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有关文艺问题的文章，忽然，对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生出一种通俗的理解来。兴之所至，随心驰想，非关经传，故曰臆解。
新时期当文学从神性、鬼性的异化情境中挣脱出来，复归于人学自身的时候，创作主体与其游弋其间的对象世界的隔膜、悖谬不复存在了，从而表现人的情感、需要、尊严、价值真正成了作家自由自觉的活动。这既是文学本性的还原，也是创作主体人道主义精神的显现。新时期初叶，文学所以具有那样撼人心旌的力量，就在于磅礴于其中的人道主义情感。
但是，当新时期十年之际，有人把这种蛰居在人们心底的感受、意念提取出来，用人性、人道主义主潮这样的语言符号加以标明、概括时，由于以往对这些概念繁复阐释造成的迷雾和某种政治训诫所形成的心理定势，一些同志却表现了程度不同的疑惑甚至拒斥。直到现在，人性、人道主义问题在一些同志那里还仍然是个疑窦丛生的课题。
这不能不使人喟叹：人性、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在我国时起时落，迄今已近半个世纪，何以在人们心里总是恍恍惚惚难以扎下根子呢？这除了上述政治历史方面的原因之外，有没有理论思维本身的问题？我们是否把一个原本较简单的问题弄得过于复杂、玄虚了呢？
文学是人类心灵的物化物。人的心灵是有相通之处的。既此，文学上的人性、人道主义可否避开形而上的思辨形态，而从人类的心灵体验来求得一个通俗而切实的理解呢？我想是可以的。我们以往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的阐释以及对它的诘难实在过于偏重于理论思辨，而轻忽了人的感觉经验。重学说而轻良知，重历史比附、概念演绎，而忽视现实感受、生命体验。用独断论来解释具有很强经验性、实践性的问题，难免牛头不对马嘴，造成理论与实际的脱节和人们观念的扭曲。毋宁说这种一面奢谈人性，一面又漠视良知的做法，本身就是违反人性的。实际上，人性与非人性，人道或不人道，这些问题首先不是悬浮于高空中，而是潜藏在每个具有正常理性的人的心中的东西。只要不是为外部原因所囿不得不做出违心的阐释，即使不附加什么“主义”“阶级”“时代”这类修饰词，没有多少理论素养的人也都能判断何谓人性、人道，何谓兽性、霸道。人性就是人性，对人性的检索，只要从人心这份档案里查找就行了。而人性之文学也首先不是哲学层次的问题，主要还是人格美学、伦理学的问题。这样说，可能有理论虚无主义或“抽象”之嫌。但是当一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问题反而被弄得扑朔迷离、莫衷一是的时候，反省以至改变一下我们的思维方法和角度，不也是一种寻求正解的途径吗？
今天，那种从繁琐的语义考辨开始终至于导向非此即彼的定性批判的悲剧或许已不会重演，宽松的气氛有助于理论说明。但我以为，我们对人性、人道主义的宣传，一面自然要依重于先哲的经典，一面还应相信接受主体的良知。在人性、人道主义问题上，由于数千年人类社会的文化积淀，每个个体都不是无知的。在这方面，个体的良知是个恒定的常数，各种学说是个“变量”。许多时候，观念的困惑或扭曲，倒往往是由于“变量”对“常数”的淆乱。李泽厚曾把人性表述为“理性在感性中的内化、凝聚和积淀”是“通过漫长的历史实践而建构的一套区别于自然界又可以作用于它们的超生物族类的主体性”。（见《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这种积淀的理性、主体性为人类所特有，所共有。易言之，人有共通的人性，便有共通的理性。既是共性就不能不是一种抽象，它从无数个体中抽象出来，又具体地显现于个体之中。承认人性的抽象并没有错，错误在于设想脱离具体个体的抽象，甚至以某种历史的、具体的东西冒充抽象的、一般的东西。但我们一些同志却偏在论及一般本性时，强调它的历史性，而这种历史性在许多时候也表现为人为性——随意赋予人性既非一般性也非历史性的涵义。结果是徒有随意性，而无心灵性。即无视人与己的心灵感受，在讨论人性时，把人所相通的人性弄成了莫测高深的异己势力。又如，在讨论现实生活中的人性问题时，一些论者往往无视人性命题的现实性，在同一语境和时代氛围下，做着恍如隔世的遐想和臆断。明明谈的是共时性的问题，却做了历时性的曲解，明明说的是人性、人道主义在此时此地的所指，偏偏要解释为彼时彼地的能指；谈的是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时期的人性、人道主义，却偏偏要比附以往时代西方资产阶级的人性、人道主义。如此种种，自然是谈不拢的。
1989年5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