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我已经是八十二岁的人了。我不愿说我是八十二岁的老人，因为精神上还不觉得自己是如此衰老。
我是在号称“山水甲天下”的那个城市里出生的。自小在“水似青罗带，山如碧玉簪”的环境里长大。这个城市城中有城，那是王城，明朝末年的靖江王府。城的正面是“三元及第”的大门。三元就是科举考试里，秀才、举人、状元考的都是第一名。那人就是陈继昌。我们的家就在“三元及第”的大门旁边。我们的小学就在王城里。王城中有一座山巍然独立，那就是有名的独秀峰。我们的中学却在王城的外边，后来更在这个城市以外几十里的雁山。现在是广西的著名学者、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的埋骨之地。
我没有进广西大学，因为家庭经济不许可，父亲去世，家里无法供应我上大学。我这就走上了自寻谋生之路。在二十岁的时候，进了桂林《大公报》。这一进就是四十一年，由桂林而重庆而香港。我的工作先是管资料，后是帮忙管版面，从副刊开始。
在中学的时候，我就欢喜文学，爱读鲁迅和周作人的文章。在桂林帮忙版面是从有名的《文艺》副刊开始的。《文艺》先是杨纪（张篷舟）主编，后是杨刚主编。而我，被提拔主编《大公晚报》的《小公园》。后来到了重庆，也还是主编《大公晚报》的《小公园》。经过抗日战争和胜利，一九四八年我到了香港，主编《大公报》的副刊《大公园》。一九五〇年以后，《大公晚报》以《新晚报》的名义出而问世，我就转到《新晚报》，逐渐成为总编辑。到一九八三年被免职。一九八二到一九九三，我在北京幽居了十年。罪名是为美国作间谍。
在北京，本来可以有时间好好读书，我却没有做到。“闭门千古事，面壁十年书”，我辜负了居处壁上的对联，那十年，我只是写了几本书，也编了几本书。
我爱买书，但书却读得不多，买了书回来，许多都未读。我也爱买画，齐白石、黄宾虹的作品先后买了不少，其间也有精彩之作，可惜也留不住，为了生活，多先后售出。因此而浪得收藏家之名，说来真是渐愧。
我做了几十年的共产党员，也为共产党做了几十年的宣传工作，和十几年的统战工作，还博得了一些虚名。我先是认真去做的，“文革”后开始有些觉悟，“悟以往之不谏”。我不悔一九五〇年以前的所作所为，我认为那时候的共产党是值得追随的，只有那以后，反右、大跃进、文革……这才把事情弄糟了。我相信不久前去世的千家驹先生的话：“我不后悔我走过的道路。二十世纪初的青年不追求社会主义的理想是落伍的，但在二十世纪末，如果一个人还执著于社会主义的空想，便是麻木与愚昧的了。”
“九七”香港回归，我去了美国，在旧金山湾区的矽谷定居。住了四五年，享受了鸟语花香悠闲的日子，终于还是不能适应那边的生活而回流香港。但我们看到了美国那边对老年人的照顾十分周到。对失业者也有不差的照顾，而感到那边反而有些社会主义的色彩。我们看到的是资本主义还有它的生命力，不像是濒临绝境的样子。
由于地域的关系，美国的月亮特别显得圆，因此想到，以前我们常常讥笑崇美的言论，笑他们说连月亮也是美国的圆，其实这是事实，不是笑话。
“九·一一”的时候，我们还在美国，那天早上从电视中看到世贸大楼被一架又一架飞机撞得起火、倒塌，初时还不大相信，但后来终于证实了事实。接下来，是布什发动反恐战争，进兵阿富汗，要捉拿拉登，但打来打去，却连拉登的影子也见不到。布什不但显露了窘相，也显出了十分霸道。到后来他又要宣布进兵伊拉克就更加显得霸道无比了。
从来没有预料自己能活到八九十岁，现在能看到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的种种切切，真是有幸！真有异常的欢喜！
二〇〇二年十月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