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很快就突破长江防线，解放了南京。这时我才明白，我老婆徐芳乘坐的运输机真的成了最后一架飞机！它不光带走了我的妻子，两箱子细软，还带走了我飞回台湾的梦想。我回到住所，换掉军衣，埋了手枪，收拾一些本已扔掉的不值钱的衣物，背着三岁的儿子就逃出了石头城——南京是住不得了，那里有不少熟人，被谁认出来，报告了解放军，我这个国民党的少将还不被抓起来么？我逃到了上海郊区，躲在一位亲戚家里，而且改名换姓——任安平，倒过来念就是平安人。我只祈望不被共产党发现，做一个平安人。儿子取名任大可，也是长大成人即可的意思。”
“躲到1951年，国内开展‘镇反’运动。国民党上尉以上的军官就是反革命呀！我这少将还有好下场吗？没等亲戚揭发检举，我又带着大可逃到了北京。为什么敢往北京跑呢？因为这里是和平解放的，我与傅作义将军还有一面之交，如果一旦被人抓住，我就冒充傅作义的部下，也许还有一线生机吧。这只是我走投无路时的一种幻想，后来并没这样做。”
任安平是江西人。逃到北京以后，无处栖身，便想起了宣武门附近有个“江西会馆”，那是解放前就由江西同乡会创办的“驻京办事处”之类的住所。老北京这样的“会馆”不下百十处。七百年帝都嘛，早在明、清王朝，全国许多省、州、道、府就在北京成立同乡会，设立会馆，大小不一而已。会馆也有点像今天的招待所，可以招待本省本地来京办事的人，有时甚至可以免费提供几天食宿。任安平找到江西会馆的时候，身上只剩下五万八千元了（旧币，相当五元八角）。此时，人民政府尚未接管这些会馆。管事人见他带着个五岁的孩子，衣食无着，出于同乡情义，便拨出一小间客房给他父子暂住。而任安平说得也很恳切，是到北京来找亲戚的，一时还没找到，找到找不到也不会在此久留。
为了一天两三顿儿嚼谷——北京方言，就是饭食——有时只吃一顿玉米面的窝窝头，也不能饿坏了孩子呀，任安平便天天出去打零工。那时候，北京城里城外乱糟糟，国民党军队留下的碉堡、战壕、路障，还有更多的垃圾山、瓦砾场、臭水坑、残垣断壁，和老舍先生在《龙须沟》里所描绘的一样。人民政府拨出专款，“以工代赈”，将城区的无业游民组织起来进行空前规模的大清理，一句话，只要你肯劳动，就饿不死。任安平这年四十岁，凭着黄埔军人的强健体格，也能混迹于“壮工”行列。
可惜孩子生了一场大病。任安平又当爹又当妈，不能出工还得花钱买药，两头耽误！他身上还有一只欧米加手表，一支派克钢笔，一件毛衣，以及南京家里本已扔掉又捡回来的一套绘图仪器，也许还有点什么吧，全拿出来，在宣武门里的马路边上摆了个地摊儿。目的很简单：救儿子一命。
当时宣武门一带，不仅地摊儿连片，而且还是传统的“人市”——卖力气的老少爷们儿往墙根儿底下一蹲，谁花钱管饭，一招手就跟着走。任安平的地摊摆了三个晌午，也许没人识货，也许识货的主儿缺钱，总之那贵重的手表钢笔卖不脱，毛衣倒是有人要了。正当他心急如火，进退两难的时候，一位解放军干部发现了他的绘图仪器。
“这是德国造吗？”
“是啊，德国造。同志，您好眼力！”
“你这套绘图仪器是从哪儿搞来的呀？”
这位解放军也是四十来岁，据此便可断定不是战士，而是干部。他的口音虽属普通话，却是南腔北调，尤其是说了个“搞”字，八成是个湖南人了。
“这可不是随便搞得到的呀，这是我自己使用的绘图仪器。”后半句话，任安平随机应变地扯谎了，“不瞒你同志说，我还是个铁道工程师哩，从湖南来到北京找工作，可是熟人一个也没找见，五岁的儿子反而得了大病……没办法呀，才变卖这几件随身物品。”
“你是湖南人？什么县的？”
“我是江西人，在紧靠江西边上的株洲住家，在机车车辆厂工作。”
“你会画机械图吗？”
“会呀，我还当过机械制图的教员呐。”
“你现在住在哪里？”
“就在这旁边，江西会馆。”
“好吧，今天就谈到这儿。你把地摊儿收拾一下，这几件东西就不要卖啦。明天我派人来找你详细谈一次，唔，你叫甚么名字？”
“任安平。”
任安平万没料到与他谈话的是位老红军，师级干部。而且，第二天便有位王参谋乘吉普车来江西会馆接这位“铁道工程师”去郊区新组建的装甲兵学校谈话。有关负责干部问他愿不愿为学校绘制一批坦克车的教学挂图？他一口答应下来，并且当天就画了一张“曲轴”零件图作为“考试答卷”，博得了对方的初步信任。此后，每天有吉普车接送，而且一小时工资一万元（旧币），连江西会馆里的人们也对他另眼看待了。最令任安平感激的，是王参谋把患病的任大可送进部队医院，免费治好了这孩子的伤寒综合症。
任安平画挂图十分认真，画得也相当好。一则，他学过测绘，装甲兵学校提供的实物教具，恰恰是缴获“国军”的坦克车，“少将教官”对它非常熟悉，无论它的发动机总成，还是活塞、连杆等各种零件，以及枪炮等附件，他都了如指掌，“如数家珍”；二则，任安平的智商并不低，外边正在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他却能够躲进解放军的学校里画图，这真是“天赐良机”啊，怎能不尽心尽力“埋头”干活儿哩！
那位师级干部并没忘掉“铁道工程师”，便责成保卫科对任安平进行审查，先是叫他写了一份自传，并且要他拿出毕业证书、聘书、证件，以及能够证明他履历表上各段历史的证明人的姓名住址。这是一番好意，装甲兵学校并非不需要工程师呀。然而，任安平却什么证件也拿不出来。他只能继续撒谎，咬牙切齿地咒骂国民党的散兵游勇抢光了他的一切。
“装甲兵学校当然不会留用我了，”任老头儿对陆晓丹说，“我也警觉起来，不敢在那里继续撒谎了，画完那套教学图就赶紧走人，免得露出破绽。中国有句古话：言多有失。回到江西会馆，我也闭口不提什么铁道工程师了。然而，解放军的吉普车接送，儿子从部队医院归来，王参谋还送给一条军毯，一件军用棉大衣，这一切都在无意之中帮了我天大的忙！当时镇反运动高潮已过，也没有什么人怀疑我是暗藏的反革命了。简单截说，我捡了一条命，我儿子也捡了一条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