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朝平
引子：诱人的苹果花
36年前，一个县委书记用浓重的晋西口音说：吉县要想富，大栽苹果树。
此后，继任的九届县领导也都从苹果树上看到了富民的希望，他们不约而同地以接力赛的精神，经数届而不改富民初衷，历千难而不退却半步，一任接一任地把“大栽苹果树”的事进行下去，以丰收的颜色吸引着高塬上的芸芸众生，用希望的光芒扩大着果园里沉甸甸的辉煌……
如今，他们带领农民栽下的30万亩苹果已经连片成林。4月，记者前去采访，吉县苹果花正开，塬上、梁上、沟壑里，到处是诱人的苹果花——浅红的、粉红的，还有白瓣黄蕊的，把整个吉县装扮成了一个多情的世界。
袭人的花香引来了欢唱的蜜蜂，它们忙忙碌碌地在花丛中授粉，为这无边无际的果园传递着丰收的希望。
果园里，果农们站在梯子上忙着给苹果树疏花。春天刚刚开始，他们就已憧憬秋后丰收的情景。桥南村一张姓妇女比划着对记者说：“过四五个月你再来看吧，拳头大的苹果把枝头压得低低的，一枝挨一枝，一树挨一树，一片连一片，这塬上到处都是红艳艳的苹果，在太阳光下，简直像一个个挂在树上的红色‘黄金’……”
问到苹果价格，一小女孩接嘴道：“咱这园子里生产的都是富锌、富硒、SOD功能保健苹果，一颗就能卖十多元，一箱100多元，可挣钱啦！”
在吉县，像小女孩这种“可挣钱啦”的人家几乎是普遍情况。据不完全统计：至2011年5月，该县有10万果农，共19294户。近几年，仅卖苹果一项，年收入2至5万元的果农11364户，6至10万元的7206户；11至20万元的703户；21万元至30万元的21户……
与农民普遍富裕的景象相反，吉县的财政收入去年才刚刚上亿，而这之前每年还不到4千万——农民富，政府穷，在吉县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大概也是全国绝无仅有的一个“奇特”现象。
富裕起来的果农们开始修房、买车、买家电——到2011年5月，全县农民都搬出土窑洞住进了新房；还有3878户在县城买了房；有2368户买了车，有17865户买了摩托；电脑、电视、洗衣机等家电基本上都进入了寻常百姓家……
如今，吉县苹果不仅在以一种商品的形式占据市场，更以一种标志性的产业影响着10万吉县人的经济命脉和生存基础。在这个偏僻的晋西小县，因为苹果，气势非凡的人祖山有了新的高度，吉县这片土地也因苹果的故事而愈加厚重……
贫瘠土地上的“星星之火”
谈到吉县县城，现任县委书记毛益民很“自卑”：早些年，由于太穷，无法进行城市建设，县城有点像黄土高坡上的一座大“村庄”、破村庄。
这座“村庄”虽小且穷，却历史悠久，文化积淀厚重。2600年前的春秋时期即有建制，史称北屈县、定阳郡、南汾州、吉州等名。
地理景观和远古先人创下的奇迹遍布这方神奇的土地——举世闻名的黄河壶口瀑布就在吉县西去40公里一个叫龙王辿的地方；沿壶口瀑布北去10公里，是山西王阎锡山抗战期间为山西省政府选择的避难地克难坡；城北人祖山中，伏羲和女娲成婚生子的故事，经民间口口相传，演绎出了“伏羲始制婚姻之礼，名为人祖”的传奇；还有新石器时代的柿子滩古人类遗址，隋铸大铁佛，清代长城等遗迹，像一个个古时的精灵，目睹着小城的盛衰成败：北魏起义军同官军在吉县东南云台山鏖战时战马的嘶鸣，明闯王李自成攻占吉州时的呐喊，1938年，阎锡山部126名官兵在人祖山阻击5000日寇全部壮烈牺牲前的怒吼，将一场场战争的惨烈与英雄的悲壮楔进了吉县人最深刻的记忆，使后来人为那些在正义战争中倒下的身影怅然心伤……
自然造化似乎也特别恩宠于斯——吉县境内的地下深埋着33亿吨优质煤炭和1000亿立方煤气。然而，就在煤炭这个“黑色的金子”使不少山西人一夜暴富之时，吉县人却在生存困惑和生命挣扎中守着那些宝贝疙瘩无可奈何地哀叹“地下无挖的，地上无拉的”——没有开采资金，没有开采技术，即使把煤挖出来，也无法外运——上世纪70年代“备战备荒为人民”时才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公路拐进了山里，而这之前，吉县通向外边的只有几条愁煞挑夫的羊肠古道。原吉县人大主任孙勤学至今还记得，“早先，县干部到100多公里外的临汾行署开会都背着铺盖走路，要走两天。只有县委书记、县长才可以骑个小毛驴！”
恶劣的环境使吉县的历史也变得沉寂，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汽车、摩托车、电话这些现代文明的产物，在不少吉县人印象中依旧是一个个陌生的名词。他们没有看过电影，更不知电视，其娱乐生活顶多就是在犁地时一边驾驭吆喝着牛马，一边哼唱几句带有高原色彩的山西小调。
那时，除那些把衣服、被褥塞进蛇皮口袋到外地的打工族外，大多数人都未曾离开过吉县。熟透了的农耕文明使村民们如鱼得水似地在承包地里春种秋收，夏忙冬藏，穿的是自纺的粗布，自制的布鞋，吃的是地里收获的棒子，在远离尘嚣，不被俗世牵绊的“世外桃源”里编织着宁静而迟滞的生活。
不了解山外的高塬村民们也抗拒山外的文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山外的农民使用北京10号，太原663号等已更新了八九代的小麦品种时，吉县的农民们播种的仍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白秃麦”品种。
他们已经习惯“收了麦子种棒子”，习惯广种薄收，习惯拒绝种植除粮食之外的任何经济作物。他们祖祖辈辈都坚持“以农为主，不思商贾”——即使需要卖点土特产买回必需的盐巴、针线时，他们也会在赶集天把要卖的棉花、花生摆在街边，人躲得远远的，悄悄地等待“上钩的鱼儿”。
这些，都直接导致了农民的贫穷——自从有了“贫困县”这个名词后，“国家级贫困县”这顶甩不掉的帽子便紧紧罩在了吉县人头上。县财政收入几十万元的纪录保持了几十年，全县十万人口中，住窑洞，点煤油灯，吃玉米窝头蘸盐，一家五六口人只有一两床破被，被子上跳蚤、虱子乱窜的情形几乎是家家可见……
早些时候，“苹果经济”的念头也曾在吉县人的脑海里萌动——1958年，后来成为山西省林业厅长的刘清泉在吉县当县委书记时，曾暗暗支持后任吉县林业局长的郭天才在红旗林场种下了山西的第一个百亩苹果园。这个果园后来被当地人称为吉县发展苹果生产的“星星之火”。正是这个有着“星星之火”般意义的苹果园，才使如今五十岁左右的吉县人在那个年代就知道了世上还有苹果这种水果。尝过的人至今都还记得，“那苹果酸酸的！”
当时，那“酸酸的”苹果并不是谁都能吃到，只有地区、省里的领导去了，吉县人才会削一盘招待客人。平时，谁家有喜事有病人或逢年过节想买几个尝尝，还必须得找领导对这紧缺的特供商品批条！
苹果这个稀奇的物种本来可以给吉县带来一次不错的商机，但在计划经济年代，它却和吉县人擦肩而过，没能升华为“苹果经济”，贫穷依然是吉县人必须继承的“遗产”——连那个首先在山西搞了第一个百亩苹果园的全国造林模范郭天才在贫困潦倒中离世后，家中连个木凳也没有，唯一的“家具”——那个装衣服的“箱子”还是个贴上一层报纸的自行车包装箱。
一位吉县籍的国家一级编剧说：我一生只拜跪过父母，但站郭天才的灵前，我忍不住泪流满面，双膝一弯，一下跪倒在地，边给他磕头边说，老郭，您一路走好！
编剧跪拜之时，不知他是因郭天才的廉洁而感动，还是为郭局长错过在吉县大力发展苹果生产而痛惜……
烙印在塬梁沟壑上的“苹果政策”
历史不会遗忘，它把吉县苹果发展的每一步都深深烙印在了塬梁沟壑之上。
上世纪80年代初，红旗林场苹果生产的“星星之火”悄悄燃烧到了吉县城边的桥南村。几个到该村考察的日本人评价说：吉县的土质种出的苹果可与美国的优种苹果蛇果媲美。
苹果质量不仅与土质有关，它还与海拔、光照、温差等因素有关。省内外著名果树研究专家汪景彦、牛自勉、张文和、花蕾、宗兆峰等人到吉县考察后都曾在考察报告中说：吉县沟壑纵横，梁峁起伏，多数地区地处北纬35°，东经110°，光照十分充足，海拔780～1200米之间，年均无霜期172天，具有得天独厚的苹果生产优势——专家们解释：海拔高，昼夜温差平均在12°以上，有利于苹果糖分积累，光照足，无污染，无霜期长，所产苹果果型端正、色泽红润、皮薄质脆、香甜爽口、绿色安全……
吉县有1777平方公里土地，“具有得天独厚的苹果生产优势”的耕地就有30万亩，人均3亩——还不算那133万亩宜林地和可耕种的数十万亩坡地……
专家的论证使吉县的数届领导们心里有了底，他们到任后几乎都算过同一笔账：一亩地栽30棵苹果树，每棵结100斤果共可收获苹果3000斤，而小麦的产量大多四五百斤，最多也不过700斤。不同时期，苹果亩产收入的市价基本都是小麦、棒子的三倍左右。把苹果发展起来，县里就有了拳头产品，农民富裕了，县财政也不愁无税可收（那时还无免农业税之说，水果产品税是12%）！
第一个想把苹果作为强县富民“副业”的是那个刚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到吉县当县委书记的安康。他和县委一位姓李的常委在本县的东庄村搞小流域治理试点时，提出了“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的生产模式。水利部、国家农委、林业部两次在吉县召开现场会，《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报刊对东庄村的张来宝承包苹果地，苦钻技术管理好苹果树等事迹表彰后，安康乘机提出“吉县要想富，大栽苹果树”的口号。原桥南村党支书杨洪森回忆说：“一次，安康书记来村里检查工作，围着20多亩的苹果园树转一圈后对我说：太小家子气了，要把挨着的100亩都栽苹果树！后来，我们按他的要求做了，每年的收入都在15万元以上！”
像桥南村这种百亩果园，安康时代共发展了30多个。这30多个果园，成了计划经济时代农民赖以生存的“副业”和“小金库”。
继安康之后，上世纪80年代，县委书记张培华、县长黄有泉等人的“政策”可概括为“要脱贫，快栽烟；要致富，多栽树”。“政策”中虽把烟叶生产放到了突出位置，但这届吉县领导促进苹果生产也真可谓用心良苦。不少吉县人还记得：“张培华书记经常利用晚上农村放电影的机会宣传栽苹果树。”有一次，他们跟着电影队连着在中垛、柏山寺、东城等乡跑了八个晚上。而县长黄有泉等人则一次又一次地跑临汾、跑太原四处游说，动员银行等单位到吉县投资建起了20多个苹果园。
几年后，任俊发就任县委书记时，虽不敢把发展苹果堂堂正正摆上桌面，但“一、二、三调产规划”（每户村民种一亩苹果，二亩粮食，三分烤烟）和“九个样板十个点”“一户一个小果园”的苹果示范基地还是极大冲击了单纯的“以粮为纲”的经济模式。
行政推动的力度更是非同一般——县四大班子领导分头包乡，各部门派人蹲点包村包社。那时，领导在会上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不栽好苹果树，就别回单位！
同时，也抓榜样的作用。中垛乡义尖村杨栓保放弃供职13年道班工的铁饭碗，回村治理小流域，栽树200多亩，栽苹果树30多亩，并给乡亲送树苗近两万株，帮人嫁接苹果树5000多株，直到癌症晚期还帮村民建果园。任俊发带上人把杨栓保的事迹拍成电视剧播放，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全县60%的农户办起家庭果园——这些果园虽大多只有四五株苹果树，但它却基本上解除了这些农民的油盐酱醋之忧……
1992年，陈保堂就任吉县任县委书记时，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土地政策都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吉县的“苹果政策”也变得更加简单明了：“绿化荒山坡头，突出苹果拳头”，陈保堂和县四大班子带领干部群众大胆改革，把70余万亩“四荒”（荒山、荒坡、荒沟、荒滩）的使用权拍卖给农民，让其放心地治山治水，经营果园。同时，提倡县、乡直机关开发荒山荒坡，办起了100多个果林场。
此后，几届吉县领导的“苹果政策”一直体现在一条“烟果强县，旅游富县，生态大县”的标语中，吉县的苹果生产也按照这一“政策”稳步发展着。吉县的果农们公认：1992年至2008年这17年间，是全县栽苹果树的第二个高潮——这一阶段，在陈保堂、原胜利、乔建军、杨安虎等县领导的推动下，全县的苹果树栽种面积由第一阶段的8万亩增至23万亩。苹果树也从边缘地带的坡地逐步走进平整肥沃的基本农田，从此，苹果不仅成为农民收入的一个主要商品，同时也成为提高县域经济的“拳头”产品，绝大多数农民因此变成了果农。
2009年以后，吉县的苹果进入了一个新的拐点。
这个阶段，新任县委书记毛益民和县长刘奎生大力扩规模、提品质、创名牌、上效益、走高端、深加工，推进生产方式由粗放型向标准化、精细化转变，经营模式由规模数量型向优质高效型转变。两年不到，扩展栽植面积6万多亩，使果园面积达到30万亩。
更重要的是，这一阶段的“苹果政策”已由发展经营一种产品转变为一个富民工程，已由单纯的经济支撑点升华为一种执政理念——“关心苹果树，就是关注民生”这句口号，已经在吉县所有公务人员中深入人心。
在一个基层干部的日记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诗句：“常思苹果事，拳拳爱民心”，“些小尔曹州县吏，一枝一果总关情”……
同时，果民们也因苹果而有了新的文化道德准则——民间评判干部的标准是“热爱苹果就是好干部”。吉县的果农中有了“苹果是个好产品，没有好人品，就变不成好商品”，“先做好人，再来种苹果”之类的民间警句。
“摇钱树”下的困惑
尽管吉县的领导们不断发文件搞调产，但该县的苹果生产并非一帆风顺。官员们煞费苦心制定的“苹果政策”大多被反对者用对抗的行动诠释为一厢情愿的“文字游戏”！
风起于青萍之末。被采访过的几届县领导都还记得这样的情景：研究栽苹果的四大班子会议上，总有人紧绷着脸叹气、摇头、不发言。不得不发言了，就说些“今后，我们会以多吃苹果的行动支持县里的决定”之类的风凉话予以幽默。
后来，沉默终于被反对的行动打破：县建行冯行长好不容易在省里争取150万元到东城乡建百亩苹果园，但县里的文件却规定：不得使用基本农田栽种苹果树！县、乡、村也都分成了可栽和不准栽两种意见。县建行冯行长找到县委书记陈保堂诉苦说，“我是背着香火拜神找不到庙门啊！”书记只得亲自出马，找了县里找乡里，村里的座谈会就开了两次，最后，以给村里建校安自来水为条件，才把百亩果园的土地落实下来。
建行开了这个头，县委办、交通局、民政局等单位也都配合村社建了果园。苹果树刚栽下，有人告状了，说县领导支持经商办企业，建小金库。调查刚完，“以粮为纲”的人却仍然没完没了——2001年底，抓苹果生产的副县长孙振忠被叫到会上质询：“上边规定基本农田基本种粮，你为什么要用农田栽树？”被问急了的孙振忠答道：“吉县这些年的实践证明：基本农田基本种田就基本受穷！”质询者恼怒了：“孙振忠，小心犯错误！”不久，孙振忠真的“犯错误”了：交警队一临时工偷偷上路拦下运苹果的三轮车，孙振忠对其进行追查，当年，该临时工的哥哥（人大代表）在评议时给孙振忠投了“不称职”……
基层和农民的反对来得更加直截了当。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次在“三干”会上，刚上任的吉县县委书记张培华提出在全县栽种苹果树。话音未落，会场一片哗然，“栽苹果树？是心血来潮还是疯了！”“不种粮食吃什么？”“废什么话，有能耐，自己栽去吧……”
县里栽种苹果树的决定一次次败下阵来并成为“废话”后，推行“苹果政策”不得不使用些行政手段了——1987年，县委书记任俊发在就职演讲中用几乎是呐喊着表达自己的决心：就是全县的干部倾巢出动，也要给农民种上苹果树！
县委书记的决心带着庄严的承诺和不可抗拒的威力，以一级党的组织的名义向吉县人发出了号召。包乡包村栽苹果树的干部出发前，一向豁达宽容的任俊发以少有的严厉，深沉地表述了自己对这项工作的决心和执著：“苹果树栽不好，我无颜面对全县父老乡亲，你们今后也别想我给你们提拔升职提薪这些好事！”此后，每年的3至5月，动员会一开，各单位除留下必需的办公人员外，大家都奔自己的任务村社去了。在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夜以继日地发动，手把手地教村民们栽树、修枝、施肥……
面对干部们说得天花乱坠的“摇钱树”，不少村民以冷漠甚至是无礼的态度回应着。县果业服务中心主任刘文学当时在县团委工作，白天与县领导们跑乡串村，晚上又到壶口镇动员。挨门挨户通知了半天，才来了七八个老婆婆和老汉，十分钟不到，会场里走得只剩两老汉。刘文学还没有动员，两老汉反倒对他进行“策反”：“年轻人，苹果能当饭吃？”“快回吧，别瞎指挥！”
对“瞎指挥”者村民们非常不客气。车城乡桑村党支书陈稳珍介绍说：“他们不给去催栽苹果树的干部派饭，连水也不给喝，还用粗话骂干部，祖宗八代都骂遍了！”
骂还是轻的。在文城乡等地，还出现了公开赶包村干部的事；某局一刘姓干部骑摩托到十多里外的车城乡指导栽植苹果树，结果，轮胎被人放气，只好推车回家；某干部在桑村遭围攻差点挨打，气得他指着带头反对栽苹果树的某村干部说：“我要到县长那里去告你！”话还未完，委屈的泪水已像断线的珠子一样掉了下来……
绝大多数干部没有落泪更不退让，他们坚守在村里，苹果苗不栽就不走人。没办法，抵抗栽树的人就在临路看得到的地方把县里花钱买来的树苗胡乱栽下，看不到的地方照样种着小麦和玉米。
栽下苹果树后，村民们并不认真管理，任其自生自灭。最典型的是车城乡麦城村栽在宝山脚下的几百亩苹果树，由于缺乏管理，全长得像一把把扫帚，县里到该村开反面现场会后，“宝山牌扫帚”的名声至今仍让参会者记忆犹新。
还有更典型的，有个妇女干脆把自己刚栽下的三亩树苗全部拔掉当柴火烧，然后到乡上报案说有人拔了她家的树苗……
“案子”很快破了，但对苹果树苗的仇视和破坏并未停止。全县各地不愿栽苹果树的人都曾不谋而合地用过这样几招：学古人“揠苗助长”，把刚栽下的苹果树悄悄往上“揠”，故意让苹果苗死掉；耕地时故意犁断树根让其死掉；耱地时用耙耱压过幼树抹掉树皮，让其半死不活；紧贴着苹果苗种下了高粱、玉米等高秆作物，让苹果苗在“歇凉”的状态下困死、荒死……
凡此种种，如出一辙的毁树行为令县乡村干部们哭笑不得又无可奈何。
在“包树”工作队屡屡遭受挫折时，那个至今还令吉县人念念不忘的县长李苏河出了一招：大面积栽苹果树前，先让树苗采购员、技术人员、乡镇干部各栽10株“验收把关树”。三种人栽树成活率的平均数就是一个果园应达到的树苗成活数。最后，各家各户都按这个成活数验收。达不到标准者将其占用的路边较好的一类地调整到沟壑边的三类地！这一招不仅使大多数人心服口服，连那些以“果苗有问题”、“不懂技术”为由搪塞栽树的人也无话可说。
对那些想利用高秆作物荒死苹果苗的行为，李苏河再出一招：“苹果树旁，一平方米的地盘不可侵犯！”
不要小看这两招，它使全县苹果树的命运有了一定改变——至少，这两招在吉县苹果产业发展史上的第一阶段（1987年至1991年）使栽下的8万多亩苹果树避免了“全军覆没”……
面对用大量人力物力换来的这个惨淡的结局，县领导们并不气馁——留得青山在，还愁没柴烧？慢慢来吧，等那8万多亩苹果树挂果上市并赚到大把的钱时，相信吉县的苹果发展一定能成燎原之势……
样板
县领导们对农民的心态悟得很透：封闭的生存环境使他们无法一下从“以粮为纲”的种植模式中醒悟过来；他们无法接受产业结构调整和市场运作给粮食生产带来的突然冲击；他们不相信苹果真会产生干部们所讲的那样大的经济价值。
这些经历过互助组、大跃进、人民公社种种变故的农民们早就不人云亦云，盲目行事，他们养成了一个可贵而又可怕的优点：绝不轻信。
他们关注的目光一直都在紧盯着那些想栽苹果树“先富起来”的人。
文城乡古贤村是吉县人最关注的地方，当年，这里也是“样板”之一，该村原支书郭文龙带头栽了12亩苹果树，有人骂他是“叛徒”，暗中将其间种在苹果树地里的西瓜藤全部铲死。之后，村里原来栽下的500多亩树苗也全都“无疾而终”——古贤村的“样板”成了反对栽苹果树者谈论的笑柄。
一怒之下，郭文龙辞掉书记，专心致志地在扑在苹果生产上。在他的精心管理下，1991年，他的12亩苹果树结出了诱人的新红星、金帅苹果，由于果大而红，质量上乘，当年一下就卖了2.5万余元！
回忆一下郭文龙把2.5万元收入囊中时国内的历史背景吧——当时，全国正掀起培育、发现“万元户”的高潮，那时，即使是经济条件较好的沿海城市，“万元户”也寥如晨星，而像吉县这样的国家级贫困县，能挖掘出一个“万元户”更有点天方夜谭的意味。但最不可能发生的奇迹却在吉县这个从不被人看好的地方发生了。当年的《临汾日报》以骄傲的口吻对外宣称：吉县不仅出了“万元户”，还出了双“万元户”！并且，这个双“万元户”不是包工头，不是商人，而是一个长年在田间耕作的“泥腿子”。他的成功说明：不仅仅只是当包工头当煤老板能成为“万元户”，栽苹果树照样能成为“万元户”……
郭文龙出名了，他因此被县里聘为文城乡果树站技术员（全县11个抓苹果有成绩的村长都提为副乡长、副书记），文城乡古贤村也因郭文龙和苹果被人高看一眼。村民们还没有从郭文龙栽树致富的惊愕与兴奋中回过神来，县、市、省参观苹果生产的队伍络绎不绝地涌向了古贤村。郭文龙把自己的经验毫不保留地奉献了出来，发动那些终于看到栽苹果树好处的村民们在古贤村建成了全县第一个千亩苹果精品示范园。
到古贤村参观的村民们从中看到了苹果的美好前景和巨大利益，回去后纷纷学习效仿。连那些曾坚决反对栽苹果树的人也成了栽种大户。谢悉村有个姓章的组长，在县里第一阶段动员栽苹果树时，因他的阻止，他所在组仅栽几亩。几年后，村里其他栽苹果树的组人均收入都翻了好几番，村民们埋怨章组长几年前阻挠大家栽苹果树，将他的组长免了。后悔不迭的章组长亡羊补牢，自己买树苗栽了30多亩苹果树，成了村里的苹果树大户。
县领导们乘机帮助果农扩大生产。1998年，兰家河乡上阳庄村农民王某6年前承包荒山建起的果园进入了产果期，急需加大资金投入。已陷入山穷水尽的王某找到素不相识的县委书记陈保堂后，陈以自己的名义为其写担保书在农资部门赊销农药化肥，并给他借款1万元，保证了果园的丰收。县委书记帮助果农解决生产难题的事带动县有关部门主动为农民送农资，传授果树技术，这年秋天，吉县果农的苹果迎来了喜人的丰收。
在吉县，还有很多不是农民的人被吸引去栽苹果树。如今53岁的洛中中本是城市户口，早年同婆姨左梅珍在吉县城边种了3亩菜，“每年能收入2万多元，”洛中中强调，“那时的两万多可不是一个小数，我一家五口都过得非常舒坦！”
1992年的一天，县里动员大栽苹果树时，洛中中动了心思。听人说，吉昌镇东关村集体有60亩的苹果园要对外承包20年，他几乎没有犹豫就同村里签了合同。
“包下果园，一家人的苦日子就开始了！”左梅珍所说的“苦日子”包括：夫妻俩在果园里干活没有白天晚上之分，三个孩子也基本上成了有爹有妈的“孤儿”。通常的情况是，每天天不亮，洛中中就进城去拉粪，九里多的路上每天要跑六趟。每车粪可保证4棵苹果树的用肥量，将60亩果园灌一遍他要拉70多天，常累得洛中中“走路都在睡觉”。一次，粪水溅到了嘴里，他居然觉得奇怪：“粪水怎么是咸的？”见他太累，有人劝他用化肥。但他从技术人员处知道大粪对果树和果子有益，为了提高苹果质量，每年春天，他都要风雨无阻地在那段九里远的路上奔走70多天。
左梅珍每天一大早把还不会走路的孩子往果园一放就忙着修剪、施肥，任孩子们在果园里爬来爬去。一天，忙完园里的事去抱孩子回家时，左梅珍发现一岁多的女儿竟用镰刀把一条蛇砍死在身旁……
五年后终于苦尽甘来。苹果树长大了，三个孩子也在苹果树下长大了。“苹果挂果那年，一下就纯收入十多万！”洛中中伸出一个指头比划着，脸上露出了得意的憨笑。此后，因他果园里的果子个大色红口感好，每年苹果树刚开花，购买商把定金往他手中一拍，“老洛，今年你这60亩的果子我全要了！”
有人问：“老洛，你的苹果一年能卖多少钱？”老洛蹲在地上嘿嘿一笑，“反正每亩都能摘四千斤左右。”再问，他仍嘿嘿地笑，“反正……去年每斤平均2元多。”
倒是左梅珍沉不住气了，“还保什么密呀，你这不等于还是告诉人家你一年的收入了吗？”说完爽朗地笑了起来——她笑得很开心，十多年来，这个羸弱的女人一直干着男人都觉得累的活儿，为果园落下一身病。过去，在实在承受不了果园之苦时，她虽曾同老洛吵过甚至打过骂过，但每当县里把几车甚至是十几车同样是栽苹果树的人拉到他们的果园参观时，每当那些参观者围着他夫妇俩真诚地讨教时，她气顺了，觉得过去吃那点苦算不了什么。特别是被选为临汾市人大代表和省、市多次把他们的果园评为“标准化生产示范果园”、“优质苹果园”后，左梅珍和老洛明白了他们在吉县9万多果农中存在的价值和作用。
给你一把金钥匙
灾害过去好多年了，吉昌镇上东村的村民们仍心有余悸。当时，树上的苹果已经成熟，果商已到果园看过货，摘苹果的零工也已约好，只等取下套在苹果上的纸袋，再过几天，采摘就开始了。
县果树中心的窦兴华曾叮嘱：要先去外袋，隔三四个晴天后再取内袋，两三个晴天后再采摘。但村民们为了赶时间，把两层果袋一次就去掉了。当晚，一股冷空气从西伯利亚袭来，霜冻使果子发黑……
转瞬间，1000多万元钞票灰飞烟灭！
事后，在讨论是否给受灾者申请受灾补助时，有人说，这不是天灾，而是不懂技术惹的人祸。一位县领导同村民们聊天时则引用了老子的一句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他深有感触地说：“给你一条鱼能解一时之饥，却不能解长久之饥。与其给你点钱解一时之困，不如给你一把金钥匙，由你自己去打开致富的大门……”
他的话赢得了一阵掌声。掌声刚起，这位领导便开玩笑说：别把巴掌拍得那么响，我可没有真正的金钥匙，也没有什么款给你们。
村民们会心地笑了。有人说：可不敢忘记县果业服务中心，他们早就给了我们金钥匙！
人们忘不了县果业服务中心的那个苏来宝。这个山西清徐县人到吉县果树中心工作时还很年轻，学的是蚕桑，见果树中心缺乏苹果技术人才，苏来宝一头钻进了苹果园，从栽树、修枝、疏果学起，很快成了县果树中心有名的苹果专家，被农业部评了先进。此后的几十年里，单位的人记得，“他很少待在办公室，总是在村里的苹果园里忙着。”但在苏来宝繁忙喧嚣的心灵深处，有一块圣洁的领地永是寂寞——那是他对坟墓里母亲难以消退的疚愧——在中垛乡忙着给乡亲们培训时，老家来了电报：“母病重！速归！”他没有“速归”，而是给乡亲们讲完课后才连夜往家赶。回到老家时，母亲已经病逝。苏来宝把带回的9个苹果贡在母亲灵前，然后跪下哭诉道：母亲，儿子不孝，你病重时没能守在你身边，但吉县那边很多乡亲都需要儿子帮他们，我不能丢下他们就走啊，儿子回来晚了，你原谅我吧……
渐渐地，村民们对一心一意帮自己致富的人产生了一种无法替代的信赖。城北的谢悉村栽有2500多亩苹果树。栽树、施肥、打药、拉枝时，县果业中心的窦兴华总是要挤时间前去谢悉村给大家指导技术。后来，给苹果树改型、浇水滴灌、套袋等技术传入吉县，谢悉村的乡亲们更离不开窦兴华了。但15里的距离给窦兴华带来了很多的不便，于是，村里给窦兴华买辆6000多元的摩托，但窦兴华怎么也不接受，白支书却说：种植技术决定着我们全村2300多人的命运。有了摩托你会更辛苦的，今后，我们村学技术就指望你了……
法国作家雨果说：“让自己的内心藏着一条巨龙，既是一种苦刑，也是一种乐趣。”
苹果的魔力让吉县的各级领导和各个部门都心藏“巨龙”，在“苦刑”中享受着“乐趣”。东城乡是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张瑞萍的包点乡。这个生活中挺爱美的年轻女子老觉得把花香果红的苹果园用土墙围着怪可惜的，她召集乡长段晓娜、旅游局长陕高升及果业中心的刘文学等人一商量，拆掉了所有苹果园的土墙，就地取材，在城北塬、东城塬联合搞了1万多亩的苹果观光采摘旅游。
张瑞萍的这一“召集”产生了她没有想到的效果：所在乡、村、旅游局、果树中心都觉得这是一件对自己工作有利的事情，大家积极性高涨。为解决果树的有机肥问题，延伸产业链条，乡、村探索出了猪、沼、果经济循环模式——这个“模式”的操作过程是：果农在果园里养猪，用猪粪建沼气池，用沼气池产生的沼气煮饭，果园有了一年的用肥，一个3亩的果园每年还可节约肥料钱1000元左右。
旅游局和果业中心配合，大搞旅游纪念果——在苹果上“印”上壶口瀑布、《水浒》一百单八将、《红楼梦》金陵十二钗和财神、年年有余、吉祥牡丹等图形，或“印”上“心心相印，永结同心，百年好合”、“与君初相识、恰似故人归”之类的词句；农博会、北京奥运、上海世博、西安园博会等会议召开了，他们的苹果会送去“印”有会徽和祝贺的内容；当然，更多的苹果是“印”有富锌、富硒、SOD等字样的功能保健苹果……
各部门的行动带动了更多果农参与，市场经济的需要和果业技术含量的不断提高像一股巨大的动力把他们不断推入苹果世界里的那些陌生的领域，在感觉新鲜、惊诧的同时，前所未有的紧迫感、危机感也随之而生，于是，如饥似渴地学习果业技术成了他们的一种常态和时尚。到陕西、运城等地参观时，一家人的父子、夫妻争着要去。好多期技术培训班本来只计划50人，却一下来了一百六七十人，会场坐不下，只好把课堂搬到操场上……
群众积极性起来了，苹果树的面积和产量不断扩大，果业管理部门循循善诱，引导其开始了以标准化生产、精细化管理为目标的“十百万”标准化生产示范工程：确定城北垣、三堠、白额、永固等十个垣区为全县苹果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覆盖果园面积20万亩；创建一百座标准化生产示范园；培训一万多名标准化生产技术标兵，带动标准化生产、精细化管理整体推进……
“十百万”工程中涌现出了一大批果业骨干和标兵。中垛乡强勤忠、吉昌镇曹小林、文城乡葛红伟的高光效树形改造后，果园减树稳产增效益，为全县果树间伐改造提供了样板；吉昌镇杨爱景、中垛乡强勤辉连续多年秸秆覆盖，果园土壤有机质明显增加，给全县有机果园创建树立了典范；中垛乡牛敖森27年精细化管理示范园，为全县老龄果园丰产高效化管理提供了最具说服力的活教材……
在把致富技术传授给果农和不断提高苹果精细化管理的同时，县里加紧公路和水的基础服务。1997年，吉县完成了乡乡通，2000年，实现村村通，共完成油（水泥）路16条，总投资1972万元，共计152.2公里，涉及7个乡镇，22个建制村，已全部建成通车，实现了山区县“村村通”水泥（沥青）路的建设目标。促进了苹果等农副产品的外运。
水，是苹果生产的重要因素。但中度、柏山寺、王家塬、文昌等乡镇常年少雨，车城乡桑村等地的人、畜用水都要用毛驴到山底的深沟里驮，1994年以来，县里以打井、安自来水等方式逐步解决了这些乡镇的人畜用水和苹果树的滴灌。
咱这果园的收入超过五六个公务员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吉昌镇上东村原村支书贺志良家因成分太“高”很不受待见，一家人借住的那两间千孔百洞的窑洞十分扎眼地摆在村头，将这个家庭的贫困寒酸暴露无遗。窑洞里属于这个家庭的财产基本没有：一家人那些破破烂烂的衣服是亲友送的，桌椅板凳是从邻居处借的，连水缸、锅碗瓢盆也都是借的，一年到头，从地里刨出的玉米棒子勉强养活着这个五口之家。
贺志良是属于那种不安于命运摆弄的人，他看过的书里，这样的句子总会被他用红笔打上着重符号：“思想决定出路，方向决定人生，要改变命运，先改变思路”、“心态决定状态，想法决定做法，观念决定贫富”……
“观念决定贫富”的机会终于来了：1987年，县水利局到上东村包点种苹果树，拉来了很多免费树苗，别人都只报领几株、十几株去胡乱栽在沟边的三、四类地里，22岁的他却一下就报领了200株并全部挖一米见方的大坑栽在自家最好的承包地里，接着，6亩一类承包地全被他栽上了苹果，还把家里给玉米准备的农家肥全部偷偷埋进了苹果树坑里。树栽得好，水利局奖15元钱，他马上就买了台今后给苹果树喷药的喷雾器。为此，气得父亲大骂他“败家子”，邻居也怀疑，“这孩子是不是神经有问题？”
不管父亲和邻居说得多么难听，贺志良仍一刻不停地侍弄那些苹果树，还把哪天施肥哪天修枝哪天在树叶上见到了什么虫之类的事儿全部记成日记，每年都要记三大本，九年从不间断。后来，他把这些日记全部交给县果业中心，为全县的苹果树栽植和病虫害防治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食心虫是一种极难发现的害虫，只要错过一两天的防治时间，虫就会钻进苹果造成无法防治的损失，可贺志良总能在食心虫孵卵时就能发现并通知全村对其及时防治……
坚信“思想决定出路，方向决定人生”的贺志良什么事总是走在前面：1988年，别人还在犹豫究竟栽不栽苹果树时，他已把自家苹果树的面积从6亩扩大到了17.8亩；别人在认为给苹果套袋是瞎折腾时，他家的苹果已全部套袋；别人套袋时，他已把贴字膜的技术用于了苹果。由于他总是以自己的思路和行动影响大家，总是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探索的经验、技术传授给大家，为全村人探索出了一条致富之路。2000年，贺志良被全票选为村支书。这之后，他把心思全用在了果农们身上。他成立果业协会，几次带着全村骨干到运城、到陕西洛川参观、学习，花钱请专家到村里讲课……
到2003年，全村的苹果种植面积由原来的几百亩一下变成3400多亩。上东村的人年均收入已由前几年的几百元升至三四千元，2006年升为人均7000元左右。如今，全村412户人都从破窑洞搬进了新瓦房，小车、摩托、电视、电话、冰箱、电脑基本家家有，日子越过越红火……
采访那天，贺志良参加县里的招聘公务员的录取通知正好下来。县里同去的几位朋友祝贺他，说他今后俸禄齐全，衣食无忧了。可贺志良却说，若为俸禄，我果园的收入可超过五六个公务员。当公务员不过想在那个岗位上为更多的人做点实事，带动更多的人致富。
曹小林就是在贺志良带动下先富起来的一个。
曹小林本有一个不错的“铁饭碗”，1995年毕业于某校经贸管理专业后，19岁的曹小林到临汾的一家大酒店当了会计，月薪300，包吃包住。老板说，年底还可以加薪发红包。
就在加薪的前夕，曹小林却不顾父亲的反对“炒”了老板——当时，同村的贺志良卖苹果一年就赚了7万元的事正在全县传说，这是曹小林决定辞职回村经营家里的8亩承包地的根本原因。
从此，曹小林拜贺志良为师，像贺志良那样沉醉于苹果树苗，像贺志良那样挖大坑并在大坑里加满肥料，像贺志良那样泡在苹果园里拉枝、修剪，贺志良搞苹果套袋技术、大改型和在苹果上“印字”技术时，曹小林紧跟其后……
于是，曹小林发家致富了。致富后的曹小林也像贺志良一样去影响别人，他举例说：“2008年，县果业服务中心组织人到我的果园参观后，苹果树大改型及富锌、富硒、SOD功能保健苹果生产便在全县推广开了！”
望着曹小林那得意的微笑，记者问了一个曾问过很多成功果农的问题，“假设你原来的酒店给你5000元一月，你还会回去吗？”
这本是一个假设——可曹小林却一下收起笑容，认真地回答道：“我肯定走不了了！除家里原有的8亩苹果园外，2009年，我又买了30亩荒地平整后栽上了苹果树……”
同样在吉县苹果生产中发生过重要影响作用的还有东城乡太和村一个叫冯晓林的果农——需要说明的是，知道冯小林是因他的父亲冯三绪——这也是一个凭着苦干后致富的果农。在老汉早已满足淡定的心中，有一个令他时常伤感的遗憾：多年前，因家里太穷，交不起学费，儿子冯晓林13岁就失学外出打工，每天挣1.5元。为了不让小女儿重蹈覆辙，1987年，冯三绪把11亩承包地都栽上了苹果树，5年后，当苹果树挂果时，在临汾某饭店打工的冯晓林夫妇俩也“多年的媳妇熬成婆”，饭店包吃包住，小两口一月能净挣5000多元。但冯晓林也和曹小林一样毫不犹豫地回家同父亲一起经营起了苹果园。他说：“我的根在东城乡，我的希望也在家乡这片土地上……”
冯晓林与他的父亲冯三绪很成功。两年后，电脑、电视等家电齐全，还买了两辆摩托，一辆三菱汽车和一辆三轮。冯晓林的姐姐在临汾买了套14万元的房子，他与父亲一商量，毫不犹豫地给姐姐补贴10万元。冯三绪原准备把冯晓林的房子修在城里，但儿子说：农村空气好，买米买面只需一个电话就会有人送来，何必到城里去凑热闹。于是，170多平方米的平房就修在了东城乡太和村。
有文章报道说：“吉县九万余人谋一果 七十二行得一利。”
文章描述：“父亲跑运输、母亲忙分拣、子女们忙销售和贮藏……吉县人围着苹果产业忙挣钱。文章还说，被国家农业部认定为“全国优质苹果生产基地”和“中国首届博览会苹果类金奖”后，“壶口牌”等品牌苹果凭质量跻身于全国优质水果行列，不仅远销广东、北京、广西等20多个省份，还出口到俄罗斯、越南等国。”
果业发展也推动了社会风气的好转。1990年就从事信访工作的县信访局姬局长说：从前，农村穷，村民们常为地里的一点菜不见了、村里为公益事业收了几元钱之类的小事上访不止。这些年，大家都在忙苹果的事，我们局接待农村上访的人数越来越少。特别是2009年以来，吉昌、东城等8个乡镇基本上没有上访的了。姬局长解释说：衣食足，礼仪兴。谁愿意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而闹矛盾或上访？
“民生工程”再次起跳
被采访过的人都公认：在吉县苹果生产历史上，毛益民是一个应打上着重符号的人。
过去的很多采访，记者面临的常是些泪流满面、呼天抢地地控诉官员强拆强占之类的百姓，在疑官仇官已不是个别现象的如今，数量众多的吉县果农却一再呼吁记者宣传他们的书毛益民。
果农们说，“毛书记在我们县虽是大人物，但他是那种身居高位仍懂得去做平常人的人。”“他亲民爱民，肯帮老百姓！”
毛益民“肯帮老百姓”倒一点不假，记者能知道他，就是因他同县长刘奎生及县四大班子的领导到北京、太原等地帮果农推介苹果而惹了“祸”。网上说他们“作秀”。
吉县人不同意那些人的“作秀”之说：如果说这是作秀，那咱们的书记随时随地都在“作秀”——他晚上从来就没有12点前下过班；他走到哪里都要推荐吉县的苹果；他还经常骑着自行车在城里转——出县委大院前，看见有从乡村来的群众，他就主动过去问“是不是有什么事需要找我？”过学校，就找个碗与学生一起排队吃饭，然后给伙食团提点改进意见，建议在食堂安上音响，让学习负担太重的毕业生们在吃饭时放松一下；过医院，他会进去看药价是否合理；过菜市场，见果农有未卖掉的次果或菜农有卖剩的菜，他都统统买回分给单位的工作人员；他在外地推介苹果时，能蹲在小摊前与大家一起吃方便面；下雪了，果农们都还在睡觉，他却一个人跑到果园查看墒情……
毛益民不愿谈及这些事情，“不只是我一个人在那样做，县里四大班子和各乡、村的干部都是这样在干。吉县的主要产业就是苹果，我们不抓苹果抓什么？”他强调，不管是帮果农卖苹果，还是抓果库建设，都是他分内的事。
据档案记载，毛益民是2009年9月4日走马上任的。这之前，他在某县担任过副县长、县委副书记，出任过临汾市委副秘书长、市委市政府接待处处长……
毛益民到吉县就任时正是苹果采摘季节，梁塬沟壑一片郁郁苍苍，树叶间些微的黄色点缀在夏季的老绿之中，预示着秋季的来临。虽然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但全县到处都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天刚蒙蒙亮，桥南务工市场便沸腾了，果园的老板们高声吆喝：“王家垣乡的果园需要30人，80元一天，谁愿去？”
“咱去！咱正好30人！”一伙人立即围住了“王家垣乡老板”。
“中垛乡的果园要50人！也是80元一天……”
“中垛乡老板，咱56人，中不中？”从河南过来的人边问边涌向“中垛乡老板”。“中垛乡老板”刚应声“中”，那56人便纷纷把行李扔上了老板准备好的车辆……
成千上万打工的妇女、汉子背着铺盖、锅碗，还在源源不断地从周边的乡宁、河津、襄汾等县涌来，一下车，便吆三喝四地嚷嚷着往前来招工的果农包好的车上拥，果园老板责怪他们，“真是的，谁让你们带锅碗呀？我已在饭店给你们定下饭了！”
果园里，红艳艳的苹果在风雨中沉重地摇晃着，把丰收的喜悦带给辛劳了一年的果农。果商们已顾不得风吹雨打，为抢购刚摘下的苹果，他们守在果园里，一边飞快地按动计算器算出每箱的金额，一边与果农核对数目，然后装车拉走……
毛益民被这火热的场面感染了，下到果园里，捧过一串被压得低低的苹果闻闻，然后，忍不住摘一个咬一口，“真甜！”他边尝着苹果边开心地同果农们谈笑风生，聊采摘、聊价格、聊储存。聊着聊着，笑容僵在了毛益民的脸上，眉头也不由皱了起来：拉人的交通工具大多都是三轮车，因拉人太多等原因，不断有三轮滑进沟边或岩下摔伤人。外地果商为了压价，把吉县本来就不多的水果储存冷库租去，果农的苹果进不了库。无奈，卖不掉苹果又无处存储的果农们只好把近2.2元一斤的一级苹果以一元甚至几毛的价格贱卖……
如今，记者已无法想象毛益民当时痛心疾首的模样。现在能知道的是，他当时在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给果农们建起足够的冷库！要把三轮车换成面包车……
接下来，调研、磋商、拍板。两件事很快办成：鼓励跑运输的人买面包车拉人到果园，三轮全换成了面包车。那之后，在苹果疏花疏果、采摘季节运送打工农民时，再也没有发生过伤人事件。
县里作出决定，鼓励民间资金投入冷库建设。吉县大山农副产品公司总经理张卫平激动地告诉记者：“2010年初，在全县三级干部会上，县里拿出180万元给建冷库的民营公司补息，我领到了31万元。真是没有想到！”
更令张卫平没有想到的是，他要在车城乡十里河村征地40亩修建的1.2万吨的冷库被列为全县66项重点工程之一，由政协主席张金忠具体主管。那个刚来吉县的毛书记不但四处帮他贷款，还帮他办好了他跑了五年都没能办好的土地手续，然后找人帮他设计图纸，并在大热天多次到工地看质量和进度……
由于领导重视，2010年，吉县的库藏量由上年的2.5万吨猛升至6万吨。当年金秋时节，外地果商又想故伎重演，但他们失算了。苹果价格不但未降，反而比往年正常价格还要高些。
抓冷库建设的意义还在于它对更多果农的利益起到了保护作用。大山农副产品有限公司在全县建起了3万亩的精品栽培基地，和2000多农户签订了产、供、销一条龙服务的合作协议。他的果库可常年就业100人，最多时1000余人，可保证2000农业劳动力有较稳定收入。
这只是一个企业产生的“苹果效应”，苹果还拉动了吉县相关的科技服务、肥料、包装、运输、加工、餐馆、旅游、通信等行业的发展。该县已开工新建两个果品加工厂；苹果产业每年可消耗农家肥1600吨，化肥2000多吨，果箱200万个，果实套袋6亿多个，苹果贴字2000万个；每年苹果收获季节，全县参与苹果运输的车辆多达4000余台，直接或间接从事苹果种植、分拣、装运、销售的农民多达三四万人……
毛益民得意地宣称：苹果产业和这些附属产业的成功运行，标志吉县民生工程的再次起跳已经完成！
为完成吉县民生工程的再次起跳，吉县四大班子没少花力气。人大主任孔繁新在全县干部会上宣布：苹果生产情况将作为人大评议干部的重要指标，人大代表要带头建苹果园；县政府规定：苹果生产没有抓好的乡村，不考虑评选先进；政协的“两会”重点题案：“吉县的经济建设必须以苹果生产为抓手……”
领导们更注重解决苹果生产中的实际问题。东城乡桃村原有一条进城的简易路。2010年，修建吉（吉县）壶（壶口）高速公路时，此路被占用，村干部把高速路补偿的100多万元用去修了一段既绕又陡弯道又多的路，车通行时十分吃力且危险。当时，已是盛夏，苹果采摘在即，毛益民知道后非常着急，亲自到现场勘察，汗流浃背地在茅草坡上爬上爬下。征求果农们的意见后，决定恢复原来的老路。为解决恢复老路的资金，毛益民专门找高速路老总协商，给这条路额外解决资金100万元。施工期间，他又去了两次桃村。苹果采摘前，原来的简易路被恢复成了柏油路，果农们感激不尽，要将这条路命名为“益民路”，却被毛益民制止了……
抓苹果、建冷库等措施加速了吉县脱贫的步伐，毛益民和他的搭档刘奎生到任刚一年，该县的财政收入就由上年的3900万元翻番过亿。
县里很多人却说：毛益民、刘奎生这一届领导，抓苹果、抓建冷库、抓财政收入只是吉县跨越型发展的一小部分。他们如数家珍般地介绍：2009年以来，县里先后成功举办了黄河壶口文化旅游节，引进洪洞舜风煤业有限公司投资1.5亿元，启动了人祖山开发，狮子滩古人类遗址、克难坡等遗址开发正紧锣密鼓地实施；在新县城建修的同时，引进华晋焦煤、霍州煤电等大企业实施桑峨、明珠两个500万吨煤电、煤化工工业园区建设项目；引进中石油等大公司搞煤层气开发一期工程……
一下子做这么多事，很多人自然会首先担心：哪来这么多钱？还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吧！
毛益民的思路却是：有多少事就去找多少钱来办。果然，不管是旅游开发还是煤炭天然气开发，都是他和一班人在别人那里找来的钱在发展。
毛益民身上有一种令人敬佩的特质：官至七品了，依旧没有沾上官腔官调官架子，更不会很多官员都习惯的那种指手画脚——煤矿出了事，他第一个跳进齐脖子的水中堵漏，一堵就是3小时。帮果农卖苹果，他活脱脱就像一个无孔不入的商人——边吆喝着边把苹果塞给人尝，还拿出照片说：看，某某领导都夸咱吉县的苹果好吃呢！
毛益民的办事能力令很多人奇怪：给他一点买小菜的钱，他常常能买回一刀肉。“他还总是‘无中生有’地办成一些大事”。在县委办干了十三年的现任办公室副主任杨英豪说：他们的书记总是用真诚和热情，去感化每一位来吉县的朋友。为了解决吉县年轻人的就业问题，书记克服重重困难，筹办了职业技术学校，在学院快落成的那段时间，山西大学的领导和院长们到了吉县，县委和政府的真诚相待深深地感动了客人。座谈会上，学院的领导们纷纷为吉县的发展出谋划策。在得知吉县正在办职业技术学校的消息时，山西大学的领导们当场承诺把山西大学职业技术学院的牌子挂在吉县。
杨英豪说：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十二五”国家将投资400多个亿在吉县与陕西宜川县之间的黄河上修建古贤大坝，为八至十万人的工程生活区能建在本省地盘上，山西与陕西明争暗夺了多少年都未能确定。2009年冬，黄河委员会数人被困黄河中，经毛书记组织人全力抢救，最终化险为夷。黄委会工作期间的大事小事，只要用得着吉县的地方，县委、政府都全力配合。正是因为这份真诚和热情，黄委会领导们觉得把生活区建在吉县的地盘上也许才是最佳的选择……
杨英豪说：十万多人的生活区和10万多人的吃喝拉撒都在吉县，等于又把吉县扩大了一倍！
吉县的启示：农民的希望在田野
与山西人聊天，外省人总担心：把煤挖完了，你们山西人靠什么生活？
有个朋友给我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故事：某县一个村，地下的煤挖完后，矿渣和地陷破坏了村里的大部分土地，全村无地可种的村民们从此皆以偷盗为生……
山西给人带来的忧患还有环境。坐火车转汽车去吉县要走过半个山西，在苍莽荒凉的三晋大地上，越走记者的心情越压抑：春天了，高塬沟壑里还没有一点绿意，黑幽幽的深谷显出骇人的清静和阴冷。滚滚黑烟，四处横流的黄水不时在车窗外闪过。
到了吉县，那里的青山绿水和蓝天白云却令人眼前一亮，心胸豁然开朗：灰蒙蒙的山西竟然有如此的景象！更令人感叹的是这里的农民竟普遍超过该县公务员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当时，我就在想：往大里说，吉县农民为中国农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发展方向和模式。往小里说，吉县至少可成为缩小贫富悬殊和环保的榜样。
在山西，并不是所有农民都像煤老板那样腰缠万贯。记者问过好几个山西朋友，也曾在山西不少地方的农民中做过调查，一些10万人左右的县、市，农民真正的年人均收入只是徘徊在1000元左右。
单从不同群体拥有财富多少的角度看，这些县市的农民和煤老板的收入比例成金字塔状：塔尖是煤老板，塔底是农民；塔尖1%左右的煤老板至少掌握着本县、市60%左右的财富，而90%的农民、工人却只占有10%左右的财富。这个金字塔中，少数的包工头在财富上压倒了多数农民。
这些县市的农民同政府财政所占财富的比例也是一个金字塔关系。即：政府的财政收入一般都在10多至20亿左右，而10万农民的全部人均收入也不过一个亿左右——拥有多数财富的少数公务员和地方政府在财富上绝对压倒了多数的农民。
吉县的情况恰恰呈倒金字塔状——目前，该县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煤老板，我们所说的第一个金字塔还不存在。那里的第二个金字塔却与其他县市相反：该县前年才5000万财政收入，去年刚过1个亿，而10万农民以年人均4000元的收入算，他们掌握着该县4个亿的资金——即绝大多数财富掌握在农民手中，这个倒金字塔中的公务员掌握的财富在本县是少数，他们那点财富已被拥有更多财富的农民压在了下边……
作这样的统计分析，记者并非想说明农民与煤老板，农民与政府财政之间的收入比例严重悬殊。记者只是想说：同在山西，农民没有自己的拳头产品，他们即使脚踩“黑金”之地，也只会守着金山受穷，他们那点可怜的年人均收入，只能成为煤老板巨富的一个渺小的参照数；而在吉县，有了苹果这个拳头产品，10万农民通过自己的勤劳，通过科技，他们不但可以很幸福很有尊严地生活，还可以“财大气粗”地说：我的收入至少可以敌五六个公务员！
目前，山西省委、省政府正在全力推进转型跨越发展，实施“513”产业化开发工程，引导农民在广袤的田野里去拓展致富道路，到2013年，该省农产品加工业和农业的产值比例争取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这是一个宏大的“工程”。
但是，要把已习惯于“一锄挖个金娃娃”的山西人引入深耕细作的田野，还需要一个探索和引导的过程。不过，好在吉县已给这种探索和引导提供了宝贵的启示，这个启示的核心就是：路就在田野，希望就在田野！
吉县采访完毕回京，路过北京西客站时，那里依然一如既往地非常拥挤，外出打工的农民工也照样永远是造成铁路拥挤的主角，他们扛着蛇皮口袋，匆匆北上南下，或到远离家乡的城市去“淘金”，或因“淘金”失败垂头丧气而归。
望着那些带着发财愿望兴致勃勃地远去他乡寻找阿里巴巴山洞和失败而归的农民工，我真想告诉他们：何必背井离乡、抛妻别子地去挣钱？照着吉县那些农民的样子做吧，农民的希望在田野，家乡的土地照样可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