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作家伊尔文在《碎了的心》一文中写道：“一名妇女的全生命就是一部情感的历史。心是她的世界，在这里她的野心想主宰一切！在这里她的贪性想得到那些隐秘的宝藏，她送出她的同情去冒险，她安置她的全灵魂在情感的交易上，如果船沉了她的情况便毫无希望——因为这是一个心的破产……她是她自己的思想与感情的伴侣；如果它们变成忧伤的宰辅，她还能到什么地方寻觅她的安慰呢？她的命运是受男子的求婚，为其所胜有；如果不幸加于她的爱情，她的心就如同被攻下了的寨堡，让敌人连锅端掉，却弃在一边任其荒芜。”诚然，心存浪漫念想的女性通常都是这样，现实太残酷了，人性太冷酷了，她们的心灵难免遭遇重创，甚至被利剑狠狠地刺穿。
在千磨万劫的年代，对于男性而言，文学是淬炼的剑，是用于拼争和进取的利器；对于女性而言，则是煎制的药，是用于镇痛和疗伤的验方。这话不一定百分之百正确，但自有它的道理。民国时期的女作家，由于性情和遭遇各异，她们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面貌也迥然不同，或娴雅，或勇烈，或感伤。对于感伤者而言，文学多少具有宣泄和抚慰的作用，她们拿起笔来，就相当于病人端起药来，不免存有几许霍然病愈的幻想，正是这几许幻想赚足她们的悲欢。
1、庐隐
庐隐（1899—1934），原名黄英，祖籍福建闽侯，出生于官宦人家，由于她的生日正巧与外婆的忌日撞车，从小就被父母视为丧门星，受尽歧视和虐待，幸得慈祥的奶妈竭力保全，将庐隐带往乡间，她才侥幸存活下来。
庐隐的外貌不美，个子不高，脸孔又瘦又黄，那些怜香惜玉的人不会挑中她。但她在读书方面有相当不俗的天赋，居然没怎么费力就考上了北京师范学校预科，让一贯轻视她的家人和亲戚大跌眼镜。课余，她认真阅读了几部绣像章回小说，《红楼梦》赚去她大把眼泪，《西厢记》也令她想入非非。十七岁那年，她从北京女子师范毕业，此后不到两年时间，她就挪了三次窝，先是在京城一所女子中学执教，嗣后又应聘去安徽省立女师附小和河南女子师范传道授业解惑，可是她在哪儿都待不长。在河南开封，守旧势力仇视新文化新教育，他们使出“高明”的伎俩，从古书中找出一些僻典冷字，怂恿学生在课堂上频频发问，使庐隐羞忿难堪，只好卷铺盖走人。
“我从小就喜欢萍踪浪迹般的生活，无论在什么地方，住上半年就觉得发腻，总得想法子换个地方才好。”
庐隐为自己没长性给出这番解释，可管不住表姊妹们当面嘲笑她为“一学期先生”。然而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居然有人对她这种不安其位、东不成西不就的闯劲表示由衷的钦佩，现代才女苏雪林就曾夸赞庐隐“以一个南方人，具燕赵慷慨悲歌之气”，这评价确实不低。
教书不济，恋爱总能成事吧？远房亲戚林鸿俊来得正是时候，他在日本留学半年，因家境败落、父母去世而辍学归国。庐隐并不喜欢这位头不挨天、脚不着地的半吊子留学生，只是不讨厌他而已。林鸿俊听说庐隐爱读小说，就将《玉梨魂》借给她，等书还回时，他细心检索书页，发现某些页面上留有泪痕，不禁心中窃喜。庐隐的母亲相当势利，平日对林鸿俊没给过好看的脸色，这就激发了庐隐的侠义心肠，竟执意选择林鸿俊为自己的未婚夫，令黄府上下都很窝火。然而同情毕竟不等于爱情，这是再浅显不过的道理。庐隐的大哥头脑精明，在这件事上，他不与小妹硬扛硬顶，而是采取缓兵之计，要求林鸿俊先念完大学再与妹妹完婚。这一耽搁，长达四年，庐隐与林鸿俊的人生轨迹自然而然就错开了。
1918年，庐隐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更加活泼好动。“走路时跳跳蹦蹦，永远带着孩子的高兴，谈笑时气高声朗，隔了几间房子也能听见”，“说话时总要夹几句骂人的话，然而挨她骂的人，不唯不生她的气，反而更觉得她有趣”，这又是她昔日的同事、此时的同窗苏雪林的回忆。庐隐与女高师学生自治会主席王世瑛、文艺会干事陈定秀、程俊英形影不离，这“三英一秀”俨然以战国“四公子”自命，庐隐为人豪爽热情，交游广泛，理应是“孟尝君”，这个绰号名头大，全校师生都对她刮目相看。苏雪林摹仿杜甫的《酒中八仙》，作《戏赠本级诸同学》长歌一首，其中描写女中孟尝庐隐的四句是：“亚洲侠少气更雄，巨刃直欲摩苍穹。夜雨春雷茁新笋，霜天秋隼搏长风。”由此看来，除了“孟尝君”的绰号，庐隐还自称过“亚洲侠少”。有了这种魅力和本事，庐隐该满足了吧？可她意犹未尽，还要摇动笔杆子写小说，为此她取了个“庐隐”的笔名，可不是要结庐隐居，恰恰相反，她要给文坛一点颜色瞧瞧，别老是那几张熟面孔晃来晃去的。她的第一篇小说是《隐娘小传》，差强人意，一直压在箱底，最终付之一炬。她的第二篇小说《一个著作家》发表在矛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凭着这张“门票”，她成为了文学研究会的首批会员。这个起点相当高。
庐隐事业上一帆风顺，感情上却一筹莫展。她与林鸿俊貌合神离，后者年纪轻轻，却具有老和尚都不易修成的定力，总是劝她别参与那些社会活动（如爱国演讲、抵制日货、游行示威之类），以免吃亏。更有甚者，林鸿俊攻读工科，成绩优异，好端端的不当工程师，却去报考文官，削尖脑袋想做禄蠹。庐隐最讨厌官僚政客，认为他们对社会有百害无一利。于是，她的拗脾气重又发作，一咬牙就解除了婚约，纵然有人骂她出尔反尔，她也毫不在乎。
庐隐经常参加福建旅京学生同乡会的活动，还出任会刊《闽潮》的编辑。在一次同乡会的活动中，她结识了北大法律系的高材生郭梦良，交往之后，彼此都有好感。可是郭梦良使君有妇，并非自由身。按当时新女性的说法，必须先行割断旧的纽带，掸净身上的“老灰”，才可以给伟大的爱神焚上第一柱香（重获爱的权利）。正是格于这种心理障碍，庐隐有意疏远了对方。然而爱情之为爱情，不是想罢手就能罢手的，郭梦良给她写了一封倾诉衷曲的长信，挽回了局面。尽管庐隐的答复是消极的，“人生本就是这样。环境恶浊，世道不清。你我都随遇而安吧”，她的表现却是积极的。
假期，她与郭梦良同游西湖，风月清透，情怀舒卷，他终于道出心愿：做永守鸥盟的情侣和夫妻。庐隐的心中充满了喜悦，也充满了矛盾。她不愿为着幸福，自私到逼迫所爱的人捐弃妻儿，使那位异乡苦守孤枕的不幸女子更加不幸。顶多顶多，她也只能以精神恋爱相许：
我们相知相谅，到这步田地，我今后的岁月，当为你而生；不过，我历来主张，人以精神生活为重，你我虽无形式的结合，只要两心相印，已可得到安慰了。
女性很难把握精神恋爱，她们一旦以心相许，以身相许就是迟早的事情。没过多久，庐隐就与郭梦良同居了，她甚至都没有强求一个堂堂正正的名分。此举太过孟浪，自然招致了亲友的非议，新女性骂她放弃原则，旧女性骂她不守妇道。庐隐之为庐隐，除非不做，做了就不畏缩。她与郭梦良离开京城，在上海一品香旅舍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他们的结合有一个不错的开篇，庐隐出任教职，照顾家庭，创作小说，郭梦良打理教务，研究哲学，勤于编著。男耕女织，夫唱妇随，按说，这样的生活虽苦犹甜，但她仍感到有些失望，将这种情绪巧妙地隐匿在小说《前尘》中，故事是：一个女人有心爱的情人，且与他结为夫妇，归宿不算糟糕，可她总觉得不满足，结婚后第三天就一个劲地抹泪，原因竟是“觉得想望结婚的乐趣，实在要比结婚实现的高得多”。这是典型的小资情调，乏味的现实哪能经得起深究？难怪庐隐会在小说《何处是归程》中发出浩叹：
结婚也不好，不结婚也不好，歧路纷出，到底何处是归程啊？
有一次，庐隐仿佛得着了什么灵界的秘密消息，竟口出戏言，“自料不能长寿”。郭梦良听了，赶紧去捂她的嘴巴，又气又急地说：
“讲这样的话，你不知道我听了是如何的难受！如果你不能长寿，我愿与你一齐死去。有后悔者，不是脚色！”
郭梦良体质不佳，积劳成疾，倒是他抢先撒手人间，踏上黄泉路，给庐隐留下一个年幼（不足十个月）的女儿和咀嚼不尽的悲恸。他们的结合满打满算只有两年。尤为伤心的是，庐隐不远千里护送丈夫的灵柩回到福州安葬，竟遭到郭家上下的鄙薄，处境之艰难，心境之凄苦，用她的话说，就是“在这半年中，我所过的生活，可谓极人世之黯淡”。庐隐写作熬夜，未能得到婆婆的体谅，后者嫌她点灯太久，耗油太多。庐隐的郁闷终于大爆发，带着女儿怒气冲冲地离开福建，回到北平。
稍堪自慰的只有一点，庐隐用手中的笔墨将满腔郁积的情愫化为沥血泣泪的文章：《郭梦良行状》《寄天涯一孤鸿》《灵海潮汐致梅姊》《寄燕北故人》《寄梅窠旧主人》。庐隐与石评梅同病相怜，她失去了郭梦良，石评梅失去了高君宇。在陶然亭，她们多次抱头恸哭，怀念逝去的爱侣。回到人前，她们又把自己粉饰得如同快乐女神，狂歌，笑谑，游戏人间。为了纾解精神苦痛，庐隐开始抽烟喝酒，那股子狠劲，简直像要跟谁拼命。“最是恼人拼酒，欲浇愁偏惹愁！同看血泪相和流！”庐隐曾想象自己满怀英雄气概，双手握着寒光凛凛的雌雄剑，独自站在喜马拉雅的高峰上，傲然俯视人寰，大声宣告：她是为一切人世的不平而牺牲自己的，她是为一切人间的罪恶而挥舞双剑！这当然只是一个幻想，一个假象，她必须不断用酒瓶撑住日子，要不然精神就会崩盘。
一位著名的女作家，从来就不必担心没人仰慕。庐隐的新男友是比她年轻好几岁的瞿冰森，他就读于法政大学，尚未毕业。这段感情，庐隐在自传中绝口不提，但她以一贯的做法将这个题材巧妙地化为一篇小说。在《归雁》中，她坦承自己尽管见过一些大阵仗，却并非八风吹不动的高僧，她只是一只疲惫的孤雁，落在无人居住的村落，忍受着被造物主狠心抛弃的悲哀，待在檀木雕成的鸟笼里固然是安全的，但不羁的天性注定了她无论如何也做不成温柔依人的小鸟。她只好回到痛苦中去，自己舔舐自己的伤口，宁肯孤独，也不接受怜悯和同情。“我最怕人家窥到我的心，用幸灾乐祸的卑鄙的眼光，怜悯加之于我的时候，那比剐了我还要难过。”最终，庐隐为瞿冰森的前途着想，不愿这位有为青年在她的大缸苦水里浸出毛病来，断然拒绝了他的求婚。只可惜瞿冰森悟性有限，并未体谅她的好心，赌着气很快就找了个漂漂亮亮的小女生去刺激庐隐。
此后一段时期，庐隐对自己的写作生涯充满悲观情绪，她根本不知道快乐文学是怎么回事。《寄天涯一孤鸿》已将内心的消息透露无遗：
我常自笑人类痴愚，喜作茧自缚，而我之愚更甚于一切人类。每当风清月白之夜，不知欣赏美景，只知握着一管败笔，为世之伤心人写照，竟使洒然之心，满蓄悲楚！
当时的评论家若有意若无意地封庐隐为“描写恋爱的专家”，对此谑称她坦然受之，欣然领之。她的小说十有八九都是以爱情为主题，以苦恋的男女、落寞的感情和不幸的婚姻为题材。她对知识女性的处境悲感丛生。在短篇小说代表作《何处是归程》中，庐隐认为一般男女视婚姻为便宜的捷径，这种想法显然大错特错了，真相该是：男子娶妻“为了家务的管理和性欲的发泄”，女子嫁人则“为了吃饭享福”。如此各取所需，婚姻还怎么算得上是心灵美好的归宿？小说中另有一位女强人，她抱定独身主义，将青春全部献给了妇女运动，却也同样郁郁寡欢，不胜寂寞之感：“真的，我现在感到各方面都太孤零了。”如此看来，当时的知识女性在婚姻方面真是进退两难。
苏雪林曾说过，庐隐的作品“总是充满了悲哀，苦闷，愤世，嫉邪，视世间事无一当意，世间人无一惬心”。庐隐身上虽有狂放激烈的一面，其性格深处却蕴含着感伤的骨质，毕竟现实太黑暗太沉重了，她的弱肩扛不起那道铁闸。鲁迅是天字第一号的硬骨头，在1934年4月30日致曹聚仁的信中，他也坦承：“多伤感情调，乃知识分子之常，我亦大有此病，或此生终不能改。”庐隐看不到知识女性的精神出路，就不难理解了。
大自然中，枯木逢春，有可能再发新叶。人世间呢？像庐隐这样收卷了浪漫情怀的女子，仍有第二春。这一次，追求庐隐的是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的三年级学生李唯建，一个比庐隐小八岁的大男生。有趣的是，李唯建在瞿世英先生家中初晤庐隐时，并未一见钟情，他的印象有点古怪：
站在我面前的这位女作家的身材并不算高，充其量属于中等，而且不为瘦。一副严峻、倔强的面部表情，令人望而敬畏，似乎不大容易接近的样子。隆突而长的额头，双眉的距离很宽，目光炯炯，颧骨高耸，肤色略呈黄色。一口流利的国语，态度十分豁达，举止异常大方，显得不卑不亢。刚毅果断，敢作敢当，毫无一点女性常具有的那种温柔之美，却颇有男子汉的气魄：勇敢、慷慨、量大，具反抗精神而且从不沾滞、后悔。服装朴素大方，无修饰雕琢的作风，一切顺乎自然，且不拘小节。
1981年3月8日，在致传记作家肖凤的信中，李唯建作了以上的追忆。
如同起先躲避瞿冰森的狂热追求，庐隐再次躲避丘彼特的穿心神箭，然而李唯建锲尔不舍的劲头令她既惊讶又暗喜。这个大男生相貌英俊，思想明晰，心灵未受世俗尘滓的污染，学业相当优秀，他写诗，爱文学，有着炽热的纯情和奔放的想象，与庐隐灵犀相通。真看不出，他内心居然会有俄狄浦斯情结（恋母情结）。当李唯建发动一波又一波的爱情攻势时，庐隐开玩笑说：
“我可是有名的扫把星，你不怕？”
“怕，我只怕取不到最近的距离欣赏你！”
李唯建的回答十分巧妙，而且聪明。依照民间说法，女人若是扫把星，克夫一克一个准。庐隐未必真肯相信这样的胡说，只不过用吓人的话语试探试探那位乳臭未干的大男生。一旦克服了“原罪意识”，所有的心理症结就迎刃而解，“满灵魂的阴霾，都为他的灵光，一扫而空”。可畏的人言庐隐也不畏了，她很高兴与这位勇敢的年轻人联袂对抗世俗偏见。庐隐看不惯社会，社会也看不惯庐隐，她的反应经由那句“生命是我自己的，我凭我的高兴去处置它，谁管得着”异常倔犟地流露出来。仇视异端的社会四面围攻，不断施以冷嘲热讽和明枪暗箭。无聊小报比猎犬的嗅觉更为灵敏，怎会放过现成的“好题材”？都说庐隐不安于室，独独抱着伤风败俗的兴致和癖好，先前勾引有妇之夫，这回又勾引小白脸。由于年龄逆差，庐隐和李唯建的爱情被那些市侩定性为不伦不类的“畸恋”。纵然千夫所指，万口交攻，庐隐仍然秉持敢作敢为、我行我素的强硬态度，朋友们戏称李唯建是系在她裤腰带上的“小情人”，闺中密友舒畹荪也批评她浪漫得盲目昏头了，认为她当初与使君有妇的郭梦良结婚已铸成大错，如今又走上另一条歧路，搞“姐弟恋”岂不是自讨苦吃吗？对于这些恶意的讥弹和好心的规劝，庐隐全都付之一笑，鼎沸的外界流言根本不足以扰乱她快乐的心境。
让我们是风和云的结合吧。我们永远互相感应，互相融洽，那末，就让世人把我们摒弃，我们也绝对的充实，绝对的无憾。
1929年，李唯建自称为“异云”，庐隐自称为“冷鸥”，他们通信频繁，爱情迅猛升温。一度愤懑的庐隐重又变回了奔放的“孟尝君”。在她笔下，恰如当年在伊丽莎白·勃朗宁的笔下，激情的流泉飞瀑寓目可观：
我从沉浊肮脏的躯骸中逃逸了，我看见一朵洁白的云上，托着毫不着迹的灵魂，这时我是一朵花，我是一只鸟，我是一阵清风，我是一颗亮星。但是吾爱！你千万不要忘记这完全是你的赐予啊！倘若哪一天我失掉了你，由你心中摒弃了我的时候，我便成了一颗陨落的星，一朵枯萎的花，一阵萧瑟的风，一只僵死的鸟。
爱情，唯有爱情，能够死灰复燃。命运铁青的脸色确实难看，但庐隐决不肯低眉顺眼做受气包。她乐观地认为，这寒凉的世界虽然风卷黄叶，雨打枯荷，但还不是一团糟糕。只要有爱情的温慰，烹文煮字可疗饥，创作生涯就不算太苦。她有禅心，有慧悟，有真诚，按理说，她可以拈花微笑了。
1931年2月，庐隐和李唯建去日本欢度蜜月。行前，她将《云鸥情书集》（共六十八封情书）交由天津《益世报》连载，仿佛爱情长跑，引得世人瞩目。一年后，上海国光社出版了这部充满狂热情话的书信集。虽然女作家冯沅君曾将五十封情书结集为《春痕》，但那毕竟是小说集，庐隐才是中国现代第一位大量公开个人情书的女作家，单凭这一项，她的勇气就不让须眉，甚至超过郁达夫。在这部情书结集中，庐隐将自己始而迟疑、继而欢欣、终而热烈的情怀展现无余：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把戏也都尝试过了。从来没有一个了解我灵魂的人，现在我在无意中遇到你，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基于心灵的认识。异云，你想我是怎样欣幸？我常常为了你的了解我而欢喜到流泪，真的，异云，我常常想上天使我认识你，一定是叫你来补偿我此前所受的坎坷。
这回，生命得着了抚慰，心灵找到了归宿，庐隐有充分的理由感觉幸福。在日本欢度蜜月期间，她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央求李唯建和另一位朋友带她去探访流莺最多的柳岛，了解日本的娼妓生活。她简直不敢相信，在那座“人间天堂”里，公然上演着一幕幕兽性的活剧。
归国后，李唯建受聘于中华书局，做外文编辑，业余翻译卢梭的教育小说《爱俪尔》（现通译为《爱弥儿》）。庐隐重执教鞭（任教于法租界工部局女中），由于受到爱情的滋润和激发，她的文学创作大面积丰收，单是1931年至1932年这短短两年间，她就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象牙戒指》和《火焰》，以及《飘泊的女儿》等二十余个短篇小说，此外还有多篇散文、随笔。照此势头，照此创造力，一路往前冲，她的文学成就未可限量。在《自传》中，庐隐对自己的作品充满自信：
未来的事情，无论谁也算不定的。不过在我却不能没有一个考虑，我愿将我全生命贡献于文艺。我愿我六十岁作自传的时候，我已有一二本成功的杰作，那么我就在众人的赞叹声中，含笑长逝吧！
她的要求并不高，只要求活够六十岁，想必仁慈的（同时也是悭吝的）上帝不忍拂其美意，再打折扣。可是，她的生命之灯在撰写这部自传的当年（1934年）就猝然熄灭了。庐隐死于难产后的子宫破裂，年仅三十五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还有一位女作家罗淑（1903—1938）同样死于难产，也是死在三十五岁上，身为女人，她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辞别红尘之际，庐隐有太多的留恋，有太多的不舍，留恋生命的此时此刻，不舍夫君和女儿。她喘着气，紧抱着李唯建的脖颈，泪流满面。她把大女儿郭薇萱叫到跟前，哽噎着嘱咐道：“宝宝，你好好跟着李先生——以后不要再叫李先生，应当叫爸爸！”又对小女儿李瀛仙说：“囡囡，你长大后要好好孝顺父亲！”她将最后一句心碎之语留给爱人：“唯建，我们的缘分完了，你得努力，你的印象我一起带走——”
李唯建将庐隐的遗体安葬在上海公墓，棺内的陪葬品是她的毕生心血——已出版的所有作品。可惜她未尽天年，纵横捭阖、一往无前的才气还只发挥出十分之一二，就戛然而止了。这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殿堂的一大损失。
佛家讲求福慧双修。论慧业，庐隐十余年的创作丝毫也不逊色于冰心八十余年的耕耘；论福报，庐隐却比冰心差得太远，冰心活至百岁高寿，婚姻美满，而且享誉海内外。这就是天意，抗不去，争不来，庐隐在九泉之下也无话可说。
2、石评梅
石评梅（1902—1928），原名汝璧，山西平定县人。十五岁时，石评梅赴山西省立女子师范求学，成绩出类拔萃，她擅长歌舞、体育，文笔娴熟，是众人心目中公认的才女。从山西女师毕业后，石评梅更上一层楼，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该年度，女高师国文科不招收新生，她就选择了体育科，立下“以健康之精神，做伟大之事业”的宏愿。
生长于乱世，石评梅“慨国事之日非，悯女学之不振”，谈及邦国倾危，每每潸然泪下。在当时，写白话诗还是新鲜事，她文才出众，得风气之先，热衷于此道，同校还集结了庐隐、冯沅君、苏雪林、陆晶清等才女，她们吟诗撰文写小说，无不出以细腻婉约的情致，给男性作家主宰的文坛吹送去一阵女性文学的清风。
毕业后，石评梅应聘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任女子部学级主任，执教体育和国文。她深受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爱的教育》的影响，爱学生就像爱自家子弟，待人亲和热忱，授课声情并茂，因此深得学生的欢迎爱戴。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自由高雅的新女性宛如挣脱樊笼的翠鸟，纯粹的精神追求高于物质满足。男性普遍热衷的名利、地位均难入她们的法眼，唯有那种见了流水便想到高山，见了高山便想到流水的心灵和谐与思想融洽，才为她们所珍视。这样一来，某些巧舌如簧、工于心计的登徒子就张弓搭箭，他们“捕猎”新女性，往往手到擒来。石评梅初入京城，人地生疏，老父石铭担心小女孤单无助，就辗转托人去学校关照她。正是这个缘故，吴天放进入了石评梅的视野。吴某是外交部的职员，薄有才学，诗文偶尔见诸报刊，在文坛上混了个脸儿熟。此人功夫在诗外，不仅口若悬河，谈笑风生，而且殷勤周到，懂得如何哄女孩子欢心，隔三差五送鲜花，送美食，常记挂着写信、打电话问候，今朝西山观景，明日北海划船，变出不少花样。石评梅涉世未深，有人这般关心她呵护她，内心就只有感激，全无提防。少女春潮初涨时，就是危险迫近日。她轻信了吴天放的巧语花言，轻信了他的信誓旦旦，毫不犹豫地将圣洁的初吻奉献出去。她向吴天放保证：“我将终生不再爱第二个男人！”然而她的初恋相当于明珠暗投，吴天放很快就露出了马脚，石评梅无意间撞见了他的全家福，原来他只是在情场打零工的“票友”，是玩弄爱火的有妇之夫！石评梅戳穿了吴天放的骗局，同时击碎了自己的梦想。她羞愤交加，挥剑斩情丝。吴某仍心存侥幸，跪在地上求她谅解，还赌咒发誓，假以时日，他要娶她为妻，否则天打五雷轰，但他只字不提离婚的事情。石评梅是心高气傲的新女性，又岂肯低眉俯首做别人的侍妾？她不再给吴天放任何可乘之机，只求这位轻薄浪子归还她的全部情书。吴某见石评梅去意已决，立刻露出卑劣的本性，他大声威胁道：
“你要索回你的那些情书吗？休想！密斯石，如果你不答应我，我就把你的情书公诸于众！让全北京的人都睁大眼睛看看，你这位享有诗名的新女性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如何争取自由，勾引一个有妇之夫！”
明明是吴天放欺骗了石评梅，他却恶狗反咬人。石评梅听了这话，不禁悔恨交加，悔的是当初轻信他的鬼话，铸成今日大错，恨的是他卑鄙下流竟至这般地步，活脱脱一副刁奸小人的嘴脸。就让该结束的一切尽快结束吧，不要再心软。石评梅不改一贯的真诚坦白，说出下面这番话：
“天放，我在理智上能够断绝你我的爱，可在感情上我又忘不了你。我可以绝情，却难以忘情！天放，你使我的心全然破碎，你毁了我的爱……我不会再爱你！天放，你，你毁了我的一生啊……我希望今生今世永远不再见到你！”
任由吴天放发出疯狗一样的狂吠，石评梅不再听它。临出门时，她将昔日爱情的结晶——那本诗歌唱和集扔进了熊熊燃烧的炉膛。
对于一位重情重义的少女来说，一次被欺骗被伤害的经历足够她半辈子消受。石评梅感叹自己辗转因人，颦笑皆难，陷身于密织的尘网和万劫的渊薮而难以获救。她的心灵创巨痛深，无药可医，她决定从此抱定独身主义，与世间的“臭男人”彻底两清。石评梅希望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来托举她，鼓荡她，将她送往温暖光明的境地。但她不知道这股强力会来自何处。
1922年春，石评梅与高君宇在山西同乡会上初次见面。尽管高君宇不是那种风神潇洒、仪容俊朗的美男子，但他志向远大，心地光明，眼界开阔，见解深刻，有无畏的勇气，有卓越的才干。他的豪情壮思，总令人难以忘怀。
随着交往增多，高君宇和石评梅的友谊日渐加深。有一次，高君宇讲起自己过去的情史，竟是一个三角恋爱的故事，其中一位投了海，因为她的死，高君宇与自己爱恋的那一位也撒手断绝了关系。从此他最不愿书写和碰触的就是“爱情”二字。石评梅也用苦涩的语气讲述了她与吴天放之间那段可悲可恼的恋情，讲到结局，她的泪水溢出了眼眶。奇怪的是，这番诉说使她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轻松解脱，仿佛割去了胸口一颗沉甸甸的毒瘤。
大文豪萧伯纳曾说：“男女恋爱是受生命力压迫所致，无论你是什么铁打的英雄豪杰，也逃不过这一关。”是距离产生了美感？还是丘比特的神矢射入了心房？石评梅的音容笑貌宛如无形的手指，总在风清月淡的静夜撩拨高君宇的心弦，那铮铮的弦索鸣响的都是《高山》《流水》的曲调。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为此他感到庆幸。
1923年秋天，高君宇在西山养病，给石评梅寄去一片采自碧云寺附近的红叶，上面有两句意味深长的题词：
满山秋色关不住，
一片红叶寄相思。
他鼓足勇气，做出谨慎的试探，石评梅却不敢面对。爱情的创伤和独身主义的誓言时刻提醒她，见到了红红的火焰，就不要再去做那只奋不顾身的飞蛾。她提起笔来，在红叶的背面写道：
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这鲜红的叶儿。
她将红叶又寄还给高君宇，明知他会失望难过，也不得不作这样残忍的回复。
为着神圣的恋爱、势在必行的恋爱，高君宇不想让石评梅在吴天放事件后再次受到相同的委屈，他决定与家乡的妻子离婚，为此致信岳父李存祥：“我辜负令媛十年，几误尽其青春岁月，我不愿更蹉跎下去，致使异日更增加今日之追悔，故愿亟觅解决之道，且以为最适当者莫过于离婚再嫁。”自己解脱，也使他人解脱，李家和高家历经十年之久的痛苦等待，未能等到高君宇的回头，这次总算爽爽快快地达成了共识：让两位旧式婚姻的受害者同时获得他们向往已久的自由。
高君宇挣脱了羁绊，解除了后顾之忧，爱火也更为炽热了。有一次，他躺在病榻上，语带双敲，将这样一个问题抛给石评梅：
“地球上最远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便是我站着的地方。”
石评梅机智的回答令高君宇凄然而笑，嗒然而丧，心中倍觉忧悒，但他还是作了一番激情的告白：
“你还有什么不放心？我是飞入你手心的雪花，在你面前，我没有自己。你所愿，我愿赴汤蹈火以寻求；你所不愿，我愿赴汤蹈火以避免。朋友，假如连这都不能，我怎能说是敬爱你的朋友呢！这便是你所认为的英雄主义时，我愿虔诚的在你的世界里，赠与你永久的骄傲。这便是你所坚持的信念时，我愿替你完成这金坚玉洁的信念。”
石评梅手中那柄独身主义的利剑已经伤及高君宇的心灵，伤得很重，伤得很深，她感到歉疚和难过，却不肯罢手。她平日有了烦恼和忧愁，总能及时得到好姐妹、好朋友庐隐和陆晶清的慰解，而这一回，她们对她的做法不以为然。
庐隐也曾高擎独身主义的旗帜，却没人相信这位才情出众的女子能够善始善终。毕竟女性独身不是喊一两句口号就能蒙混过关的，它需要一个坚定的信念去长期支撑。这个信念是什么？它就是：一位妙龄韶秀的少女刻意独身，固然是人生的一种缺陷，一种有目共睹的缺陷，但它未尝不是人间最美妙的行为艺术。独身主义的主张转化成艺术人生的主张，这才是令人特别担心的。眼下，庐隐正与北大才子郭梦良倾心相爱，已经绝口不唱独身主义高调。她认为独身是遭遇爱情之前的状态，一旦遭遇爱情，独身主义就像一件雨衣，在大晴天应该高高挂起。这位女中孟尝词锋锐利地说：
“你坚持独身，不但得不到旧礼教的宽容，也得不到吴天放的赏识，反而会让他耻笑你的懦弱！评梅，稍纵即逝的青春和爱情，你应当用全力把握它，不要让它悄然逝去，也不要让它黯然消沉，千万要珍重啊！如若不然，一念之差，你就会遗恨百世，抱憾千古！”
三人中最年轻的“小鹿”（陆晶清）平日最乖巧，最知冷热，这回也忍不住一个劲地为高君宇鸣不平：
“高兄对你百分之百地倾心，梅姐，你为什么不肯爱他？是独身主义重要，还是人生幸福重要？怪只怪那该死的吴天放，一粒老鼠屎打坏了一锅汤！莫非你在理智上恨他，在感情上却还留恋他？”
“小鹿，你说得过分了，我一生从来不会恨人，我何必恨他！”
“该恨的，你恨不起来；该爱的，你爱不起来！梅姐，你这样心冷，不但会毁了自己，也会毁了高兄！”
“我抱定独身主义，山无陵江水为竭，此志不渝！”
在这个问题上，石评梅仿佛与谁赌气一般，死活不肯让步。其实，庐隐和陆晶清的话句句在理，石评梅也反复权衡过，她一会儿倾向于独身主义，一会儿又倾向于人生幸福。她当然知道，撇开爱情，人生幸福根本无从谈起。这样权衡来权衡去，她倒是拿定了主意：此事何必操之过急？时间有的是，高君宇真要是胸怀金坚玉洁的爱情，还怕等不到我接纳他的那一天？
石评梅读高君宇的来信，感觉太有意思了，在同一封信中，他会用举重若轻的语气谈他的革命事业，用漫不在乎的语气谈他的疾病和劳累，用越来越悲伤的语气谈他毫无着落的流浪儿的感情。他从南方寄来的信中夹带着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一枚象牙戒指，白生生的，凉沁沁的，扣在手指上，感觉有些异样。他说：
……昨天我忽然很早起来跑到店里购了两个象牙戒指，一个大点的我自己带在手上，一个小的我寄给你，愿你承受了它。或许你不忍吧，再令它如红叶一般的命运！愿我们用“白”来纪念这枯骨般死静的生命。
在信中，他就不能说点快乐吉祥的话语吗？何苦说着这悲哀的预言，静等日后去验证？果然，只过了半年，高君宇就戴着那枚象牙戒指走向死神的洞窟，躺进了冰冷的墓地。四年后，石评梅则戴着另一枚象牙戒指渡过忘川的逝波。“我已经决定带着它和我的灵魂同在”，唯有她在《涛语·象牙戒指》中的表白依然在时空中回响。
1924年9月22日，高君宇在由沪至穗的轮船上，给石评梅写了一封剖白心迹的长信，这一回，他披露胸臆，一点也没保留：
你中秋前一日的信，我于上船前一日接到。此信你说可以做我唯一知己的朋友。前于此的一信又说我们可以做事业度过这一生的同志。你只会答复人家不需要的答复，你只会与人家订不需要的约束。
你明白地告诉我之后，我并不感到这消息的突兀，我只觉心中万分凄怆！我一边难过的是：世上只有吮血的人们是反对我们的，何以我唯一敬爱的人也不能同情于我们？我一边又替我自己难过，我已将一颗心整个交给伊，何以事业上又不能使伊顺意？我是有两个世界的：一个世界一切都是属于你的，我是连灵魂都永禁的俘虏；但在另一个世界里，我是不属于你，更不属于我自己。
我只是历史使命的走卒。假使我要为自己打算，我可以去做禄蠹了，你不是也不希望我这样做吗？你不满意于我的事业，但却万分恳切的劝勉我努力此种事业，让我再不忆起你让步于吮血世界的结论，只悠久的钦佩你牺牲自己而鼓舞别人的义侠精神！
我何尝不知道：我是南北飘零，生活日在风波之中，我何忍使你同入此不安之状态；所以我决定，你的所愿，我将赴汤蹈火以求之，你的所不愿，我将赴汤蹈火以阻之。不能这样，我怎能说是爱你！从此我决心为我的事业奋斗，就这样飘零孤独度此一生。人生数十寒暑，死期匆匆即至，奚必坚执情感以为是。你不要以为对不起我，更不要为我伤心。
这些你都不要奇怪，我们是希望海上没有浪的，它应当平静如镜；可是我们又怎能使海上无浪？从此我已是傀儡生命了，为了你死，亦可以为了你生，你不能为了这样可傲慢一切的情形而愉快吗？我希望你从此愉快，但凡你能愉快，这世上是没有什么可使我悲哀了！
写到这里，我望望海水，海水是那样平静。好吧，我们互相遵守这些，去建筑一个富丽辉煌的生命，不管他生也好，死也好。
读了这封信，石评梅心为之喜，心亦为之痛。高君宇尊重她的选择，并且以她的选择为选择，尽管字里行间流露出几分无奈和痛苦，但他主意已定。石评梅何尝不看重高君宇，何尝忍心使他的情爱落空，何尝不想给这位可敬的朋友更多的幸福和快乐。但她的心灵受过伤害，悲观的人生态度也阻碍她不顾一切地去爱一个人。吴天放仍然纠缠不休，她的心境一再受到破坏。石评梅在《涛语·最后的一幕》中对自己的心理做过冷静的解析，她知道症结所在：
我自己常恨我的愚傻——或是聪明，将世界的现在和未来都分析成只有秋风枯叶，只有荒冢白骨；虽然是花开红紫，叶浮碧翠，人当红颜，景当美丽时候。我是愈想超脱，愈自沉溺，愈要撒手，愈自激恋的人，我的烦恼便绞锁在这不能解脱的矛盾中。
石评梅的话一点没错，她只要克服了内心的悲观和矛盾，问题就能迎刃而解。然而她矛盾而生，矛盾而死。
高君宇为革命事业奔走呼吁，与穷凶极恶的反动军阀势力斗智斗勇，常处于危险之中。但他改造黑暗社会和丑恶世界的事业毕竟是值得拼命的英雄伟业。石评梅从不妨碍他的理想。只不过，她还须慢慢地松解自己的心结，暂时只能向他许诺冰雪友谊（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这当然不是高君宇希望获得的结果，为此他感到异常难过。
当事人还在彷徨和迟疑，死神却勇决智断，一点也不含糊，它大步抢前，让石评梅再没有进退回旋的余地。
1925年3月3日，高君宇患急性盲肠炎，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因他长期患有肺病，体质太过虚弱，手术后恢复不佳，仅过两天，就不幸去世了，年仅三十岁。
高君宇匆匆而别，带着满心的遗憾去了另一个世界，却不曾带走石评梅的一个吻和一声爱！她万分痛悔自己的踌躇不决，认为是自己掏空了他的心，遮断了他的希望，损害了他的健康，她认为这一切全是自己的过错。她在心里绝望地自责道：“我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啊！”假如能使君宇复活，她什么都可以放弃，什么都可以牺牲，什么都可以答应他，——用冰雪友情换取烈火熔岩般的爱！太晚了，她的忏悔太晚了，果然应验了庐隐当初说过的那句话：“遗恨百世，抱憾千古！”此时，庐隐已去了上海，只有小鹿（陆晶清）留在石评梅身边，安慰她，陪伴她，可她的生命仿佛已追随高君宇去了另一个世界，只剩下躯壳，了无生意，却偏偏还能够流泪，还能够抱恨，抱恨自己纵有千滴泪，也抵不了他的一滴血！
在医院的冰室（即太平间），石评梅见到了冥归的朋友，他的脸像蜡一样苍白，右眼紧闭，左眼却还微睁着，似乎等着与石评梅作最后的告别。特别醒目的是，他左手食指上戴着那枚象牙戒指，它原本象征着爱情，现在却代表着死亡。她抚摸高君宇冰凉的尸体，一边饮泣，一边默祷，求他安心上路，及早奔赴天国。临到入殓后，盖棺前，她把自己的一帧相片放在他的枕边，低声说：
“君宇，让它代我伴你吧！不然你太寂寞了……不过，你等着，你等着，要不了多久，我一定随你而去，永远伴着你！”
遵从高君宇的遗愿，石评梅和高德全（高君宇的弟弟）将他安葬在宣武门外的陶然亭，这是他生前最喜欢的旧游之地。他曾说过，“北京城的地方，全被权贵们的车马践踏得肮脏不堪，只剩陶然亭这块荒僻土地还算干净，死后愿葬于此”。石评梅亲笔书写墓碑的碑文，起首是德国诗人海涅的豪迈诗句：
我是宝剑，我是火花。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
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
石评梅抱憾于高君宇的深情未能及时得到回应。“我不解你那时柔情似水，为什么不能温暖了我心如铁？”她一次又一次流泪，一次又一次自责，久久难以释怀。在高君宇的墓碑上，她刻下了这样一句深悲至痛之语：
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的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
她想过逃避，在《偶然草》一文中，她这样写道：“天啊，让我隐没于山林吧！让我独居于海滨吧！我不能再游于这扰攘的人寰了。”然而她逃不开，总是不由自主地前去陶然亭盘桓，可惜景物依旧，人事皆非。“更待菊黄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陶然亭不就是从白居易的这两句诗得名的吗？如今菊黄时节，纵有美酒斟玉杯，却与谁共饮，与谁同乐？她在高君宇的墓畔徘徊，有时歌哭，有时静默，有时任回忆咬啮心瓣，流多量的血，有时在覆雪的石桌上书写“我来了”三个字，有时则会想起小说《茵梦湖》中的那句哀词：
死时候呵！死时候，我只合独葬荒丘！
她将血泪相和的悲情苦念倾注笔管，在日记中写道：“宇，世界上只有他才是我的忠诚的情人，只有他才是我的灵魂的保护者。当他的骨骸陈列在我眼前时我才认识了他，认识他是一个伟大而多情的英雄！”她还写成一篇又一篇凄绝的散文，单是看看那些题目，如《缄情寄向黄泉》《我只合独葬荒丘》《肠断心碎泪成冰》《梦回寂寂残灯后》，我们就可感觉她当时的痛苦刺骨锥心。她失去的不只是恋人、知己，还是一位英勇的护卫者。
高君宇去世后三年，正是悲风苦雨交织的三年。石评梅的悲伤不断加码，北京政坛黑暗污浊，人们眼前只剩下一条出路，那就是跑到南方去革命。与石评梅相交最密的好友陆晶清毅然投奔何香凝。临别时，她留下一句话：“梅姐，你还是尽早离开这片伤心之地吧！”石评梅何尝不想换个环境，江西九江的一位中学校长久慕她的才名，想聘她去当教务主任，她也乐意去庐山和鄱阳湖的山光水色间放松一下自己，可是她舍不得将高君宇孤凄地丢在陶然亭畔的孤冢里。何况她手头正在整理高君宇的遗文，她要报答他的深情，这项工作又岂可中断？还有一点，她预感到自己来日无多，生命之烛行将燃尽。
石评梅给高君宇作过一副挽联，其词为：“碧海青天无限路，更知何日重逢君？”想不到这重逢的时间只隔了短短三年半。石评梅曾发誓：“我有病，宁死不住协和医院！”因为她不愿再去那个伤心之地。
1928年9月18日，石评梅突发作急性脑炎，朋友们将她送进了医疗条件最好的协和医院，她住的正巧是高君宇去世的那间病室，更巧的是，十二天后，因医药罔效，她猝然去世，冥逝的时间也是午夜两点一刻，与高君宇冥逝的时间几乎一致。石评梅的校友和莫逆之交庐隐陪伴在病床前，握着她枯瘦如柴、寒冷如冰的手，听她颤声说出自己的遗愿——“死后将我葬在君宇的墓旁”，为她擦去脸上最后一滴清泪，将来还要为她写下长篇小说《象牙戒指》，纪念凄美绝伦的“高石之恋”。
陆晶清从南方匆匆赶回，还是堪堪迟到一步。她整理遗物时，又发现了那片殷殷如血的西山红叶，在夹着它的日记册页里，跳出两行娟秀的字迹：
生前未能相依共处，
愿死后得并葬荒丘！
陆晶清哭了，庐隐哭了，王静贞哭了，所有送葬的朋友都哭了，既为石评梅的深情而哭，也为她的短命而哭。她们履行逝者的遗愿，历经一年多的周折，终于将她葬在深爱的知己身边。陆晶清受石评梅母亲的嘱托，将一个装着全套梳头用具和几件纪念品的红漆木盒放在灵柩前的小石几上。封闭墓洞时，她撮起一捧新掘的黄土撒向坟头，庐隐在她身后用悲沉的语调吟诵着“质本洁来还洁去，一抔净土掩风流”。凡是读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这是林黛玉《葬花词》中的名句，与此时的情境再切合不过了。所不同者，林黛玉葬的是桃花，她们葬的则是“梅花”。
陶然亭有香冢一处，颇为著名，传说是香妃的墓地，冢铭为：“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明月缺。郁郁佳城，中有碧血。血亦有时尽，月亦有时灭，一缕香魂无断绝！是耶非耶？化为蝴蝶！”距香冢不远处就是高石之墓，高君宇和石评梅早已化蝶而飞，时间和距离不再是他们的敌人。
3、萧红
萧红（1911—1942）原名张乃莹，黑龙江呼兰县人。她出生于一个殷实的家庭，父亲张廷举受过很好的教育，毕业于黑龙江省立优级师范学堂，母亲姜玉兰也粗通文墨，熟读唐诗宋词，针线活做得出色，还打得一手好算盘。萧红是家中的长女，出生时哭声宏亮，不止不休，接生婆老石太太将她从水盆中拎出，即兴给出一个评语：“这丫头蛋子，真厉害，大了准是个茬儿。”由于父母的脑子里满是男尊女卑的思想，萧红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疼爱。她的生日是端午节，这天是屈原的忌辰，民间认为，在这个日子出生的孩子长大后命运堪忧。只有心地善良、童心未泯的老祖父喜欢萧红，把淘气的孙女视为最好的玩伴。
1927年秋，萧红离开家乡，考入哈尔滨东省特别区第一女子中学，在此期间，她对美术和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萧红十八岁时，继母暗中操纵，给她订亲，逼迫她放弃学业，乖乖就范。在小县城，这桩联姻关乎势利，男方王恩甲的父亲王廷兰是呼兰县游击帮统，家中饶有资财。王恩甲在小学当教员，习气很深，是个抽鸦片的瘾君子，与萧红理想中的爱人相去甚远。萧红受到表哥陆振舜的鼓励和感召，决心抗拒包办婚姻。她从哈尔滨逃到北平，与陆振舜同住，对外以舅甥关系示人。当时，萧红写信给好友沈玉贤，笔歌墨舞，“我现在在女师大附中读书。我俩住在二龙坑的一个四合院里，生活比较舒适。这院里，有一棵大枣树，现在正是枣儿成熟的季节，枣儿又甜又脆，可惜不能与你同尝。秋天到了，潇洒的秋风，好自玩味”。他们与来自东北的李洁吾等人过从甚密，除了一起看电影之外，还一起畅谈理想、时事和文学，天马行空，自由自在，只可惜好景不长，由于经济上捉襟见肘，入不敷出，再加上双方家长严词谴责他们伤风败俗，在多重压力之下，1932年1月，萧红返回呼兰，被父亲送到伯父家，遭到严密的看管。萧红受够了打骂，看够了白眼，她终于发飙，在苦命姑姑的帮助下，逃出伯父的圈禁，躲在偌大的哈尔滨，万人如海一身藏，把种种饥寒交迫的屈辱领略了一个遍，最终她走投无路，找到昔日的未婚夫王恩甲，表示愿意跟他同居。此前，王家已通过法院解除婚约，萧红此举十分孟浪。王恩甲对萧红旧情未断，也乐得不负责任地玩一玩恋爱游戏。
1932年2月，萧红再次前往北平，没过多久，王恩甲寻踪而至，对身处困境之中的萧红软硬兼施，萧红无奈，与之同回哈尔滨，入住东兴旅馆，总共住了七个多月，欠下六百多元食宿费，王恩甲说是回去拿些银钱来还债，鞋底抹油开了溜，从此杳如黄鹤，是生是死都没个准信。此时，萧红即将临盆，却随时都有被旅馆老板卖到道外妓院区圈楼去抵债的危险。
万般无奈之下，萧红急中生智，写了一封求救信给《国际协报》的副刊主编裴馨园，请他伸出援手。裴馨园动了恻隐之心，他找来舒群、萧军、白朗等几位青年作家，请大家想方设法。萧军开玩笑说：“我头上的长发算是唯一的富余，如果能够卖钱，我愿意将它们连根拔起。”虽然款项一时难以筹措齐备，裴馨园还是出面去探望了萧红，给予她很大的精神安慰，同时他亮明身份，警告旅馆老板，叫他千万不许胡来，否则报纸就会揭露他的恶行。
1932年7月13日，萧红打电话给裴馨园，请他借几本文艺书给她解闷。这不是难事，裴馨园立刻写了一封介绍信给萧军，让他把书送去。初见萧红，萧军并没有产生好感，但他看了她的诗和画，听她倾诉了遇人不淑的遭遇之后，那种大丈夫翼护弱女子的侠义心肠不禁为之一热，决心要把这件事一杆子管到底。
萧军走后，萧红心潮难以平伏，连夜写下《春曲》三首，其中一首这样写道：“我爱诗人又怕害了诗人，/因为诗人的心，/是那么美丽，/水一般地，/花一般地，/我只是舍不得摧残它，/但又怕别人摧残，/那么我何妨爱他。”爱情以不可抵挡的势头破空而至，翌日夜间，萧军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向萧红当面表白了自己的爱情。患难与共，志趣相投，萧红与萧军无须多余的手续，就结为伴侣。萧军在乡下已有妻子，也没把它当成障碍，毕竟他的性观念是开放的，萧红也别无选择。萧红的疑心很重，有一天她夜里做了一个梦，梦中听说萧军对某个陌生女子有意，立刻大泼其醋：“把你的孤寂埋在她的青春里。我的青春！今后情愿老死！”萧军身上所具有的性格魅力确实吸引过情窦初开的少女，但他将那些诱惑拒之门外，对萧红呵护有加。
1932年夏天，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将哈尔滨淹成汪洋泽国，也将萧红的欠债一笔勾销了。她与萧军搬入裴馨园家，不久即生嫌隙，裴馨园的仗义是有限度的，他妻子的调唆更使这层朋友关系变得脆弱不堪。及至萧红临产，萧军向裴馨园求援，裴只肯借给他区区一块钱。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确实深可慨叹。萧军再次行蛮，将萧红强行送进产房，可怜那名初生的女婴，一连哭了几天，连母亲的面都没见到，就被送给了公园的临时看门人。萧红的住院费无法清缴，又是萧军以玩命之徒的狠劲吓住院方，得以免除。二萧相依为命，相濡以沫，苦到极处，爱情依然圣洁，萧军写给萧红三首定情诗，第二首是这样写的：“浪抛红豆结相思，结得相思恨已迟。一样秋花经苦雨，朝来犹伴并头枝。”为了生计，萧军当过教庭教师，教过武术，但他们还是糊口为艰，萧红在散文中写到自己饥肠辘辘的感觉：“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她还用了两个比喻，“肚子好像被踢打放了气的皮球”，“我坐在小屋，饿在笼中的鸡一般”，蜜月里他们也只能吃黑面包醮盐，苦况可以想见。当时，萧红才二十二岁，竟自觉“只有饥寒，没有青春”，头上愁出了星星白发。
1933年，萧红开始在长春《大同报》副刊上发表一系列作品，既有小说、散文，也有诗歌，尽管她的作品在语言、技巧两方面显得稚嫩，但内在的激情却十分充盈。尤其不同凡响的是，萧红将自己充满同情的目光投向东北大地上遭受奴役和践踏的父老乡亲，从一开始就越过了浪漫虚幻的风花雪月，直接描写悲惨人生，揭示血淋淋的人性。在她与萧军的第一部小说散文合集《跋涉》中，差不多全是小人物的命运图景，那种无所不在的杜鹃啼血般的痛楚如同电流一样令人战栗。
1934年夏，东北局势骤然紧张，警方的黑名单中赫然列入了萧红与萧军，他们被迫离开哈尔滨，走海路，从大连去青岛，上船接受检查时，萧军险些未能过关。好友舒群在青岛为他们租到观象山下临海一座幽静的小楼房。得益于这里宁谧、安全的写作环境，萧红顺利完成了她的成名作《生死场》，在这部最早完成的抗日题材的小说中，东北民众英勇不屈的形象令人耳目一新。
萧红与萧军抵沪不久，1934年11月30日，他们在内山书店拜见了多年敬仰的鲁迅先生。鲁迅对这两位来自东北敌占区的热血青年特别看重，尤其喜爱孩子气十足的悄吟太太（即萧红），他不仅将他们介绍给上海的左翼作家胡风、茅盾、叶紫和聂绀弩，还巧妙运筹，使萧红的长篇小说《生死场》突破了官方的封锁线，放入“奴隶丛书”，顺利抵达读者手中。鲁迅对《生死场》评价很高，他在《萧红作〈生死场〉序》中写道：“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家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与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比《生死场》稍前出版，也是鲁迅作序，二萧在上海文坛的迅速崛起，与鲁迅的鼎力推介息息相关。待到狄克（张春桥）射出暗箭，鲁迅挺身而出，写下那篇有名的杂文《三月的租界》，揭穿了狄克向敌方缴械献媚的本质，及时保护了萧军。
鲁迅以侠义心肠给予萧红事业上诸多帮助，将她的作品介绍给良友出版公司的赵家璧，还将她的小说推荐给日本翻译家。在上海文坛上，萧红成为一颗上升速度最快的新星。她的创造力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激发，脑子里灵感闪烁，笔头下才思飞遄。1935年和1936年是萧红创作的丰稔之年，也是她生活上的幸福之年。鲁迅的关怀是她快乐的源泉。萧红常去鲁迅家，也让许广平很苦恼，她理解和同情萧红的痛苦和寂寞，不可能不欢迎她的光临，但萧红粗心大意，比如没顾上为鲁迅的书房关窗，就让身子骨单薄的鲁迅感冒发烧了。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猝然病逝，旅居日本的萧红得悉噩耗，悲痛欲绝。此前，萧军移情别恋，爱上了萧红的闺蜜许粤华。二萧的感情遭遇空前的危机，出现明显的裂痕，萧军动怒时甚至将萧红打得鼻青脸肿。萧红在组诗《苦杯》中写道：“说什么爱情！/说什么受难者共同走尽患难的路程！/都成了昨夜的梦，/昨夜的明灯。”“往日的爱人，/为我遮蔽暴风雨，/而今他变成了暴风雨了！/让我怎来抵抗？/敌人的攻击，/爱人的伤悼。”她在日本写信给萧军，如此形容自己的悲苦心境：“就像被浸在毒汁里那么黑暗，浸得久了，或者……会被淹没的。”
1937年，为了散心，萧红去北平住了几个月，见到故友李洁吾，与舒群一道去八达岭游览长城。此后，她被萧军决心毅然改过自新的书信打动，又回到战云笼罩的上海。七七事变后，上海已变成岌岌可危的孤城，不少文化人都从上海撤退到武汉，萧红和萧军也在其列。
1938年2月初，一大帮从上海撤出的作家去了西北的临汾，任教民族革命大学，萧红与萧军担任文艺指导。当时，丁玲与萧红交往甚密，后来她作《风雨中忆萧红》一文，印象颇为鲜明：“骤睹着她的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使我觉得很特别，而唤起许多回忆，但她的说话是很自然而真率的。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纯洁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时显得有些稚嫩和软弱的缘故吧。”待到日寇攻陷太原，临汾危在旦夕，民族革命大学准备撤离，萧军想留下打游击，萧红却打算随丁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去运城，二萧各执己见，相持不下，谁也不肯让步。萧红没别的，她只是预感到自己来日无多，想得到一个安宁的写作环境，不愿再受许多折磨，也不希望萧军一味冲动，死在战场，毕竟她心底还是爱着萧军的。说穿了，二萧的矛盾乃是彼此角色上的错位，萧军认为萧红应该做个好妻子，萧红偏要做个好作家；萧红认为萧军应做个好作家，萧军却偏偏不务正业，对写作心不在焉，并且后悔自己入错了行当，他想成为军人。再者说，他们彼此伤害对方的次数太多了，积累到相当的程度，难免总爆发，结果一发而不可收拾。在节骨眼上，端木蕻良的介入起到了破坏作用。
萧军对端木蕻良的观感极差，他在《从临汾到延安》一书中写道：“他说话总是一只鸭子似的带点贫薄味地响彻着。这声音和那凹根的小鼻子，抽束起来的口袋似的薄嘴唇，青青的脸色……完全是调配的。近来我已经几多天没有和他交谈，我厌恶这个总企图把自己弄得像个有学问的‘大作家’似的人，也总喜欢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脖子上的人——我不独憎恶他，也憎恶所有类似的可怜的东西们。”端木蕻良同样被萧红骂过，而且很难听——“装腔作势的胆小鬼、势利鬼、马屁鬼”，但端木在萧红眼中有两大优点（恰恰是萧军所不具备的）：一是性情温和，二是善解人意。萧红赠给端木蕻良四颗相思豆（原是鲁迅和许广平送给萧红的礼物）和一根小竹竿，这两件定情物包含了她的心愿：相思豆代表爱，而小竹竿则象征坚韧和永恒。丁玲和聂绀弩都曾动员萧红去延安，可是当萧红知道萧军已到延安的消息后，就打定主意：凡是萧军现身的地方她就远离。尽管其后不久他们又在西安邂逅了，但二萧的婚姻气数已尽，从此分道扬镳。
应该说，萧红与萧军性格差异明显：一个多愁善感，另一个豪爽坦荡；一个是稳不住情绪的神经质病女，另一个是捺不住脾气的火爆型猛汉；他们的共同点则是自尊心太强，因此二萧分手仳离是迟早的事情。多年之后，萧军给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如果按音乐做比方，她如同一具小提琴拉奏出来的犹如肖邦的一些抒情的哀伤的，使人感到无可奈何的，无法抗拒的，细得如发丝那样的小夜曲；而我则只能用钢琴，或管弦乐器表演一些sonata（奏鸣曲）或symphony（交响曲）……钢琴和提琴如果能够很好地互相伴奏，配合起来当然是很好的；否则的话，也只有各自独奏合适于自己特点和特性的乐曲了。无论音量、音质和音色……它们全是不相同的。”多年后，萧军在注释萧红的书简时坦白承认，他只爱史湘云、尤三姐那类爽朗、刚烈的人物，而像林黛玉、妙玉和薛宝钗那种富藏心机的闺中弱质，他不愿领教。很显然，在萧军眼中，萧红是属于薛、林一类的女子。
美国作家、翻译家葛浩文在《萧红评传》中对萧军有明确的指责，他同情萧红“多年做了他（萧军）的佣人、姘妇、密友以及‘出气包’”。端木的出现使萧红产生幻觉，似乎看到了一捆救命稻草。
1938年4月，萧红拖着四个多月的身孕，与端木蕻良返回武汉，胡风等朋友都对她的新婚姻表示质疑和非议。萧红原本想打胎，可是费用太高，而且流产属于非法，最终还是将孩子生了下来。历史惊人地相似，当年萧红与萧军初识，她肚子里怀着王恩甲的孩子，现在萧红与端木蕻良结合，她肚子里又怀着萧军的孩子。萧红在重庆一家小医院产下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小男婴，三天后婴儿就莫名其妙地死去了，院方不解，萧红的挚友梅志和白朗也表示疑惑，这个谜团，除了萧红，恐怕无人可以解开。
1940年1月19日，萧红与端木蕻良从重庆飞往香港。萧红的日常生活缺乏必要的节制，抽烟、喝酒很凶，心情长期抑郁，与贪睡懒觉、生活低能的端木蕻良相处得并不和谐，此时她已经病入膏肓。那时候，肺结核三期就相当于现在的肺癌晚期，可不是闹着玩的，咳嗽，疼痛，失眠，盗汗，再加上精神焦虑，内外夹攻，使她不堪其苦痛，不胜其烦忧，以至于身心交瘁。令人吃惊的是，她的创作量并未锐减，除了剧本《民族魂鲁迅》之外，她还抱病完成了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另一部长篇《马伯乐》则是未竟之作，还有散文《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九一八致弟弟书》，短篇小说《小城三月》《北中国》等，真可谓“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炷成灰泪始干”。
1941年12月8日清晨，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以闪电般的速度占领香港、九龙。萧红辗转多处，颠沛流离，加之药物匮乏，心境惨苦，她自知来日无多。可恨的是，庸医误诊，给萧红动了开喉手术，病况急转直下，年仅三十一岁，萧红唯有死不瞑目了。一年前，在重庆时，萧红曾对好友白朗说：“我将孤寂忧悒以终生。”她没有说错。据骆宾基回忆，萧红不愿在医院受到冷遇和薄待，曾念叨着：“如果萧军在四川，我打一个电报给他，请他接我出去，他一定会来接我的。”
萧红生前写了一张字条给骆宾基，上面只有四个字——“我恨端木”，她为什么恨他？字条上没有细说。她将自己最重要的三部作品——《商市街》《生死场》《呼兰河传》——的版权分别赠予弟弟、萧军和骆宾基，端木蕻良却一无所获，这道遗嘱已说明一切问题。
在北中国生，在南中国死。“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萧红走完了八千里路云和月，却无须感叹三十功名尘与土。她曾说：“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者过去，作家的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
鲁迅曾预言：“她（萧红）是我们女作家中最有希望的一位，她很可能取丁玲的地位而代之，就像丁玲取代冰心一样。”应该说这个预言完全应验了，但她苦命如斯，恐怕鲁迅也没想到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