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岁月里，中国女性被“溺毙”在死水一潭的社会生活之中，遭受种种薄待和恶待，人格和尊严卑屈难伸，鲜有例外。三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和名节观（“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犹如隐形的精神桎梏，她们在教育上惨遭废弃，在经济上仰人鼻息，更别说参政、议政的权利，竟连身心自由和人格完整都无从谈起。
东汉才女班昭作《女诫》七篇，力主女性卑弱、敬顺、曲从、好学、贤淑、勤劳、温和。她引用《女宪》的成文，“得意一人，是谓永毕；失意一人，是谓永讫”，说明夫为妻天，得到夫君的欢心就能一好百好，失去夫君的欢心就会彻底完蛋。班昭还引用当时的民谚，“生男如狼，犹恐其尫；生女如鼠，犹恐其虎”，来说明女性善良柔弱乃是天经地义的，它是整个古代社会的共识。
时隔一千八百多年，张幼仪在口述自传《小脚与西服》中向侄孙女张邦梅揭破了冷酷无情的事实真相：“在中国，女人家是一文不值的。她出生以后，得听父亲的话；结婚以后，得服从丈夫；守寡以后，又得顺着儿子。你瞧，女人就是不值钱。”由于“女生外向”，出生后，女孩子的脐带被埋在屋子外头，男孩子的脐带则被收留在母亲床底下的坛子里。这种区别对待看似小事一桩，却极具象征意义，男女的贵贱重轻，判若云泥。毛彦文在自传《往事》中写到自己无援无助的母亲，悲剧即源于她连生六个女儿（其中两个夭折），丈夫事业失败，却将满腔怨恨发泄在她身上，另找女人同居，恶婆婆则将媳妇“肚皮不争气”视为头号重罪，横加侮辱和虐待，那种日子岂不是“地狱中的一季”吗？她曾声泪俱下，央求女儿为她做一件事情，将她的苦难史如实记录下来，给别人看看，为她出口怨气。这样的母亲，这样的媳妇，在当时的中国，何止万千？
专制王朝和宗族社会比拼的是谁比谁更冷血，谁比谁更恶心，君王变着法子修理群臣，群臣变着法子修理百姓，强梁践踏弱者，弱者欺侮更弱者，“食物链”的末端即为女性。她们的生活圈子太狭窄，交际范围受局限，必须做到“笑不露齿，坐不摇身”，“谨言慎行”，“宜室宜家”。但也有九种女人成为例外，例外者的命运很可能更为悲催：
其一，妹喜、妲己、褒姒、杨玉环之类的深宫美人，国难当头之时，或亡国之后，她们被天下人指斥为红颜祸水，只有死路一条；
其二，王昭君、文成公主充当“和亲”、“和戎”的牺牲品，远嫁苦寒之地，去博取中土大国“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外交胜利”；
其三，武则天伺机突破男权社会的重重机关，破天荒地做成女皇帝，贵为九五之尊，公然玩弄面首，掌握生杀予夺的权柄，看去是为女性争了一口爽气，出了一口恶气，实则无法持续发展，男权的力量终将反戈一击；
其四，吕后、孝庄太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挟持着幼冲之龄的儿皇帝或孙皇帝，将雌威发挥得酣畅淋漓，但她们死后，不是被丑化得一塌糊涂，就是被掘墓辱尸；
其五，秦始皇的母亲、山阳公主和杨氏姐妹秽乱宫闱，弄得声名狼藉，最终也是伤的伤心，殒的殒命；
其六，班昭、蔡文姬、谢道韫、左芬、鲍令晖、薛涛、鱼玄机、李清照、朱淑真和顾太清具有“咏絮之才”，留下千古传诵的诗篇和词章，但她们的人生极难用“幸福”二字去概括；
其七，西施、貂蝉跻入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美女班次，被强梁当作政治筹码，她们往往是不知所终的失踪者；
其八，名妓苏小小、李师师、关盼盼和秦淮八艳与一大班风流薄幸的浪荡才子纠缠不清，能在他们的诗歌中找准自己的班次，却无法在他们的家庭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其九，三贞九烈，或终身守寡，或以死抗暴，或学曹娥孝亲，或效贞女断臂（被好色之徒非礼了一下，就将自己的一条好端端的胳膊卸掉），换取一块贞节牌坊，在悲剧之上加镀一层虚幻的成功色彩。
不用说，这九条路径并非坦途，比过独木桥更难，比走高空钢索更险，唯有极少数女性能够幸运地抵达“彼岸”，但她们的角色被极度扭曲，“光荣”背后沾染了太多的暧昧色彩。难怪当代的女权主义者执意认定：从上古到二十世纪初，中国女性一直是男性的私有财产、传宗接代的工具和纯粹的泄欲用品。
在男权社会的沉重镣铐下，东方女性甚至连法国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瓦所定义的“第二性”都挨不上边，因为丈夫随时都可以“七出”（旧时休弃妻子的七条理由：无子，淫泆，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中的任何一个罪名休弃自己的妻子，其难度略高于小孩子用橡皮擦去一行铅笔字。身遭不幸的弃妇投诉无门，只能打掉牙齿和血吞。倘若她们胆敢红杏出墙，在婚姻之外追求爱情，就会死得更惨。在许多地方，以沉潭的极端方式惩处“荡妇淫娃”，族长即可主持，官府并不过问。
三寸金莲颤颤巍巍地行走在独木桥和高空钢索上，这就是东方女性悲惨命运的形象写照。二十世纪初，《女子世界》主编丁祖荫将中国社会中身处于男奴之下的女子称为“世界第二重奴隶”，女子的凄惨境遇甚至可以穷尽许多人的词汇和想象力。
再坚固再厚实的铁幕也终有一日会被猛火烈焰烧穿，被激流狂潮荡平。随着二十世纪初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声浪日益高涨，中国女性受到前所未有的刺激，终于从死一般的麻痹中猛然惊醒，她们逃离闺闼，冲破牢笼，清算旧礼教的千罪万恶，吁求自由、平等以及各项天赋人权。
女性乃国民之母，推动摇篮的手就是推动世界的手，“男女平权”无疑是衡量现代文明的最重要的指标。完全可以这么说，当中国女性长途跋涉到二十世纪的隘口时，放眼望去，前途尽是沼泽和荆棘，但她们没有迟疑，也不曾泄气，她们深知任何来历不明的恩赐和怜惜都不足为据。
“欲新中国，必新女子；欲强中国，必强女子；欲文明中国，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国，必先普救我女子，无可疑也。”
时至今日，诗人、学者金一（1874—1947）的这条论断仍然振聋发聩。
远古母系氏族时期华夏先民精心炮制了一个“女娲补天”的终极神话，善则善矣，美则美矣，可是它距离当今世界已有若干光年。在中国近代，更准确地说，在二十世纪初，东方神话又有了全新的版本。谁能取代女娲的角色？谁能用纤纤素手炼成五彩石？这样的人选是偶然出现的，还是必然产生的？我们倒要看个仔细。无疑，她必须是一位革命家，在最关键的时候，在最危险的地方，如同法国历史上的女英雄贞德那样挺身而出，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秋瑾的闪亮登场，甚至令女娲都自愧不如，她是才女、美女、革命家和烈士，履历完美无瑕，英名彪炳史册就洵在情理之中。
吴芝瑛和徐自华、徐蕴华姐妹既是秋瑾的好友，也是近代有名有数的女杰，她们的真挚情谊金坚而玉润，乃是天地间的一大佳话。
1、秋瑾
秋瑾（1875—1907）是革命家中的优秀诗人，难能可贵的是，她的豪迈之作丝毫也不逊色于“亘古男儿一放翁”。如果说陆游是健儿，那么她就是飞侠。
不惜千金买宝刀，貂裘换酒也堪豪。
一腔热血勤珍重，洒去犹能化碧涛！
秋瑾的这首《对酒》堪称中国近代诗歌宝库中最为豪迈的七言绝句。许多七尺男儿萦怀鸡虫得失，甘心蝇营狗苟，对此能不汗颜？她另一首七律代表作——《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地图》——字字句句同样发出热血的沸响：
万里乘风去复来，只身东海挟春雷。
忍看图画移颜色？肯使江山付劫灰！
浊酒不销忧国泪，救时应仗出群才。
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秋瑾生于卧薪尝胆之地，长于报仇雪耻之乡，一身越东女子的豪迈之气。她的诗作激情丰沛，劲气充盈，仿佛布下了横扫千军的笔阵，简直锐不可当。“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秋瑾原名闺瑾，留学日本后，她剔掉了那个柔弱的“闺”字，单名为“瑾”，号“竞雄”，又别署“鉴湖女侠”。在金瓯告缺的乱世，她有足够的血性，敢与天下英雄男儿笑谈生死。
十九世纪末，“女权”尚未在中国萌芽，女性面对无法自主的婚姻所造成的厄运，除了逆来顺受，别无解脱之方。秋瑾在《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一文中揭露当年订婚一节的真实情形：“到了择亲的时光，只凭着两个不要脸媒人的话，只要男家有钱有势，不问身家清白，男人的性情好坏，学问高低，就不知不觉应了。”在同一篇文章中，秋瑾还描写了更加不堪的结婚的情形：“到了过门的时候，用一顶红红绿绿的花轿，坐在里面，连气也不能出。到了那边，要是遇着男人虽不怎么样，却还安分，这就算前生有福今生受了。遇着不好的，总不是说‘前生作了孽’，就是说‘运气不好’。”
1896年5月，秋瑾出嫁，丈夫是不学无术的“富二代”王廷钧（字子芳）。王廷钧的父亲王黻臣是曾国藩的表弟，在曾府当过多年账房先生。曾国藩攻破南京后，其弟曾国荃征用十余只大船，运送金银珠宝奇器珍玩回湘乡老家。王黻臣将账目管得泉水样清明，既是亲戚，又属功臣，自然得到丰厚的打赏。一夜之间，王黻臣发了横财，于是求田问舍，安居乐业，先后在湘潭、株洲、汉口等地开了数家当铺与钱庄。
“但恐所好殊，不遇知音赏”，秋瑾的诗句不幸而言中。王廷钧蒲柳弱质，身子骨纤瘦，全无男子汉的雄风和阳刚之气。嫖赌逍遥，他无所不能；诗词歌赋，却一窍不通。他性格怯懦软弱，胆小如鼠。平日，秋瑾口无遮拦，喜欢纵谈历史，横议现实，就算在家中密室，他听了，也会赶紧关窗，生怕奴婢举报，招惹杀身之祸。两人的志趣和性情犹如圆枘方凿，根本合不上卯榫。
徐自华女士撰写的《鉴湖女侠秋君墓表》称道秋瑾“不拘小节，放纵自豪，喜酒善剑，若不可绳以礼法。平生亢爽明快，意气自雄；读书敏悟，为文章，奇警雄健如其人；尤好剑侠传，慕朱家、郭解为人”。这样的奇女子，志气之大，眼界之高，一世无几，又怎肯唯唯诺诺长守闺闼，米盐琐屑以终其身？秋瑾自叹命运不济，嫁给了庸懦的王廷钧，连《浮生六记》的作者沈复和妻子陈芸那般琴瑟和谐的闺中乐趣也杳不可寻。她的诗词中不乏自伤自怜的句子：“重重地网与天罗，幽闭深闺莫奈何”；“知己不逢归俗子，终身长恨咽深闺”；“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磨折。莽红尘，何处觅知音？青衫湿”。强烈的恨憾梗塞于胸，秋瑾不吐不快。
秋瑾在湘乡和湘潭苦度时日，生下一儿（王沅德）一女（王灿芝）。尽管王家生活优裕，但她与王廷钧同床异梦，内心苦闷之极，毫无乐趣可言。王廷钧流连秦楼楚馆，攀折倡条冶叶，秋瑾视之行若狗彘，夫妻关系降至冰点。
秋瑾身上的唯美气质和狂飙性格，足以令凡夫俗子自惭形秽。若在壮士项羽的帐中，她何尝不能作挥剑刎颈的虞姬；若在猛将韩世忠的麾下，她也尽可以作援桴击鼓的梁红玉。可是幸运星从未照临她的顶空。王廷钧胸无大志，随波逐流，她对丈夫的失望情绪常常会在写给兄长秋誉章的家书中有所流露：“吾以为天下最苦最痛之无可告语者，唯妹耳……妹如得佳偶，互相切磋，此七八年岂不能精进学业？名誉当不致如今日，必当出人头地，以为我宗父母兄弟光，奈何遇此俗子，非但无所受益，反以终日之气恼徒伤脑筋。”对于王廷钧混迹章台，拈花惹草，秋瑾更是怒不可遏：“子芳之人，行为禽兽不若，人之无良，莫此为甚！”
曾有人认为，秋瑾与王廷钧结婚，犹如天鹅与乌鸦联姻，自始就注定为一场悲剧。秋瑾有一颗敏感的诗心，又极具反叛意识，在那个禁锢森严的年代，她的心灵创痛肯定百倍于常人。后来，她奋力冲破重重阻碍，毅然东渡扶桑，又奋不顾身地参加种族革命（徐自华曾戏称秋瑾是明末崇祯皇帝的长公主转世），真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秋瑾的诗词中，壮句触目皆是，比如“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又比如“肮脏尘寰，问几个男儿英哲？算只有蛾眉队里，时闻杰出……弓鞋三寸，太无为，宜改革”。切身的痛苦不断地提醒她，在纲常名教之内，闺阁女子长期处于弱势地位，若不奋力冲决天罗地网，幸福人生所必备的各项权利就注定会被剥夺殆尽。这就不奇怪了，秋瑾目空一世，傲岸不羁，绝然不肯置身庸脂俗粉的队列。徐自华称赞她“英爽倜傥”，其“意气自雄”既是积健而成，亦属天性所致。尽管秋瑾有数帧照片流传于后世，二十世纪初她给人的印象究竟如何？却仍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所幸秋瑾的东瀛好友服部繁子写过一篇《回忆秋瑾女士》，她笔端的素描比吴芝瑛和徐氏姐妹的速写更为细致：“……事情很令人意外，出现在我面前的这位朋友，到底是男是女都很难断定：苗条的身子稍向前弯，浓浓的黑发散乱地披在肩头；蓝色的鸭舌帽歪戴着，盖住了半只耳朵；身上穿着很不合身的半新半旧的普通男式西服，袖子过长……肥大的裤管下面露出茶色的皮鞋，颈口系着一条绿色的领带；脸色白里泛青，大眼晴，高鼻梁，薄嘴唇。”秋瑾有易装癖，这一点在其同时代人的笔记中屡屡被提及，服部繁子的文章即是可信的写照。
1903年春，王廷钧狂抛大堆白银，终于如愿以偿，捐得户部主事一职，秋瑾也随之来到北京。据徐蕴华《炉边琐忆》记叙，某天，王廷钧欲在家中宴客，已嘱咐秋瑾治炊。临到傍晚，他却改变主意，与人逛窑子，吃花酒去了。秋瑾备齐酒菜，久等不见王廷钧带客人回家，闷得无趣，便身着男装，偕小厮前往戏园看戏。此事被王廷钧知道后，他二话不说就动手打了秋瑾。秋瑾一怒之下，出走阜城门外，在泰顺客栈落脚。事情越闹越僵，王廷钧原本是三招就软的懦夫，又或许后悔了吧，他遣人去接回妻子，事情总算得以平息。秋瑾在致大哥秋誉章的信中说：“后妹出居泰顺栈，则又使其仆妇甘辞诱回。”所谓“甘辞”就是甜言蜜语，估计说了几马车，秋瑾才回心转意。不过，要说王廷钧斗胆动手，这多少有点令人难以置信，他弱不禁风，手无缚鸡之力，为人又胆小如鼠，一时气急败坏，骂上几句粗口完全可能，真要打人，莫非他吃了豹子胆吗？就算他敢吧，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秋瑾从小跟表兄单老四学武，身手矫健敏捷，在徐自华笔下，秋瑾手持倭刀（东洋刀），“盘旋起舞，光耀一室，有王郎酒酣拔剑斫地之气概”，何况她性烈如火，又岂肯吞招？
翌年春，秋瑾毅然留学日本。行前，王廷钧的抵触情绪很大，想法却十分天真，他自以为扣下妻子的珠帽与珠花，封锁其川资，就可以留人。殊不知，秋瑾为远赴东瀛早已做好第二手准备（据冯自由的《革命逸史》所记，他们夫妻二人在此之前已“定约分家产，各自为谋”，秋瑾“得万金，所托非人，尽耗其资”，然后她才变卖首饰，东渡日本）。
当初，假如秋瑾嫁的不是王廷钧，而是内心素所钦慕的对象（吴芝瑛嫁给德才兼备的廉泉即是范例），两人情投意合，灵犀相通，她又何尝不能举案齐眉。她还会弃家远游，流血革命吗？应该说，这种可能性将大打折扣。在风云激荡的中国近代史上，似“光汉子”徐锡麟那样“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的沸血男儿的确层出不穷，但为民族革命喋血刑场的女子，秋瑾是第一人。除了有大志向，秋瑾的内心若无大悲苦，她是很难走出这一步的。由此可以断定，了无情趣的婚姻生活成为了速效高能的催化剂，促使鉴湖女侠秋瑾奋力挣脱家庭的羁绊，去选择剑与火的革命生涯。伟大目标的达成，往往始于革命者对个人现状的深度不满，女性又何能例外？有道是“国家不幸诗家幸”，轮到鉴湖女侠秋瑾，则一变而为“诗家不幸国家幸”，真令人感慨万端。
1907年6月，秋瑾为光复军策划浙江起义，急需军饷，于是她化装成男子到崇福去找徐自华姐妹相商。徐自华与徐蕴华均是同盟会员（由秋瑾介绍加入），深感责无旁贷，当即倾尽奁中首饰（约值黄金三十两）相助。为了报答知己的厚遇，秋瑾回赠了一双翠钏，她说：“事之成败未可知，姑留此以为纪念。”临行之际，秋瑾又嘱托徐自华、徐蕴华姐妹：她若遇害，请好友将她“埋骨西泠”。
在被捕前一天，秋瑾收到革命党人王金发送来的情报，她有足够的时间避走他乡，但她选择了留在大通学堂。此前，她乍闻徐锡麟惨遭抉肝剖心的噩耗，即挥写了“痛同胞之酣梦犹昏，悲祖国之陆沉谁挽”的联句，现在，她更是坚信“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如满奴能将我绑赴断头台，革命至少可以提前五年成功”。
1907年7月15日，女革命家秋瑾被浙江绍兴知府贵福下令杀害。临刑前，秋瑾向监斩官——山阴县令李钟岳提出三项要求：准其家书诀别；临刑不脱衣；不以首级示众。李钟岳准其后两条，因此秋瑾未能给家人和后世留下表明最后心迹的遗书。
一度相逢一度思，最多情处最情痴。
孤山林下三千树，耐得寒霜是此枝。
秋瑾曾作《梅》诗二首，这是其中之一。时隔一个多世纪，我们读这首诗，读到的梅花便是秋瑾，毫无疑问，她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香最美的耐寒枝。
1912年4月24日，在上海张园安垲第，由女界领袖唐群英、林宗素、吴木兰等人牵头，举行秋瑾烈士追悼大会。林宗素介绍了秋瑾的生平事迹，特别指出“秋瑾非为个人而死，非为女界而死，实为我男女四万万人共有之国家而死”，这个评价不可谓不高，但与会者都觉得恰如其分。
2、吴芝瑛和徐自华
秋瑾生前有三位志趣相投的盟姊妹，吴芝瑛（1868—1933）、徐自华（1872—1935）和徐蕴华（1884—1962），她们结下的是道义之交，不同于狭义的闺中密友。“芝兰气味心心印，金石襟怀默默谐。文字之交管鲍谊，愿今相爱莫相乖。”气味和襟怀，这些曾被男人反复强调了几千年的东西，总算也轮到秋瑾与她的盟姊妹来讲求一番。当年，她们互换兰谱，表白过“贵贱不渝，始终如一”的“同心之言”，从嗣后的表现来看，也确实够得上“死者复生，生者不愧”的高水准。
吴芝瑛，字紫英，人称万柳夫人。她出身于安徽桐城的诗礼之家，其父吴鞠隐，工书法，善吟咏，历任山东宁阳、禹城等县知县，其叔父吴汝纶是曾国藩的入室弟子。吴芝瑛自幼聪慧异常，家学渊源有自，十三四岁即负“才女”的美誉，名噪一方。
1885年，吴芝瑛与无锡名士廉泉结为伉俪，举案齐眉，相惜相敬。婚后四年，她移居北京，受到慈禧太后召见。及至庚子之乱平息，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须向英、美、俄、法、日等国赔偿巨额款项，由于国库空虚而横征暴敛，造成民怨沸腾的政治危局。吴芝瑛一介弱女子，不肯置身事外，她上书清廷，倡导“国民捐”，主张“产多则多捐，产少则少捐，无产则不捐”。这一合理化建议令达官贵人如芒在背，怀恨在心。
1903年，吴芝瑛与鉴湖女侠秋瑾在京城结拜为盟姊妹，两人时相过往，常有诗词唱和，不仅政见相合，而且心气相投。
1904年，吴芝瑛敦劝丈夫廉泉退出官场，回到上海曹家渡小万柳堂隐居。正是这一年，她自号“万柳夫人”。在一次聚会中，吴芝瑛挥毫撰写了一副对联，题赠给秋瑾：“今日何年，共诸君几许头颅，来此一堂痛饮；万方多难，与四海同胞手足，竞雄世纪新元。”绍兴秋瑾故居中还收藏了另一副对联，“英雄尚毅力，志士多苦心”，同样出自吴芝瑛的手笔。秋瑾曾患重病，得到吴芝瑛和徐自华、徐蕴华姐妹的精心照料，其感激之情在诗句“劝药每劳来热盏，加餐常代我调羹”中有所流露。嗣后，秋瑾在上海创办《中国女报》，自任主笔，徐自华为她筹措办刊经费，各任其劳，配合默契。此刊在沪上一纸风行，短期内刊登了不少惊世骇俗、振聋发聩的文章。
1907年2月4日，徐自华陪同秋瑾游览杭州凤凰山，“吊南宋故宫，望西湖而陨涕，且密侦城厢内外出入径道，绘为军用地图，以备日后之用。自华见瑾过于愤激，微以时机未至为讽，瑾默然。复谒岳鄂王坟，徘徊瞻眺，几忘日夕。”（郑逸梅《南社丛谈·徐自华》）也就是在这次旅途中，徐自华开玩笑说：“难道你要死葬在这儿吗？”秋瑾叹息道：“倘得埋骨于此，我愿足矣！”徐自华慨然允诺：“他日你若死，我定为你卜葬此地，可是我先死，你能为我营葬吗？”秋瑾笑道：“那就看我们谁抢得先机吧。”同年5月，秋瑾赴上海与徐锡麟相约起事，回程时，夜半叩访徐自华，告诉盟姊，皖浙行将起事，无奈资用竭蹶，短期难以筹措。于是徐自华慷慨解囊，倾其所有，秋瑾大为感激，取下翡翠手镯赠给徐自华作为纪念，重申岳墓前的旧日约定，徐自华惨然应答：“倘不幸至此，我责无旁贷！”
1907年7月15日，秋瑾在绍兴古轩亭口英勇就义，噩耗传来，吴芝瑛和徐自华至感悲恸。秋瑾牺牲后十天，吴芝瑛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慨然写就《秋女士传》，撰成《记秋女士遗事》，并发誓“愿以身家性命，保秋氏家族”。在廉泉的全力协助下，吴芝瑛和徐自华遵守前约，义葬秋瑾于杭州西湖之滨西泠桥畔。
有一个插曲来得不早不迟，正当吴芝瑛和徐自华决定分任购地和营葬事宜的紧迫关头，有一位本不相干的侠义女子参与进来，她就是大悲庵主慧珠。慧珠自称是甘肃武威人，父亲是镖师，她从小随父亲走南闯北，素有侠义肝肠。在北京行艺时，她被某王爷相中，纳为妾侍，深获怜爱，嗣后改习文史，“中年始识之无”。庚子年间，义和团横行京都，王爷受惊而死，慧珠流落民间，削发为尼，遁入空门。一个偶然的机缘，她来到杭州天竺寺进香，顺便游览西湖，驻足西泠，此地山水幽绝，令她流连忘返，于是买下一座庵堂，从此晨钟暮鼓，诵经礼佛。虽是出家人，慧珠的侠义肝肠并未冷却，她听说吴芝瑛冒着生命危险欲为秋瑾营葬，深受感动，她主动致函吴芝瑛，称赞道：“我佛慈悲，侠士肝胆，唯夫人兼而有之！”慧珠提议由她奉献大悲庵旁的地块做秋瑾的墓园，她在信中说：“敝庵虽僻，尚近官道，春秋佳日，游人多过之者。旁有余地三亩，足营兆域。夫人倘有意乎？衲愿赠之秋氏，且愿终吾之身，躬奉祭扫。”吴芝瑛对慧珠的提议欣然采纳。她致函徐自华，告知墓地已得，她打算营造生圹于一侧，将来到九泉之下陪伴秋瑾。
1907年11月28日，《时报》刊出吴芝瑛的一首七绝，见情见性：“天地苍茫百感身，为君收骨泪沾巾。秋风秋雨山阴道，太息难为后死人！”由于身怀六甲，缠绵病榻，吴芝瑛无法成行，于是她嘱托徐自华前往山阴（绍兴）与秋家商议迁葬事宜。此时，徐自华痛失爱女没多久，病体尚未完全康复，但她自觉责无旁贷，强抑悲伤，在妹妹徐蕴华的陪同下，不惧地冻天寒，冒雪横渡钱塘江。
1907年12月29日，徐自华写下七绝四首，第三首是：“四合彤云起暮愁，满江风雪一孤舟。可堪今日山阴道，访戴无人为葬秋。”秋瑾能有吴芝瑛和徐自华这样生死不渝的知交，自是极大的幸运。徐自华雪日过江为秋瑾卜葬而至，较之王子猷雪夜乘舟访戴逵及门而归，论情论义，实有过之而无不及。
事情总归是一波三折。秋家未能理解吴芝瑛的用意，他们反对合葬，徐自华的信写得既委婉又明白：“秋女士在日，独立性质，不肯附丽于人；此其一生最末之结果，若竟附葬，不独有违其生平之志，吾辈同人，亦有憾焉。”这就是说，反对合葬之议的人不限于秋家。吴芝瑛的本意是要对官方打个马虎眼，避免清廷干涉，既然大家不能理解她的初衷，她也就不再坚持。
徐自华和秋瑾的长兄秋誉章在西湖边、孤山上并未找到慧珠的踪迹，连大悲庵也是子虚乌有，这个玩笑着实开得莫名其妙。吴芝瑛弄不明白，那位“慧珠老尼”为何要专挑如此严肃的事情来大摆乌龙。据徐自华笔下所记，他们相中的阴宅佳地在“苏小小墓左近，与郑节妇墓相连”，“美人、节妇、侠女，三坟鼎足，真令千古西湖生色”，还与岳飞墓、于谦墓遥相呼应。吴芝瑛对秋瑾墓的选址相当满意。
秋瑾墓由徐自华撰表，吴芝瑛书篆——“呜呼鉴湖女侠秋瑾之墓”，还题写了楹联“一身不自保，千载有英名”，均勒之于石。嗣后，徐自华还召集五百余人在杭州凤林寺会祭秋瑾，由南社诗人陈去病提议，大家公推徐自华为秋社社长。吴芝瑛和徐自华还筹资在秋瑾就义处绍兴古轩亭口建造风雨亭，在杭州南湖别墅内建造悲秋阁，以志纪念和追悼。
当年，吴芝瑛、徐自华冒险义葬秋瑾的壮举令海内外革命志士极为感奋，深受鼓舞，却触怒了清廷的鹰犬爪牙，御史常徽奏请清廷下令平毁秋瑾墓，缉拿营造墓庐者吴芝瑛和徐自华。秋墓被平毁时，徐自华的妹妹徐蕴华冒死搬运墓碑，遭清兵击伤。尽管风声越来越紧，生命受到威胁，徐自华仍优游沪市，毫不介意。吴芝瑛一腔正气，全无惧色，她本来病重咯血，住在德国医院，听说清廷要严惩她和徐自华，立刻搬出病室，回到小万柳堂，“不愿更居洋场医院间，若托异族保护然，以为不知者诟议也”。吴芝瑛致书两江总督端方，郑重声明：“是非纵有公论，处置则在朝廷，芝瑛不敢逃罪……彭越头下，尚有哭人；李固尸身，犹闻收葬……因葬秋获谴，心本无他，死亦何憾！”一时间，二位女士的命运受到各国媒体的持续关注。英国《泰晤士报》在头版显要位置刊出吴芝瑛的大幅照片，发表她的美国女友麦美德撰写的专文，声援吴芝瑛和徐自华的义举。迫于外界强大的舆论压力，清王朝未敢贸然加害于她们。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南方闻风易帜。吴芝瑛仗义疏财，向上海女子北伐队输送军饷，她还请缨赴敌，吟就《从军乐》六章，唱响“大哉中国岂无人，一怒能叫四海惊”的女高音。及至袁世凯窃取国柄，戕残志士，吴芝瑛不惧黑枪冷弹，撰成公开信《上袁氏万言书》，揭露袁世凯假借民主共和之名，妄行独裁专制之实，行径太过丑恶。她历数袁氏的斑斑劣迹，大有“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的意思，“公朝去，而吾民早安；公夕去，而吾民晚息；公不去，而吾民永无宁日”，寥寥数语足以戳痛袁氏脊梁。
吴芝瑛家境富裕，广有田园庐舍，一生仗义疏财，她在家乡桐城捐地捐钱，创办了一所纪念其父亲的鞠隐学堂，她还变卖了家中珍藏的董其昌手书《史记》真迹全部，得数千金，替误落风尘的才女李苹香赎身，她为救济妇孺而捐献的善款更是不计其数。吴芝瑛散尽家财，晚年为沉疴所困，万不得已，变卖沪上曹家渡小万柳堂，但其意气之雄、胆魄之壮丝毫不减当年。
辛亥革命后，徐自华排除重重阻力，向民国政府呼吁，为秋瑾营建墓、亭于西泠。1913年，徐自华前往上海，接办纪念秋瑾的竞雄女校，在经费奇绌的情况下，四处筹措资金，惨淡经营，将小学扩充为师范和中学，初具规模。1928年，徐自华将竞雄女校交由秋瑾之女王灿芝主持。此前，她已将秋瑾的翡翠手镯交给王灿芝收藏，为此撰写《还钏记》一文，道明缘由和心迹。秋侠的遗物均留置在竞雄女校的展览室中，使晚辈睹物思人，不忘典范。
值得一提的是，“革命和尚”苏曼殊有幸埋骨于西湖孤山，这块离秋瑾墓不远的风水宝地就是由徐自华出资购赠的。大才子泉下有知，定当感激涕零。
徐自华青年寡居，晚岁多病，在杭州主持秋社，备尝辛劳，秋祠得以保存，她居功至伟。如此情深义重，举世能有几人？
柳亚子夸赞徐自华“娥眉绝世”，称道她的词可与李清照的词相媲美。文学的虚誉尚在其次，徐自华的高风大义才是人间奇珍。
秋瑾、吴芝瑛、徐自华姐妹能够成为知交和至交，并不是偶然的，她们都具有相当出众的文学才华，而且明大义，识大体，在巾帼队伍中矫矫不群，就算是与须眉队列中的英雄好汉相比，她们也毫不逊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