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店里出现了《二流堂纪事》这本书。作者是唐瑜。唐瑜被称为“二流堂主”。他是上一世纪三十年代上海《中国电影日报》的主编，以报道阮玲玉自杀事件而驰名。抗日战争后到了重庆，自费建造了房屋，招待流落在大后方的文化界朋友，被人戏称为“二流堂”。“二流子”是陕北对游手好闲不务正业的人的称呼。到二流堂的人不是演员就是作家，表面是没有正业，其实却都是正正经经从事文化、文艺工作的，并非好吃懒做之辈。这些人多半是文化界名流，如夏衍、吴祖光、凤子、黄苗子、郁风……黄苗子后来因有“一流人物二流堂”之句，受到称赏，堂是二流，人却是一流的。抗战时期，物质条件差，二流堂也只是简陋的木楼，莫说二流，只怕九流也谈不到。至于人物，就真是无愧于一流之称了。
二流堂虽得名于抗战时期，但得大名却在建国之后。五十年代反右，二流堂忽被指为文艺界的“裴多菲俱乐部”式的黑帮组织，吴祖光、黄苗子、丁聪都被送往北大荒去“劳动改造”，吴祖光还被认为是堂主，因此有诗：“中年烦恼少年狂，南北东西当故乡；血雨腥风浑细事，荆天棘地作寻常；年查岁审都成罪，戏语闲谈尽上纲；寄意儿孙戒玩笑，一生误我二流堂。”这是第一波。到了文化大革命，又来了第二波，一个个先进“牛棚”后入牢狱。黄苗子于是感慨地说：“二流堂不比忠义堂，梁山的好汉们是自以为荣、信誓旦旦、自愿结盟的实体，二流堂却只是一个偶然的玩笑，竟然演变成煞有介事的被假定的实体，甚至轰动一时，谈虎色变。可谁也说不清哪年哪月成立，究竟有多少成员。不管怎样吧，它毕竟也是个堂呀，至少比高衙内的白虎堂正派，比贾似道的半闲堂干净（那里有鬼），比袁世凯的居仁堂仁义。它不卖膏药，不同于同仁堂，它不搞甲骨文字，也不同于郭鼎堂……”郭鼎堂就是郭沫若，二流堂的名字据说就是他取的。这本来是开开玩笑，却被认为很够风趣，这名字就传开了。当时也在重庆，但没有到过二流堂的翻译界泰斗杨宪益多年后有诗：“无事不登三宝殿，有钱难进二流堂，当年曲误周郎顾，今日装聋改姓唐。”有钱的当然是不会去二流堂的，故曰难进。最后两句是说今天唐瑜耳朵聋了，他虽在当年耳目聪明，有如年少的周瑜精于音乐，“曲有误，周郎顾”，现在也只好装聋作哑而改姓唐了，这当然也是开玩笑。
唐瑜因二流堂得以广交朋友，其中大大有名的是潘汉年。在《二流堂纪事》中，他写下许多有关潘汉年的文字。《哀思和悼念——潘汉年、董慧二三事》、《写给无名碑——遥祭潘汉年、董慧》、《无情最是天边月——潘汉年九十诞辰杂忆》、《又见潘汉年》……他还为三联书店编了一本悼念潘汉年的纪念册。潘汉年虽然是和二流堂没有什么关系的人，二流堂主人还是为他记了许多事。
吴祖光虽然不是二流堂主，但他在反右、文革中却被当做二流堂主来打。他当年原在北京住的是栖凤楼，那里的住宅被称为“北京的二流堂”。他虽无堂主之名，却有了堂主之实。原始的堂主唐瑜却没有受到什么折磨，而他这个并非堂主的人却成了众矢之的，难怪他要自叹“一生误我二流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