现彻底裁军。这将给我们一个重建社会的机会，用我们的文化、知识和技能为创造新世界做出贡献。
因此，我们呼吁和平进程的共同发起人——俄罗斯和美国参与到这一进程中来，消除障碍，大力推进和平进程。我呼吁东道国挪威和埃及继续努力，这种努力已经达成了奥斯陆、华盛顿、开罗等协议，奥斯陆这一光辉的名字同那些支持多边谈判的国家一样伴随着和平进程。
我呼吁全世界所有国家，尤其是那些捐助国，加大捐助力度，使巴勒斯坦人民能够克服社会和经济问题，重新建设基础设施。没有必要的物质条件，和平进程只能是空中楼阁。
我呼吁我的和平同伴从全面的战略角度考虑和平进程。
仅仅靠信任不会取得和平，只有将信任和承认相互合法权利二者相结合才能缔造和平，不承认这些权利，就会产生不公平，就像灰烬掩盖下的火焰，它将会把和平推向可能摧毁它的流沙之处，点燃即将引爆的导火索。
我们认为和平是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战略选择，而不是基于暂时利益得失的权宜之计。和平进程不仅仅是政治进程，它还包括发挥重要作用的民族意识、经济、科学和科技发展在内的一体化进程。此外，文化社会和创新的一体化在巩固和平的进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回顾往昔，我想起了我们所走过的短暂而艰难的和平之路。我们必须鼓起勇气武装自己，在吸取以往深刻教训的基础上，向着公正、广泛的和平，勇敢地走完前面的路。
一旦我们决定了和平共生存，我们就必须将和平置于一个坚实的基础之上，这个基础应该经受得起时间的考验，甚至是几代人的考验。从西岸和加沙地带全面裁军，需要深入考虑居民点的问题，这些居民点割裂了地理与政治的统一，阻碍了西岸各地区和加沙地带之间的自由沟通，是造成紧张局势的焦点，与我们追求的和平进程相违背，破坏了原有的安详。
至于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的精神归宿——耶路撒冷，不仅是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的圣地，也是所有伊斯兰教徒和基督教徒的圣地，所以，让我们把耶路撒冷建成一个协调各种信仰、发扬人类文化和宗教遗产的世界性典范城市。目前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就是使和平机制运转起来，解决一些根深蒂固的问题，也就是释放被关押的巴勒斯坦人的问题。释放这些人很重要，它会使这些人的母亲、妻子和孩子重新绽放笑容。
让我们一起在严冬的寒风中呵护这个新生的幼儿，让我们用这块土地所产的乳汁和蜂蜜来哺育这个孩子吧。因为这是萨利姆、亚伯拉罕、伊斯梅尔和以扎克曾生活的土地，因为这是神圣的土地，这是和平的土地。
最后，我祝贺我的和平伙伴——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拉宾和以色列外交部长西蒙·佩雷斯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同时，我也向主办这次颁奖大会的东道主国家——挪威以及友好热烈的挪威人民表示感谢。女士们，先生们，我相信比起战争和对抗，我们在和平中更能了解自身，就像我相信以色列人民同样会在和平中更能找回自己一样。
赞美全能的真主！
和平降临大地！
祝福全世界人民！
谢谢！
三、2000年——金大中
国王陛下，尊贵的各位殿下，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的各位委员，各位阁下，女士们，先生们：
人权与和平在挪威这片土地上有着神圣的地位。诺贝尔和平奖表达了一个庄严的思想，这个思想鼓舞着全人类为和平而献身。获此荣誉，我万分感激。但是，我也想起了韩国无数的民众和同事，他们自愿为了民主，人权和国家统一的梦想而尽心尽力。所以，我必须说，这个荣誉应该属于他们。
我也想起了全世界许多的国家和朋友，他们在我国实现民主和韩朝和解的进程中给以了慷慨的支持。在这里，我非常真诚的向他们表示感谢。
我知道六月份的第一次韩朝首脑会晤和韩朝和解的启动是授予我诺贝尔和平奖的原因之一。
尊贵的来宾：
我想要和诸位谈谈关于韩朝关系的突破问题，诺贝尔委员会认为这个突破值得获奖。在六月中旬，我去平壤与朝鲜国防委员会主席金正日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会晤。我出发时怀着一颗沉重的心，不知将会发生什么事，但我深信，为了民族和解与朝鲜半岛的和平我必须前往。谁都无法保证这次首脑会晤能够顺利进行。朝鲜战争打了三年，之后朝鲜半岛分裂又长达半个世纪，非军事区那条铁丝网横亘期间，朝鲜人民一直生活在相互不信任与敌意之中。
为了用和平与合作来代替这种危险的对峙，我在1998年2月宣誓就任总统时发表了我的“阳光政策”，并且一直表达与朝鲜和解的意愿：首先，我们永远不会通过共产化来实现统一；第二，我们也不会试图通过吞并朝鲜来实现统一；第三，朝鲜应该寻求和平共处与合作。我相信，等到双方对合二为一感到足够舒服的时候，统一就自然会实现，不管这将会花费多长的时间。起初，朝鲜采取抵制的态度，怀疑“阳光政策”是企图推翻其统治的骗人的阴谋。但是我们真心实意，言行一致，加上世界上对“阳光政策”的广泛支持，其中包括道德领袖诸如挪威的支持，都使朝鲜相信他应以相同的形式回应。就这样，韩朝首脑会晤得以举行。
我原本预期与朝鲜领导热情的谈话会极其艰难，事实证明会谈难度的确很大。然而从促进安全，和解与合作的共同愿望出发，金主席在一些重要问题上和我取得了一致意见。
首先，我们同意必须独立而且和平实现统一，统一不应匆忙实现。目前双方应该一起扩大和平交流与合作，开拓和平共处的局面。
第二，我们已经成功缩小了双方统一方案的分歧，两个方案此前分歧一直很大。朝鲜这次提出了一个“松散的联邦制”，这个提议与我们倡导在统一前阶段建立的“一个民族，两种制度，两个独立政府”的邦联制更为接近。这是分裂了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在实现南北统一的进程中找到了一个契合点。
第三，为了确保朝鲜半岛以及东北亚的稳定，双方同意美国的军事力量在朝鲜半岛应该继续存在。
在过去的五十年里，朝鲜一直把美国从朝鲜半岛撤军作为主要的争论点。我对金主席说：朝鲜半岛处于美国，日本，中国和俄国四大国的包围之中。考虑到它绝无仅有的地缘政治位置，美国军事力量在朝鲜半岛继续存在对确保我们的安全与和平仍有必要，不只对现在而言，甚至在我们统一以后也是如此。以欧洲为例，北大西洋公约建立后，美国军队驻扎在欧洲以威慑苏联和东欧集团。但是现在苏联解体之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美国军队仍在欧洲，因为欧洲的和平与稳定仍需要其存在。
令我感到惊讶的是，金主席的反映非常积极。与朝鲜长期以来的要求相比，这实在是非常大的转变，这对朝鲜半岛及东北亚的和平具有深远的意义。
我们还一致认为，离散家庭的人道主义问题应该立即解决。因此，首脑会晤至今，双方已经采取了措施来减轻他们的痛苦。金主席和我也赞成促进经济合作。因此，双方签署了一个协议来制定四个主要法律框架，以帮助扩大韩朝之间的经济合作，例如投资保护和免收双重关税的协定。同时，我们继续给朝鲜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运送了三十万吨化肥和五十万吨食物。在这次首脑会晤后，双方在体育，文化艺术，旅游方面的交流也启动了。此外，为了缓解紧张局势，建立持久和平，双方国防部长也已会晤，并保证不再发动另一场针对对方的战争。他们也同意在连接韩朝之间被切断的铁路和公路的工作上采取必要的军事合作。
我深信，要使朝鲜半岛实现彻底和平，仅仅改善韩朝关系是不够的。我已积极鼓励金主席同美国日本和其他西方国家建立更好的关系。从平壤归来后，我也极力主张并敦促美国总统克林顿和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同朝鲜改善关系。
十月下旬在汉城举行的第三届亚欧会议上，我建议我的欧洲朋友改善对朝关系。事实上，朝美关系，以及朝鲜和许多国家之间的关系已取得很多进展。我坚信，这些进展对朝鲜半岛的和平将产生决定性影响。
在我为实现民主而奋斗的几十年中，我经常面对这个说法，说什么西方式的民主不适合亚洲，亚洲缺乏民主基础。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在亚洲，早于西方很多年前，对人的尊严的尊重，就已被写进思想体系之中，重视“民众”这个概念的思想传统也根深蒂固。“人民就是上天，人民的意愿就是上天的意愿。尊敬人民就像尊敬上天一样。”这早在三千年前就是中国和朝鲜政治思想的中心信条。五个世纪以后印度佛教也开始宣讲人类的尊严和权利极其重要。
在亚洲也存在一些把人放在首位的统治思想和制度。孔子的弟子孟子曾说过：“帝王是上天的儿子，上天派他以公正的统治来为人民服务。如果他不能做到并且压迫人民，那么人民就有权代表上天去废黜它。”这个思想比约翰·洛克的社会契约论和民权理论要早两千年。
在中国和韩国，基督教降世之前封建制度就已经崩溃，取而代之的是郡县制，通过公务员考试来招募政府官员的做法也已有千年之久。国王和高官们行使权利受到严厉审计制度的监督。总而言之，亚洲思想和制度的传统很丰富，这些都为民主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亚洲以前不具备的就是有代表性的民主组织。西方的天才之处就在于它创建了这种组织，这极大推动了人类历史进程，不愧为非凡成就。
尊重人民的思想早就在亚洲深深扎根，西方的民主制度引进亚洲后也已适应了这片土地，很好地发挥着作用，这种情况在很多国家都存在，例如韩国，日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印度，孟加拉国，尼泊尔和斯里兰卡。在东帝汶，那里的人民不顾野蛮的国民军对他们生命的威胁而去投票站为独立而投票。
各位贵宾：
我相信民主是有实现人类尊严的绝对价值，也是支撑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的唯一道路。没有民主，市场经济不会繁荣。没有市场经济，就无法实现经济的竞争和增长。
一个缺乏民主基础的国民经济是一座建在沙堆上的城堡。因此，作为韩国共和国的总统，我已把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共同发展作为政府的基本任务，并辅之以生产有利的福利制度。为了实现这个任务，在过去两年半的时间里，我们已经积极采取措施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我们也坚定不移地在金融，企业，公共和劳动领域实施大胆改革。次外，促进对生产有利的福利以及集中力量为全体公民（包括低收入阶层）开发其人力资源的工作也有很大的进展。
韩国将继续推进这些改革，我们不只是要完成当前的改革措施，并且要把改革实现二十一世纪一流经济强国这一转变的持续不断的过程。对此，我们希望通过对传统工业与蕴涵无限可能的信息和生物技术结合来实现。
二十一世纪是知识和信息的时代，也是能带来巨大财富的时代。但是二十一世纪也出现一种危险，即国家之间和国家巨大财富增长差距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人权与和平构成严重威胁。在新的世纪，我们必须继续反对那些压制民主，诉诸暴力的力量。我们必须努力奋斗，采取措施来减少信息鸿沟，帮助那些发展中国家和社会遭到边缘化的部分赶上新时代，以应对人权与和平新的挑战。
国王陛下，尊贵的各位殿下，女士们，先生们：
请允许我谈几句关于我个人的经历。我曾五次落入独裁者手中，每次都险些丧命，我在狱中度过六年的时光，四十年的时间里，我要么遭到软禁，要么遭到流放，并且时刻处于监控之下。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持，没有全世界民主同仁的鼓励，我就不可能忍受这种艰辛。这种力量也源自我不变的信仰。
我经历艰辛活了下来，并且要继续活下去，我始终相信，上帝与我同在。我从我的个人经历得出这个信念。1973年8月，在日本流亡期间，当时韩国军政府的情报人员在东京我居住的旅馆房间中绑架了我，这个事件震撼了全世界。这些人把我带到他们停泊在海边的船上。他们将我捆得很结实，蒙住我的眼睛，塞住我的嘴巴。就在他们即将把我扔进大海的一刹那，耶酥清晰的出现在我面前。我紧紧抓住他不放，祈求他来救我。就在此刻，一架飞机从天而降，将我从死神面前解救了出来。
我的另一个信念就是相信历史是公正的。1980年，我被军政府判为死刑。我在监狱待了六个月等待死刑。我经常因为对死亡的恐惧而战栗。但是我总能从正义最终胜利的历史事实中找到镇静。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一直热衷于读史。并且我知道，无论在何时何地，那些将自己奉献给人民和整个人类的正直的人也许不会胜利，甚至可能遭到可怕的下场，但他确是历史的胜利者，会流芳百世。那些靠非正义手段获得胜利的人也许能够称霸一时，但是历史总会认定他是一个可耻的失败者。古往今来，无一例外。
国王陛下，尊贵的各位殿下，女士们，先生们：
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意味着向获奖者委以无尽的责任。我在你们面前谦恭的保证，就像历史上伟大英雄曾经教导我们的那样，像艾尔佛雷德·诺贝尔曾经期望的那样，我将把我的余生献给我国和世界的人权与和平事业。我希望得到你们的鼓励，希望得到那些致力与推进全世界民主与和平的人们的永久支持。
谢谢大家。
四、2002年——吉米·卡特
陛下、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委员、阁下、女士们、先生们：
我怀着很深的谢意接受此奖，我还要感谢我的妻子罗萨琳、卡特中心的同事们，以及其他继续寻求终止全世界范围内的暴力和苦难的许多人。我们中心的工作范围和特点也许是独特的，但在许多其他方面，我们的工作是典型的，许多为人权与和平而奋斗的非政府组织也在做同样的工作。
多数诺贝尔奖得主在安全有保障的情况下进行着我们的工作，但是还有其他的人付出了巨大的个人勇气。我的两位朋友——安瓦·萨达特和伊扎克·拉宾——为中东的和平事业献出了生命，他们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维护和平的危险，在这一方面，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比拟。
像这两位英雄一样，我的首选事业是在军队里做一名潜水艇军官，船友和我都认识到如果战争被强加在我们头上，我们就得准备战斗，我们准备为保卫国家、维护原则而献身，我们总是虔诚地祈祷着我们的准备能保证没有战争。
后来，我当上了总统和三军总司令，并成为冷战高潮时期承担维护全球稳定重任的一员，那时世界上两大超级大国相互对峙。双方都知道一场无法解决的政治争端如有一次严重的误断都会导致一场核毁灭。在华盛顿，在莫斯科，我们知道在我们得知洲际导弹已经向我们发射之后，我们只有不到半个小时的回应时间。我们的军事力量和有创见的外交之间必须有一个恒定的和微妙的平衡，总要寻求与其他大大小小的、与我们进行共同事业的国家建立友谊。
在那个年代，美国和苏联的核武器和常规武器势均力敌，但因为自由和人权的责任，民主最终胜利了，不仅因为我国人民和我们的盟国人民，而且还因为前苏联人民。作为总统，我给予了安德瑞·萨克罗夫公众支持和鼓励，尽管他拒绝了参加这一仪式，但他个人对这些共同理想的承诺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我离开白宫之后，世界改变很大。现在只有一个超级大国了，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都无与伦比。美国未来的军备预算将大于实力紧接着的十五国的总和，全世界许多国家都有美国军队。我国的国民经济总量超过了紧跟着我们的三个国家的总和，在做出涉及贸易、人道主义援助和全球财富分配的决策时，我国的声音常常大于别国的声音，这种支配地位在我们一生中是不可能改变的。
美国强盛的国力和职责并不是空前的，在过去，它们一直是有节制地、谋求福利地被使用着。我们没有假定超级实力能保证超级智慧，我们始终如一地走向国际社会，确保我们自己的实力和影响得到最佳大众判断的调节。
在我国国内，最终决定是通过民主方式做出的，这一方式常常缓和激进的或不明智的提案。我国在重要的宪法原则限制和激励下，两百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追求全民自由、人权和公正的普遍理想。
我们的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曾因促进国际联盟而获此殊荣，他的两个基本概念重大而又深刻：“集体安全”和“自我决定”。现在它们已渗入国际法之中。上世纪下半叶对这些原则的违背已经成为可悲的失败，苏联企图征服阿富汗，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这些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失败。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国务卿科德尔·哈尔因其在创建联合国中所起的作用而获得此奖，他的继任者乔治·马歇尔将军也因为他努力帮助重建欧洲，不排除被战败国意大利和德国而受人瞩目。这就是在国际水平上尊重人权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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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下、殿下、尊敬的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委员、阁下、女士们、先生们：
我站在你们及世界前面，此大奖让我受之有愧，作为200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殊荣又使我振奋！
作为获得此奖的第一个非洲妇女，我是代表非洲和肯尼亚人民的利益，也是代表全世界人民的利益接受它的。我尤其关注妇女和女孩，我希望这会鼓励她们提高自己的声音，并拓展她们的领导空间。我知道这一殊荣也给了我们的男人——老老少少——很深的自豪感。作为母亲，我深知这给年轻人以激励，促进他们追求自己的梦想。
虽然此奖落到我的头上，它也是对全球无数个人和群体工作的肯定。他们为保护环境、促进民主、捍卫人权、保证男女平等默默地工作，常常得不到人们的认可。通过这样，他们播下了和平的种子。我知道今天他们也感到骄傲。对于此奖所代表的所有人，我说使用它来促进你的使命，满足这个世界给予我们的高期待。
这一殊荣也是给我的家人、朋友、合伙人和全世界的支持者的。他们所有的人帮助了我们描绘远景，使得我们的工作持续下去，这些工作通常是在敌对状态下完成的。我也感谢肯尼亚人民——他们坚强地期待着民主能够实现，环境管理得可以持续发展。有了这一支持，我今天才得此殊荣。
我知道全体非洲人民都受到这一消息的鼓舞，我的非洲同胞们，在我们拥抱这一殊荣时，让我们使用它来加强我们对人民的责任，减少冲突和贫穷，并由此而提高生活质量。让我们拥抱民主的管理，保护人权，保护环境。我相信我们将实现这一目标，我一直相信解决我们大多数问题的方案必将制定出来。
今年的和平奖，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将环境这一关键问题及其与民主与和平的联系摆在世界面前。对于他们有远见的行动，我深表感谢！可持续发展、民主与和平是无形的，认识到这一点的时间已经到来了。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挑战了全世界，拓宽对和平的理解：没有公平发展就不会有和平；不在民主与和平的空间里可持续地管理环境，就不可能有发展。转换这一观念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我呼吁领导们，尤其是非洲的，拓宽民主空间，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让公民的创造力和能力尽情发挥出来。
文化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起着中心作用，而实际上，文化可能与非洲的发展失去了联系。文化是动态的，随着岁月而演变，有意识地丢弃倒退的传统，吸收良好的、有用的方面。
非洲人尤其应该重新发现他们文化的积极方面，在接受积极方面的时候，他们会给予自己归宿感、身份和自信。
女士们、先生们：
还需要刺激民众社会，发动基础运动来促进变革。我呼吁政府在建立有责任感的公民的重要团体时，要认识这些社会运动的作用，他们会有利于维持社会平衡。对他们来说，民众社会不仅应该包含他们的权利，还应包含他们的责任。
此外，行业和全球机构必须认识到以任何代价保证经济公正、公平和生态完整性比利润更有价值。
全球极端不公平和现行的消费模式以环境与和平共处为代价持续着，选择是我们的。
我呼吁年轻人投身到实现他们长远梦想的活动之中去。他们有精力和创造力来建设一个可持续的未来。对于年轻人，我说，你们是社区乃至全世界的财富，你们是我们的希望和未来。
六、2009年——奥巴马
早上好。我没有料到今早醒来是这样。在我接到消息后，玛莉娅走进来说：“爸爸，你获诺贝尔奖了，而今天是波（小狗的名字）的生日！”萨莎接着说：“还有，我们就要过三天长周末了。”所以，有孩子帮助保持清醒是好事。
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决定令我既惊讶又深受感动。我要说明：我不认为这是表彰我个人的成就，而是对为实现所有国家人民的愿望发挥美国带头作用的肯定。
坦率地说，我认为自己没有资格跻身于获此殊荣的众多变革者之列——是那些男女志士对和平的勇敢追求激励了我和整个世界。
但我也知道，这个奖反映出这些男女志士及全体美国人民都想建立的那种世界——一个将我国建国纲领的承诺变为现实的世界。我知道，诺贝尔和平奖在历史上从来不是仅用来表彰具体的成就，而是也被作为一种给一系列事业增添动力的手段。因此，我将把接受这个奖视为行动的召唤——一个呼吁所有国家迎接21世纪共同挑战的行动召唤。
这些挑战无法由任何一位领袖或任何一个国家应对。因此，本届政府致力于创建一个交往接触的新时代——一个所有国家必须为我们所向往的世界承担责任的时代。
我们不能容忍一个核武器向更多国家扩散的世界，不能容忍一个核武大屠杀的恐怖危及更多人民的世界。正因为如此，我们已经开始为争取实现没有核武器世界而采取具体步骤，因为，虽然所有国家都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但所有国家也都有责任表明他们的和平意图。
我们不能让气候变化构成的威胁日益增长——埋下冲突与饥荒的祸种，摧毁海岸线，城市萧疏——给我们将传予子孙后代的世界造成永久性破坏。因此，我们所有国家必须承担各自的责任，改变我们使用能源的方式。
我们不能让民族间的差异来界定看待彼此的方式，因此，我们必须在不同信仰、种族和宗教的人民之间谋求一个新开端，一个以互利和互尊为基础的开端。
我们必须竭尽全力解决多少年来导致无数创痛与苦难的冲突，这一努力必须包括坚定不移地致力于最后实现所有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在各自国家平安生活的权利。
我们不能容许一个使更多人被剥夺机会与尊严的世界——这种人人渴望的机会与尊严体现在，能够受教育，能够过像样的生活；享有安全感，不在疾病或暴力恐怖的威胁下无望过活。
即便在努力寻求一个和平解决冲突，共享繁荣的世界的同时，我们也必须面对今天我们眼前的世界。我是一国之最高统帅，而这个国家有责任结束一场战争并在另一战场抗击直接威胁美国人民和盟国的无情的敌人。
我也清楚，我们正在应对导致数百万美国人待业求职的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冲击。这些是我必须为美国人民的利益每天迎战的问题。
我们面临的一些工作不可能在我的任期内完成。有些工作，例如全部销毁核武器，可能在我的有生之年也不会完成。
但我深信，只要我们认识到这些挑战不可能由一个人或一个国家来独自应对，则最终问题会得到解决。这份奖励针对的并非仅是本届政府的努力，而是全世界人民作出的无畏努力。
因此，这份奖励必须由为正义和尊严而奋斗的每一个人分享——其中包括为争取自己的发言权，甘冒遭受毒打和枪击的危险默默上街游行的年轻妇女；包括因拒绝放弃追求民主而被软禁家中的领袖；包括为了地球他方的人而牺牲自己，一次次奔赴战场的士兵；包括那些在世界各地为了和平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安全、自由甚至生命的所有男女人士。这一直是美国的事业，一直是世界对美国瞩以厚望的原因，也是我认为美国将继续走在最前列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