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在家，除了电视，几乎与所有的媒体绝了缘，在中国召开世界科幻创作会议这么大的事儿就是偶然从电视中知道的。当时实在感到惊讶，因为在我有限的视域里，中国的科幻创作确实平平，无有称奇者。
当然，中国的文艺家并不乏倡导科学文艺的，我记得周作人就是一位，于是随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知堂书话》一看，里面果然有《科学小说》《科学小品》之类的篇什。在新文艺家中，周作人是最关心儿童的，他认为对儿童不能太约束，不能用传统的腐儒之见去灌输，要让孩子自适其性。他主张应该让孩子多读童话，应该多了解自然和科学。
我将《书话》中有关科学文艺的言论翻了翻，反复揣摩了其中的意思，结果发现周作人还是比较保守的。他所提倡的科学文艺其实只属于科普一类，而且，有为孩子着想的地方但不全是为了孩子，我看里面有一半是为了成人，而且这成人还是周作人这些虽接受过近现代文明教育并身在新文艺阵营然而并未完全脱了“士大夫”气的文人。他看科学文艺，大多偏爱自然，如介绍植物的（《花镜》）的，介绍动物（《昆虫记》）的……至于科学，还不太谈得上，技术的倒也有一些，而我们都知道，科学与技术并不是一回事儿。至于科幻，在周作人的时代恐怕还不太普及，即使开明如周作人也不能理解，甚至很排斥，在他看来，科学与幻想是不能沾边的，沾了边，就必有错误与矛盾。对周作人来说，幻想是属于童话的，幻想在童话中是正常的，童话中的幻想对儿童也是无害的，童话告诉孩子森林里有一个小矮人的王国，至于它是真的有还是没有并无关碍。儿童晚上看星星，幻想天上有许多的仙女，这也无碍，有无仙女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孩子有一个能想象美丽与圣境的心。但这些东西一加上科学的外衣就不得了了，科学总要传授孩子以真实可信的知识，不能胡思乱想。他在介绍那多尔法兰西的看法时表明了他对科学小说（还只是科学小说，与现在的多媒体科幻制作的距离远得很）的态度，他不知道孩子们如何阅读科幻小说，他也不知道怎样将科学小说讲给孩子们听，如当作“小说”讲，则孩子们不会信，将来也总会扔掉的；如当作“科学”来讲——周作人以一篇科学小说为例说道——“无奈做成故事，不能完全没有空想，结果还是装在炮弹里放到月亮上去，不再能保存学术的真实了。”
我这里并不是要批评周作人，但我不知道中国文艺家中与周作人有相似观点或者态度或学养构成的人究竟有多少，说得大一点，也就是中国文艺家的知识人格问题。正如不少研究者已经指出的，新文学那阵子的文学家“偏科”的很多，许多大牌作家于科学知识的了解不成系统得可以，周作人的“理科”水平在其中已经算得上“冒尖”的了。中国的文艺家总是重人文而轻科学，从古到今，一贯如此，这是我对中国文艺家们的遗憾之一。所以，从文艺家中走出来的科幻作家几乎找不到，我们现在数得上的几位科幻作家大多是搞自然科学以后“改行”的。因而，周作人不能理解科学与幻想的关系不足为怪，正因为他懂一点科学才将科学看得那么严肃，轻易不能越雷池一步。周作人阐述上面观点是在1924年，其实，早在世纪之初，人们已开始了火箭的研制并开始尝试跨星球的宇宙之旅，不知当时周作人对此了解多少？如果不了解，那苏联50年代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尤其是1961年4月21日上午9时7分苏联宇航员加加林少校驾驶“东方1号”飞上太空他应该是知道的，他当时是怎么想的呢？他会不会修订他早年关于科学小说的看法？可惜知堂未能活到1969年，因为在这一年的7月19日，美国的“阿波罗11号”经过三天的旅行在下午4时17分40秒将阿姆斯特朗等人送上了月球，这恰恰是一个类似在早年周作人看来荒诞不经的“空想”：“装在炮弹里放到月亮上去。”科学确实是严肃的，但科学又绝对离不开幻想，因而，更严肃的表达应当是，没有幻想就没有科学。
科学幻想的制作总是超前的，科幻与科普、科学小品的区别就在于，科幻讲述的是根据科学原理但还没有发生、然而可能发生而且人们希望（如寻找到一个新的生存之所）或不希望发生的故事（如“星球大战”），而后两者则向人们讲述已有的科学事实。周作人不能理解科幻之美，作为“文人”，他喜欢科学小品，因为小品常有“美文”。其实，科幻之美就在于它的大胆想象，所以，我对中国文艺家的另一个遗憾就是想象力的匮乏。不过，说到这一点，又难免让人欲言又止，因为想象力之生成当与人之生存状况相关，我们的文艺家由于长期的禁锢已失去了想象的翅膀；我们的文艺家又因为总是恪守传统“文以载道”的“文德”而专心于道德文章而无意旁骛于科学……当然，有没有一些文艺家因为“纪实”来得“实惠”而易弦改辙放弃了原先的科幻而做了畅销书的写家的呢？好像是有的吧？那实在是相当可惜的。
——说了半天的周作人，实际上只不过是为了一句话：哪一天中国的文艺家不再“偏科”、不再“重文轻理”，哪一天中国的文艺家有了滋养幻想的土壤与心灵，那么，中国才会有科幻的繁荣，那时的孩子将会是幸福无比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