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事琐记
2014年的7月16日是父亲张应嗣（字光裕）诞生110周年，9月12日是母亲李云樵诞生104周年。父亲于2000年7月6日病逝，半年以后母亲于2001年2月20日驾鹤西去。二老一生历经近一个世纪，经历了家变、战争、灾年、动乱、运动，有惊无险，无大起大落，在耄耋之年安然离世，可谓善始善终。俗话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普通百姓如同一滴水珠，亿万百姓汇成了江河大海。作为后代儿孙，只要有条件，就应该详尽记述长辈生平，以便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作家孙犁在《耕堂书衣文录》中有一句话：“人之一生，欢乐痛苦，随身逝而消息全亡。虽父母妻子，亦只能讲述其断片。”眨眼间，自己也到了老年，父母逝去已经十余载，却不能细数其断片，常常心中惭愧。过去忙于稻粱之谋，无暇着手，或者算是理由。如今退休多年，我尽可能搜集相关资料，缀连成文，以慰逝者。
我于1960年上初中，家里十几平方米的屋子，大小五口人，有时候外祖母来住，更是连身子也转不过来，所以早早就开始住校了，直到“文革”停课后还在学校宿舍容身。1969年在市里一所小学任代课教师，也借住在学校内，直到1970年底找到正式工作，不得已才在家住。父母亲上班一天不落，和儿女交流的机会本来就不多。在运动频发的情势下，他们也自然极力回避说起旧时经历。那年月强调家庭出身，从旧社会过来，曾经在旧政府里做事，现在自然难以得到政治上的信任。循规蹈矩，谨言慎行，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和新的社会环境尽力保持协调一致是他们的愿望，更担心由于说出什么不合时宜的话语而给儿女们带来麻烦。周围这类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个想法绝对不是杞人忧天。窝囊的日子过了大半辈子，唯唯诺诺，不见有畅所欲言的时候。老人在家里讲话都没有敢放开嗓子，只怕上面落下树叶砸着脑袋。原本谨小慎微的性格不断强化，变成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危机感。但愿余生平安无事，不生波澜。幸亏父亲到1965年六十一岁上已经退休，所以后来受到直接的冲击相比较少。至于别的家长能够给予子女的优待条件，在我们家犹如天方夜谭。虽然年少，但我们心知肚明。做儿女的不愿意触动老人的伤口，始终也不去捅破那层窗户纸。一家人心照不宣，相敬如宾。每个人从来不会在生活琐事上多言多语，在工作中遇到困难也都遵循了克己忍让的原则，回家则采取“报喜不报忧”的态度。改革开放以后思想上受压的感觉轻多了，但是过来人难免心有余悸。老人偶然提到一些故人旧事，只是点到为止。
父母虽有丰富的人生经历，但是宁可烂在肚里，不肯对外人言及，印象之中基本没有听到父母亲说到家事乡事、故旧人情，或者褒贬何人。家里的亲戚人等又都在太原。再者自我记事开始，父亲母亲便没有离开过太原（只有父亲被迫返乡生活过一段时间），仿佛我们的根就在太原。只是鬓毛先衰，乡音未改，故乡这个根如同烙印，还是要伴随人一生一世。父亲晚年，患老年痴呆症，一段日子时断时续说些老家文水的故事，没头没尾，没头没脑，没起没落，大概是关于先辈、兄弟、乡邻等的回忆，似乎充满了痛苦与纠结。想仔细问他一些旧事，却又没有了言语。父亲说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的耳朵已经严重失聪，说话的乡音很重，而所涉及的人名地名我们一概如同天书听不清楚。且那段时间母亲因脑梗卧床失去语言功能，我们不能捕捉一点相关的信息。父母去世后我几次按照他们生前的嘱托去看望姑姑家的一位表姐，她也是九旬老人了，却难得思路清晰，记忆准确，提供了好多往事的细节。还有一些口述旧事则来自四舅母的回忆。父母的工作经历，取自父亲留底的一张残缺不全的简历表。其余家庭情况，则取自宜儿村张家族谱和徐村李氏家谱。
父亲的祖籍是文水县（今属山西省吕梁市）宜儿村。母亲的祖籍是文水县北徐村。
宜儿村
宜儿村距文水县城东北大约十二华里。西面靠近文峪河，邻近桑村营、堡子、龙泉，北面紧接武午村、方圆村，东面是大城南，南面是里洪、西旧、东旧城。民国年间全村不过两千多人，人均可耕地不足一亩。如今人口六千有余，村址方圆七八里，算一个大村，也是一千年古村落。20世纪以前这里一直是宜儿乡政府所在地。2001年撤乡并镇，宜儿乡所辖八村并入凤城镇。宜儿村地下水位高，历史上曾名“泥巴村”，谐音“宜八村”，后改为“宜儿村”，民国初年登报改名为“宜安村”。因与距此地百里之遥的介休县大镇“义安”同音，又改回“宜儿”。村子土质不好，老人们称作所谓的“下湿”，就是多盐碱地，常遭水涝。只是葡萄比别处长得好，大蒜也比较有名气。记得小时候村里乡亲来了太原，偶尔会带几辫子大蒜。其他农作物几乎无收，是个“苦焦地方”。早年有“旱死文水一县人，好活宜儿、武午村”的说法。武午村是宜儿村的邻村。想想在那种地方即使一个有几亩贫瘠农田的所谓富户，又有什么好日子过？老人说平日就是吃“陶黍面”——红高粱面，或者黄色的“玉陶黍面”——玉米面。所谓“好面”，大致是指杂豆面。
关于宜儿村的历史，是2012年8月24日从网上看到本村一位叫郭宗立的老师（雅斋仁者的博客）写的材料。郭老师于1954年11月27日出生，曾参与《文水教育志》的编写工作。
张姓是一个古老的姓氏，上古时代最伟大的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他的一个儿子（也有说是孙子）叫挥，负责监造弓箭，黄帝时他就担任“弓正”官，后来就以“张”为姓，姓名就叫张挥。因此，这位张挥就是天下张姓的始祖。史书上也有记载，黄帝时赐了“张、王、李、赵”等姓。由此可知，张姓实为黄帝的直系后裔，其历史也跟黄帝一样，至少有五千年。这支最早的由黄帝直接传下来的张姓，最初的发源是今山西太原一带。到了大约三千年前的周代，黄帝的另外两支姬姓的后代，又有以张为姓的。其一，根据元代《张氏宗谱序》上的记载，“张氏出于姬姓”。“姬”是周文王、周武王的本姓，追溯上去，也是黄帝所赐的姓。这一系的张姓，繁衍的根据地有十二处，海外张姓宗亲最多者是出于“清河”，所以，有不少各地的张姓宗亲组织，前面冠以“清河”二字，以示其源。另一支则出于春秋时代的晋国。据《通志氏族略》一书所载：“晋有解张，字张侯，自此晋国始有张氏。”不论是出自哪一个系的“张”，溯本究源，都是出自轩辕黄帝，都是黄帝子孙。
宜儿村有两大姓，张姓人口最多，大半个村子都是一大家子，根据家谱记载也有三百年以上历史。另一大姓是段姓。1970年我在木材公司工作，同事张某，久居太原，说起来居然也是同村，还应该是一大家族，但是过去互不认识。如今宜儿村里的民居还保存有清代建筑和民初建筑。父亲的姐夫村南段尔荩的三进院最为出名，现在应该还在。另一处大宅是村中楼院，门庭不大，且院垛高耸，窗棂精巧，三十多年，一直是公社办公地，是宜儿一带的政治中心。村里院落都有街门或大门。供人出入的街门较窄，有台阶，顶部用方木，呈直角；走车马的券门则十分宽大，顶部用砖砌成拱形。无论街门或大门，门楣上都有砖刻的“赐百福”“凝瑞”“凤来兮”“紫气东来”等匾额。也有较贫人家，土坯房，木栅栏，半头砖垒的院墙。过去的深宅大院后来都住了好多人家。宜儿村旧有真武庙、老爷庙、武道庙、金池寺和观音堂（俗称“大堂儿”“小堂儿”）。老爷庙在村正街北端，背靠马家街，南对戏台，至今正殿、侧殿尚存。2003年，村人集资修葺彩画、正殿、侧殿，重塑关公、关平、周仓等泥像。老爷庙后边是金池寺。这一场所，先办私塾，后办学堂，到20世纪50年代，僧人出走，殿宇相继被毁，金池寺正式成为宜儿学校。
民初及今，宜儿村在县境有影响的人物有：为早期国民革命起过积极作用，人称郭伟人的郭登五；抗日战争期间，先后任县游击一大队队长、县游击大队副大队长、工卫旅二十二团三营营长的段海金；早年在方山县平民学校和太原国民师范读书，1937年参加八路军，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49年渡江后，留四川工作，先后任乐山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四川省副省长、省委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等职的张力行（原名张联星）；段尔荩之子，山西著名雕塑家，1946年毕业于国立艺专雕塑系，作品有太原市人民公园革命先烈雕像，五一广场喷水鱼石像等的段联奎；文水县立第一完全小学首任校长张联璧；工人作家张桂根；全国劳动模范段马柱。
目前宜儿村老人在太原可以联系到的只有本家张桂根了。其父张联参（十二世），其爷爷张结元（十一世），故桂根（十三世）称我的父亲为六老爷爷。张结元的长兄张登元是文秀才。
张桂根（张家聪），生于1931年，十四岁来太原在一家鞋店当学徒工。新中国成立后在太原印刷厂当装订工人，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写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被誉为“工人作家”。我是在南宫看到他的书以后到太原市老干部活动中心找到他的。他很热心，我参加老年作家协会也是他介绍的。
2010年6月26日得张桂根赠所著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10月出版的《老太原拾趣文集》。
父亲自十几岁上离开本村读高小，后来到太原上学、工作，如今村里人老老小小，无人认识。倒是去世以后，2010年我看到张桂根“文集”里一篇文章，说父亲“在太原也为本村人做了不少好事。像我（指桂根自己）四叔（张力行）小时候在太原国民师范念书时，就接受过他的帮助”。
下面是我的父母与张力行的最后一张合影，摄于1996年夏，地点在我的住处，曾刊于2012年4月23日《山西晚报》，并附有我写的说明文字：
照片左面的老人是生于1915年，1938年入党，曾在四川省担任领导职务的张力行。因系宜儿村本家，称我的父亲，中间那位老人为爷爷。父亲张应嗣，字光裕，生于1904年，当时已经九十二岁。右面是我的母亲李云樵，当时八十六岁。三位耄耋老人先后已于2000年、2001年、2002年去世。父亲20世纪20年代由老家考到省立一中旧制38班。毕业后经人介绍参加工作，在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部副官处任干事（录事）。20世纪30年代张力行在太原国民师范读书，课余经常到父亲家看望，后来参加革命，父亲曾给予财物方面的接济。张力行新中国成立后每次回山西，一定带些土特产来看望我的父母。这是1996年张力行生前最后一次回山西老家，专程看望住在我这里的两位老人。因为耳背，母亲用手指示意给力行，说她自己已经八十六周岁了。
2000年父亲去世，桂根专门代表张力行送来花圈以表示哀悼。
小时候来过我们住处——馒头巷的老乡，记得有位老人叫“东宿子”的本村人，经常下班后来说说村里的情况。依稀记得他大冬天裹着毛围脖来的样子。他好像就在馒头巷东口外南市街的一家黑白铁铺当铜匠，手艺人。其他就没有什么客人了。四姨常来，带些水果小食品。舅舅们登门不多。大舅舅一家可能因为住得远，来往不多，就是大舅家的老四隔一段时间会来走走。我对四舅和四舅母则印象较深。
我头一次回老家是1970年夏天，时年二十三岁，到小学任代课教师不久。那是“清队”后期，有“一号文件”，以战备为由把所谓“有问题的人”通通赶到乡下。母亲已经六十岁，还在医院上班。自家一辆解放前就有的捷克自行车，再找人借一辆永久新自行车。我与母亲骑着自行车从太原出发到宜儿村给父亲送点吃的东西，单程有一百里的样子。村子不小，几乎没有新房。泥土街道，路边一所洞开大门的平房院子（后来我知道，过去这一般是有钱人家的长工住的地方，里面有磨坊、粮库，喂养牲口的圈棚），大门并列的一溜正房三间住一户人，院里种些蔬菜。父亲住在低矮的东房，小两间，入深大约不到四米，应该是当初人家放农具的仓库。推开两扇木板门，吱吱作响，光线昏暗。首先看到的是地上堆着的红薯，那就是主要的吃食。破桌子上没有一页纸张，没有一支写字的笔。窗户全糊着麻纸，炕上一床薄被，墙边立着干活用的锄头、耙子、铁锹等。父亲无亲无眷，每日跟着村里的“五类分子”下地。母亲问干活是否劳累，父亲说不苦，能承受。父亲自打离开家乡近五十年，读书、工作，即使抗战八年在山里吃苦，真正繁重的体力劳动也不多，本来精瘦的身体如今瘦得更加厉害，最大的变化是目光呆滞，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六十六岁的老人了，村里人根本不晓得父亲的情形，也不相信他是坏人。过去找过父亲办事，曾经有过一些联系的人这会也没了消息。从城里被赶回老家的人很多，都是文化人。大家彼此彼此，见怪不怪。匆匆看过父亲，水没有喝一口，饭没有吃一碗，还担心有什么人来骚扰。母亲还看了一下在大队革委会里参与掌权的有点亲戚瓜葛的乡亲，嘱咐关照父亲，人家也满口应承。我们一共待了不足两个小时便又骑车往太原赶。一天来回，屁股长时间不离车座，疼得厉害。下了车子，双腿蜷曲，好像不会走路了。当时心中一万个不理解，一万个怨恨，不是对着年迈的双亲，是对着难测的风云。
家谱
记忆中张家人亲戚关系似乎特别淡漠，搞不清什么缘故。父亲的兄长，统统早夭，也就不存在血脉亲戚关系的延续。我记事的时候，知道有交往的亲戚只有一位年长的姑姑以及姑父与他们的孩子，我的两位表姐，一位表兄。20世纪80年代宜儿村老家张姓搞家谱，我在太原北营住着，一星期回一次城里父母那里。父亲告我说有乡亲通了消息，他交了家谱的工本费。1986年我从北京师范大学学习回来，父亲给我一本家乡宜儿村张家后人编就的《张氏族谱》，是在民国十九年基础上修订的手刻油印本。这才大体了解父亲的“上线”。
宜儿张氏从在宜儿立足的始祖“万学公”到20世纪80年代为十三世。1930年族谱的主持人是十一世孙文水第一高级小学训育员张登元。当时议定十年一续，谁也没有料到一放五十四年，其间战争、运动，没有机会，也无人组织。1985年印出新版，主持人是登元之子十二世孙联璧及十三世孙数人，张家全作序，并附有世系表。我从本上查到我爷爷的全名和奶奶的姓氏。
《文水张氏族谱》，从始祖万学开始记载，后来有二祖春、夏、秋、冬，三祖化熙，四祖威，五祖玉祯，六祖守宽，七祖锦城，八祖鸣高，至九祖秀，字俊峰，为鸣高独子，这位就应该是我的爷爷了。从家谱中知道，爷爷为宜儿张氏九世孙。1930年整理家谱的登元为十一世则与本人同辈，可以想见七十多年以后登元的儿孙自然小我三四辈，所以如今我辈已是张氏“老祖宗”了。爷爷张秀，家谱上说“邑武生”，就是所谓武秀才，生于道光二十三年即1843年正月二十六日吉时，逝于民国三年即1914年十二月初七丑时，死时七十二岁，当时应属于高寿。听一香表姐讲，老人经常在村里空地练把式，一对大石锁是每日必举的。家谱称赞秀“深通武学兼习堪舆卜筮之书”（是风水先生）“本村中如张克明段希孟段怀亮及公次子应魁先后入武学皆出门下亦可谓道有传人矣”。
爷爷有六子一女。子为应成、应魁、应芳、应良、应渎、应嗣。第一任妻子王氏生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9月22日，长爷爷两岁，卒于光绪十八年（1892年）2月27日，享年五十二岁，生了四个儿子。续娶郑氏生于同治四年（1865年）6月23日巳时，小张秀二十二岁。1892年王氏去世时郑氏二十七岁，郑氏生两子一女，就是父亲和他的五哥、姐姐。郑氏生父亲时三十九岁，病逝于民国八年（1919年）8月8日午时，享年五十五岁。父亲无疑是老生子，五岁开始，同父异母的哥哥们先后死去，依靠一母同胞的姐姐照顾。姐姐则嫁给同村的段尔荩。
父亲出生的具体地方不清楚。听表姐说，知道那个院中有一口井，井口及栏杆雕琢精美，艺术性强，如今想必不存在了。
1904年时文水知县为满洲人文某，山西巡抚是张曾扬。
父亲出生时家境已经破落，幼年时身体虚弱多病，刚刚懂事就要和大他很多年纪的同父异母的兄长及侄儿上法庭打官司分家产，多亏姑姑出面照顾，否则小命难保。后来在文水开栅镇上高小，父亲住在学校。十岁时，七十二岁的老父病故，丢下一大家子。父亲直到离开家乡到太原念中学、谋事，对老家村子应该没有太多记忆和依恋，因为留给他的温暖太少，泪水太多。当时大家庭里争夺遗产，鸡飞狗跳，应该很是热闹，其中钩心斗角，尔虞我诈，装神弄鬼，都是脚本里的素材，可以想见当年发生在宜儿村张家大院的一出出闹剧是何等曲折离奇，情节坎坷。父亲没有提到过这些事情，是亲戚们间或说起，慨叹父亲幼时日子的艰难，想来父亲老年精神上的障碍一定是来源于儿时的不幸遭遇。
父亲的名字“应嗣”二字，是按照同辈名字的序列所排下来的，“应”字已经确定，“嗣”即继承。父亲字光裕，往日的同事比如同乡武锡锦叔叔以及同辈的亲戚都用字称呼他。成语有“光前裕后”，所谓“光前应种书中粟，裕后宜耕心上田”。又见《三字经》后部“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
张家是一个曾经繁荣兴旺的大户。爷爷算光绪年间的知识分子，有土地，还有商号杂货铺，高门大院，独树一帜。父亲十几岁上成为孤儿，大概对自己的爷爷、奶奶一样缺少概念。但其父亲的家业他是眼见的。靠着名下一点遗产，父亲于20世纪20年代能毕业于省立一中，自然也是百里挑一的读书人。如若不是家庭变故，应该读了大学，甚至留洋也未必不可能。
1914年父亲十岁时，爷爷去世，此前大哥应成（1898年）、二哥应魁（1906年）、四哥应良（1913年）俱已病逝，1917年父亲十三岁，一母同胞的五哥病逝。也就是说，在父亲还上小学的时候，五个哥哥只留下同父异母的三哥。争夺家产的主要人物应该是大哥应成的儿子金玉及后人，以及二哥应魁、四哥应良的后人及三哥应芳一家。1985年的家谱“十二世”里只有“友道金玉公子娶妻李冬蛾生子家圣”一句，但是“十三世”里关于“家圣”只有“友道公子”四个字的记载，“十四世”里也没有家圣后代的名字。应芳“民国十七年”（1928年）去世。应芳之子为敦荣、敦华。老大敦荣我没有见过。敦华，我叫他“赖哥”，与父亲走得很近。我小时在馒头巷常常见到他，他也是我们馒头巷住处对门近邻主人的父亲。敦华在太原阳兴十二县中学毕业，当过教员，患有高血压，脸膛总是红红的，说话声音洪亮，不知哪年去世的。20世纪90年代我回宜儿村还见到“赖嫂”，已经九十多岁，跟着一个几乎失明的小儿子艰难度日。赖哥赖嫂来太原看大儿子的次数很多，只是这里住处紧张，待一两天便回老家。村里的住处是在一座两进的旧四合院西房，从油漆斑驳脱落门楣上遗留的星点金粉，可以想见当年的富裕。如今屋里墙角一口水缸，放过化肥的旧袋子里塞几颗土豆、大白菜，每天粗茶淡饭，聊以度日。小儿子受颐，我们叫他“二秃子”，从小眼睛有疾，到老几乎失明，终生未娶，和老母亲相依为命。到那时，挑水也看不清井台了。只好用小桶提着，还得摸着墙走。人很老实，爱干净。敦华长子新中国成立后来太原找工作，就在我家租来的南房分了半壁。原来南房共三间，如今两家各占一间，中间一间共用，放置各家杂物、水缸等。这一定是因了敦华的关系。敦华比父亲年纪不相上下，来太原看儿孙自然来我家看亲叔叔，吃顿饭，喝点酒。
父亲名下房产被哥嫂及侄儿们觊觎、抢夺，仅留下一些赖以生存的土地，由父亲的姐夫代管。那些兄长家人自然把矛头对准父亲的姐姐姐夫，父亲夹在中间不断地申诉、出庭，甚至被某方面恫吓、敲诈。父亲在外面上学做事，始终没有在家务农，晚年却因成分不好被遣送回乡，岂不冤枉。幸亏后来落实政策回了太原，否则将无立足之地。
估计张家亲情的淡漠，真正原因是兄弟阋墙，家庭纠纷。富不过三代，其实从父亲一代那个大家庭已经四分五裂，不复存在。如今回乡，已找不到一个亲戚相认。奶奶不是原配。父亲唯与姑姑、五哥一母同胞，势孤力单。1919年生母郑氏死去，父亲成了完完全全的孤儿，那时他不过十五岁。按道理父亲虽然年幼，也是张姓嫡传，并没有丧失话语权。出面为他力争生活费用的只有姑姑姑父，父亲陷入生活无着的境地。即便如此残酷，却还要经过一个“体面”的过程，与侄儿们公堂相见，视同仇雠，幼小的心灵难免受到刺激甚至震撼。
秀次子应魁在村里应该是个文人。家谱上记载“公于武学功力最深清光绪甲午科入武乡试场几中式”（无疑是溢美之词）可惜“未获售耳”，就是没有功名。
秀四子应良，字弼卿（1876—1913），去世时我的父亲才九岁，当时王氏三十五岁。
秀五子应续，于父亲十三岁时去世，是年十九岁，家谱上也没有子嗣的记载。
十世是“应”字辈，十一世的名字，看1985年的家谱，应成的独子名“金玉”以乳名行，其余应魁、应芳、应良的儿子们是“敦”字辈，有敦富、敦贵、敦荣、敦华。应读早逝无子，应良以应魁的二儿子敦贵为“嗣子”。唯独父亲应嗣的儿子，没有纳入“敦”子辈，三个孩子的名字最后一个字是“民”字，与其余十一世众人名字不成系列。倒是和我的四舅家孩子一样，他们家几个孩子的最后一个字也是“民”。可见父亲与老张家若即若离的状态，宗亲观念的淡泊。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0月29日山西首义成立“山西军政府”，阎锡山为都督。
上学
1915年父亲入本村小学。1917年父亲十三岁，卖掉名下三十余亩地。这就是后来继续上学的唯一经费来源。这些事情应该都是姐夫段尔荩帮助操持的。张段两家关系恶化，因为财产关系不断还有官司。如此计算，当年爷爷手里，张家数百亩土地是有的。
1919年8月18日午时父亲的生母郑氏去世，享年五十五岁。这年父亲十五岁，尚在本村初小未毕业。父母双亡，姐姐已经嫁人。听表姐说，郑氏去世前，叫来姐夫段尔荩，将零碎银子及分在张应嗣名下地产让姐夫代管，并让段“把孩子经由起来”。后来老大之子将段告官，意为段家侵吞张家财产，并要父亲对簿公堂，父亲时年十余岁，备受刺激。后来父亲母亲偶然说到旧事，屡屡表示对老大一家的愤怒。
段家是村里另外一大姓。父亲的姐姐，我叫二姑，嫁给本村段尔荩。段家无疑是宜儿村的首富，村南头有三进大院，雕梁画栋，堪与乔家大院媲美，新中国成立后被分住了。村子虽然穷，土地不少。张家应该也属地主，但是土地财产不及段家。姑姑嫁到段家，算是门当户对。姑姑心灵手巧，自小善剪纸，虽然没有上学念书，看到的鸡鸭猫兔，都能描摹在彩纸上一点一点剪出来分送给众人，赢得一片喝彩。其独子段联奎长大后学了美术，是1946年国立杭州艺专雕塑系毕业的三名才子之一。
老太太在家里没有地位，男尊女卑，沾儿子的光，新中国成立后二老搬到太原住了几年，过了一段开心日子。那时联奎在省文联上班，正在塑人民公园的烈士纪念碑，塑李顺达胸像，是受到信任的。后来分配到省文化干部学校，到1957年被打成右派，便一蹶不振，再没有一天的舒心了。联奎入狱，二老在太原女儿家住几天，就回老家了。没有丝毫收入，粗茶淡饭，也难以为继。好不容易盼到儿子出狱，有些收入，马上是“文化大革命”，儿子再次入狱。老头在困难时期已经坚持不住，命归西天。老太太一人与大女儿在家熬日子。长期见不到儿子，老太太心里明白，又是犯事了。老太太这样一直撑到20世纪70年代，还做过一次大手术，总是心里有想望，不肯辞世。实际上儿子已经于1975年患癌症保外就医死在她的前头。
民国六年（1917年），文水国民高等小学改称县立第一高等小学（简称一高）；民国九年（1920年），下曲、南庄分别设立文水第二高等小学和第三高等小学（简称二高、三高）。1920年父亲十六岁，入文水县第四高小（在开栅镇）。时县知事为鄂人鲁宗藩。
1921年，父亲张应嗣（十七岁），由姐夫张罗，在宜儿娶妻开栅人张氏。张氏六年后患肺病亡故，所生二子（男女各一）早殇。惨痛的经历对父亲打击很大。张氏一家并非普通农家。其兄长孩子，张氏侄子张海山（雨帆，1910—1986）能够到太原国民师范上学，应该有一定文化基础和些许经济实力。
国民师范全称山西省立国民师范，20世纪30年代在太原属于“难考好住”的学校，对家庭经济状况差的学生非常有吸引力，考进后每月津贴大洋八元，衣食住行完全可以应付。张海山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太原进山中学（今太原六中）被捕，出狱后任中共天津塘沽区委书记。抗战中张海山历任和顺县长、鲁南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解放战争期间任华北支前司令部副政委，新中国成立后任浙江省委秘书长兼绍兴地委书记、商业部副部长、水产部副部长、国家水产总局顾问。“文革”遭迫害。最后病逝于北京（详见《文水县志》，1994版，第864页）。1984年我在北京上学时父母曾托人打问其下落，因名字改换，未能找到张海山。一香姐了解一些张海山家的情况，知道张在山东时候娶妻，妻子脾气急，说话嗓门大。
1923年6月，父亲高小毕业（清末，文水二等学堂执行光绪“癸卯五四”分段制，即初等小学修业五年，高等小学修业四年。民初，废除忠君、尊孔的儒学教育，全县小学使用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共和国课本，学制变为“四三”分段制）。7月，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旧制中等科38班）。我查资料知道，同班的学生有后来被阎锡山杀害的共产党员王瀛（字海峰，陕西神木人），还有赵以仁（20世纪60年代太原五中语文教师，五台人，曾为高72班授课）、邓国栋（字子梁，河津东黄村人）、王占京（字德卿，万泉乌苏村人）。时任校长为李贵德（号玉堂，山西榆社人，原本校教师兼学监）。
山西省立一中创建于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
1906年，山西成立四所中学。一中在太原，二中在大同，三中在运城，四中在潞安。一中（即山西公立中学堂，后称晋阳中学堂）成立是在今天文瀛公园南边旧贡院内，文瀛湖的南面，向南伸展到起凤街直到纯阳宫西侧。
所谓贡院是清朝时乡试、会试考取举人的地方。1905年废除科举设为山西公立中学堂。但一般认为1906年为公学正式产生的年份。学校先后几次易名，1913年8月改为省立第一中学。五四运动前后和中共太原党组织成立活动的时期，也是学校最“火”的时候。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一中曾易名为山西省立太原中学。七·七事变后，学校迁往祁县贾令镇，次年返迁太原上马街原山西省第一女子师范故址。1952年山西省人民政府定太原中学为省重点中学。1953年3月，太原中学被定为华北区重点中学，4月改称山西省太原第五中学。1955年迁址青年路。
2005年9月我在开化寺街的一个饭店看到墙上挂有许多太原老照片，其中有“宣统辛亥晋阳中学堂第一届毕业合影”当时为1911年，晋阳中学堂即今天太原五中的前身，不清楚具体何时招生，为什么1911年才毕业。按说四年制，应该是1910年毕业。座中人皆清代官员打扮，留长辫，着长袍马褂，戴红缨帽，前排坐师长前辈，后面有四排为学生，看样子年纪已经不是太小，总人数大约有四五十之多。
据民国二十二年有关资料记载，父亲就读时候的“山西省立第一中学校”“占地面积10133.84平方米”。校舍建筑“办公室22间，普通教室32间，理化教室6间，博物教室3间，图书馆（室）12间，会议室3间，教职员宿舍35间，学生宿舍174间，礼堂1座，游艺楼1座；图书馆藏书3482套（近3万余册），理化仪器320套，博物标本45套”“体育设施，篮球场9个，网球场4个，足球场1个，田径赛场1个，乒乓球台4架，体育器械室1座”。
根据一位老校友的具体描述：当时一中地处太原海子边（文瀛湖）的南面。进校门走一段路，右首即上课教室三排，每排两个。在教室院前面先是一个小院，北房是训育处。小院与教室院中间有南北向的走廊，内有学校公告栏。教室院南面是教员休息室（即教务处），西面是事务处（即总务处）。教室院再往南是大礼堂，全校集会的场所。大礼堂西面还有理、化、生教室，大礼堂南面是大操场。中间是足球场，周围是田径场的跑道及跳高跳远的场地。再往南即学校围墙，外面是起凤街（现在的云路街）。足球场西面还有四个篮球场。大操场东面有一个排球场，两个网球场。
在网球场北面，除一个四合院还有两排砖砌的窑房，内有土坑，是从外县考来的学生居住的宿舍。父亲的住处应该就在这里。20世纪60年代尚存在，后来铁路宿舍扩建，窑洞被拆毁。伙食房在网球场东面。校门外左侧一排房子是教师的住处。
民国十六年（1927年）一中毕业生有四二制高中文科第2班共29人，高中理科第2班共15人，旧制中等科第37班、38班、39班共156人。当年由各县考到省里一中的毕业生，在本县绝对学业优秀，属于尖子生。一中是中共太原支部创建地，闻人有父亲前后校友彭真、高君宇等。彭高父亲一届，是1922年入学的。1923年至1927年在太原发生许多大事，父亲十九岁在此读书，学校又在城南多事的地方。要完全躲开也很难。
父亲当时一个人在太原生活，吃饭外包，每月四元大洋。他节衣缩食，埋头读书，不问政治。听我高中一位语文老师，当时与父亲同班的赵以仁老先生说，父亲经常拿班里学习第一名。父亲生前偶尔会说到自己少年时代父母双亡，上小学就常常考第一名；如何因家道中落卖掉爷爷留给自己名下的三十亩好地以充学费；考试成绩优秀，获得了多次奖学金以补充学费；为了省钱，有几次假期结束是怎样从几百里地的文水老家步行返校有次还遇到山豹的惊险；动荡时期，校园里是如何不平静；在学生堆里，是如何分成三六九等，其中有每天吃喝玩乐混日子的纨绔子弟，也有像他一样埋头读书，考试经常名列前茅的“学霸”；在校外饭店“包伙”吃饭的日常生活细节；只知道有几位不经常到校上课的同窗，人家干什么他不晓得；自己毕业后考上农专却因家庭经济拮据有学不能上，无奈回老家教书，后来托老乡介绍到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当干事的经过；1927年冬回家路上，北风呼啸中又是如何在大南门亲眼看见同班同学王瀛被阎锡山部队押在大卡车上示众的情形……
到20世纪末省里民政厅的复转军人接待站在一中旧址驻扎，尚存有三排当年的主教室。有青年学会旧址、教务处、学生窑洞宿舍。
事有凑巧，整整四十年之后的1963年，笔者也考进太原五中高中读书。1963年是20世纪50年代调整学校布局以后太原五中首次在全省招生，两代人都踩上了教育改革的转折点。2004年老父百年诞辰，2006年五中百年生日。两位百岁“老人”，两代名校校友，一定是硕果仅存。正是因为这个关系，笔者一直在寻觅有关五中的资料，特别想知道八十几年前五中的旧貌是否依然。但是五中在今日人民公园的旧址一直有省直单位使用着，碍于“非公莫入”的禁牌，没有机会一睹为快。
2001年报纸上讲省立一中旧址将改建为彭真纪念馆，准备拆旧建新。国庆期间，我趁着假日休息，特意带着相机专程去访，想留住一点省立一中的原貌。
去时，大门洞开，工人们已经在做施工的准备。门脸及两旁排房虽然破旧，仍是原物。顺甬道进得院里面还可以看到左右都有排房，应该是当年的教室。当年太原党组织成立和活动的第六教室还在。走到东头，听干活的工人说，马上要拆除这些旧房了。旧教室与现在的标准教室大小相仿，可能不足六十平方米，人字顶，木制门窗比较狭窄，还是老式样。赶忙抢着拍了几张照片。学校南面的情况，则是出人民公园大门，转到东面，沿围墙绕道从起凤街铁路宿舍大院进去才看到的。那里还有一座孤立的三合院。院门朝东，几乎陷在垃圾堆里。寻小道过去，看到门楼上隐约有砖刻的大字，不清楚写的什么。但门边“太原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标牌依稀可见。三合院南北西三面是二层回廊的木结构建筑，上下都住着民工和拣拾破烂杂物的外来人口。院里满地摊着废报纸、旧瓶子、旧纸箱、旧棉絮、废旧门窗一类东西，太阳光下，臭气熏天。院里四处都是违章搭建的小房子，明火起炉，十分危险。看来已经是个无人管理的地方。当年，这里就是一中教务处的所在地，许多重要事件发生在此，许多重要人物活动在此。而且三合院建筑物本身也很有特色，值得保留借鉴。我勉强找到立足之地，在外面拍了些照片。此后曾再次到宿舍大院寻觅旧踪，看到这里原来三合院的地方已经空空如也，房子被拆得干干净净，想现在又是高楼直插云天了吧。
2005年，纪念馆终于对外开放，有机会进得旧址。大门是仿旧样子翻建的，院中原来的教室已荡然无存。院当中新起一座现代化灰色三层大楼做展览和办公之用，围纪念馆一圈是仿古式建筑，但显然不是学校原来的格局。有一次专程去看纪念馆里面的展览，盼望能看到一些彭真活动时期一中的图片或者模型之类，结果也未能如愿。彭真同志去世多年，当年在这里读书求学的老人大概没有幸存者了。以1920年时候二十岁的在校学生估算，活着的人应该一百多岁了。照片没有，图画没有，原来的省立一中形象已模糊。
在教育教学管理方面，省立一中以“校规森严，秩序良好”“注重道德”及全面发展而享誉全省，在五四运动之前一直为全省模范中学。学校组织机构完整，人员精干，办事效率高。学校领导均兼课。如校长崔封兼英语，训育主任许予甲兼历史，教导主任韩致温兼应用文等。
教师配备，分专任、兼任两种。大多毕业于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西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等高校。其中，享誉省城的名师有增喜、许予甲、洛鉴明、王汝舟、乔云章、张聘珍（1925年至1928年期间曾任教务主任、代理校长）、李承翰等。
教师数量不多，但都很勤奋。有的老师人兼数科。如任图画课的增喜（字雨亭，阳曲人，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是省立一中最老的教师（民国元年十月来校），除担任图画课外还兼植物、动物、生理等。授课时数最多每周十八小时，最少六小时。月薪最多一百二十五元，最少三十六元。
学校非常注重教师的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校长崔封不仅兼英语，而且与李承翰老师出版初中课本《英文拾级》，由天津百成书局出版。
一中学生的来源，除来自省外部分学生外，还来自全省不少县份。晋北以崞县、忻县、定襄、五台考生为多，晋中各县每年都有新生入学，运城地区则以曲沃、闻喜、安邑、解县、绛县、万荣等县人数较多，临汾地区的永和、吉县、大宁，吕梁地区的中阳、石楼，雁北地区的左云、右玉、平鲁、偏关，晋东南地区的陵川、阳城等县也有少数考生，此外，陕北的绥德、米脂、榆林一带每年渡河来投考省立一中的也有。如王瀛、张友清等。
一中还实施了一些较为开明的措施。比如，学校规定：“考试前五名的学生可以免费入学，初中毕业考试成绩前三名的学生可以免费入学。”还规定：“学生一个月不迟到不早退、不请假者，记功一次，出榜公布。凡（两个学期）记够八功者，可免交学费。”
当时学校十分重视学生自学，设有自习院、指导室，由全校教职员组织自习指导委员会。每日早晚“轮流出席指导”。学生也很重视自习，因此以刻苦朴实、自学能力强、学业优良的学风而名闻山西。每天早上六点上自习前，总有不少学生提前在自习室自习。还有的学生甚至在晚上熄了灯，学监察过号之后，蒙上棉被点上灯看书。
课外阅读进步书籍成风。学生中流传着：“不看三遍《呐喊》不够一中学生的资格”引以互勉的话。
由于一中的学生自理能力很强，当时学校不设班主任，班内学生干部也不多，形成了学生自律、朴实、干练的品行，走到街上一看就知道是一中的学生。
学校除了抓紧师生教与学外，还十分重视师生的体育活动。除上一般体育课内容外，还专请武术教师教授武术，其他体育活动也很丰富，足球、篮球、排球都有校队。由于同学们的刻苦锻炼，每次省运会上，一中总是团体成绩第一名，还经常参加省外有关体育项目的比赛。尤其是足球，在太原市很有名，当时参加华北运动会的山西代表队，即以省立一中为基本队伍。
学校的课外文化活动十分丰富。学校组织有多种进步社团，向学生介绍进步书刊，组织演讲会、报告会、讨论会等活动，吸引了很多进步青年学生；进步学生还组织“平民小学”“成人夜校”（校址在今日起凤街太铁一校和海子边招待所一带），为社会上贫苦人民子弟及工人业余学习服务。学生还组织业余剧社，演出话剧、晋剧、蒲剧等不同剧种、形式的进步文艺节目。
这些当时较为开明的教育教学管理和生活管理，良好的校风、学风，较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对培养和造就一批积极进取，学有所长，为拯救国家和民族献身，为攀登科学高峰而拼搏的优秀人才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使省立一中教育思想的影响遍及省内外。
文水离太原不到两百华里的距离，现在走高速公路，用不了两个钟头。当年在太原求学时候父亲或者步行，或者雇一架车，晓行夜宿，路上怎么也得住一个晚上。代步工具就是山西吕梁、雁北山区，以及半山区流行的“骡驮轿”。前面后面各一头骡，中间通过骡背的鞍子左右搭两根木杠把两头骡子连接起来，其间架着一个有顶的轿子。远看忽悠忽悠很玄乎的样子。骡车没有车轮，相当于骡背代人肩。前面的骡子叫“辕骡”，后面的叫“跟骡”，找这样匹配默契的一对骡子也是件困难的事。最巧的是轿下面有一个圆转盘，拐弯方便。“骡驮轿”的花轿中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部件是“轿杆”，它长而结实，架在花轿两侧，“轿杆”两端绑有用上乘皮革做成的“搭腰”，“驮”的力点就在这里。好的“骡夫”即使道路崎岖，他们也既能把“骡驮轿”赶得稳稳当当，又能使人不饱尝颠簸之苦，中国的“骡驮轿”被当成只有中国人才能想得出的发明，几百里路程，坑坑洼洼。文水与太原之间道路虽然比较平坦，但也是一路颠簸。
就业
1927年6月，阎锡山在督署大堂前举行易帜典礼，任武汉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7月，父亲在省立一中毕业。毕业当年，父亲曾在文水下曲学校教书，具体时间不清楚。父亲的文化程度当时已属不低，找工作也托了同乡，就是阎锡山手下电务处副处长翟全晋（字修三，后来任电务处长）。翟为文水南关人，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曾任太原绥署办公室中将主任，系同志会十三高干之一。当年12月，父亲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部副官处干事（录事）。
再说说赵以仁老先生。1965年我在太原五中高中开始高三课程，我们的语文老师新换了一位年已花甲的老先生。人精瘦，好像望风要倒，面庞却似刀劈斧砍的石雕，轮廓鲜明，精神不错。先生讲课中无意说到自己曾是太原五中早年的学生。我当时任语文科代表，想起父亲20世纪在太原五中前身省立一中上学的事，觉得按先生年纪应该与父亲同一时期就读。课下询问老先生，果然1923年入学1927年毕业，回去告诉父亲，父亲立刻想到是五台人赵某，比家父小一岁，应该是1905年生人。我当即建议他们同窗见面叙上一叙，父亲却表示没有必要。问及毕业后是否见过赵，父亲也是哼哼哈哈环顾左右而言他。更没有再问赵及同班其他人的下落。当时我甚感奇怪，二人并无芥蒂，四十年未得一见，怎么没有一点感情？何况还有我这个学生是方便的联络人呢。后来分析，那时旧社会过来的人，多一个社会关系，就会给自己及对方找出一连串的麻烦。结果是虽然两家住处相距不过六七里，直至离开这个世界，也未能见上一面，特殊时代造就特殊的故事，一言难尽。
1928年，原配妻子病逝八年后，父亲娶李云樵（十八岁）于宜儿村。母亲1910年9月12日（阴历八月初四）生于文水县开栅镇的北徐村。北徐村位于县中部开栅镇以南十三公里处，距县城约六公里，南距武则天原籍南徐村两公里。地处老包河大道以东，地理位置优越，交通便利，有文峪河水的浇灌，盛产麦子。北徐村与宜儿村相较，明显是富裕地方。
1925年7月至1927年母亲在北徐村小学读书至毕业。
听一香表姐讲，母亲名字是结婚时父亲亲自起的学名（母亲旧日名字不详），云中樵夫，自在如神仙。既是普通劳动者，又能呼风唤雨，一似隐者，一似能人。
是年，父亲三哥应芳卒，五十五岁，应该是诸兄长里最后一位辞世者。这年6月3日张作霖下令奉军退出关外，6月8日，阎锡山率军进入北京，自任为京津卫戍司令。9月，父亲随电务处到北平任平津卫戍总司令部电务处书记（译电、事务，在北平郎家胡同8号）。
1929年7月至1931年6月母亲李云樵于文水县第一区高小读书毕业，此后到1936年在老家做家务。1930年阎锡山反蒋失败，下野侨居大连。12月，父亲任太原绥靖公署电务处上尉处员（译电）。这一段的工作，见《民国春秋》1996年第二期刘子善文章中的介绍。有一位同事叫李直峰，1926年在山西法政专门学校就读，1928年底任三集团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电务处处员。中原战争期间，他们破译各地重要电报。父亲时在第一科（总务）任科员。科长孔昭琛、处长翟修三（全晋）。时武锡锦、侯墉在四科（侦收）。1932年2月电务处归太原绥署。1932年秋李往西安改名李志远，任杨虎城秘书，建密电室。
父亲虽然是小职员，1927年起在阎锡山的手下做事，和阎一个大院上班，后来出走北平、大连，基本上没有脱离阎的周围，对阎本人应该有些了解。我问起来，父亲只说是见过面，对过话，并无一字具体描述和褒贬。
抗战
母亲李云樵于1936年2月到太原跟着父亲生活。父亲当公务员，两人没有孩子需要抚养，收入足以应付日常开销。母亲还是读书。先是在太师附小补习，而后1936年8月至1937年7月在太原东缉虎营私立友仁中学上学。1925年，运城人张国瑞（恰好是我高中的语文老师）留日毕业归国后，在太原创办友仁中学，并任校长。友仁中学东邻省学联（原国民党省党部），西邻傅公祠（今省政协），后来发展到在校初中、高中学生一千多人。友仁高中每年学费三十大洋，“好考难住”。入学较易，管理严格，师资质量高。1936年山西全省高中应届生统考友仁中学均分第一，在太原名气很大。我姑姑的儿子我的表哥段联奎也是友仁中学的学生。太原沦陷后该校迁到洪洞，后来奉命解散。但学生大都于1937年8月奔赴抗日征程。其中有名的如友仁女生民初晋南镇守使董子安的孙女化名刘茜到延安陕北公学学习与时为抗大第三期第六队队长黄克功恋爱。因脾气性格不投，刘欲终止关系，黄枪杀刘。毛泽东亲自批准黄以故意杀人罪处极刑，消息传遍太原。
太原沦陷之前的1937年9月，电务处已经迁至晋南解县，11月8日太原沦陷，母亲李云樵去西安纺织厂工作。结婚九年，母亲并无生育，听四舅母讲，母亲自愿一人离开父亲到西安工作，目的是希望父亲娶二夫人生个儿子，传宗接代。
1938年3月，阎锡山到达宜川县桑柏村，同时在西距县城十五公里，东临黄河壶口瀑布三十公里的秋林镇修建了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后方基地，并把军队、行政、教育等系统都搬到了秋林镇。1938年4月电务处迁陕西三原。8月，父亲任二战区长官部电务处少校科员（会计）。9月，电务处迁宜川高柏乡骠骑村。12月，电务处分迁宜川蔺家庄、陕西韩城雷寺庄。1942年2月二部合于蔺家庄。
阎锡山一直尽力排除蒋氏国民党的干扰。1939年3月，蒋介石通饬全国各军事长官，一律恢复各级军队党部（1936年曾宣布撤销军队党部），全体官兵均须集体宣誓入党。1939年，蒋介石训令全国各机关公务人员于一年内一律加入国民党，届期如无党籍者，有官者免官，有职者免职。1939年，父亲于宜川郭家垴集体加入国民党，8月为中校。母亲李云樵于1939年2月至1941年9月宜川经委会纺织厂工务员。
1940年7月，父亲在吉县克难坡集体加入同志会。母亲李云樵于1941年10月至1942年2月在纺织厂子弟小学任教员。
1940年5月8日，阎锡山率部分随从离开秋林，东渡黄河，进驻吉县西北的克难坡。位置在壶口瀑布往北，大约行三十多里地，辗转深谷高墚之后才能看到。1998年夏天我与学校老师们参观壶口回来，特意绕个圈去参观。那时正在修缮期间，不许进入。我们趁看门人不注意，溜了进去。先经过一个隧道似的长门洞。走土路，看村里安安静静，不见人影。土路周边、坡上坡下，遍布石头窑洞，有大如礼堂、饭厅的，可以容数百人集会；有的成排成列，疑似军火库房；有的窗户整齐，好像驻军营地。还有几进的深宅大院，一律石砌窑洞，应为当时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长官们的驻地或者办公场所，墙上隐约可见抗战时的标语，应该是原物。村边周围砖砌城墙环绕。战区参谋处、军务处、军备处、粮秣处，政府财政、民政、建设、教育等各厅，省银行、山西大学、进山中学、克难小学，悉数囊括在此。
1942年9月，父亲任上校科长（负责总务）。那时的日常工作就是雇佣民工驱赶一批小毛驴为电务处运送给养，主要是生活用品。战时的二战区实行供给制，属员没有薪水，由公家负责供应基本的伙食穿着，而且一律从简。住的地方多是土窑洞，有时几家人合住一间，搭块床单就是隔扇。听母亲讲她为了做饭，自己动手把一个衣箱改成了风箱。当时各种野菜尝遍了，粗粮细作，花样百出。只是蔬菜白面实在稀有。1943年日军轰炸克难坡，电务处迁陕西宜川秋林镇。
母亲李云樵于1942年3月至1943年6月曾在陕西宜川省立初级实用学校任干事。
1944年姐姐生于宜川蔺家庄。
母亲李云樵于1943年7月后就不再上班，直到1949年7月都是操持家务。母亲思想开朗，特别自立，不求人，不迷信，也从不强制孩子们做什么或不要做什么。礼仪上的表面上的东西，向来不看重。20世纪60年代困难时期，母亲年过半百，常常为了找一点吃的，骑着自行车和医院职工下乡驮回整面袋的萝卜或者白菜叶子。一次找了关系从酱菜厂带回人家做大头菜丢弃的甘蓝外皮，给我们煮煮嚼着吃。晚年经济宽裕，她也常常吃些粗粮调剂生活。记得母亲退休后在我这里住过一段时间，常常一边缝补，一边哼着年轻时候唱的歌曲像《五月的鲜花》一类。父亲再婚已是三十好几，母亲婚后一直不孕，那时父亲在太原工作，经济过得去，也没有什么负担。姑姑做主在文水老家大办法事，请尼姑念经，盼望有个子嗣。母亲读书多，不信命运摆布。待许愿时，只说出求生贵子，至于尼姑、家人要求许出今后不吃肉、不杀生等所谓的“愿”则含糊其词。其实是不信那些办法。后来她对我的舅母讲，少了营养，哪能健康，谈何得子？
父亲坚决不答应娶新人进门。1944年生了姐姐，父亲已经四十岁。眼看后继乏人，此前，1943年四舅家生了儿子，此时由母亲喂养，姐姐则由四舅母喂养，说好舅母如再生男孩，大儿给张家，生女孩则返还李家。后来母亲于1947年生了大儿子，此事作罢。
战后
1946年3月父亲回并，4月脱离电务处到了斌记商行任会计股副股长。12月电务处遣散。这时全家三口人租住在太原南城铁匠巷文水会馆。几乎没有什么零用家什，廉价购回的衣柜四个抽屉都是三合板的底子，表面也是三合板，其实是一个组合立柜的下面半截。
1947年3月，父亲任民营事业董事会干事。8月，任山西省育幼院总务组长。11月1日（阴历九月十九日）我生于铁匠巷文水会馆。
1948年3月，父亲任太原绥署会计处处员。
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5月，父亲进入山西公学一期贸易训练班，8月毕业，分配至粮食交易所，任出纳至1952年。
家里从前有些老照片，有一张印象特深的是父母亲二人的合影半身像，立着的小二寸黑白照。二人戴抗战时期的统一军帽，帽檐上前面钉两颗扣子。父亲意气风发，母亲端庄贤淑，那时他们四十上下年纪，都有工作可做，父亲还在重要机关。虽然生活困难颠沛流离，但是投入抗战洪流，心情应该是愉快的。记得还有父亲单独的照片，厚厚的玻璃底片。“文革”之前，不知什么时候，这些照片和底版全部被毁。唯留一张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全家照。
然后再有的全家照就是1965年父亲退休前的一张了。家里人向来没有照相的兴趣。父亲一辈子做财会工作，与政治保持距离，低调的人生态度，习惯了不事声张。家里墙上也没有照片一类，只有三个孩子在学校取得的优秀奖状，后来索性全部卷在一起，最后不知去向。小时还见过姥姥、外祖父的照片，后来也不知所踪了。至今保留的父亲的照片极少，母亲还有几张在去世前应付填表的。20世纪90年代住在龙堡街自己有了照相机，陆续照了一些。二老去世后，我特意把所有能够找到的照片底片拿出来到照相馆全部洗印多份。每次到陵园祭祀，都尽可能把二老照片更换一下。
2004年6月1日我去方山县慰问小学生后路过北徐村，四舅母讲，她那里可能有我父母亲的一些旧照片，但是始终没有找到。
母亲李云樵于1949年8月至1950年4月回乡在文水宜儿小学任教员，后来父亲工作稳定，母亲到太原农业局做短期的收发员。
1951年4月到1962年12月母亲在太原市第一区卫生所学习助产，参加卫生协会。1951年二儿子出生。
1952年1月父亲在太原市粮食交易所做统计工作，1952年7月至1953年1月任税收会计。地点就在水西门街，当时叫西米市，离我们居住的馒头巷不过几步之遥。记得20世纪60年代水西门街没有扩建的时候，路南一所公房门楣上砖刻字还有“交易所”的字样。这里在新中国成立前就是粮食市场。父亲自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工作就在粮食系统工作直到退休，工作地点没有离开方圆几里的范围。
1953年2月，父亲在信托公司油粮成交栈任会计，4月调零售公司任食品部会计，7月到粮食交易所任会计。7月28日填写“太原市财经委干部登记表”，这个表的底子一直留存，成为了解父亲工作经历的唯一依据。母亲李云樵学习助产技术后于1953年10月至1954年12月在一区五街（坝陵桥一带）接生站任保健员。此后母亲一直在医务系统工作，年轻时助产，晚年任护士，打针抓药。医院规模不大，是区级甚至更基层的公社卫生院。
1954年2月父亲调市粮食局机关购销科工作，地点应该在五一路东侧的大东关街，离家很远。
第二年，1955年4月至1964年12月近十年之久，父亲任二市场粮食门市部主任。我恰好上小学到高中一年级。那时母亲工作忙而且离家远，单位不断变换，还常常需要出门助产接生，无暇做家务。父亲在门市部工作，身体力行，早出晚归，也很劳累，双方都没有老人帮忙，三个孩子要吃要喝要念书，因此父亲劝母亲放弃工作，但是母亲坚持上班，不做全职太太。父母亲因此常常吵架拌嘴。
1955年2月至1956年2月母亲在太原市三联合医院柴市巷保健站代理保健员。1956年至1958年母亲在坝陵桥保健站任保健员。1957年底在卫生保健员业余进修班结业。1958年调柳巷保健院。月工资不超过五十元。
虽是破落家庭，经过七·七事变后的大逃难，胜利后的迁徙，以及内战炮火的洗劫，读书传家的传统仍在，文脉也没有完全断绝。到后来父母亲流离失所，则没有自己的固定住地，所谓财产只是一个小布包。可怜辛劳一生，落得个一无所有。我这里见到有他们的“遗产”只有用过的眼镜、针线板等物件。
1964年父亲六十岁了，而我们家里一直没有过生日的概念。那年我刚上高二，记忆里肯定没有全家凑一块以祝寿形式吃顿饭的场面，老人们也从未提出过生日的要求。平凡人物，平淡日子，平淡地过。甚至老人的具体生日，也只有办理身份证时候我才清楚。1965年1月，父亲调任西米市粮食门市部主任，9月退休。
铁匠巷
我的出生地在大铁匠巷的文水会馆，位于如今解放路的东面，太原老城的南端。那时紧挨城墙，再往南去就是庄稼地或者乱坟岗子。父母亲就借住在这里。西面不远是大南门，再往西绕北面走就到了水西门。随着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这一带早就进入城市的中心区域了。老街的名称，现在还没有消失，但已面目全非。铁匠巷顾名思义应该是古代炼铁的集中地，曾有大小铁匠巷和前后铁匠巷的区分。明代太原半坡街东侧有铁坑遗址，清代就有了前后铁匠巷。到民国时期，铁匠巷一带成了外地来并人口活动的集中地。大铁匠巷有临汾会馆、文水会馆、桃园公寓、元亨利香油店、永寿亨香油店、双成栈旅馆等。小铁匠巷有协成客栈，后铁匠巷有三圣庙、芮城会馆、霍县会馆及茂盛栈旅馆等。
1947年，正是解放军兵临太原城下的时候，铁匠巷炮声隆隆，弹片乱飞。住户们经常要躲避城内外双方炮弹的轰炸。家里大人们最多的记忆就是钻防空洞，躲流弹。所谓防空洞，也就是在所住的当院里大家出力掘地三尺刨一个仅可容身的土坑，用木棍子搭些苇席、木板，再盖上些黄土完事，实际就是个简易掩体，比起20世纪70年代的砖砌或混凝土的现代防空洞来，根本不是一个档次。这所谓防空洞一大半的功能在于心理安慰。
当时太原城被围困已经半年之久，食物及各类生活用品的供应空前紧张，每袋面粉已经涨到一百元以上。城里正在流行天花、伤寒、斑疹伤寒等传染病。阎锡山的军队紧紧把守着太原的出入口。阎锡山的政策是把青壮年抓进军营守城，对老弱病残网开一面，可以悄悄溜走，因为他们已经被视为包袱。个别胆大而且身强力壮的青壮年会想方设法偷偷溜出城外回周边老家解放区讨生活，但是这条路布满荆棘，生死莫测。家里老小一大堆的公职人员或者商号的伙计们无计可施，唯有听天由命。父亲没有多少收入，加上通货膨胀。家里仅存的一点值钱东西都卖掉、当掉，换些吃食，能够保存下来的值钱东西几乎没有。
这年，父亲已四十三岁，老生子的降临使全家喜忧参半。作为长子，受父母恩宠应该是自然的。听四舅母说，父亲把积蓄拿出来在城里柳巷当时颇有名气的正太饭店办了满月酒席。母亲当时没有奶水，微薄的工资都拿来买了奶粉、炼乳。当时市场上奶粉很少，基本靠进口，价格昂贵。当年的我虽然有穿有戴，但骨瘦如柴似小萝卜头。从小到大，营养不良，个头不高，而我的父母亲都不是小个子。听老人讲解放那年我不满两周岁，满地乱跑。大街小巷欢庆解放的人流像潮水一样。姐姐带着我在门口玩耍，一不留神我给跑丢了，急得全家四处寻找，却发现我在一家饭铺里吃人家赠给的东西。
自小大人和自己都不看好前途，因为听懂相面的人讲，一是前额窄，发线太低，没有天庭饱满的吉人相，遇事死板不灵活，不会随机应变。二是耳朵小，无福之相。父母虽然不讲迷信，但考虑社会环境、家庭条件，特别出生就遇战火，严重的先天不足，身体不壮，所以也就没有寄太大期望。再加上胆子小，体力方面始终落在别人后面。小时并无大志，唯有刻苦学习，不浪费时间，去扬长避短了。天道酬勤，后来居然能够“超水平发挥”，父母喜出望外，打心里高兴。现在回顾过去，似乎得到“消费者剩余”，常常自得其乐。天性而外，自小学开始得到老师的引导，受益匪浅。
一年以后，我们搬到铁匠巷往西北方向二三里之遥的馒头巷，一住直到1992年旧城改造才最后撤离。还是租赁别人的房子住，条件实在差些。
馒头巷
馒头巷是一条连通原南市街（今解放路一段）和庙前街的东西向道路，不足三百米长，位于现在常青菜市场的北侧。史书记载清以前巷内旧有小弥陀寺，原称小弥陀街，早已无踪。有人推测清代以来这里曾经是制作、出售馒头（包子）的集市，因而得名。相信清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还不足以使包子业兴旺到如同今天的食品街。虽然巷子左近确实有许多以食品命名的大小街道，南面有粮油市场，但“馒头”很可能是“弥陀”二字的谐音演变而来。西城总体上不是富人的居所，因为靠城边，近海子（其实是死水洼子），夏天蚊蝇多，比较脏，贫民也比较多。往西的南海街、水西门一带更多为打杂的外来户。
据统计，20世纪30年代前太原市有私营（包括官资民办）金融企业五十六家，主要分布于西城现今解放路原来麻市街、活牛市、南市街、西羊市、帽儿巷、馒头巷一带，仅馒头巷就有正兴诚、会元、新华、一得、晋胜、聚源、晋兴等至少七个银号。
战火终于烧进小巷。馒头巷街道两侧院落的外墙上，依稀可以见到弹片炸出的小洞麻麻点点散布。
院宅的门牌是蓝地白字搪瓷牌子，不过要比巷口的标志小许多。到20世纪60年代换成红底黄字的。在那以前，门楼、房檐上还留着旧日“辉煌”，有“文魁”“进士第”“耕读人家”等匾额。虽然房屋多次易主，后来住进去的“无产阶级”却不在意匾额上的“封建意识”。过去，大户人家的正门不是常常洞开的，旁边留有便门，只容一人进出，是下人走的门。钱庄时代，前院营业，后院专作厨房，打烊以后，里里外外只剩下保安、厨师、门房、传达。此时大杂院里的主要住家已经是工人、店员、政府公务员、贩夫走卒、三教九流。漂亮的门楼一并被摧毁，哪里有昔日银号钱庄的影子。
不到半里长的巷子，路北路南的小胡同里三五处院子组成一个群落，号为“里”。路北有两个“里”，路南则只有靠巷子东头有一个“里”，其余都是西米市大院的后墙，高大无门。巷内院子里是高墙深宅，女儿墙赛过老城墙。巷子路北从中段往西即兴隆街南口。以西四号院到九号院同处一个胡同，叫吉庆里。四号院面积最大，有两个院门。正门位于胡同口内进去的东侧。在馒头巷路北的旁门，则是内部人员和勤杂工出入所用的门，略窄些。进旁门后过门洞，左手有砖砌楼梯可以登上门洞上方的望楼，儿时我们确实上去玩过。楼道狭窄，从望楼对着街有一个窗口，可以窥见街道上的动静。后门正对着一个砖砌影壁，影壁后面是厕所，往北有一狭长偏院，可能是员工宿舍，里面有北房、东房。进后门如果不往北行，在过门洞后抄左手，有个二门，过二门进入一个大四合院。房屋宽敞，尤其南房，台阶高，屋内空间大，应该是当年的营业厅。东西房显得低些，也是银号办公场所。北房左手可以通往开在吉庆里的四号院正门。四号院住户的变动最为频繁。大约“文革”前住户已经腾出，这里成为派出所。后来派出所搬到西羊市街41中对面，四号院给了街道办事处，即成为庙前公社的驻地。1969年我找工作办手续到过这里的西屋盖过章。20世纪80年代拆了旧房盖起二层小楼，90年代拆迁时候当指挥部用。九号院与我们十二号院在胡同的位置相仿，结构相同，也在一进胡同口后紧挨着的左手西侧，1949年后一直是南城区小学教师的住宅。五、六、七号院在胡同过四号院北面，再拐进东面，另外成一个小巷，是为巷中巷，别有洞天，我没有进去过。九号院往北是八号院，在胡同中段路西，住过小学两位同学，所以常去。八号院子狭长，正房地面高一些。上东房住的一家，是大户，忻州奇村人，当时老两口有四个儿子。老大在五交化商店上班，个头略高，白白净净像个书生。老四是个人物，“文革”中退伍到机床厂工作，为人爽直，喜欢热闹，年龄与我们相仿。也许是因为根正苗红，参与派性斗争受蒙蔽当了武斗队长，据说曾经开枪打死一名战士，犯下“现行反革命”大罪，被处以死刑。“文革”后，以受蒙蔽犯派性错误结论，但人已死去。家庭所受牵连难以罄书。
馒头巷东口往北第一家是个副食商店，叫晋兴号，卖糕点、糖果、油盐酱醋之类，新中国成立前是北京分号。老板田掌柜一家住八号院正房。田公私合营时候交出铺子，自己上班，“文革”却也没有逃脱挨斗抄家的厄运。老板年纪已大，祖籍在太原附近。老板娘保养极好，一副大家模样。大女儿1944年生人，聪明能干，是学习尖子。我们记事的时候她在西羊市小学读书。小女儿与笔者同在一所小学，同级不同班，也是学习尖子。田家新中国成立前已经有了字号，而且不只太原一处产业，新中国成立后被划成资本家，于是日子一天不如一天。好在家产丰厚，没有耽误孩子们上学。记得去过那家一次，印象很深。五间正房宽敞明亮，廊下可以摆放桌椅，窗户玻璃亮光闪闪。1966年，田家老头子已是花甲年龄，但仍成为街道斗争的重点对象，大概没有几天就被抄家，然后赶回老家，悄悄死去。儿女也不能幸免。小女儿上高中，被批斗后精神失常，后来不知搬到哪里。抄家多次，金银首饰被拿走无数。老妈偷偷留了一些金银首饰藏在暗处，一开始没有被抄走，后来红卫兵觉察到他家还应该有些“油水”，再杀“回马枪”，又抄得金银细软若干，更加认为他们态度不好。老两口看看风头越来越紧，担心一旦暴露家财，性命难保，不能要钱不要命呀，于是不敢私藏，老太太半夜偷偷出门想丢在垃圾里扔掉，谁知被街道的红卫兵发现，其实人家是设了岗哨在窥视他们，他们没有想到。于是把老太太五花大绑，牵着游街，甚至把不知何处拣得的一双烂鞋挂在老太太的脖子上。如此侮辱，折腾几天，老太太一命呜呼。据说，那时候有许多人家害怕抄家，趁着黑天偷偷把值钱的东西往垃圾堆里扔，金条、银镯子、翡翠挂件、袁大头、珍珠项链，无所不有。早晨倒垃圾的工人发现宝贝先是吆喝谁的东西，但是没有人敢应答。后来有的工人便自作主张把东西顺到自己口袋里了。杀一儆百，谁家不怕？路人看见了，谁都不敢拣。
往庙前街方向第二个胡同是我们住过的兴业里，由里到外一共三个院子。兴业与吉庆两大胡同门都如同欧洲城堡大门一样威风，把几个院子拦在一处，形成独立群落。砖雕的高大门洞坐北朝南，建筑风格中西合璧。印象中兴业里门洞上端为拱形，净高四米有余，再高是仿西式阳台似的一层混凝土饰物，最高处砌着一个大太阳，红红的，放出针状光芒。门洞通高将近十米，与两边院子的女儿墙相连。1992年旧房改造以前，大约在1958年前后，房管部门已经派人上房把高出屋顶的女儿墙的砖拆下来利用了。胡同门是铁艺的，大炼钢铁以前还在，孩子们放学后在那里爬上爬下。记忆里铁门没有开合过，成了样子货。现在里面三个大院，住了几百号人，怎么上锁？铁门两边的柱子是用水泥浇注的，成半圆形，表面镶着小块的彩色玻璃，阳光下熠熠生辉。大门的宽度可以开进一辆小轿车，只是进去无法转弯，当年老板出入应该是轿子或者马车、洋车，大概没有问题。不但胡同口一律铁栅门，每个院子的门板也很厚重，装有机关，不易打开。银号的银钱藏在屋内地窖里，当地叫地窨子。胡同里每座院门楼上的镂雕、彩绘，都不比如今乔家大院的差，可惜已荡然无存。路南近解放路那个长长的胡同忘记叫什么名字了，院子里更排场些，当年也是钱庄银号，布局与路北两个大致相同，但是有小径通到南市街（解放路的一段），当然有自己的个性特色。十一号院在我们十二号院子的北面，两院结构相同。十号院大门朝南，也是两进，比十二号院子大些，记得大门门楣上悬一木匾金字书曰“文魁”，应该曾经有个进士及第的住户。唯独十三号院是在兴业里胡同与十四号大院之间空地上盖起的“贫民窟”，东西两排全是低矮的平房，住着后来从外地迁来的普通劳动者。记得有一家不甚往来的老乡，还有做镜子的、做木活的、送水的等等。十四号院是正规高门大院，青砖墁地。公社化后把原来的住户迁了出去办成街道幼儿园。十四号院街对过是十五号院，一间独立的门面房。
我们住在十二号院，在兴业里入口左手第一的位置。大门在四合院东南角，是为“巽字门”。穿过门洞拐过去是一个四合院，方砖墁地。贴着南房向西，西南角是厕所，在不到厕所处向北出现一个只有北屋和西屋的后院。钱庄当铺，现在成为大杂院。最多的时候前后院一共住了十户人家。有的人家住正房三间，有的只住偏房一间。
大院门朝东，上两层石阶看到两扇木板门，深红近似黑色，有左右两个石头门墩子。抬眼正对南屋东墙。右拐走门道下台阶进了院子，好似下沉的池子。左手南屋一溜五间。靠东三间原本一明两暗，现在住两家。初期共用中间一间，各家分别靠自家一边放些杂物、炊具、水缸。东边原来有隔扇的。我们这边，好像是四舅帮忙砌了几尺单砖而后上面糊了纸隔扇。多年以后房管局派人在中间隔一个单砖的薄墙，把原来中间共走的一个门分成左右各一。凑合原来的门框，各家门都不够尺寸。我们这边房间大约有十几平方米。进屋左手一把椅子，靠南一溜通铺。搭铺的木板长短不齐，有的还翘弯着，将就垫上些硬纸片子凑合了。从小到大十几年，没有舒坦睡过一觉。靠西还得留出放衣箱的地方，中间三米宽就要睡下六口人，真是翻个身子也费劲。所以姐姐弟弟都“全托”幼儿园（在西羊市街）。姐姐上中专住校，我和弟弟从初中开始住校。父亲则经常在单位值班，顺便有个栖身之地。
北面窗户是固定的，木框当中嵌了窗芯，一年四季糊了粉廉纸，一种很薄很薄的大张白纸，不能开启。每年春节前，在杂货店买了纸，自家打了糨糊贴在窗户框子上。窗户下部并排四块约高半米宽三十厘米的玻璃，也是固定的。这个格式各家房子都一样。因为在外面走廊下搭起的炉子做饭，各家也都是自己动手把其中一块玻璃改为活扇的，可以开合，方便递东西。
窗台和床之间空地勉强可以站三五人。靠西墙一张四方桌子上放了旧钟表，是立式的，有年代了，常常停摆。和西面邻居之间也是木格子糊了纸的隔墙，一捅就破，没有任何隔音效果。我们不可丢掉的书本杂物就塞到床板下面，所以自己保存的旧书、资料，过一段就得清理一番，好腾点空处出来。地面是旧的方砖，年代久远，地下潮湿，渐渐变形，坑坑洼洼。家徒四壁，能够钉个钉子挂个镜框什么的只有进门右手柜子的上方，还得搭个两层的小搁板放些小东西，如怕搞丢的户口本票证之类。地面方寸之地，各人进屋，得赶紧找床沿或者小凳子坐下，否则后面进来的人无地可容。那时马路上大部分没有硬化，1959年之前解放路还是南市街、麻市街等几个短街组成，雨天一路泥，晴天满街土。进屋以后先取个拂尘（几条废旧布条捆绑在一个小棍上做成），到门口将浑身上下敲打几下，把灰尘震落到地面。
号称一间半的房，常年住五口人，有时年迈的姥姥还要来住一段，家里连通铺都展不开。父母是工薪阶层，收入有限，根本不可能买得起自己的房子。房租虽然不高，但是租房的障碍不仅仅是房租的高低，其中的缘由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理解。记得上五年级，把北面窗户下的箱子当了床，虽然只有一尺半宽，四尺长，却是自己的领地。晚上大家睡了，打开灯偷着看小说。南屋光线差，成长时期赶上经济困难，营养不足，视力急剧下降，上初中不几天我就戴上了近视眼镜。
旧时北方的四合院，十分讲究房屋的朝向。如果是民居，北屋是“正房”，一般是地位高、辈分高的当家人住的地方。最差劲的是南房，终年不见阳光，阴暗潮湿，而且一般“入深”（就是房屋的纵深尺寸）都小，四米左右就算大的。正房台阶高，有君临天下的气派，南房则如臣民，俯身弯腰，毕恭毕敬。东房比南房强一些，光线好，可惜太过了。夏天一过正午，日头偏西，火辣辣的太阳光直直射进屋里，酷热难挡。过去这里作钱庄，常年住宿的人不多，不显落后。现在住了许多人家，可就难为了。这住东房的人家就很受罪。有点办法的人在东房与西房的屋檐下扯起绳子或者架上细竹竿，上面放上芦席、苇子帘，或者其他既能遮阳又能透风的材料。夏天展开，冬天卷起。西房不用担心夏日暴晒，属于二等房间。所以老话说“有钱不住东南房”。
直到20世纪60年代，上北房住两家大户，共占五间。东面两间半的一家，男主人在市政府里工作，因病早逝。女主人是本地人氏。正房西面主人，临汾人，男户主在区里医院做后勤，夫妻俩一鼓气生下七个女孩，最后收获一个男孩。在物资匮乏的年代，真不知道这一家九口怎么熬日子。
外院东西房算是富户，男主人被称为“经理”，“太太”们都不参加工作，在家里相夫教子。东屋那家大概是院里生活水平最高的一家。主人是一家五金店的老板，清徐人，镶着金牙，出入蹬自行车，家里总是清扫得亮亮堂堂，满窗台养花。他家甚至有一个“戏匣子”（手摇式留声机），吃喝摆设都为众人所羡慕。女主人为人和善，闲居在家做饭打扫。没有生育，特别喜欢小孩，常常买来稀罕的东西招呼同院的小孩子们吃。不过每次登门我们很自觉，一定是衣履整洁，轻手轻脚。记得老板一次买了不少蒜肠之类的肉食，宝贝女儿却不喜欢吃，女主人便唤我去吃。这唯一的女儿与我同龄，大约是收养姨姨家的孩子，个头高，也在念小学，1956年前后先生消失了，太太也领着孩子回了清徐。现在想想，应该与运动有关系。20世纪90年代听人说他们还在清徐县城住。那个年代政治运动频繁，人们互相之间不会深交，常常是突然出现，突然消失，而且没有愿意打听人家去处的。西房那家也经营一家五金店，差不多也在同一时期搬走归并到一个电机厂。这家是北路五台县人，儿子也是比较活泼的，与我同校同年级。他们消失的时间在20世纪60年代初。后来搬进西房的交城家和我们同姓，老头年迈，退休前在模具厂上班。
里院北屋接着外院北房，小小两间，房内还是日式布局。进门拾级上炕，抬头就是推拉木隔。安先生一家久住此地，先生留八字胡，据说懂日语，平日操太原郊区口音，没有工作，一直有病，腰部挂着袋子排泄，现在想应该是直肠出了问题。老伴在银行工作，20世纪80年代还见到过。两个儿子，大的参军转业后到重机厂工作，小儿顶替其母进了银行。
里院西房入深更浅，银号时代是所谓下人住的地方，开门即面对前院西屋的后墙，真正是一线天的世界。占两间大屋的南面一家和前院东正房一家是亲戚。两间房子最多的时候也挤了祖孙三代五口人。北面一间住过一父一子，好像姓同，不记得其父的样子，只记得男孩名叫韶九，没有母亲，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就自己蒸窝头，够不上锅台就踩在小板凳上，一两年后不知搬到哪里了。
同住南房往里面挨厕所的隔壁主人，崞县（现在的原平市）人，女人是汾阳人，瘦得可怜。儿子年龄与我们相仿，念书不努力，常常被老师告状到家。其父不与邻居搭话，听说是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军队的连指导员一类角色，带过兵，有历史问题。老头在厕所外搭起棚子养一头毛驴，拉板车跑运输，不几年就不见了踪影，老婆带着孩子回了汾阳。毛驴养在城市又在深宅大院里，气味冲天，影响周围邻居的正常生活，但是其主人凶狠狠的样子让人害怕，竟没有人出头批评两句，天黑人们去厕所还得提防毛驴尥蹶子。孩子们胆子小，到了傍晚干脆不敢上厕所。每天晚上，老头把平车立在院外胡同墙边，牵着毛驴蹬上外院三层石头阶梯从当院通过，搞得正在做饭的人家纷纷撤退。依稀记得20世纪60年代那家老婆还来十二号院串门，坐在正房门前台阶上拉闲话。这家走后搬来在印刷厂做中层干部的一家。
1966年夏天轰“牛鬼蛇神”，不知何人用旧报纸写下“勒令”，贴在我家门口，落款是“革命群众”，说父亲是反动军官、地主分子，必须在三天内卷上行李回老家去，否则后果自负。当时到哪里去分辨是非？而且街上已经有先例，如若不从，他们可以给你戴上用旧报纸糊的高帽子，用绳子牵着游街。那晚家里人商量对策，根本不敢研究是哪个人写的大字报。不理睬吧，如果真的让人家施以暴力，以我们的承受能力，不如早死，所以只好不吭气。第二天，父亲一人骑着自行车带着行李一大早回了文水老家。他明明知道老家无人无房，也得硬着头皮回去。后来才知道撵人之事是有人使了坏。
四合院原本要体现的是中华民族同舟共济的思想，几十年来这里却总是风云变幻。从记事开始到1992年开发公司动迁，大院各家投亲靠友各奔东西，彼此的交往终于画上句号。
生活
20世纪50年代以至80年代，温饱尚未全部解决，家长们常常为孩子的学费发愁。孩子死乞百赖向大人要钱想买根雪糕吃，家长说：“比白面还要贵哩！”可不，一斤白面一毛八分四厘，一根牛奶雪糕要两毛。因此口水只能往肚子里咽。看见同学用硬皮的笔记本，找家长要钱，家长说：“比猪肉还贵哩。”一斤猪肉三五毛钱，硬皮本要八毛、一块。买得起吗？铅笔用短了，后面套上一个毛笔帽子再用，直到铅笔头剩下不到半寸的时候才能退休。孩子自己也会算账了：“一支新铅笔，比小米还要贵哩！”那时一般家庭的主要开支就是衣食住行，还经常需要“瓜菜代”，哪里有什么娱乐、消遣的费用。
工资而外，家里没有一文钱的收入。父亲在粮店当主任，困难时期食品供应紧张，连一点碎红薯片都不敢带回家，落在地下的灰面扫起来也要上交。我们一家五口饿得面黄肌瘦。母亲因为劳累操心吃不好，犯了浮肿病，后来肝上也出了问题。
大人们总想给孩子穿得好一些，可惜没有钱，大部分衣服都是自家缝制的。包括布袜子、布鞋，母亲自己糊袼褙、纳鞋底，棉鞋、夹鞋都一样。作为长子的特殊待遇，是那顶枣红色的皮质儿童“航空帽”，帽檐上有赛璐珞做得像飞行员帽子上的挡风眼镜。那时太原冬天冷得很，去学校不过五百米的路程，耳朵必须重点保护。即使如此小心，脚、手都会在冬天生裂子，甚至成了冻疮。棉鞋是“窝窝头鞋”，手套是妈妈亲手用碎呢子缝制的。还穿一种当时叫“洒鞋”的手工步鞋，自家纳的底子，前面有两道棱子，左右脚可以换着穿。母亲经过战乱，居无定所，特会找替代的物件维持家庭生活，所以我们买日杂用品的花销不多，凡是能自己动手解决的一律不上街购置。比如家用的小漏斗、皮尺、线笸箩，甚至放零食、瓜子一类的盘子，都是用废纸泡软捏成的“纸精蛋子”做的。农村里人家的手艺，我们几乎都具备。
20世纪60年代经济困难时期，西米市有个“自由市场”，家里工资积攒一些，母亲去那里用五元人民币买一斤粮票给孩子们添点食品。市场上通过熟人高价买的麦乳精、辣白菜罐头，都是补充营养的吃食。偶然市场上有不要粮票的饼子、花卷，赶紧买几个补充一下。
计划经济时期，粮票布票都按人头供应。孩子们长得快，必须换新衣。攀比别人倒没有，入不敷出，轮流换新。在我的记忆里父母亲没有添置过什么新衣服。倒是父亲年轻时候穿过的旧毛料上衣，虽然肘部快磨成纱了，经母亲双手修剪成了我的单领上装，一直穿到身体发福。我到木材公司工作后，单位发了劳保用品，帆布工作服父亲也能穿，发了奖品背心汗衫绒衣，尺寸小，父亲将就穿着。那件草绿色绒上衣因为中间系扣子不需要钻脑袋，父亲穿着方便，一直穿到晚年。母亲上班，需要正装，总是干干净净。
家里日常用品尽是些现在年轻人新家庭不可能出现的东西，比如纳鞋底用的粗针、锥子、钩针。拧纳鞋麻绳用的一种像秤砣一样的陀螺，用比重很大的硬木削成，成麻花状，中间安上一根粗铁丝，上头弯曲，左手提起并在一道的几股麻线，下头钩在陀螺的铁丝弯上，右手拨动陀螺旋转，拧成麻绳。麻绳可以用来纳鞋底，绱鞋。还专门备下纳鞋用的没有五指的手套，使劲拽绳子的时候要把绳子紧靠在手背上用力，所以手套垫在手背上，防止拉伤。还有专门用来补袜子用的工具，木头削成如人脚丫子的形状，袜子打补丁时要套在上面，绷紧了好运针用线，补好的袜子平平整整。还有缠各色棉线的线板，长不盈尺，宽约寸许，一块薄板，两边削成锯齿型，上面插上各种长短不一的缝衣钢针。
1958年搞大跃进，办人民公社，上面命令一律吃食堂。院里的人们也不敢违抗，而事实上又不可能把各家伙房拆了在一个锅里搅和。各家条件不一，人口不一，就甭提什么口味不一的事。听说上面还要在某日来检查。于是全院人家开了个会，统一购买一次，凑份子买了面粉、白菜、粉条之类。那次是吃素包子，下了功夫花了大钱，担心做出来难合众人的口味，结果味道还不错，只是成本比平日自家做要高。这样做法不切合实际，各家也不可能等到一个时间统一开饭，所以只搞了一次算是对上面有个交代。
之前有大炼钢铁的运动，家里凡金属类的东西一律交出去。大人胆子小，不敢有丝毫怠慢。几只木箱上的铜搭扣和铜锁全部交出去，交出去的还有家里赖以骄傲的铜火锅，是以前留下的旧物。每当过年时候全家坐在一起吃内容并不丰富的热汤热菜，其乐融融。干茄子皮冒充口蘑，按人口数量供应的豆腐炸出来黄灿灿的。记得自己十分喜欢的铜制镇尺，是写毛笔字时用来压纸的，两只可以插在一起，大约二十厘米长，上面还有两句古诗，可惜记不起来了。还有装着丝绵的铜墨盒，统统一扫而空。包括家里有几个毛笔帽子是铜制的，也未能幸免。我们金属物件不多。有些人家，连古董也捐了出去。一般人不识货，很多宝物被送到铜厂炉子里化为铜汁。那年月如果能蹲守在铜厂的炼炉跟前，一定大有收获。
巷子里仍然潮湿阴暗。整条街没有上下水。放学后的头一件事是帮大人抬水，到庙前街大约离家半里地的“洋井”上买水。那时一分钱买一挑水（两桶），事先在西米市一家杂货店的自来水代办点购买水票，取水时交给管龙头的老头。水塔应该是新中国成立前的建筑，在庙前街接近南口路西一侧，大约是现在国税局大楼东面，二层楼高的样子，圆形，直径有五六米左右，下层是砖砌的。上层用木板围拢，像一座碉堡。龙头设在南侧，白天有专人打开卖水，晚上锁起，所以得赶在停用前取水。周围数百户人家公用的水龙头，下学以后去打水正是下班的时候，常常要排队到天色变暗，冬天天黑得快，走路跌跌撞撞，真是一件苦差事。
一担水（两桶）用一张水票（大小如同邮票，正方形，单色）。年纪小和姐姐抬一桶水，管水的人在我们的水票上剪一个三角形的豁口，下次抬水再收回水票。不是为了省钱，也是为了省时省力，我们用水格外节约。老人们晚年住到单位的宿舍，有自打的水井，按人头每月只收一元钱水费，仍然一滴水也不肯浪费。洗脸时脸盆里倒上浅浅的一层水，刚刚淹着一双手。大约1958年以后，馒头巷东面通往兴隆街丁字路口的门楼拆掉，那块地方又添了个水龙头，自来水不用一桶一桶买了，改为按月按人口收一定的钱，用水可以随时去取，省了照看的人力，延长了取用的时间，但距离远，仍然很不方便。冬天，水管附近结了厚冰，年纪大的人上去怕摔跤，步履蹒跚，提心吊胆。一直熬到20世纪60年代，吉庆里胡同口临街又增加一个管口，取水才近了些，但是从院里到院外上下几个台阶，提上一桶水，也够费劲的。直到1992年拆除旧房，自来水也没有通进院子。那时经济条件好一些的或者家里没有劳动力的鳏寡孤独，可以花钱雇人送水。挑水人多是西门外近郊的农民。桶里放着防止晃荡的小木板，把水挑来倒进主家陶瓷瓮（水缸）里，工人耳根夹一支粉笔，用随身携带的粉笔头在门框或者旁边的墙面上画“正”字记数，月底了和主人结账。一担水的脚钱大约是五分，相当于五担水的水价，够买一个夹肉大烧饼。那时家家户户都是煤火，煮水用铸铁壶或者铁皮壶，有人家用铜壶的，一样很沉。家家置存水的大缸，隔几天得“掏瓮子”，清理底下沉积的污垢。
下午，处理污物的队伍来了。
——先倒脏水。自来水不能“自来”，污水当然也不会自去。废水要倒在自备的污水桶，等收集污水的车子来了自己提出去递给工人倒进大桶去，如果有人不自觉把污水泼到街面上，一定要受到大家的谴责。因为街上没有下水道，雨天一片汪洋。污水车一般是人拉的一只大桶，横躺在车上，入口开在上面，很难够到。成人由自己倒进污水车，小孩老人则须工人帮忙。常常由于一时不慎或者个头够不着把脏水劈头盖脸浇下来。
垃圾亦然，平时装在自备筐子里。各家天天都会有一大箩筐垃圾，到冬天加上取暖的炉渣，更加丰富而且“多彩”。下午街上铃铛响，来了收集垃圾的人力车后来是胶皮轮子的单驾马车，木板围成一圈，把箩筐递上去给工人接着，而后还得取回来，弄不好会把垃圾撒在自己头上。所以每日倒垃圾，就是一场“沙尘暴”的降临。怕眯眼，两眼一闭，工人就直接把筐子扔到地上了。清理垃圾和污水的这些“卫生费”由居委会按户核收。
各家都没有专门的厨房，在屋檐下用木棍、油毡搭个遮雨的棚子做饭。风大雨大的时候，前半个身子在炉前烤，后半个身子在雨中淋着。很少有全烧炭块的人家，因为价钱太高。一般平日做饭用煤泥，就是在煤粉里和进烧土（一种有黏性的黄土）。煤在傅家巷的西头可以买到，自己挑或花钱雇人送到自家门前。烧土则有沿街叫卖的，用小平车拉着，双方讨价还价完成交易。烧土可能是从东门外五龙口附近的山沟挖的，不是所有的黄土都可以作烧土的。白天做完饭，得用煤泥封火，这样第二天打开封煤进了风会很快旺起来。普通百姓家里小学生每日的功课就包括了抬水、和煤泥，因为大人们上班时间紧。整块的煤泥干了叫煤糕，没有人手，也可以雇人打煤糕，按数量计算工钱。多数人家属于“自力更生”阶层，抽休息时间自己动手。秋天，国庆节学校放假，单位休息，正是打煤糕的旺季，街上一堆一堆都是准备和泥摊“饼子”的。风干了的煤饼不到一尺见方，一般是长方形的，厚约寸半，得找地方垛起来，于是屋檐下，门过道，都是黄金宝地。多少邻居吵架，都是因为煤、烧土、煤糕的占地问题。实在没辙，只好在街上贴院墙码放一溜，盖上油毡、麻袋、木头片什么的，免不了有更穷的人偷了些去，搞得邻里互相猜疑，空气紧张。后来用上蜂窝煤、煤球，起初也要户口本，按人口多少供应，供不上的时候，还要打煤糕。
全院一个总电表，挂在门洞墙上。各家月底自报灯泡瓦数，加总起来用供电局所收总钱数分摊。那时也没有其他电器，电饭煲、空调谁家也没有见过，偶尔有人家置了收音机、留声机，也是经济条件绝对好的。个别人家不自觉会瞒报瓦数，于是电表上的总数与各家报上的用电数字总对不上。奸诈的总是那几家，小市民意识让人恶心。碍于情面，大家只在底下嚷嚷，于是老实人总是吃亏。
整个大杂院的公共厕所只有一个，不分男女。来的人到门口跺跺脚，里面有人就得大声咳嗽放信号。蹲坑深不可测，小孩子和老人都战战兢兢。过去这里作钱庄银号常住的人不多，厕所能基本满足需要，也能保持洁净，成了大杂院就乱了套。因为如厕困难，后来街上有了公共厕所，大家宁可多跑几步也愿意出门找厕所。院里杂物多了，下水道常常堵塞，雨急了，下水不畅，就成了水乡泽国。最发愁的是夏天来雨。屋顶基本是一出水的瓦房。片瓦上面扣着筒瓦，出水很畅。一阵功夫，雨水顺着房檐淌下来，水滴连成串像晶莹的珍珠链条，很好看。但是下水年久失修，雨水出不了院子，里院外院的雨水很快聚集起来。估计原来下水道走暗道，从南房和东房连接处的院墙下面出去。后来外面巷子地面逐渐升高，水道堵塞以后雨水没有出路。人们只好拣些砖头瓦块放在院子里，出入时候踮起脚后跟一摇一颤地晃着走。老人或者小孩子无计可施就真成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一直等到云开日出，积存的雨水阴干，地上全是污泥，才能渐渐恢复交通。后来房管局派人修过几次下水，疏通一阵再堵一阵，反反复复，难以根治。遇到这些日子，掏大粪的工人不能进院，厕所漫溢，气味传遍全院。旱厕本来气味就很大。隔几天淘粪工人来用大勺子从粪坑把汤汤水水撩起来盛进木桶，扣上盖子，轰隆隆滚动着经过南房阶下。有时候赶上人们做饭吃饭的当间，那也没有办法。从进大门到下门道的台阶，上上下下几个来回，工人还得抬呀拽呀的。弄不好桶盖掉下来，院子里满是粪水。
各家都须备一个藤编或者木板钉的儿童车，孩子小的时候坐里头，大人推着走。孩子长大了，车子成了最佳运载工具，可以用来买粮食、买菜，铺一块牛皮纸买煤球、蜂窝煤。那个阶段，粮食按月供应，一般需要一次买回，排队等候，耗费时间，所以必须想办法一次弄回家，自行车也可以借用，但是不像小车载量大。后来孩子们参加工作，不一定经常能回家帮助父母亲干活，小车真顶了大用。白天把小车子放到窗户下煤堆上，用的时候抬下来。
晚年
1965年父亲已经退休，“文革”中还有人上门外调有关人的情况。记得一次我回家，看到两个人，不知何方人士，穿黄色旧军服，一副恶狠狠的样子，坐在椅子上，正在用审讯的口气问些什么。老父亲坐在床沿，不时被人家呵斥，大概人家想得到的材料没有得到。父亲战战兢兢，站起来辩白两句，又遭人家厉声训斥。见我进屋，那两人瞪我一眼，没有吭气，磨蹭一阵，灰溜溜走了。听母亲讲有一次来人调查一位旧日同事，因为回答不中意，对方居然掏出手枪向父亲挥舞。
父亲退休后母亲仍在工作。基本局面就成了父亲主内，做饭买菜；母亲主外，东跑西颠。一天母亲下班，在巷口被一自行车撞倒，当时行人只问是不是有公费医疗，无人帮忙。骑车人溜走，母亲强忍疼痛回家。第二天检查，手腕骨折，后来留下残疾，左手一直无法用力，但还是继续做家务，切菜洗衣样样不误。
运动一再拖延，兄弟二人没有工作，父亲退休工资不到四十元，全家仰赖母亲那点收入。我只好找点零工。如在海边街小工厂挖地沟，和同学搭伙承揽给某公司画照壁，那是联奎哥给人家画主席像时替我们接下的活。找工作需要证明，1968年2月18日从五中革委会开出一纸“退学证明书”，找到在太原工学院临时烧取暖锅炉的劳力工岗位。收入不多，聊补无米之炊。1969年春天天气转暖又没了干的，一香姐夫几次托人在太原铸造厂、山西影机厂找工作，都因为所谓的政审卡壳。四舅母托了穆龄姨姨帮助找工作，也都泡汤。母亲领着到处求人开恩，还到公社开了无业的证明。
1969年8月，母亲找到在25中工作的一位熟人王老师，人家答应帮助在南城区找一工作，估计为小学代课教师，当时带了五中高中毕业证。很快，9月开学就到柳巷小学报到。
好歹旱涝保收，虽然每月工资只有三十元人民币。后来1970年底到木材公司当装卸工，从事繁重的搬运劳动，累得一进家倒头便睡。父母亲不敢问劳动强度怎样，自己也只能报喜不报忧。父亲年近古稀，每日买菜做饭，母亲每天拖着疲累的身子上下班。我不能让他们再操心了。
1981年1月9日下午6点25分，母亲已是七旬老人，从卫生院皇华馆门诊部下班，在新华书店门前坐公交2路电车（07974号）回山大二院的临时住地，连续三个车到站没有挤上去，第四辆车在门未关好的情况下猛然开车，母亲刚上车，未站稳，从车门口掉到地面。电车居然扬长而去，老太太被乘客送到医院。这件事后来我出面写了情况向公交公司申诉，对方根本不予理睬，后来医疗、看护，一切都由家里负担了。官僚部门，高高在上，平民的疾苦谁来过问？至今我还保存着当时写的情况资料，越看越气，但又无可奈何。
20世纪70年代后期，父母亲无处居住，在河西义井姐姐家和北营木材公司宿舍之间轮换住。一段时间住在山大二院阴暗潮湿的地下室，给医院打扫卫生，置一个酒精炉子煮饭，不外乎挂面稀饭之类，几乎没有什么肉与菜蔬，看了让人掉泪。我在北营的住处虽然不宽敞，劝老人一起去住，他们摇头。
1987年9月9日《山西日报》二版载前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王大任同志文章，讲到山西公学毕业生应按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工作对待。父亲已经八十五岁，9月16日写报告要求落实离休待遇，9月28日填写经历表格交粮油公司南城分公司，其后办得离休手续，但是过去少发的福利待遇不再追补。距离退休的1965年已经三十多年了，才有政策的落实，不能再有什么想法了，不知能有多少人熬到今日？
1988年2月2日父亲因病住山大一院，3月3日出院，到物资学校宿舍住了一个多月，于4月29日回馒头巷。
1990年7月11日凌晨2点20分至3点10分，母亲老家文水北徐村遭暴雨、冰雹袭击，降水达70毫米，960户4800人遭灾。房屋进水，倒塌230间，毁坏1600间。看见电视报道后，我借车去送了一袋白面以及挂面、点心等给仍在徐村生活的四舅一家，见院中淤泥半尺，门楼倒塌。村中一片狼藉。
几十年间偶有联系的父亲旧日同事除山大武锡锦叔叔外还有另一位老乡岳寿椿。岳在西山矿务局中学上班退休，民革成员。1989年在河西公园路小学内办了电大，我在那里代企业管理课。后来和母亲一道去过府东街岳家看过。岳也常来馒头巷说些旧事。
1992年馒头巷十二号旧宅拆迁。是年，父母亲二人住龙堡街山西省物资学校家属宿舍，期间也到河西姐姐处居住，或者到太原报社宿舍住。
父亲年迈，到各家都尽可能为子女做一点事情，九十岁以后还坚持拄着拐杖上街买菜。年老体衰，耳聋眼花，小商小贩常常缺斤短两。在家则抢着倒垃圾、扫地、洗菜。偶然吸烟，躲躲藏藏，只怕儿女们有意见。克己复礼，吃苦耐劳。当时我在学校工作，废寝忘食，没能尽责侍奉老人。
1997年《太原日报》评选健康老人，父亲榜上有名，得到一副著名书法家写的“祝您长寿”中堂。
父亲于2000年5月住山大一院。住院前犯脑病，神智出现障碍，基本不进食。住院后月余心力衰竭，停止呼吸。7月6日逝于太原市第二人民医院。五天后，火化于永安公墓，骨灰盒存在双塔公墓第三室。2011年清明节和母亲骨灰一起迁到树葬五区二十排七号。
长寿
父亲长寿的原因，首先是遗传。爷爷去世时已经古稀，但是各位大爷叔叔多早殃，而姑姑则长寿。其次是生活有规律。睡眠足，心胸开阔。父亲自制力超强。吃饭定时定量，不管什么饭，一律一小碗，再好再香，决不超额。年迈了才过上几天可以敞开肚子吃饭的日子，但他的胃口已经不能适应，还是坚持每顿饭只吃一碗的惯例，任何人的劝说都没有用。
父亲在钟楼街二市场上班时，因为路窄车多，基本步行上下班。自行车用于带行李，隔几天要到粮店值夜班，需要带上自家的被褥。
酒不沾，烟不多。特别善于忍耐，无论何种情况他都以忍让为先，从对方考虑，先检查自己，物质待遇方面更是不争不抢，生活一切从简就低。以素食为主，绝对没有大鱼大肉。关键是他自己老说没有什么特别爱吃的食品。再稀罕的吃食，也是浅尝辄止。从青年到老年，父亲一直挺瘦，从未发福，自己控制饮食，苛刻至极。九十多岁在物资学校宿舍住，一次孙子给爷爷洗脚，父亲坚决拒绝。隔了好几天，父亲吃饭间突然对我们说，那次做得不对，应该同意孙子给洗脚。一直念叨，好像自己不理解孩子的心情，犯下什么大错。
父亲古稀年纪，竟然有两次回老家一人劳动生活。如此折腾，居然没有一句怨言。到后来依旧直挺身躯，安然度日。战争、动乱，经历多少风风雨雨，走南闯北，身体却越来越硬朗。父亲很少吃药、打针，也没有刻意地锻炼身体，但是睡眠一直很好。唯一的锻炼就是散步。耄耋高龄无疾而终。整个张家，早逝的一个接一个，唯有他长命近百岁，安然驾鹤而去，真是好人有好报。那些陷害老父亲的人，则一家破败，遗臭万年。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一切都报。
我们儿女这代，从小饱尝时世的炎凉，很难享受到物质方面的父爱母爱，甚至要为衣食担忧，所以成人后遇上环境变化，也都视为正常，没有大起大落心惊肉跳的感觉。
曾经富裕甚至辉煌过的家庭，在父亲一辈开始衰落。一生勤勉，自幼没有父母亲情，尚未享受穿金戴银的奢侈便滑落到寄人篱下的境况。因为祖上留下的几亩薄田，兄弟阋墙，官司不断。有人威胁，有人哄骗，受尽了欺凌、欺骗、贬斥，早早自谋生路。原本读书出色，出类拔萃的书生被迫自谋生路。始终不能随心所欲，一直谨小慎微，在惊恐不安中度过一生，究竟欠谁什么？到晚年孩子们孝敬一点好吃的东西，则全部回绝，只有一个词——“吃过”，最后两手空空而去。
父亲特别随和、忍让的性格形成，与儿时受尽磨难的生活有关，也与后来颠沛流离、四处奔波讨生活的经历有关，更与20世纪50年代以后不断发生的运动所带来的不稳定有关。
母亲
父亲寡言少语，每日按时上下班，一直是小单位的负责人，谨慎小心，家里事情无暇照顾，日常生活起居都是母亲张罗。经济困难，难乎为继。母亲还要上班，亏了医院不是太忙，抽空办些采买事情，到点回家大家有饭吃，实在不易。
1960年我临近小学毕业，困难时期已经初现端倪，小学校也办起集体食堂，就在后院校办工厂的西面。粮食按人头供应，小学生大约每人每月二十四斤或者多一点，因为副食跟不上，当然不够吃。一半细粮，一半粗粮，精工细作那种“金银卷”，就是白面与玉米面相间的花卷。
同班大个子是结伴上学的朋友，饭量大，总是吃不饱。一次饭后班主任老师问大家吃饱没有。大个直言肚子还没满了一半，老师瞪他一眼，上课的时候还顺便批评了几句。大个当堂与老师争辩，弄得老师下不了台。几十年后一次聚会重温旧事，师生同声谴责那时的“假大空”。
为了补贴伙食，家里把稍许值一点钱的东西都拿到自由市场上卖掉。记得有一个旧式进口的120相机，没有胶卷，自己不会用，卖了几角钱。如果留到现在，绝对是古董文物。
随着个子的增高，温饱更加不能满足。几个孩子的衣服接力棒一样往下传，补丁上面落补丁。小孩子家没有讲究，女孩的花衣服用染料水煮过，男孩子一样穿。母亲托人花高价从外地买回“再生棉”缝制的大衣，真所谓麻袋片，当宝贝穿在身上。到破烂不堪的时候，还要剪成大块缝成坐垫，铺在床上当毯子用。家里离西米市自由市场不远，热腾腾的烤红薯、蒸红薯、白面饼子，乃至油条都有，只是价格吓人。工薪阶层，没有钱买不上吃的、用的。记得1962年左右国家回笼货币，有十几元一斤的糖果和点心卖，可全家一月的收入还不到八十元，几张大嘴等着吃饭，每年还要挤出一部分钱给年迈无助的姥姥支撑生活。
为了解决一家的吃食，大人们受尽了熬煎。
一次冬天，到下班时间了，却不见母亲回家。直到深夜了母亲才骑着自行车回来，原来是和单位几个老姐妹到郊区买胡萝卜。那是完成农产品收购任务以后社员自留地里长下的裹着湿泥的胡萝卜。社员得偷着卖，咱们得偷着买。母亲把萝卜擦成屑和了玉米面烙饼子给孩子们上学前垫肚子。食堂剥葱后剩下的葱皮，拿回家泡了，和着玉米面蒸窝头；酱菜厂做大头菜削下来的甘蓝硬皮子，几乎全是纤维了，也要托关系买些回来煮了当宝贝。母亲把吃食先给了孩子们，自己饥一顿饱一顿的，由于严重缺乏营养，母亲后来得了浮肿病，没有力气上班。当时家在农村的同学，搞了几块豆饼送给我，不时还拿些粉渣掺和面粉做的饼子，可帮了一家的大忙。
母亲在20世纪60年代后又得了肝炎，但凡有些能吃的东西，首先考虑父亲和三个正在成长的孩子，自己汤汤水水，连稀饭也不能吃多。患病后还是靠医院能及时得到一些治疗。开头吃些药，后来病重一些，就要打针。姐姐在家时由姐姐打，后来姐姐到外地上中专，参加工作，我学会了打针。一开始胆怯，看着尖尖闪亮的针头不敢用劲，后来妈妈一再鼓励，只要位置不错，扎就是了。用左手掌底摁住尾椎骨的位置，虎口方向对着臀部的肌肉将针头猛力刺到肌肉，这样由生疏到熟练，母亲打针的事就由我包下来了。高中时候，还学会了针灸，母亲分给几支钢针学着扎，给母亲扎过几次。一段时间报纸鼓吹头针，在学校也给同学扎过，时间短，效果不是很明显。总之，我少年时代还是敢于动手勤于动手，后来到参加工作做体力劳动逐渐远离了技术活、手艺活，笨手笨脚，也就不再敢主动承揽活计。到教书后更加懒惰，动手的事总是求人完成，因为还有时间不够的问题，所以到后来被认为是没有动手能力的书生。
母亲老年胃口不好，有难以咽食的感觉。1970年10月10日的诊断手册已经记道：“进食不畅，怀疑食道问题。建议消化道造影。”1983年9月至10月在医院门诊，经过化验检查，看当时诊断书记载，印象为慢性菌痢。1984年2月16日的病历本记载：“今晨误吞枣核，吞咽有疼痛感。结论：食道异物？”今日分析实际已经是肿瘤问题。到去世2000年，母亲竟然带癌生活了三十年。
山大二院有母亲的诊疗手册，记载着1985年两次看病的情况。1985年8月8日：“进食后食道有烧灼感。咽东西不利。”8日至16日复诊则认为是血管迂曲致食道位受压移位。1985年8月13日医生写报告：“胸主动脉迂曲致食道受压移位。”1985年8月15日报告：“动脉硬化牵拉压迫食道。”认为是外部因素导致。
1987年4月1日进食不畅又看诊。
直到1999年4月13日山大一院超声波检验报告为：“食道狭窄。”医院诊断是食道外部的压迫，仍然没有找到问题所在。期间在几个医院都有类似诊断。
母亲1997年在报社居住时突然发生脑梗，住太原市第二人民医院，出院后回龙堡街。1998年确诊是食道问题。在山大一院做介入手术，将约十厘米钛金管推入食道，进食情况才有所改善。1999年9月底母亲又因脑梗死住山大一院。这次严重，出院后只能卧床，从此没有再下过地，甚至不能开口说话。此前服用一民间医生偏方，估计在治疗食道同时严重刺激血管，导致梗死。住院后进食逐渐困难，系食道癌发作，进以流食。2000年2月1日起开始不能进食，喂进口里的汤汤水水不一会就吐了出来。2月3日开始输葡萄糖、氨基酸。15日开始，又能进一点水和奶粉。那年秋天我去美国考察，母亲半个多月滴水不进。我刚回家，母亲立刻喜笑颜开能进食了。后来拖延数月，经三院大夫检查，医生认为已不可能转好。期间母亲自己擦脸、梳头、翻身，头脑清楚，听觉灵敏，维持到2001年2月20日。白天神志清楚，平稳休息。晚上在睡眠中去世，享年九十。面容祥和，无痛苦状。洗身后穿好衣服、斗篷，一切准备妥当，天明送省人民医院太平房。24日告别后送永安公墓火化，骨灰盒与父亲骨灰盒存于一处。
母亲家庭属中上水平，她的祖父在北徐村有三间房，七亩半地，所以能够有机会进城读书。20世纪30年代生活平静。但自幼失去家庭依靠，兄长在外，缺少帮助。在太原读中学是父亲出资，其余一切自理，独立生活能力极强。逃难期间，物资匮乏，自己动手解决困难，从不叫苦。几十年的旧衣服翻新做书包、马甲；粗粮细作，玉米面、高粱面的饭食香甜可口。家中洗衣板就是在废包装箱木板上自己钉了成排橡胶质的链霉素小瓶盖做成的，不损衣服而且很好用，使用二十余年瓶盖磨损，又用废轮胎外皮钉在木板上继续使用。
父母亲抗战胜利后回太原，一切从头置起，工薪阶层，勉强糊口，但从不在儿女面前埋怨命运，以至始终未谈到百年以后的去向，偶然说到其他老人的逝去，如何土葬云云，再三表示不找麻烦，一律火化。母亲古稀之年还要上班挣钱，一切贡献给儿女。
母亲一家人口众多，但是印象不深。从2014年8月编写的《北徐李氏家谱》知道，徐村李氏六世以前基本无资料，七至十三世也不详尽。
我的外祖父1936年已经去世，和我的未曾谋面的爷爷一样，给我们也只是留下了一个概念，我们家甚至连照片也没有一张。还是1992年在北徐村看到四舅家屋里土墙上几个镜框子，里面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方面大耳，和几位舅舅面貌相似，知道就是外祖父。外祖父属于北徐村李家八世瑞字辈，名叫李瑞芳，生卒年份不详，是个秀才，妻子刘拉女。清末李瑞芳在村里创办“吉庆和”商号，现在家谱里存有商号旧院和照壁照片。旧院已经残破无人居住，只能看到瓦房乱石枯树。
外祖父有三个儿子。名曰树人、树德、树功。
外祖母年轻守寡，靠着几个孩子生活。我对她有印象时，她已经老态龙钟，完全没有劳动能力了。平日老太太在太原按照一家一月轮流住，各家的经济条件都不是太好，房子也紧张，老太太似乎成了负担。那时自己年龄小，不知大人们的忧愁。但是记得一次母亲带我去舅舅家接姥姥，天下着雨，照常去接，看来并没有一天的宽限。回来时母亲骑自行车，我与姥姥同坐一个洋车（黄包车）回家。
我的大舅李树人（1903—1974），文水高小毕业后考入江苏南通纺织专科学校，毕业后回家经营“吉庆和”商号。抗战那年商号倒闭去小学任教。1945年任太原晋生纺织厂技术员，20世纪60年代为享堂太原毛毡厂厂长。一辈子搞生产，没有参与政治。我小学的时候他们家住在府东街北面靠近五一路的老晋生纺织厂后门不远的一个四合院里，好歹是里外三间。家里二位老人，生儿子五个，女儿二个。过去讲五男二女，七子团圆，是大吉大利。经常见到的老二我们叫三哥（1933—2006），于成成中学读书，1951年考入石家庄第二高级步兵学校，后参加志愿军入朝作战。回来一直在省军区工作，授衔那年是上尉衔。退休前在太原工学院任机关党委书记。
“文革”初期时兴穿军装，洗得发白的真正军服尤其吸引孩子们。一次母亲见到三哥，特意为我要了一件上衣，是可以挂肩章的那种，四个兜，干部服。三哥后来住在太原工学院宿舍西面拐角的苏式楼，房间多，墙壁厚，坐东朝西，比较阴冷。他儿子准备结婚买木材到北营见过我。2006年6月21日三哥病危，住省人民医院。我去探视，三哥讲家人团结问题，嘱咐多联系宜儿村。大舅家的老三是纺织厂司机，在黄陵工作，却很少见到。开车期间出了事故，改了行。我在木材公司，见过他孩子来买木材，我在物资学校期间他儿子来谈点业务的事，没有帮成忙。四哥天生有生理缺陷，但是脑子很清楚，酷爱干净，衣帽鞋子，自己洗刷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眼睛视力很差，常常一个人从府东街到馒头巷来串门，吃顿饭，看看姑姑。老小在省中医学院医生岗位上退休。
二舅李树德（1907—1975），字务滋。山西川至医专毕业后任傅作义35军军医，抗战后驻张家口任华北野战医院院长。1948年被俘。1949年夏到呼和浩特任绥远省行政干部学校校医。1952年支援白云鄂博一个云母矿的矿医院。工作一直在内蒙古。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被冲击，1978年平反。他的孩子后来辗转落在呼和浩特。二舅的儿子（1933—2002），比精舍稍长，我应该称为“二哥”。内蒙古师大中文系毕业任党校教师，1979在呼市教育学院任教师到退休。1992年我去呼市开会去看望，一家住在单位宿舍，他正在备课。
四舅（1921—1995）比母亲小，和我们家来往最多。1936年考入山西民大。抗战期间在吉县克难坡二战区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录用为省建筑公司会计，1958年进太原四中搞后勤。1964年回村，1979年平反。儿女俱已成家留在吕梁地区离石、交城，再也没能回太原。
四舅的儿子在太原上学，后来随其父回到北徐村老家，被迫辍学，务农之余自学中医，1966年毕业于太原市中医班，分到清徐当医生，而后在交城做了医生。喜好书法，而且水平不俗。现在是交城老年书法研究会副会长。
2014年6月1日端午节假日休息，我的小儿子领着一家人驱车游卦山。看完天宁寺，去了对过高台上的古卦山书院。过去来过，知道这里常常辟为文化展览馆。交城老年书法协会在一间屋里挂有展品，看到署名李为民的篆书对联。工作人员说李为此地负责人，前日还来过。看照片确认是四舅家的为民表哥，应该上七十岁了。大约2004年7月我从房山回太原路过北徐村见到过，我们的车一直开到山腰，为民哥正在西山上和一帮乡亲们修缮药圣孙思邈的纪念庙，和大伙商讨壁画创作，距今差不多十年没有见面。再早大概1992年路过北徐村，知道一家住在交城县西门外，开一间医务室谋生。20世纪90年代母亲病重时候他常来看望，平时也有来往。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与各家来往也不甚密切。是否见过二舅，我记不清楚。二舅常常给外祖母寄一些奶酪之类吃食。三合板钉成的小盒子上写有地名，所以记得清楚。老人身边的盒子须臾不离，枕边守护，不离视线。
我们与四舅家住得近，来往多。早年他家在桥东街旧火车站附近，后来在四中宿舍。小时候经常由母亲领着去他们住的地方。
北徐村遭洪水，我带车回去看望老人家时，四舅还在忙着整理破烂的院子。几年后我去吕梁出差后绕道去北徐村，第二次看望，他已经躺在床上不能言语，不久就去世了。
遗物
父母亲二老去世后金钱财物一无所遗。我这里只见到一个小的旧木匣子，里面可用的东西仅是一个黄铜的鞋拔子，然后就是理发推剪和几个笔记本。
父亲左脚上有个天生的骨瘤，不影响健康，但是穿鞋有影响，买鞋均是亲自去试，一般只买布面千层底的尖口或圆口懒汉鞋，从来不买皮鞋。要不就由母亲自家做鞋。这个鞋拔子经常要用。小箱里有两个蓝色旧布小包。一个里面有透明塑料手章，估计是领取工资用的。还有四个小笔记本。母亲旧书一本（1952年的《初级助产学》课本）装在一个塑料袋里。还有母亲单页的证书，是1957年妇幼保健员进修班结业证书、1961年学习防痨结业证书以及馒头巷时候的部分房租收据。还有父亲的会员证、退休证。父亲退休前工资60.50元，退了按60%发，每月36.30元。还有绿色塑料皮的蜂窝煤供应证，1989年8月3日发的。剩下的是从1989年开始的84号到120号副食号以及1992年9月开始的食油供应证，每月一个到1993年3月。还有一张记着治疗“冬痒症”的验方，注明摘自1985年1期的某杂志。
小笔记本上记载家里人的出生年月日，其他页基本空白。唯有各半张记写报纸摘要。
父亲晚年爱学习，到九十多岁还要粘贴剪报，做笔记。现在没有丢掉的剪报还有些，基本是健康饮食类的生活常识。
父亲笔记本为32开小学生用的作业本，共四册，其中一个是白纸本的电话本，还记有国家大事。比如1995年，已经九十一岁，字迹依然清楚，记有“9.14—15日在京召开世界妇女大会”的消息和情况。
结语
历史不能假设，数万万百姓就是这样务实求生过来的，他们不需要经常瞻望前程，也不可能预见将来。但因为不愿意触动伤疤，所以轻易不开口。我所了解到的一些情况是无意看到他们所填履历表才知道的。然后自己翻一些史料，从中搜寻蛛丝马迹。父亲留下的一册文水宜儿村《张氏族谱》，系1984年编就。共五十二页，16开油印本，登记了十三世。如今至少应该有十四世了，可惜没有见到续集。从个别亲戚那里又能知晓一二，能够反映历史的书面资料本来有一些，在运动中也消失了。2005年闲暇，我把东西归纳一些，说话间十个年头过去，现在也没有什么新的资料，暂且收笔。
2014年
老城旧物有新趣
久违的“猪胰子”
前几天，看见一位老人穿着旧工作服，骑一辆加重自行车，后车架侧面挂着一个篓子，在路边一间饭店门前停下，隔着门扇用方言吆喝着：“猪胰子！”几个年轻服务员出来看热闹，拿起“猪胰子”上下左右端详半天，认不得这方不方正不正灰不溜秋的东西是什么。我过来瞧瞧这用蜡纸包着的物件，确实不起眼，一块卖五元，服务员说：“哪儿来的出土文物？”
20世纪50年代，我正上小学，家里经济窘迫，就没用过香皂。冬天很冷，我又淘得很，整天玩土玩泥玩水的，两只小手被冻成了红疙瘩，生疼生疼的。母亲看着心疼，便花几分钱买块猪胰子给我洗手，每天热水泡手后用猪胰子反复搓，渐渐融化手上包裹的那层泥水混合物。如果手上泥污太厚，母亲就先抓一把锯末给我擦手，然后才用猪胰子，可能是为了节省吧。有一年冬天，父亲单位发的劳保用品就是猪胰子。那时候，也不晓得这猪胰子是怎么造出来的，只知道价廉物美，是老百姓离不了的好东西。
后来知道，猪胰子还真是用猪的胰脏做的，据说还要用到白糖、小苏打、面粉、脂肪等原料。杀猪以后，老乡们会先把猪胰脏上的猪油洗掉，而后把猪胰脏切成碎片，放到石头或者硬木做的案板上，用木头锤子反复敲打成泥糊状，掺上火碱后放到铁锅里炒成黑色，好像做月饼馅的枣泥，阴干后便可以使用。虽然它去污力较强，但毕竟对皮肤还是有些伤害，所以逐渐被更细腻柔和的香皂、洗手液所替代。
见到久违的猪胰子，有老友重逢般的喜悦。
刊于2012年 3月21日《山西晚报》
纸糊的针线笸箩
邻居是个三口之家，过去家家必备的针线筐已经消失，免不了有缀扣子缝裤脚的小活，就来敲门借块碎布或者色线。我家从城中心大杂院搬到现在的高层，狠心丢弃了不少旧家什，却没有舍得扔了那个用了五十多年的旧针线笸箩。那是自个用废纸团做的，外表上又贴了一层如今时兴的“土豪金”。
记得20世纪50年代刚上小学的时候，作业本、练习本全是妈妈用单位废弃的账页和过时的记录纸裁成单页，然后用针线订在一起做的。上了高小，作业本要统一，练习本、笔记本还是自制。上了中学，也没有和废旧纸告别。困难时期，所用的课本和许多课外读物大多是用一种近似土纸的“再生纸”印出来的。由于漂白不够，纸面偶尔会显出旧纸原有的字痕。一张白纸到手，必须多次使用。先用硬些的铅笔在上面演算代数题，画几何图，再用软些的铅笔默写外语单词和句子（当然要两面用），写满以后换上装蓝色墨水的钢笔写，再写满了换红蘸水笔写，或者用红蓝铅笔继续写。这时的一张纸比原先一张白纸的分量大概也增加了不少。到此还不能打住，要用这页纸的正反两面练毛笔字，中楷的字里行间要穿插小楷，直至此时，一张纸的功能才算发挥得差不多了。字纸不能丢掉，不是因为忌讳。家里的字纸多了，妈妈把它们一张张撕碎，放在洗衣盆里泡软，然后使劲握成铅球大小的团子阴干。待纸团子攒多了，再一齐泡开，捣成纸浆，用手把纸浆拍打在盆盆碗碗外面，形成约半公分厚的壳，而且尽可能让它外表平滑，待到纸浆慢慢阴干后，轻轻从容器上敲脱下来，便是一件新容器。在它的里外裱上白纸或者香烟盒彩纸，弄巧了搞些香烟盒里的锡纸，亮晶晶的，更漂亮。于是一件可以盛放干果或者针线的纸盆做成了。干净、轻巧、实用、环保，还可以省不少钱。自己用不了，还送几个给院邻当礼品。
刊于2015年11月5日《太原晚报》
自己动手打竹帘子
儿时家住太原城边靠近西海子的大杂院，各家都在屋檐下随便搭起的棚子里做饭。20世纪90年代初还没有上下水。公共自来水站在大门外数十米的街角处，家里得常备水缸。污水、炉渣，靠每日午后来的垃圾车和污水车收走，再加上院里臭气四溢的旱厕，每年天气稍微暖和一些，蚊子苍蝇便蜂拥而来。所以各家门扇外面，为防蚊蝇骚扰，必须挂上透气的竹帘子。只是每日众人出出进进，自行车来回牵扯，竹帘子破损严重。尤其孩子多的人家，用上一两年帘子就开了线，帘子下端就慢慢散开了，竹条慢慢掉落，就得换新帘子了。那时收入低，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节俭的家庭主妇会自己动手，把帘子两边从上到下包上布条，寿命或许长久些。讲究人家编织竹篾条的线染成红色黄色，或者编成图案，弄个喜字寿字，一望而知里面住着户勤快人家。好的竹帘子，用竹皮有青色的一层篾条，次之用里面浅黄色篾条。
一到春天，街巷里就有了“打竹帘子”的吆喝声，多是外地口音。门的高低差别不大，所以根据所用线的质量等级，按一张帘子从左到右要编几道线来论价，只是几毛钱的活计而已。即便如此低廉的价格，大杂院的住家还是要尽量节省着过日子。那时笔者上小学，遵循母亲的指示，已经晓得到邻家借一个条凳，把旧帘子搭在上面，买些棉线自己修补帘子了。下午放学，在屋檐下摆开阵势，劈里啪啦干上个把钟头，既省钱，还学了本事，很有成就感。那劈劈啪啪有节奏的声音，现在想起来，是那样悦耳动听。其情其景犹如丰子恺老先生的风俗画，清新、优雅。家里的几个破旧帘子可以拆开来重组，再凑一个整的帘子。后来读书忙，没空自己修补帘子了，用糊纱窗的绿纱缀上布边子当帘子，简单、实用、便宜，可惜不耐用。20世纪70年代，有人发明用画报卷成筷子粗细的小管，截为寸许，而后用尼龙线穿起来做帘子。还有的搞出彩色拼图，有红太阳、雷锋像、松柏常青等图案，其后又用上了塑料珠子。竹帘子也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如今大杂院消失，大伙住上了楼房，环境不断改善，蚊蝇基本绝迹，各种帘子都已经离我们远去。闲来无事，常常会忆起那段“打竹帘子”的和谐日子。
2014年8月21日
家有推剪传三代
在波士顿小住时，邻居的孩子考上美国大学的研究生，顺道来看我。年轻人说到学校在报到时特别提醒大家在中国城理发经济实惠，他未在意。次日上学校附近理发，按照在国内的规矩，闭目端坐椅上。理发师问：“吹风吗？”答曰：“吹”。“上油吗？”答曰“上”。理毕埋单，三十五美元，尚不含小费，年轻人大惊失色。当时在国内理发，七八元人民币就能搞定。原来计划每日二十美元开销，这下两天的伙食费没有了。我只好安慰他说：“我手边有推剪，以后有空来我这，免费理发带洗头。”
说起理发，记忆又回到儿时。小时候怕理发，是因为母亲所用的手推剪，年代久远、齿片不利，动辄夹头发、拽头皮，很不舒服。母亲年迈后，使用手推剪已经吃力。三十年前，我买了一把电推剪接班，老推剪下岗，至今还保存在我的箱底。父母仙逝，又是十多年，电推剪还在为我家三代人效力。今年到大儿子家住，儿子拿出前些年在瑞士留学时买的一把交直流两用新推剪，还是不出门就解决了“顶端问题”。
邻居孩子经了“下马威”，从我这里取了经，托人从中国捎了一把电推剪学理发。如今同宿舍几个男生互相帮助，可以剪出三七分、四六分等头型，花样翻新，还省出一大笔钱，足够让大伙打打牙祭。
刊于2011年10月21日《世界日报》
小巷深处叫卖声
旧时做买卖，有行商、坐商的区别，每日走街串巷的小商小贩，把吆喝声带给蜗居在四合院的城里人。虽然有的院子门上钉一个木牌写上“游商不准进院”，但是还会有老大娘小媳妇轻声把卖胭脂的小贩请到宅子里来。
当年深入街巷上门服务的队伍里有补漏锅、钉碗、修笼屉、卖化妆品、剃头、卖烧土、送煤块、卖糖葫芦、做糖人、做棉花糖、做小玩具，以及修理雨伞、修理电筒、修锁配钥匙的，甚至还有耍猴、卖艺、演木偶戏的。早晨天色微明就开始有叫卖声传进巷子深处。
吃本来是最大的消费。早些年还有切糕、醪糟挑子进小巷来，到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记忆里就没有卖主食的游商了，间或有人卖热糖稀做的小动物就算是孩子们的奢侈品。邻居孩子向大人要几分钱买一个，舍不得吃，用小手高高擎起，与伙伴们一起欣赏。冰棍车到夏天肯定会来，总是瞅孩子们放学的时候。自行车后面带一木头箱，漆成白色，廉价的冰棍二分一支，一个夏天或许可以吃到三两支。
插在长木棍套着的稻草捆扎上的冰糖葫芦特别具有诱惑力，亮晶晶、香喷喷，晃人眼睛。家长没有多余的钱给孩子买，只好说“葡萄酸”，——那个不卫生。
到困难时期以后最多的是上门换粮食的——常常是郊区农民，用加重自行车（通常是红旗牌的，富裕人家也有飞鸽牌的，辐条特粗，轮胎特宽）驮些自家自留地产出的细粮（白面或者大米）换居民的粗粮，大约一斤白面可以换到斤半粗粮。那时城市居民每月35%的细粮，多数为粗粮（玉米面、高粱面），小米按人头每人每月一二斤，不定期供应。饭量小的胃口有病的或者家有老人、小孩的，必须加点细粮。客人来访而家中只剩粗粮的时候，也得换些。
换粮票的——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买粮还要粮票，或者用注册的粮本按人头供应，街上饭店、商店也有了花高价不用粮票可以买到的食品，所以有的人家粮票会积攒下来，用五斤粮票可以换得一斤白面、鸡蛋，或者换些其他日用品如锅碗瓢勺之类。
至于粗粮票与细粮票、布票、工业券、分值卡、外汇券，甚至买香烟、酒以及其他副食品的“号”之间也可以互换。按规定都是“无价证券”，近似于以物易物，双方情愿则可以搞定。一开始还得偷偷摸摸，不然让居委会干部发现整你一个投机倒把，也够喝一壶的，到改革开放后就没人干涉了。
百货挑子或者手推车上主要是针头线脑、笸箩、扣子、发卡一类小东西，还有城市基本绝迹的老太太的裹脚布之类以及孩子们需要的玻璃球、“洋片”、铅笔、橡皮等。
锔锅补碗的靠技术拿人，也最吸引爱热闹的孩子。工匠手里有金刚钻，在碗上打眼，用像订书钉样子的铜卡子把掉下来的碗片连起来。铁锅、祖传的瓷器，都可以整旧如新。那时生活拮据，碎碗碟也要花几个钱补起来用，如今这些补锅匠大概都失业了。
弹棉花的外地来客则在巷子里靠墙摆出摊子，而后用弓子发出嘣嘣的声响吸引顾客。
上门服务的还有剃头担子。剃头匠们大多是山西长子人，口称“剃疙脑”。左手里拿一把音叉，右手使一根细铁棍从音叉中间划过，发出嗡嗡的声响。老人剃光头，普通劳动者简单理一下，图个省钱，快捷。担子一头架个铜脸盆，先前下面有木炭火，后来直接向居民讨些热水使用。另一头当板凳让顾客坐，里面暗藏小抽屉放些剪刀、推子、肥皂。所以过去讲“剃头担子一头热”，小孩子们现在都听不懂这话什么意思了。剃头都是手工活，手推子加剃刀。那刀锃亮，在刮刀布上噌噌几下，立马开工，一颗脑袋十几分钟可以搞定。“体面人”，机关干部、教师学生则会上理发店去理发。
小孩子家剃光头也请上门的挑子，左手摁着小脑袋，右手掌刀，三下五除二解决问题。
极个别的江湖郎中敢上门开方卖药，到20世纪60年代基本绝迹。居民会自动到居委会举报。敢游走四方上门打卦算命的更是极为罕见。
收旧货的用以物易物的古老办法。比如牙膏皮换火柴，废报纸换棉布、鞋垫、粗碗，操此行的好像是河北来的外地人多些。孩子们是最大的顾主，平日积攒的零碎拿出来换些用品，包括石板、铅笔、橡皮等学习用具。
刊于2016年7月14日《山西晚报》
三十八年前解放路的一次拆建
20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我家住省城大关帝庙南面的馒头巷。出小巷西去经庙前街拐西米市街，即到水西门城门洞下；出小巷往东，就上了今日车水马龙热闹非凡的解放路。
说起解放路来，它的得名还不是1949年解放的时候，而是在解放十年以后的1959年。解放路就是几条短街的接续。从馒头巷出东口往北那一段，叫活牛市，再往北，过今日宽银幕电影院十字路口为南市街、麻市街，而后到府东街口。再北面旧街的名字想不起来了。那时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污水横流。马路中间是石头铺的道，两边是土路。马车、黄包车、骆驼队在马路中央慢慢踱过。路边的一些店铺比马路还要低些，人们需要从台阶走下去进铺子。记得还有几个当铺，高高的柜台，光线昏暗，令人望而生畏。
脏乱的几条马路服务了整整十年。1959年迎接十年大庆，政府才把几条短街连在一起，适当进行拓宽，修好了柏油铺就的解放路，让住在附近的老百姓开了眼。一条大道北达太钢，南抵迎泽大街。原来街边好多院子的内部结构暴露在街面上，临时搭建的门楼则显得不伦不类。记得那年国庆节迎泽公园第一次放焰火欢庆，孩子们乐得一溜烟跑到大南门外。第二年，1960年4月30日，为迎接五一劳动节，太原市第一条无轨电车通行解放路。
1959年后的解放路，出馒头巷口外向北，路西第一家是“义集生”点心铺，而后是被拆掉大门后新垒起围墙来的小三合院。里面是一家国营商店，南北房卖杂货，西房卖油盐酱醋。西房是二层楼，上面是南城区的一个商业机关。再往北有黑白铁门市部，做烟桶、火炉、铁簸箕一类用品。再后有小饭店、估衣店等。
弹指一挥间，到了1977年，打倒“四人帮”的第二年。9月11日至19日叶剑英同志视察山西，车队经过解放路，看到两边依然是新中国成立前建起来的旧屋，不由慨叹“解放路”之名实不副。第二年1月省委决定投资1350万元改造解放路。当时笔者被分配与另外两位同志协同登记拆卸旧房所得旧木料，分级分等计算材积。记得拆建总指挥部设在解放路宽银幕电影院往北的路西原来南城区检察院旧院内，那是二层楼的建筑，一个大四合院，应该有文物价值。当时领导我们工作的是市建委一位姓秦的老干部。从大南门到府东街口，路东路西，所有的旧房全部拆光，新建筑基本上是五六层左右的居民住宅楼，只有新华书店等几座商业楼盘。当时商品经济不发达，如今许多楼房底层改成商店。当时唯一可以不动迁的就是建成时间不长的解放路南端路西的太原面食店，以及堪称建筑典范的宽银幕电影院。今天看来，许多院落都有保存的价值。很快，解放路建成如今天的面貌。当时看见好多从旧房拆下的垂莲柱、格子门、垂花门、额枋、雀替、斗拱、漏窗上精美的木雕、彩绘，有的木构件上甚至涂着金粉，格外漂亮，还有屋顶上琉璃制的吻兽，都被当作废旧材料送去当作柴火烧掉，或者当作垃圾一股脑儿扫地出门，只有大尺寸可以回收利用的木料被统一清理，交给计划部门分配使用。
有消息说如今的解放路准备拓宽改建再立新功，在发展中又面临一次阵痛式的改造。周边曾经的儿时乐园又将何去何从？
2016年3月21日
那时太原的绝活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太原的绝活有很多，我到现在一直忘不了。
在太原南城庙前街路西的陈家巷和傅家巷之间有一个大杂院，临街排房南头有户人家开了个后门朝着大街，户主是位纸扎匠师傅，听口音像河北人。老汉光头，留八字胡，善纸扎，做童男童女、金山银库，平日门前常摆着些五彩缤纷的作品，放学的孩子们以看匠人干活为消遣。平时纸扎活时断时续，他们一家以给附近居民糊纸顶棚（天花板）为生。遇到节日，街道上组织走高跷、跑旱船、耍龙灯、敲锣鼓，必然要添置道具，于是老汉可以大显身手了。他在临街的墙上挂起一块大布料，很随意地画巨龙或波涛汹涌的大海，围观的人很多，不知曾经启发和刺激了多少孩子学习画画的艺术细胞。“文革”时，全家不知道搬到哪里去了，估计手艺也失传了。
往北，陈家巷东口有一小商铺，老先生面色黢黑，白须冉冉，喜练武功，身手矫健，经常在门前舞剑。儿子叫龙龙，踢鸡毛毽子，是父子二人的绝活。我们上下学路过，很认真地看他们表演功夫。那毽子上下飞舞，令人目不暇接。
到了年节，一闹红火，更有趣。节前就组织好队伍了，一般以街道为单位，纯属自愿。庙前街的红火堪称一绝，据说只有桥东街的高跷和铁匠巷的秧歌队可以与之相媲美。踩高跷的队伍由二三十人组成，打头的若干丑角，扮成媒婆子、假洋鬼子的样子，一个个油头粉面、尖嘴猴腮、嬉皮笑脸；有的男扮女装，在高处挤眉弄眼，出尽洋相；还有最受欢迎的“八仙过海”的班子虽然很难凑齐，但一定少不了铁拐李和吕洞宾。最活跃的还有西天取经的唐僧师徒，也有许仙、白蛇、张生、莺莺，招摇过市。前面说到的龙龙，踩高跷非常棒，脚下的高跷约一米，漆成红蓝黑等颜色。队伍高低参差，更加逗乐。队伍到达宽阔的地方，比如各大单位门口，照例要集中表演。首先把几只长凳叠放在一起，有一米以上，队伍成员按顺序踩着高跷翻越障碍，提前有十几米的助跑，需要预测距离，在高凳前跃起一脚，跨越而过，情景犹如百米赛场上的障碍赛，那情景让观众感到十分刺激，唯恐他们把凳子一脚踢翻摔到地上，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还有就地劈叉、翻筋斗以及金鸡独立等各种形式。总之，那高跷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惊得路边的姑娘媳妇“呀呀”的叫声连天，而踩高跷的后生们越发兴奋。
演出的队伍轮流表演节目，旱船队伍打场子的时候，踩高跷的就在路边休息。院子里的大娘大婶提着茶壶给后生们倒水，小姑娘们抽空与后生们打情骂俏。
龙灯是集体创作，领队后面掌绣球的小伙子上下跃动，让绣球与龙头若即若离，后面扛着龙身子的青年浑身是汗。
回想起来那时候的娱乐表演，心里无限感慨，现在还能看到这样的绝活？
刊于2016年5月5日《山西晚报》
半个世纪前的西米市“自由市场”（外一篇）
20世纪60年代初期上中学的时候，我家住在南城庙前地区。“文革”之前，是课余可以逛街的所在，档次高一些的是出小巷子走南市街到十字路口往东的钟楼街，那是当年太原最繁华的地方。我兜里没有几个钱，主要是去书店。在路口向东几十米的路北，有一间旧书店，几位老人经营着。往东到柳巷十字路口东南角是儿童书店，继续前行过桥头街上红市街有一个大的新华书店。
那时没有看书的任务，下课后就在西面南海街、都司街、西米市以及水西门街一带的“自由市场”看热闹。西起尚存旧城墙垛口的水西门，东到解放路，在都司街和西米市的西头形成一个十字。从庙前街往南走经过一个自来水站到西米市（街名如今消失，已经整合到水西门街了），往东卖日杂用品的摊子多，春节来临之际，对联、门神、装裱用品等铺了一地。东头是几家常年开门的估衣铺和当铺，也有卖厨房用具、锅碗瓢勺的，还有一家药店。路南有太原市新中国成立前的“米粟业公会”，后来作了粮食门市部。路北最热闹的是几家车马大店，外院圈养牲口，钉马掌的摊子有时候挪到街面上，不少人围着看人家干活。车马店有几进深，从西米市跨到我们居住的馒头巷。20世纪80年代陪母亲看望老同事，得以进大院一窥究竟。里院北头无疑是老板的内宅，房屋高大宽敞，院落整齐，功能齐全。可惜我们看到时已经过“文革”浩劫。老板一家完全破落，挤在一排旧屋里。东西凌乱地摆放着，哪里有大户人家的阔气排场。
西米市街往西走卖吃食的多，烧饼、油条、豆浆、醪糟、烤红薯、油茶，有的要粮票，有的是“议价”的。墙根旮旯处几个人警惕地望着周围的同时做一些交易，那是倒卖粮票布票的，算是半公开。再走到与南海街交叉的路口偶然有卖熟肉的，猪脑子一角一个，又香又有营养。沿路上有理发店、杂货铺，卖马鞍鞭子鞭杆之类的马车用具铺子，或者可以看到当场制作秤盘秤杆的手工艺人。若没有钱逛街，基本是看热闹，那就要到南海街了。路南中段与韶九巷交错的地方有一片空场。算卦、杂耍、拉洋片、耍猴、演布袋木偶，卖琉璃个蹦（玻璃融化后吹成的中空如小喇叭的玩具，孩子们吹着发出“个蹦”声）的、卖糖人的，三五分钱买个高兴热闹。很多外地卖艺的在这里摆地摊。古典戏法，卖艺人就地一滚，端出一缸活蹦乱跳的金鱼，让人看得发呆，不忍离去，于是艺人张罗要钱，看客纷纷逃逸。最险的是把尺半长的钢刀从口里捅进去，应该进肠子了，卖艺人发出啊啊的呻吟，端着盘子要钱，把孩子们吓得直跑；一把钢针居然塞到嘴里嚼来嚼去，看得人心里发毛。
1966年夏天，“自由市场”就地蒸发不见踪影了。如今的水西门街，哪里还有一点往日的影子。
刊于2015年11月12日《山西晚报》
儿时度春夏
住在波士顿那些日子，正是老人们所讲的青黄不接时期。看宅院里的松鼠，瘦成精灵，胆子却愈来愈大，直蹿到窗户下，简直要登堂入室了；海边栖生的鸥鸟也不辞劳苦，飞到市区在马路上逡巡，其实是饥饿难耐，觅食失踪。
此刻，不由想起20世纪50年代上小学时，春夏之交，寻找补充饥肠的野物，倒是乐在其中。
记得当时放学后，我们结伴跑到旧城墙水西门外的汾河坝堰去挖野菜。花边叶子、上绿下红的灰灰菜，可做拨烂子，洗净了拌上面粉，在笼上蒸熟，加点盐拌起来吃（最好有些香油）；讲究一点的，可以把蒸好的拨烂子放在油锅里炒着吃。
扫帚菜是嫩苗子，长高了可以扎成大扫帚，嫩的时候拌面、蒸拨烂子，口感比灰灰菜强。还有甜苣菜、曲曲菜、杨柳树的嫩叶、槐花、榆钱，都可以当菜掺和着面粉做饭。不过杨树叶有毒，吃多了会肿脸，甚至丧命的。
入夏，护城河里流水潺潺，我们在木桥边的斜坡上蹲下，旧篮子里放点馒头渣或玉米面饼子碎块，把篮子放到水里，等着小鱼、小虾游过来，然后猛地一提，里面总会有些收获。
攒够了一搪瓷缸子，便急着回家，请母亲拿去洗，裹上些许面粉在油锅里炸成焦黄，一家人围着品尝。因为分量不多，母亲总是把自己的一份放在一边，等我们吃完各自的一份后，再像变戏法般把几条“小金鱼”拿出来，我们扭捏一番还是用手抓着放进嘴里。
因为家里兄弟姐妹多，父母的工资不高，读书开支大。平时家里吃饭很少有肉、鱼等荤腥，这种自己捞来的小鱼、小虾还真能解馋。
刊于2011年7月15日《世界日报》
听于光远讲大课
从报纸上看到于光远老师病逝的消息，想起20世纪80年代初，笔者在北师大读后期本科时聆听于老讲大课的情景。北师大经常邀请各方面人士办讲座，并向所有师生开放。每天晚上，学生第二食堂兼大礼堂、五百座讲堂及各个大教室里，群贤毕至，洋溢着欢乐进取的气氛。1984年12月20日的下午，于光远来到五百人座的大演讲厅。于老那年七十岁左右，此前我们只知道他是一位理论家、经济学家、政府官员，却不晓得他也是一位教育家。
这次的演讲，主题就是宣传“愉快学习法”。于光远幽默、风趣，也不避讳反对意见。那一段他正在与另外一位名气很大的学者兼政府官员在“特异功能”的问题上激烈争论，大家晓得先生是反对伪科学的先锋。
于老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操南方普通话，很容易听懂。一张提纲放在桌子上，慢条斯理娓娓道来，神态随和自然。他回忆了自己小时候如何不受师长的约束，通过自学，从兴趣开始发展自己的经历，鼓励大家解放思想，勇于挑战权威。
于光远反对灌输式教学，对现行教育方式强烈不满，认为包括高等学校在内，“强喂”给学生的知识，不过是压缩饼干，而高度浓缩的东西并不一定是好东西。他举例说，一个人如果光吃维生素片之类高浓度的营养，肯定不如吃五谷杂粮；教学亦然，宜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切勿使学生在远离生活的故纸堆里痛苦挣扎。
那年冬天很冷，大厅四面无靠，室内气温很低，我们虽然穿着大衣，仍然觉得寒气逼人。于老一人在台上讲话，讲台侧面有个小门，风从门缝中钻进来，老人首当其冲，看来是有些顶不住了。无奈只好把身上的棉衣一次次地使劲往上揪，最后直到棉衣领子盖住脑顶，只露出一张面孔。演讲时，我们看到不断有条子递上去。演讲结束，外面已经漆黑，于老挑选几个问题回答，而且毫不避讳批评和挑战，还故意挑出一个公开斥责先生是“御用学者”的条子来笑了笑，心平气和地予以解释，从正面谈经济学家不为社会服务、不搞改革开放便没有用处。听了这番回答，倒显得写条子的人气量不够。
2013年9月27日
我的两位高中老师
张国瑞不留情面
张国瑞是笔者20世纪60年代读高一时的语文老师。老师中等个子，给我们任课时已经年逾古稀，尚未退休。头发稀疏而斑白，但是面色红润，走起路来，腰板挺直，目不斜视。讲课声音洪亮，精神十足。板书特别用力，一笔一画端端正正，有时竟把粉笔摁折了。张老师重视身体锻炼，对养生之道颇有研究，还有专门的研究文章发表。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学生要求异常严格，不留情面。作文要篇篇细改，然后公开评讲。一次把我们班的一位女同学当堂打成“错别字大王”，惹得人家老大不高兴。张老师的“土政策”规定，有一个错别字扣四分。
20世纪30年代抗战之前，我的母亲曾经在张老先生创办的友仁中学读书，我姑姑的儿子我的表兄段联奎（现今太原文瀛公园内烈士纪念碑雕塑作者）也在友任中学念过书，后来抗战时期在流亡陕西洋县的国立第七中学上学，他的校长也是张老。明白这些渊源关系后，自己特别留心收集与张老有关的资料。
听原来从太原五中初中直接上高中来的同学讲，张老师搞了一辈子教育，1957年被打成“右派”，其他则一无所知。自己那时担任过班里的语文科代表，有时候给老师送作业本，知道先生住在学校东南拐角楼一层的两居室里。老先生平日非常严肃，学生见了老师总是毕恭毕敬，不敢多言。有一次，陪几位同学补交作业。张老师说得高兴了，主动拿出一本蓝色布质封面的《校友录》给我们看。《校友录》是竖排本，写明是抗战期间国立第七中学（亦即山西中学）的。张时任校长，排在名单首位。这才知道先生字龄修，山西省芮城县南碾村人，生于1893年2月，1917年毕业于山西省立农业专门学校，后在亲友帮助下，自费留学日本。一年后，考上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的官费生。在日留学期间，先生曾被推选为山西省同乡会会长。1925年毕业归国后，担任嘉康杰创办的河东中学教务主任、中山中学校长。后在太原创办友仁中学，还担任过山西省立教育学院教授兼教务主任、山西大学及山西省立法学院教授和省立运中校长。1937年太原沦陷后，友仁中学奉命解散。他携带家属到了西安，曾在国立甘肃中学任教。1938年4月，调任国立山西中学校务委员兼校长，正是在陕西洋县。1939年1月，调任重庆国立编译馆从事学术研究工作。1945年7月，又调回国立七中（即原来的国立山西中学）任校长。1947年春，到开封河南大学任教授，讲授教育学和伦理学。1948年暑假到南京考试院，在考选委员会和改组后的考选部任专门委员，主持省、市高考命题、监堂、评卷等工作。期间，随考选部辗转到广西、重庆。新中国成立后，于1950年3月，在西南民政部设立的训练班学习了两个月，又到西南革命大学继续学习。10月底分配工作时，他要求回山西，被安排在太原五中任语文教师到退休。先生1984年2月14日病逝于西安，享年九十二岁。
张国瑞为人真诚，但书生气太重，凡事极为认真，概不考虑对方或者环境是否认可，所以虽搞了一辈子教育，但有时往往只有良好的动机，而没有圆满的结果。课堂上他对学生严格要求而学生有时不能理解，就有师生顶撞的事情发生。一次一个学生说闲话，张旁敲侧击的批评没有奏效，于是走下讲台要请学生出去，但学生双手紧抓课桌，坚持不动，张也无计可施。个别学生上课走神，先生脾气大发，咆哮如雷。一次上课，老师要求同学用普通话念课文，后排一位本地的同学愣是用太原话诵读。先生不允，那位同学“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说老师你先用普通话读一遍吧。这一将军，让先生十分难堪，当堂气得面色铁青。
太原五中走过百年，张老先生一生从事教育，半世留给太原五中。抚今追昔，想象老师当年的音容笑貌，感慨万千。《山西文史资料》1989年第65辑刊载贾献容的回忆文章，里面转录了张国瑞先生病逝时学生敬献的挽联，借来表示敬意：
从教多半世，言传身教，孜孜诲人，事业垂千古；
门弟满神州，文材武将，兢兢职守，聊以慰天灵。
我衷心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校友一起回忆先生逸事，继承先生遗志，爱国事教，服务社会，甘为人梯。
2006年
钱仁泽出身豪门
20世纪60年代初，笔者在省城读高中。那天，代我们班物理的老师请假，教研室钱仁泽老师给我们临时讲了一次课，却得了个“雅号”——小δ（希腊字母Σ的小写，读如“西格玛”）。
那天，上课铃响了，钱仁泽急匆匆走上讲台。当时他四十岁不到，一米七五的个子，细长的身躯弱不禁风，额头光亮，眼窝深陷，头顶上跃动的那一缕细发随开门声进来，又一跃一跃跳到黑板跟前。全班同学起立后不知为什么注意力都集中到老师的脑顶上。那一缕头发仍然高高翘起，不是直立，而是略向后方倾斜，发梢还有些带卷。大家暗笑——老师大概突然接到上课任务，没有一点准备，抹一把脸就走，所以来不及整理容颜。老师讲课非常投入，南方口音，连说带写忙个不停，粉笔沫子落了一身。个别字母写不清楚，情急了用巴掌去擦黑板，一会儿再用手抹额上的汗水，于是成了大花脸。钱老师平日里衣冠楚楚，仪表堂堂，身体轻盈，颇有知识分子气质。课上课下，判若两人。巧得很，钱老师之前的上一节是语文老师讲《阿Q正传》。Q字形如阿Q脑袋连同后面短短下垂的小辫子。语文老师讲到这里特意在黑板上画出阿Q的脑袋，有意把小辫子朝下方扭了几个弯，所以我们印象深刻。偏偏这堂物理，钱讲到力学上一个摩擦系数符号δ，同学不知如何读音，钱大声告诉大家：读西格玛。大家一面读着一面望着讲台上的老师，想起了上一节黑板上阿Q的脑袋，如果倒过来看真有点像δ。底下好事的调皮鬼嘴里喃喃曰：“阿Q的倒数。”一位同学忽然灵感来了，悄悄指指老师的脑袋：活脱脱一个西格玛！等到一下课，“西格玛”的外号就叫响了。以后凡是钱老师进教室，便有学生用手揪住自己的几根头发向上摇摇，表示来者是“西格玛”。
钱仁泽出身豪门，他的父亲钱大钧1893年生于江苏吴县，1936年担任蒋介石侍从室一处中将主任，西安事变后回南京遭误会曾被蒋扣押。钱大钧新中国成立前曾任上海市市长，去台后任台北市市长。据说钱仁泽是钱大钧姨太太所生，被留在大陆。1951年他曾经在志愿军中任政治教员兼翻译。因为和台湾有这样深的关系，钱仁泽就成为大陆与在台地下工作者联系的桥梁。香港转来台湾给钱仁泽的家信夹有我地下工作者的暗语，传达许多重要信息——当然钱是不会看懂的，但其中利害他十分明白。每当收到港澳来信，钱都得把原件呈送公安局，回信时也得把这面的意思依样画葫芦地传过去。这个渠道别人无法替代，在对台工作中的贡献极大。
1978年落实政策后钱老师调到市政协工作，2007年7月27日病逝，享年八十一岁。
发表于2011年1月7日美国《波士顿新闻》
难忘良师益友情
三十多年前的中国教育界，刚刚从“四人帮”的挤压下解放出来，教育工作者多年积蓄的能量瞬时爆发。在教学上他们呕心沥血，不遗余力。笔者所在学校就有一位时年七十有余的老先生梁艺夫，单凭这个不俗的名字，就可以想见他一定是位德高望重的前辈。
老先生是山西陵川县人，20世纪30年代大学毕业后曾在北平报馆做事，后来回太原谋生，了解好多老太原的奇闻逸事。回忆几十年前往事，如在昨天。我在1996年编辑出版的《太原南城文史资料》第三辑上看到梁先生写的掌故文章《旧中国的太原琐忆》，看姓名所围的黑框，知道彼时梁先生已经去世。
那是在1978年，先生被引荐到位于市区南部的二中带高中语文。每日坐11路公交车来去。年迈体弱，腿脚不灵。没有问先生不知为何冒险出来挣如此微薄的代课费。记得那日先生被校长领到教研室，刚一进门，就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原来20世纪60年代初，笔者经常去钟楼街路北一家旧书店买书。那位眼窝深陷，眉毛长长，面色白净，个子不高，目光犀利的梁老先生就在那里售书。后来知道，先生属于宗教界（基督教青年会）人士，统战对象，生前为区政协委员，“文革”初倍受冲击，生活无着，很长一段时间生活在穷困中。老先生住在广场西面一带新南简易楼，一个星期天特别邀请笔者去看看，还专门做了晋东南阳城县老家的焖面招待，十分热情。在学校里我们是十分谈得拢的“忘年交”。我有些什么文史方面的疑问，直接向梁老咨询，几乎有问必答。到80年代，我已不在中学，听人说老先生也回到基督教会。我专门抽一天时间进城到海子边看望他，并借得几本闲书看，再后来就没有机会联系了。
现在笔者手头所存小笔记本上还留有在中学教书时候先生亲书的绝句一首：“是非憎爱世偏多，难以强求奈我何。宽却肚肠迎笑骂，敞开胸襟之涤波。艺夫自述。”
语文教研组老教师不多，都是50年代毕业，在中学一线长期工作的老先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埋头工作，从不懈怠，为年轻教师起了很好的表率作用。组长阎老师，年近五十，家在农村，生活清贫，多年住单身宿舍，由于条件所限，到外面进修学习的机会太少，但是人非常诚实可靠，备课认真，勤于学习，为了解决文凭问题，更为了系统学点东西，报名参加了省教育学院的中文函授，每个星期要骑自行车到上马街市教育学院听讲，很晚才能回来，他跟年轻人一道，遵守纪律，从不请假，认真完成各科作业。
从前辈先生们那里，我不但学到知识，更学到了做人的规矩。
2012年
铜像无语见证传奇
——雕塑家段联奎先生生前身后事
太原市人民公园中山纪念馆前小广场上的烈士纪念碑是根据1950年3月15日山西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的决定在第二年建成的。碑身建在四方月台上。碑顶部竖有高约三米的铜质群雕。一组五尊人物，有工人、战士、民兵、知识分子和学生，沐浴风雨，巍然而立。铜雕作者二人，一位姓张，是来自晋绥根据地的青年美术工作者，另一位是段联奎，1921年生于山西文水县宜儿村，1942年考入1928年在杭州成立而此时流亡到重庆的国立艺专，1946年毕业后分至南京政府水利部任美术技士，1949年后回到家乡，在省美协工作，为省文联候补委员、省美协委员，他承担为纪念碑总体设计和制作铜雕的任务时不满三十岁。20世纪50年代，他的作品多次在《山西画报》刊载，他还为省文联、省工会及省劳模大会、大型展览会绘制中外领导人及冼星海等名人的大型画像，制作展览主体模型或设计纪念章等。1957年段被打成“右派”，1958年8月错判反革命罪获五年刑期，纪念碑后面段的署名被水泥覆盖。1962年段由单位保出。1966年2月至8月，他领着五名民间老艺人复制晋祠圣母殿宋塑仕女像，工作因“文革”而被迫中止。
1966年夏天，家被抄，头被剃，回原籍。第二年5月，北郊区一个美术社请他帮助制作领袖石膏像，分管技术。
关于段的性格，20世纪90年代笔者见到一位与他曾经共事的艺术家，艺术家含蓄地说，那是个“倔人”。二次被囚之前，笔者见到段，看不出曾经有过许多坎坷与不幸，说到高兴处，一样开怀大笑，记得当时请教他如何用颜料。他说关键在你的眼光，看到的与经过头脑思考的东西有很大差距。要学会观察，不急于落笔。他指着阳光照射下的瓦房屋顶问笔者：“你看上面有多少颜色层次？你能够说清楚，才能画出来。是黄吗？黄有无数层次，还得考虑屋顶原来瓦的颜色。所以要分析，用心去看。形状轮廓，层次远近，环境，怎么与人的情绪相呼应，其中技巧多多。心中有数，而后下笔有神。单纯追求形似，若没有思想，不如照片！”
又一次的不甘寂寞，换来了又一次的牢狱之灾。当时石膏像盈利很大。树大招风，有人寻找借口，诬陷段联奎故意破坏，使领袖像指头坏掉云云。1969年1月，段再次被捕入狱，1972年正式被判八年徒刑。1975年5月，在家属申请下保外就医，回到老家四个月后悄然去世，终年五十四岁。
改革开放后，两次牢狱之灾终于被纠正为“错判”。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水泥覆盖的“段联奎”三字重见天日。
2003年的7月，素不相识的七十六岁高龄的杭州国立艺专1950年毕业生王鸿宾老先生突然找我。原来，受段联奎20世纪40年代在杭州艺专雕塑系的老同学山西浑源县人孙鼎铭先生的托付，王想整理段的简历。孙先生退休后住在广东茂名，自费编辑艺专校友资料已经七年。王先生体质弱，胃部犯病后家里人不希望他再参与社会工作。2006年10月7日下午，我想到好久没有与王先生联系，提起电话往先生家里打过去。先生老伴告诉我，老王已于8月15日去世，是胃癌。
我与先生见面共计五次。老先生先是蹬自行车，后来是踩一辆电动车而来。为了师出有名，第一次，王先生带来了孙老先生前些日子（2003年7月2日）为此事专门写来的一封长信。9月，我将草就的《我所知道的段联奎》一文交给王先生参考。记得我去王先生在柳巷居所送资料的时候，看到他刚刚买下的新电脑以及打印机等设备。他说，这是为了整理段的材料而专门购置的，花了近万元，为此他还上了一家学习电脑使用的短训班。高龄老人和孩子们挤在一起掌握现代技术，深深打动了一班学友。半年来，他带病查阅了太原市及南北城区地方志，走访了省文化厅、省市文物局20世纪与段一起工作或往来较多的人，走访了复制侍女像的有关人员；在晋祠博物馆，和省古建研究所郝先生一起从纷乱的仓库里找到了仿制的圣母殿宋塑侍女像，还找到段塑李顺达胸像及塑像时的工作照、作品女车工照片、儿童公园烈士纪念碑落成时的照片。王曾经计划亲自到平顺县看看段联奎给劳模李顺达做的塑像实物，可惜没有来得及成行。
一介文人，受未曾谋面的校友之托为别人积累生平资料，既无一文报酬，更无一句当面谢语。家属劝阻，同事冷眼。以重病之躯，顶风冒雪，东奔西走，所为何来？就是要为平凡人立志，替死难者呐喊。知识分子的良心让这些曾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有这样无私的人民，民族怎能不兴旺？国家怎能不发达？
2004年，笔者撰写一篇传记文章，采访传主亲戚的时候，老人追忆往事，难免情绪起伏。儿女或许是为老人健康着想，一再阻止提问，最后竟然不能忍耐，批评我们说，已经过去多少年的事了，写出来又能怎么样？莫非还要在茅厕坑的石头板上画几个道道出来？可见一般人对立传的作者是如何的鄙薄。王先生这样热心的人逐个仙逝，今后还有谁陪着我们“在茅厕板上画道道”呀？
为了表达对孙老先生的敬意，也想进一步了解《信摘》的编辑情况，2005年9月5日，我给先生去信，但是一直没有收到先生的回信。今年（2012年）1月9日我在豆瓣网上看到来自国立艺专西画专业1935年毕业生麦放明先生家人提供的消息，原来，孙鼎铭先生几年前已经驾鹤西去。
也是2005年，在网上看到张文俊先生1986年的文章《回忆国立艺专的学运情况介绍》，文中提到了孙鼎铭、段联奎，并提及段在重庆艺专时的一些问题。对这个问题，史学界一直有不同见解，可以说“事出有因，错综复杂”，不应该一概否定。所以我又搜罗相关材料，在9月20日专门发电子邮件给张的网站介绍各家观点，同时讲了一些段新中国成立后的情形，希望得到反响。但是直至今天同样有如泥牛入海。2008年，从新华网上得悉，张文俊先生也在当年6月26日仙逝，享年九十岁。
寻访还没有画上句号。
2007年11月26日，突然收到来自北京的一位梁姓网友的电子信件，说他在网上看到我回忆段联奎生平的文章，说他有段的信息，并保存有段的照片原件。电话打过去，是文水乡音，听出来年龄不大。小梁在北京做平面设计多年。他的父亲梁汪汶先生是段联奎的至交。梁老先生生于1916年，逝于1996年，是宜儿村的邻村武午村人。新中国成立前曾任山西省国民政府主任特派员、专署秘书主任，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太原文化界工作，系民革成员。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其后的6月12日，《山西日报》刊登《民革山西省委及太原市委联合召开成员座谈会梁汪汶希望多出些储安平这样的人物》。而储安平1957年因在《光明日报》发表《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反右运动开始后迅速被作为典型打倒。梁汪汶以言肇祸，毫无悬念地被打成“右派”，被捕入狱。1970年被遣返原籍，1984年得以平反。1975年5月，段保外就医，回到老家。那段日子，梁汪汶先生正在邻村原籍“劳改”，曾多次看望段。同样的怀才不遇，同样地被打成“右派”、锒铛入狱，同病相怜，同气相求的一对难兄难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了文水诗人作品合集《隐泉诗草》，其中收入梁老先生七律《闻联奎死讯感怀》。诗云：天高地阔渺微尘，百劫余生志未伸。春夏秋冬年有尽，酸甜苦辣味无垠。诗情画意书生气，侠骨柔肠铁石心。朽木春风难化育，孤弦独奏少知音！
老梁平反后，辗转找到在天津居住的联奎的侄儿退休干部段拯民，收集了段的几张照片，留给儿子小梁。天不留人，老梁于1996年去世，不久，拯民也驾鹤西去。这照片竟没有了主人，就一直暂存在小梁手中。到2008年冬，小梁由北京回老家路经太原，带来1994年其父退出县志办时留下的段拯民的信和段联奎的三张原照。段联奎去世已经三十多年，梁老先生策划为其人立传，也已经二十多年，惊动了多少亲朋好友，仍然是一件未竟事业。何苦来哉？在这个浮躁风气甚嚣尘上、急功近利者纷至沓来的时代，仍然有不计名利得失，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而默默做事情的好人。他们不为别的，只为实践做人的良知和瞻望我们民族的前程。可以告慰逝者的是，好消息不断出现。2009年，文水县委宣传部、文水县文联举办“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征文活动”。笔者修改后把《我所知道的段联奎》一文发给征文办，喜获二等奖。这不仅是笔者个人的幸事，更是对所有文化传承人的最大褒奖！
2010年，七十九岁的宜儿村老乡、工人作家张桂根的文集《老太原拾趣》也提到宜儿村旧人旧事，提到了雕塑家段联奎的功绩。
铜像无语，默默见证了脚下这片土地上六十多年来的风云变幻，也见证着两代人不懈的追求。让我们永远记住为传承优秀文化而奋斗终生的各位先人！
2012年10月
同窗情难忘
“谷子”走了
高中学制三年，同班舍友却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六年。1963年，太原五中从全省初中毕业生里招生，实行住读制。几乎每个县都有品学兼优的尖子学生来到太原五中，班里一天到晚响着各地的方言土语。城乡孩子一起学习、玩耍，不分彼此。我们一个宿舍住七个人，外地的占大多数。在临着青年路拐角楼的南端，上楼梯右转是一个大门隔开，里面东西相对六间小屋，还有一半住着另一个班的男生，大伙戏称此地为“六家巷”，借用了当时流行的著名作家欧阳山写的小说《三家巷》——那是个英雄辈出的地方。
来自浑源王家庄的谷子，脸色黝黑，穿中式上衣，连扣子都是布条拧成的，大裤腰的棉裤把小肚子垫得老高，透着一股黄土地的气息，包括名字，也是“粗粮”味。
晚上我们躺在宿舍床板上“卧谈”。听谷子讲，王家庄是个山庄窝铺，那时还没通电灯。他在县城上初中，星期六回家，第二天傍晚步行几十里返校。村里能上县中学的寥寥无几，常常没有结伴同行者。在家由父母烙些干饼或者馍片，带些咸菜，就是一周的伙食。一次周六下午离校迟了些，天色已晚，走在山坡小径上，谷子隐隐约约觉得有什么东西落在自己肩膀上，当时也来不及细想，他向后伸出双手，抓住的竟是野狼的一副前爪。半大小子，不知哪里来的力气，猛一发狠，将狼从自己肩头翻过直接摔到崖下。说起假期回乡，谷子总是发愁。尤其寒假，遇到风雪交加，山路封锁，火车到大同以后还要换乘长途汽车，停车时住旅馆，开销太大。所以高中几年，他回老家次数有限。“文革”停课期间，谷子爱上了画画。20世纪60年代末，在太原南宫办了一个大型画展。谷子也应景画了一幅老农民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油画展出。画面大约一米见方，用伦勃朗的画法，在光线运用上下工夫，中间人物活动处用较高色调，突出专注神情，周围光线昏暗，效果很不错。1969年，我们1966届高三年级的同学都没有领到毕业证书，大批舍友到了煤矿。谷子进了大同矿务局，凭借技艺，从井下调出到矿务局工会工作。一些同学上山下乡，未能在太原找到工作的其余舍友也打道回府。“六家巷”终于人去楼空。重新相聚已经到了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90年代，五中庆祝建校80周年。谷子因患病没有来，我们竟再也没有谋面。前年有消息说谷子患病不治，已经去世了。谷子走了。留在相片夹里的只有他的一张笑脸。
刊于2013年5月23日《太原晚报》
矿坑里的“69军”
1968年，派性斗争如火如荼，中学生们有门路的参军，是为上策；有的找工作养家糊口；家庭经济条件好的，仍是白吃白喝坐等。没有料到，当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城市孩子对农村陌生，且印象不好，农村那时的条件可以想见。虽然每年学校组织大家下乡劳动、勤工俭学，但都是去近郊一些条件上乘的村子。况且，集体住宿、集体劳动，还是不同于插队落户，所以对下乡有一种惧怕心理。
慌不择路，当时遇上山西几大矿务局所属的煤矿招收坑下劳力工。毕竟是旱涝保收的国营单位，所以没有其他良策的学生都争相前去。从1969年元旦开始，西山、大同、晋城、阳泉、轩岗的煤矿，都有了“学生军”。所以直到现在，各大矿都还有一支被戏称为“六十九军”（六十九军是“文革”期间在山西支左的部队）的知青矿工队伍。
话说这“六十九军”中，少数仍利用业余时间攻读功课，期盼将来继续深造成才；多数则心灰意冷，下班后下棋、聊天，度日如年。记得太原某中学同届王同学，白面书生，对下坑心存畏惧，靠家里的一点死钱度日。每天躲在宿舍，能睡到几时就睡到几时。日上三竿，勉强爬起床来，空着肚子，找几个棋友对弈熬时间，饿到体力支撑不下去时，就从兜里摸出几张粗粮票（只能买玉米面窝头）。输棋者跑步去食堂买窝头，还要负责从食堂饭桌上的盐罐里撮一点食盐回来，打点开水把盐泡在粗瓷碗里，然后沾着盐水吃窝头，如此日复一日。
懒有懒福，矿上一位老工人偏偏看上这位仁兄，愿意把自己女儿嫁给他。成婚以后，要安顿生活，不能游手好闲，他决定下井挣钱。下井第一天，矿山发生瓦斯爆炸，六名坑下工人不幸身亡。恰好这次的死难者，从三级工到八级工，每级一名，也是怪事一桩。那天清理现场，六名矿工尸体摆在院里，旧衣烂衫盖着死去矿工的脸和上身，脚都露在外面，人们很快发现，其中正有这位同学。这位脚下所穿不是通常矿工所穿的高腰雨靴，而是一双破烂不堪的运动鞋，所以人们不会认错。因为坑下积水多，工人常常需要在水中行走，长筒雨靴不可不备。这位仁兄实在无钱开饭，早就把发给他的劳动用品雨靴、工作服、皮带等换钱买了食物，只得穿其他鞋子下井。
刊于2011年5月24日—25日《世界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