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量父亲的一生，似乎大半都在躲和逃，后来是躲也没处躲，逃也没处逃。
父亲生于1926年，最早的记忆是杨九五当益都县长，新来的士兵头皮刮得发青。无疑，那是北伐胜利后到达青州的队伍。
根据父亲写的自述，他受的教育不成系统，而且很特别。他七岁入学，上的是“洋学堂”，最先背熟的是“总理遗嘱”。但他小学没有毕业，日本人就占领了山东，“中华民国”的课本被废弃，学校被迫回归东方传统，学生必须读经。于是，在科举制废除三十年之后，父亲却在侵略者的逼迫下接受了科举制的初级教育，读完了《大学》《中庸》《孟子》《论语》和《诗经》。四书读完了，五经没有读完，他就离开了学校。
日本人来的那一年，父亲十一岁，但在父亲的记忆中，鬼子并不可怕。他的一些记忆与我所熟悉的叙述距离甚远，比如，日本人开始进我们村时，枪是放在村外的，那是他们的纪律，下级不敢违抗。进村之后，也从未有过抢掠。我们家就被抢掠过，但那是中国人干的，我们当地称作“三民鬼子”，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伪军”。走在日本人前面的是翻译官，他们带了纸烟和糖块，见了老人就敬烟，见了孩子就分糖块。那是父亲第一次见到用彩色透明纸包着的糖块。父亲后来讲起这些事，总要加一些解释：“怀柔而已，无论什么人，占领一个地方，都要收买人心。”
然而，父亲没有被收买，他参加了儿童团，而且被任命为儿童团长。儿童团任务繁多：放哨、侦察、搞情报，每天都要进一次高粱地，报告情况和接受任务。父亲说，最惊险的事是偷日本人的枪，第一次真的很害怕。日本人把枪架在村外大树下，跟翻译官进村宣讲“东亚共荣”去了，三五个在高粱地里受过训练的孩子，跑来一人拖一支，跑进高粱地交给等候在那里的武工队。指导者对孩子们说，不必害怕，很安全，如果被发现了，就说喜欢枪，想看看，小孩子嘛，装傻就行，还可以请他们教你放枪……
父亲没说得手过几次，但很快日本人就不再把枪架在村头，而是带枪进村了。听着父亲的讲述，我总是想到小兵张嘎，想到放牛的孩子王二小。但是，出身于我们那样的家庭，父亲不可能被允许去做小兵张嘎；作为祖父最小的儿子，也不可能让他成为王二小。大家庭的孩子约束多，自由是非常有限的。我不知道是否与此事有关，父亲很快奉命完婚了。那年父亲十四虚岁，事实上只有十二岁零几个月。结婚，意味着一份责任，他不能继续儿童团的事业，不能继续每天往高粱地里跑。
可是，上面不断有人来找，不断布置新任务，父亲没有办法，最后只有躲。十三岁的父亲似乎与高粱地结下了不解之缘，做儿童团长，需要进入高粱地，拒绝干儿童团长，仍要躲进高粱地，那个夏季，父亲一直躲在高粱地里。奶奶挎了篮子，装作到地里拔草或摘南瓜，把一天的饭食送去。来人总是找不到父亲，时间长了，终于不再来。父亲后来的回忆似乎有些愧疚：“不干了，近乎临阵脱逃。”在合作化运动高潮中，父亲见过当年向他交代任务的“小胡”，“小胡”还请他吃过饭，但他已经不叫“小胡”，而是另有姓名，职务是某县的县委书记。
躲完了武工队，又躲游击队。抗战爆发，各地游击队纷纷成立，在我的家乡，活跃的是徐振中的队伍。这支队伍最先是由设在我家乡的山东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师生拉起来的，却很快就到了徐振中手上。抗战期间，它一直活跃在益都、寿光、临淄三县，再往北，就是“文革”前做山东省军区司令员的杨国夫的地盘。徐振中这人很特别，有人说他好，有人说他坏，因为他后来被国军收编，在我看过的阶级教育展览中，他的形象都是屠杀人民的刽子手。但在父亲的眼中，徐振中的军队能吃苦，是真打鬼子的，它扰民也保民，有纪律，不可与匪同日而语。他们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要开始操练，军号一响，队伍就拉到村外河滩上去了，操练完毕，总要高唱《保卫黄河》。徐振中本人两腿长年绑着十二斤重的沙袋，无论行军还是作战，始终绑着，为的是到危急关头把它扔掉，跑起来特别快。父亲说，徐振中的队伍不乏胡作非为的纪录，但也有纪律严明的表现，他举出的例子是：徐振中一大早亲自查哨，发现手下的一个军官从一户人家跳墙而出。军队马上吹号集合，众目睽睽之下进行公审，徐振中问：偷得什么？答曰：没偷。又问：那为何私入民宅？答曰：有女相好。徐振中喝道：欺男霸女，比偷人财物更甚！枪毙！一个跟随他多年的战将，就这样被枪毙掉了。事后，徐振中专程赶到那人家中，跪倒在那人的母亲面前，认了干娘。
这支队伍与父亲发生关系，是因为徐振中的另一个特点：重视人才，总想把天下英杰尽揽帐下。那时候文化人少，父亲在当地小有名气；二伯父本来在城里上学，战争爆发之后，他没有像当时的多数学生那样追随政府去武汉和重庆，而是逃回家中。他们兄弟两人，就成了各派力量招纳的对象。徐振中的人牵了驴，带了礼品，要请父亲和二伯父“共图民族救亡大业”，其耐心不只是茅庐三顾。结果是父亲和二伯父只有躲起来，家中则声称到省城求学去了。哪里躲呢？夏季仍然是青纱帐，冬天是草垛，后来是一个绝妙的去处。我的家乡民国时期就生产烤烟。老一点的中国地理课本上，烤烟产地只有青州，中国科学院烟草研究所的牌子也挂在青州。烤烟要用一间高高的房子，我们叫它“烟炉”或“烟屋”。烟屋的地下是一道道火炕，上面是一排排、一层层的房梁，烟叶系在烟杆上，再挂在梁上。似乎早已形成一种习惯，烤烟的最后一炉常常烤完不出炉，一直放在那里，卖的时候再收拾。父亲和二伯父把上层的烟叶卸出来，在梁上搭木板做成床铺，而把下层的烟叶照旧摆好。人要下来，就把烟叶挪开；上去之后，仍然恢复原样。家里人每天到烟屋去取柴草，顺便把吃的送去。夜深人静之时，兄弟俩就悄悄下来，在野地里奔跑，天亮之前就回去，静静地读书睡觉。父亲说，他上学时四书五经没读完，《礼记》和《春秋》都是那年在烟屋读的。
1945年，日本人终于走了，家乡却更不安宁。我们村地处两党地盘的边界，是拉锯最为频繁的地方。村东四里的小冯家庄，是共产党的区委所在地；村西七里的齐陵，是国民党的前沿指挥所。今天东边打过来，明天西边打过去，三天两头交战，百姓难逃飞来横祸。有人只因为赶了一个齐陵集，回来后就被怀疑，半夜被光着屁股拉出去，枪毙在村头的坑里。在老人的记忆里，两边的炮弹都很厉害，深夜突然开炮了，照得如同白昼。炮弹从村西飞往村东，那是打高柳的；炮弹从村东飞向村西，那是打齐陵的。东边的炮打得不准，常常只打到南苑庄，有时则打到夹涧去了，有几次就在我们村西落地爆炸了。有人夜里赶车送粪，炮弹把驴和车同时炸飞，人却安然无恙，第二天全村人都到庙上为他烧香。
对于父亲而言，处于边界的危险却不是被炸，而是被双方动员。双方都来找，父亲却哪一方都不愿相从，“骑墙真的没出路”，这是父亲晚年的话。
打江山的年代终于过去了，新秩序需要建设。新政府动员参政，仍然没有忘记父亲。父亲成功地躲过了一次次动员，尽管当地最初的土地呈报表等文件上都留下了他的笔迹，但他只是帮忙，迟迟未进新体制。最后，他发现躲无可躲，早晚要被征用，就到学校做了教师。直到动员参军参政的热潮过去之后，他才找理由辞职回家。那时，他还不到三十岁，父亲此后终生务农。
在晚年，父亲对自己的选择似乎有所怀疑。他不曾对我说过，也不曾对哥哥弟弟们说过，但我妻子告诉我，一次她与父亲在火车上无事闲谈，父亲曾经叹息说：躲来躲去，一转眼就老了，一事无成……
父亲也许自有抱负，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和理想设计，却未能实现。面对他的叹息，做儿媳的只能安慰说：谁说一事无成？您有五个儿子，有一群孙子，从乡里乡亲到地方官员，谁不羡慕您，谁不说您德高望重……
父亲苦笑着说：“就这些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