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吃什么，你就（几乎）是什么 福克斯教授是一位哲学家，他的《深层素食主义》是一本非常有影响力的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深层分析素食主义的“百科全书”，书中从环境生态、世界饥荒、女性主义、医疗保健等各方面，证明了“素食有理”。本文是作者从“食物的意义”这一角度对这一理论的阐述。
〔美〕福克斯 王瑞香译 食物的象征 食乃是一项基本需求，而且由于它攸关我们的生存，因此食物的取得、料理与消耗，向来是许多仪式和庆典的主题，食物本身也被赋予丰富的文化象征意义，举世皆然。用膳时间一般而言（即使在不理想的外在环境之下）是团聚、文化自我肯定的时刻，也往往是庆祝的时刻。在早期人类文化里，提供社会群体大部分饮食必需品之采集（这是女人的工作）与狩猎（这通常是，但并不总是男人的活动）占去了人类大量的时间。因此，人类自然倾向于对大地丰富、维生的物产感到欣喜并感恩。这些庆祝活动有许多是在用餐时举行，或和膳食有密切的关联，并且，在人类历史相当早的时期，这些庆典便和敬鬼神的心态以及仪式、祈祷有关联，甚或等同。随着文化的发展、人类从事系统化农业与驯化动物，食物的获取较不靠运气，而较仰赖计划、科学原则及良好的环境经营。食物的象征体系也转变了，尽管旧的价值仍有许多被保留下来。现在我们要检视有关肉及蔬菜的截然不同的意义，以便彻底理解许多人在放弃吃肉上的困难，以及人们对素食主义经常会有的敌意。
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LudwigFeuerbach，1804-1872）说了这句有名的宣人乃其所食者。
——费尔巴哈，德国哲学家 言：“人乃其所食者”，意指人类生活的物质条件是最重要的。马克思（KarlMarx，1818-1883）深受此看法的影响，并且在他早期企图使欧洲思想摆脱黑格尔唯心论哲学之普遍影响时，充分应用了此一看法。在他早期所谓的人道主义着作里，马克思论道：“自然是人的非生物体（inorganicbody）。”这里他用“非生物体的”来描述不具有人类生物性质，但有可能成为人体一部分并与之有必要关系的东西。
自然是我们，我们就是自然。同样的基本观念存在于世界各地原住民的神灵信仰及东方古老传统里。一个欧格拉拉苏族（OglalaSioux）的律师兼作家雕人（EagleMan）如此表达这个观念：“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粒子，均来自大地之母所生长出来的好东西。大地之母是我们真实的母亲，因为我们确实完完全全来自她，而且她每天照料我们。”无人能否认这个见解的真实性，但我们也必须了解，我们也是由我们投射到食物上的象征体系所塑造成的。因此，在两个意义上，我们是我们所吃的东西：因为没有它，我们的肉体本身就不会存在；也因为我们加在食物上的意义，决定了我们是什么。简而言之，食物的象征意义是我们自我认同之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面向。这样说无意暗示象征意义比有形的东西不“真实”，因为人们愿意用他们的身份甚或生命去担保的东西，往往脱离不了界定这些东西（例如某人的祖传领域或某个独特的重要文物）的象征体系，而不便纯粹是象征性的（例如国旗或宗教圣像）。
肉的意义 肉的象征意义，和有关人性的神话复杂地相互交缠。直到相当晚近，人类学理论推定和一般看法里普遍存在着“人是狩猎者”的形象。这项看法以及相关的自我定义形式，不仅将人类整个种别等同于男性那一半，也将人类具有侵略性、好战、是掠食者的概念，提升为一种永恒不变的本质。近二三十年来，一个新世代的人类学家，其中不乏女性，重写了智人（Homosapiens）及早前人类的故事，他们论称，我们人类的祖先最初是素食者，但后来为了适应新的环境所带来的挑战和机会，才发展出杂食的习性。因为原始人及史前人类仰赖采集更甚于不可靠的狩猎收成，因而在早期社会中，女人更是食物经济的典型守护者。其他人类学家提出推论说，在开始有战争之前有一个和平的黄金时代。这些观点可能会削弱以下的说法：“具侵略性的”人类是“自然的”肉食者；我们为肉而狩猎或杀戮动物的需求，乃是我们基因遗传的一部分。
摆脱有关人性的旧式男性主义假设，就几个方面而言是解放，特别因为它让我们能更批判地看待食物象征体系。我们现在可以看出，除了由“人是狩猎者”的没完没了的谈论所产生的论述脉络之外，和肉有关的许多属性都不能成立。一旦吃肉和男子气、权力、足够的养分等的关联因此被打断，有关我们该吃什么的决定，便可以更加客观地予以检视。这样一来，我们甚至可以建构有关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和其他动物之关系的新思维方式。摆脱男性中心的饮食模式，我们便促进了寻求两性平等及重塑社会及其普遍价值的更大目标。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人种的自我认同之建立，便不必再仰赖有计划地造成有知觉的非人动物的痛苦与死亡。
人类学家费迪斯（NickFiddes）对这问题做过最广泛的探讨，他认为，肉类和肉食行为具有很重大的文化意义，而且围绕着它们的制度概括并确认了支配我们人类和自然间关系的意识形态。他写道：“肉类是曾活生生的动物的肌肉；它被指定成为我们的物质消耗。这使它成为我们有能力控制征服非人类世界——我们向来……极力强调的……目标——之能力的一个异常合适的例证。”在别的地方，费迪斯还说：“相信人类支配权的信念不仅使食肉合法化——反过来说也成立：肉类强化了那个假设。杀戮、烹煮、食用动物，或许为人类对自然界其他动物的优越性提供了最终的确认，而其鲜血喷洒是一个生意盎然的主题。”为了动物的肉，我们残杀它们，利用它们的屈从与死亡，借此促进我们的健壮成长；当满足了对食物的基本需求时，我们重新确定了我们是支配物种的主张。至少在某个程度上，我们也授予自己对他类动物的生杀大权。借着驯养动物，我们将之转变成任凭我们宰割的生物，它们生存的唯一目的就是满足我们的需求——在它们生前、死后都一样。流血，除了具有征服的明显意义之外，也和古代的一些做法有微妙的关联：以仪式化的动物牺牲来平息神只，借饮血来获取某只动物或敌人的力量。
和这些象征上的关联相符的，肉类及其方便取得，在我们的文化及其他文化里被赋予了一些属性，包括力量、侵略性、高社会地位，并与“食物本身的概念”同义。维阿耶（NoёlieVialles）指出，-直到17世纪，法文和意大利文的肉（分别是viande和vivanda）均被用来指所有的食物。
如我暗示的，肉类呈显并强化各种形式的父权控制形式，从政治、经济权力的行使到性别角色的定义；它在这方面的作用彰然可见。肉类是阳性食物，有力的食物；在我们的文化里，是“真正的男人”就要吃肉——许多的肉，而且越红越好。并且，要做“真正的男人”就是要做我们目前的社会形态所标举的，最令人信服、最有价值的一种存在。这里的讯息是，如果你不吃肉，那么你一定具有女性化；你的性别认同是可疑的，因为素食是“女人的食物”而肉类是“男人的食物”。
我们可能会设想，我们不致愚蠢或有偏见到会相信这样粗糙的形象、理念及情感的联想。但是，在像我们这样的社会文化脉络里，这是说不准的，特别当我们还没有深入思考这问题时。不经一番批判性的自我检视过程，没有人有完全的把握能免于这种影响。
在各式各样、不同族群的文化、社会里，肉类和吃肉习惯也扮演着相同的象征角色。当代英国哲学家米杰里（MaryMidgley）说：“肉食标示成功与富足，因而也标示好客。”这个说法在许多文化——不管其“原始”与“文明”程度如何——是成立的。斯宾塞（ColinSpencer）指出，在早期的部落社会里，“大家共享的肉类成为该群体本身、其认同、团结与力量的一个象征……肉类仍然扮演着结合家庭成员及作为盛宴或庆典之焦点的这个最早的仪式性角色”。古典文学学者戴维森（JamesDavidson）称，在古代希腊，当庆典结束时，宗教节日所献祭的动物被切成几个等份，给参与的市民吃。他提出耐人寻味的主张说：“这个原则可以看作雅典民主的真正基础，因为文献中先有isonomia（fairshare，公平分配），之后才有demokratia（peoplepower，人民权力）的理念。”
观察多种文化，我们可以发现，那些有足够的肉给自己和别人享用的人，拥有取得与维系地位所需的社会财富。而且，我们可以预期，男性往往为自己要求最好、最大部分的肉，而妇女与小孩——如果有份的话——得到的是吃剩的部分。
德·瓦尔（FransdeWaal）写道：“相对于其营养值，肉类被赋予相当过度的重要性——而且〔在人类当中〕举世皆然……那是最常隶属于特殊特权与宗教禁忌的食物种类。”根据他以及其他人所做的灵长类研究，德·瓦尔推论，动物和人类的分享行为最初是经由狩猎后食肉而产生的。于是他说：“如果肉食性确实促成了分享习性的发展，那么无可避免的结论是：人类的道德乃充满了动物的鲜血。”然而，借着把狩猎凸显为共享与合作的典范，德·瓦尔接受“人是狩猎者”
的男权主义神话，而忽略女性采集者对我们人类社群生活发展的贡献。德·瓦尔又说，鉴于他所描绘的情景——即狩猎酝酿共享的冲力，因而产生道德，“它的〔道德的〕扩大竟然会以呼吁素食主义告终，这是极其讽刺的”。或许是如此，但观念或做法的古老起源，和建立当前论点可信性之过程的关系很小（如果有的话）。譬如说，身为个人，我们可能出于对未知的恐惧而受制约，因而相信神，但从会省思的成年立场来判断，这并未解决有关宗教信仰之合理性的问题。同样的，过去的许多人类社会视不公平为理所当然，但这丝毫未使今天对人权与平等的追求显得不合理。人们所推测的狩猎与吃肉习惯，在人类道德社群之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样不能否定现今反对杀动物作食物的素食论点。研究智人的社会演化与智慧成长，无疑会揭露许多不一致的地方，但这些不一致不过是有关我们族类的事实，我们必须接受它，并且发展我们的集体意识，推动我们更上一层楼往前超越。
由于肉类被赋予的社会价值，无怪乎，如费迪斯所指出的：“传统上，小孩经由成长过程会认为，吃其他动物的肉是正常的、可取的。”因此，不足为奇的，“吃肉是……大部分人不会质疑的一个原则。”当一种做法或心态与构成我们事实图像——例如那些围绕着我们用动物作食物这主题的事实——的信仰体系结合在一起时，它就会成为我们行事的方式。许多人因此接受动物是食物的观念，就像他们认为文明存在于西方，每个人都想和我们一样，而神是站在我们这边的。由于这些理由，在象征上和吃肉相关的观念“极少要——若要的话——加以思考就有重大的影响力。它们可以在文化共识的层面而非个人意识层面运作，并可能因此而更有力”。所以，肉的象征意义形成日常生活无声背景的一部分，其程度严重到牧场动物所构成的怡人而单纯的田园景致不能遏止我们以它们为晚餐，而卡通动物诉说其最大志向是牺牲自己以喂饱我们的广告也不会使我们反感。
我们可以合理地猜测，这些象征关联助长了薄弱的意志、自欺与自圆其说，使我们在检视并改变我们的饮食时缺乏道德决心。肉食者的复杂心态受到挑战，质疑时会怎样呢？作为人驾驭自然之权力结构的一部分，吃肉是一种政治行动。因此，对此一做法持异议，事实上是一种颠覆的政治行动。可以想见，挑战吃肉会面对相当大的阻力，以及附带的一些企图：削弱、诽谤、嘲笑那些违反人支配自然这个假定的共同意识形态的人，使他们边缘化，将他们消音、恫吓他们。
有时即使有关饮食选择的议题并未被提及，只因为某个为人所知的素食者置身于食肉人士之间——而后者显然感受到威胁——就足以让食肉者紧密团结，尖刻地诘问素食者。人类学家道格拉斯（MaryDouglas）说：“关于一顿饭的有秩序体系，代表和它有关的所有有秩序体系。因此，能削弱或混淆那个范畴的威胁，便具有强大的激发力。”因而，对既定之社会饮食模式的挑战，不只是奇特的、怪癖的、反社会的经验，并且也是激进而且深深令人不安的经验。
强大、既定的经济利益也可预料将强化这些反应，特别当某个会掌握媒体而且直言不讳的人鼓吹素食主义时。关于这种强烈的反弹，加拿大乡村音乐歌手凯蒂莲（K.D.Lang）的例子值得注意。尽管她是个极成功的国际歌手，凯蒂莲在上世纪90年代成为无数人辱骂的对象，起因于日后被称为“吃肉可恶”（MeatStinks）的一项广告活动，该活动是由动物权团体“人道对待动物协会”（PeoplefortheEthicalTreatmentofAnimal，PETA）所赞助。养牛场主人举牌对她抗议，亚伯特省一位官员谴责她“反农牧”；她母亲接到许多骚扰电话而不得不离开居住的城镇；加拿大与美国电台停止播放她的唱片（某电台决定播放她的音乐，但每播放一首歌就赠送煎里脊小牛排给“幸运听众”，赤裸裸地企图抵制她有关肉类的讯息）。由于这样的反应，凯蒂莲因害怕激起有敌意的行为而不得不取消音乐会，而她自我公开的同性恋取向也不出所料地被挑出来大做文章，借此破坏她的名誉（例如，她所居住的亚伯特省康索特城［Consort］里，欢迎访客来到的标志，被人用漆喷上了“吃牛肉女同性恋”［EatBeefDyke］的字样）。我们或许可以理解，和牛肉业有关的人们被凯蒂莲的公开立场得罪了，而且他们的反应很容易转变成愤怒。然而人们的反应所呈现的意义远超乎此，证明了挑战吃肉这个在文化上的普遍做法，可能削弱的不止是性的社会规范，还有大家所接受的人支配自然的观念。这个因素，不亚于其他任何因素，使凯蒂莲成为避雷针，吸引了反素食主义情绪的闪电。反文化的饮食可能危害你的健康。
在个人层次也可能有相当大的力量抵制饮食习惯的改变；对我们每个人而言，饮食习惯已经卷入一个围绕着文化习俗、仪式、友谊表达、自我认知的方式，及性向自我认同的复杂意义网络。卜洛伊德-佩希金（SharonBloyd-Peshkin）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