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斌
这本《郭沫若新诗精选》，收录了郭沫若早期的三个代表性诗集：《女神》《星空》《瓶》。其中又以《女神》最为知名，享誉文坛。我重点谈谈《女神》。
1921年8月5日，《女神》在泰东图书局作为“创造社丛书”第一种初版发行，收录了郭沫若1916年至1921年间所作的《凤凰涅槃》《天狗》《女神之再生》等新诗。这些诗歌，除《序诗》外，分为三辑。第一辑包括《女神之再生》《湘累》《棠棣之花》等三首诗剧。第二辑包括《凤凰涅槃之什》《泛神论者之什》《太阳礼赞之什》。第三辑包括《爱神之什》《春蚕之什》《归国吟》。所谓“什”，跟《诗经》体例有关，《诗经》中的《雅》《颂》十篇为一什，所以“诗篇”又称“篇什”。《凤凰涅槃之什》，意即包括《凤凰涅槃》在内的十首诗，余皆类此，只有《归国吟》包括五首。郭沫若以“什”编排自己的第一部新诗集，体现了他对这部作品经典价值的期待。
从风格上说，《女神》中的作品可分为三个时期：创作于1919年9月、10月之前的，为泰戈尔式的风格；创作于1919年9月、10月间至1920年7月间的，多为惠特曼式的风格；收入第一辑的三个诗剧，创作于1920年7月之后，为《浮士德》式的风格。这三类作品前后相继，体现了《女神》在新诗形式上的丰富性。
一
郭沫若的挚友李一氓曾说：“《女神》事实上很多情诗，是写给日本夫人安娜的。”[1]的确，《女神》中创作时间最早的诗歌，是《爱神之什》中的部分篇章，其灵感正是来源于郭沫若与安娜的爱情。
1916年夏，郭沫若到东京看望朋友陈龙骥，陈龙骥得了肺病在圣路加病院住院。在郭沫若的劝说下，他从圣路加转到养生院，但不久就去世了。8月上旬，郭沫若去圣路加医院取陈龙骥的遗物，遇上了护士安娜。安娜听说郭沫若的友人死了，流了眼泪，还说了些安慰的话。从她眉宇之间，郭沫若发现了不可思议的圣洁之光。
安娜原名佐藤富子，1896年出生于宫城县黑川郡大衡村。母亲家是仙台藩士族，父亲佐藤卯右卫是基督教牧师。安娜曾在仙台尚女校就读。她学习成绩优异，尤其是英语特别好。她还具有侠义精神，常常拿出钱来帮助那些困难学生。学校毕业典礼让她致辞，她没有按照老师的要求念，而是用了一种古怪的腔调，打乱了毕业典礼的秩序，体现出一定的叛逆精神。毕业后，母亲要她结婚，她默默反抗着。不久，她离开家来到圣路加医院工作，遇上让她爱了一生的中国留学生郭沫若。
8月中旬，安娜应诺从医院将陈龙骥的遗物寄给郭沫若，还写了一封英文长信安慰他。此后，他们平均每个星期都有三四封信来往。两人相爱了。郭沫若觉得安娜做护士可惜了，劝她考女医学校，并准备把留学官费分给安娜用。为了使安娜安心备考，12月底，郭沫若去东京将安娜接到他当时就读的冈山。
对于这份爱情，郭沫若充满了感激。在1916年的圣诞节，也就是接安娜到冈山的前后，他用英文写了一首散文诗。诗中以鱼儿比喻郭沫若自己，“近海处有一岩石洼穴中，睡着一匹小小的鱼儿，是被猛烈的晚潮把他抛撇在这儿的。”这时，“一个穿白色的唐时装束的少女走了出来”，她一面走，一面唱着歌，当她弯腰看见那鱼儿时，“不禁涌了几行清泪，点点滴滴地滴在那洼穴里。洼穴处便汇成一个小小的泪池。”少女走后，“鱼儿在泪池中便渐渐苏活了转来。”[2]这首表达诗人从恋爱中新生的诗歌，我认为应该算是郭沫若最早的新诗。可能因为是用英文写的，这首诗没有收入《女神》。直到《女神》出版后的1922年，郭沫若才亲自将其翻译成中文作为《小引》印入他和朋友们的新诗合集《辛夷集》。
《女神》中创作时间最早的诗歌，目前学界尚有争议，我认为应该是《Venus》。这首诗当作于郭沫若将安娜接到冈山同居不久的1917年元旦前后。诗歌写的是热恋中的情形，诗人将爱人的嘴，比喻成葡萄酒杯，将爱人的一对乳房，比喻成两座坟墓。这样的热烈、赤诚、大胆和新奇，即便是汉魏的民歌，也远比不上。这诗的风格，跟郭沫若后来从英语转译的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3]的《鲁拜集》相似。1917年3月，安娜离开冈山到东京上学，郭沫若写了《别离》。这是一首民歌体的古诗。郭沫若在《时事新报》发表新诗之后，他又将其改写成新诗。这事实上体现了郭沫若初期的新诗创作不是有意为之，他无意中写下了《Venus》那样的新诗，却不知道这样的形式和风格正是国内新文学大家胡适、周作人等人所极力提倡并尝试着创作的。
郭沫若早期的新诗中，《死的诱惑》也比较有名，这首诗的具体写作时间已不可考，大致是在1918年。诗分两节，先说一把小刀，诱惑着作者“快来亲我的嘴儿”，次说“窗外的青青海水”，诱惑作者“快来入我的怀儿”。据郑伯奇回忆，这首诗发表不久后，大阪《朝日新闻》（也许是《每日新闻》，待考）就登出了日文的翻译，郑伯奇读到后十分惊奇，“刚才萌芽的本国的新诗已经进步到这样程度了吗？这引起了自己寻读这位诗人的别的作品的兴趣”[4]。同在日本留学的张凤举后来告诉郭沫若，厨川白村看到这首诗后大加赞赏，“说是中国的诗已经表现出了那种近代的情调，很是难得”[5]。这诗表现了现代知识青年的烦闷与压抑，在《苦闷的象征》之作者厨川白村看来，确实具有“近代情调”。新诗之所以“新”，除其形式和语言风格外，关键新在这种“近代情调”吧。但总体上说，1916—1918年间，郭沫若的新诗写得很少，而且是不自觉的。灵感来袭时，他多用旧体诗表达。
1919年7月，受五四运动影响，郭沫若与在九州大学就读的夏禹鼎等同学成立了夏社。夏社提倡“抵制日货”等主张。他们一方面翻译日本人排华的消息，一方面写斥责日本军国主义的文章。因为这些工作的需要，郭沫若开始大量翻阅各种报刊杂志。夏社订阅了上海的《时事新报》，郭沫若从中读到了白话新诗，尤其是康白情的一首诗，里面有类似“我们喊了出来，我们便做得出去”的句子。这给了郭沫若很大的震动：“我感觉得这倒真是‘白话’。是这诗使我增长了自信，我便把我以前做过的一些口语形态的诗，扫数抄寄去投稿。”[6]
对于当时国内逐渐兴盛的新诗创作热潮，《学灯》编辑宗白华认为：“白话诗运动不只是代表一个文学技术上的改变，实是象征着一个新世界观，新生命情调，新生活意识寻找它的新的表现形式。”“在文艺上摆脱二千年来传统形式的束缚，不顾讥笑责难，开始一个新的早晨，这需要气魄雄健，生力弥满，感觉新鲜的诗人人格。”当他读到郭沫若寄来的“字迹劲秀、稿纸明洁、行列整齐而内容丰满壮丽的”新诗后，觉得“篇篇都是创造一个有力的新形式以表现出这有力的新时代，新的生活意识”，于是“视同珍宝一样地立刻刊布于《学灯》”[7]。
1919年9月11日，《时事新报·学灯》发表了郭沫若的新诗《鹭》。这首诗类似于胡适的《两只蝴蝶》，在郭沫若的新诗中算不上出色之作。宗白华却给郭沫若写信说：“我很希望《学灯》栏中每天发表你一篇新诗，使《学灯》栏有一种清芬，有一种自然Nature的清芬。”[8]当郭沫若看见自己的作品“公然也就陆续地被登载了出来，真使我感到很大的愉快。这便是我凫进文学潮流里面来的真正的开始。”[9]由于这个机缘，郭沫若的新诗像开闸的洪水一样，奔泻而出。
郭沫若最初在《学灯》发表的《鹭》《抱和儿浴博多湾中》等诗，受泰戈尔影响，“崇尚清淡、简短”。郭沫若自称这是他新诗第一阶段的风格。泰戈尔对郭沫若的影响，早在郭沫若写作新诗之前的1915年就发生了。郭沫若回忆说：“一位同住的本科生有一次从学校里带了几页油印的英文诗回来，是英文的课外读物。我拿到手来看时，才是从太戈尔的《新月集》上抄选的几首，是《岸上》（On the Seashore），《睡眠的偷儿》（Sleep Stealer）和其它一两首。那是没有韵脚的，而多是两节，或三节对仗的诗，那清新和平易径直使我吃惊，使我一跃便年青了二十年！当时日本正是太戈尔热流行着的时候，因此我便和太戈尔的诗结了不解缘，他的《新月集》、《园丁集》、《吉檀伽利》、《爱人的赠品》，译诗《伽毗尔百吟》（One Hundred Poems of Kabir），戏剧《暗室王》，我都如饥似渴地买来读了。在他的诗里面我感受着诗美以上的欢悦。”[10]1917年，郭沫若曾编过一本《泰戈尔诗选》，因为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后来也就丢失了。除《鹭》《抱和儿浴博多湾中》外，《女神》中比较典型的泰戈尔式风格的诗歌，还有《新月与白云》《春愁》《晴朝》《光海》等。
二
郭沫若后来回忆，1919年9月、10月间，“正当我开始向《学灯》投稿的时候，我无心地买了一本有岛武郎的《叛逆者》。所介绍的三位艺术家，是法国的雕刻家罗丹（Rodin）、画家米勒（Millet）、美国的诗人惠特曼（Whitman）。因此又使我和惠特曼的《草叶集》接近了。他那豪放的自由诗使我开了闸的作诗欲又受了一阵暴风般的煽动。我的《凤凰涅槃》、《晨安》、《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等，便是在他的影响之下做成的。”[11]此后，郭沫若的新诗风格由“泰戈尔式”转向“惠特曼式”，这第二期的创作，被郭沫若称为“要算是我最可纪念的一段时期”[12]。这一时期，郭沫若像发了狂一样写诗。这些情感粗放、气势磅礴的新诗主要收入《女神》的第二辑和第三辑之中。
郭沫若的惠特曼式诗风最早表现在《立在地球边上放号》，这首写于1919年9月、10月间的新诗大力赞美了“力”：“啊啊！不断的毁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啊啊！力哟！力哟！/力的绘画，力的舞蹈，力的音乐，力的诗歌，力的Rhythm哟！”这种硬朗的诗风，对力量和运动的赞美，体现了典型的现代精神。跟这首诗相似的，还有写于1920年6月的《笔立山头展望》。笔立山在门司港，距郭沫若就读的九州大学所在地博多，大概有七十公里。诗人站在笔立山，展望这象征工业文明的门司港，不禁咏道：“大都会的脉搏呀！/生的鼓动呀！打着在，吹着在，叫着在，……/喷着在，飞着在，跳着在，……/四面的天郊烟雾蒙笼了！”闻一多在他的关于《女神》的评论中，首先提到的就是这首诗，他在引用了这首诗和郭沫若致宗白华的信后说：“这种动的本能是近代文明一切的事业之母，他是近代文明之细胞核。郭沫若底这种特质使他根本上异于我国往古之诗人。”[13]郭沫若之所以为新诗开辟了一个新境，不仅在于他用的形式是新的，更由于他所表达的内容和情感都是现代的。
就在1919年10月，郭沫若还写了《火葬场》《晚步》等后来收入《女神》的新诗，也写了《梦》《风》《两礼拜日》《两对儿女》等诗，这些诗虽然没有收进《女神》，但跟《女神》的风格是相似的。事实上，可能是由于郭沫若编《女神》时手头资料有限，他在整个1919—1921年间写的很多新诗都没有收进《女神》，这些诗跟《女神》有着同样的价值。
1919年底，郭沫若去福冈图书馆看书，突然灵感来袭。在图书馆后面僻静的石子路上，他把木屣脱了，赤脚走来走去，甚至躺在路上，拥抱地球母亲，感受她的皮肤。他觉得诗句奔涌而来，连忙跑回家将它们写在纸上，这就是《地球，我的母亲》，这首诗气象很大，诗人从地球那里得到感悟，“从今后我也要把我的内在的光明来照照四表纵横”，诗人高洁伟岸的人格呼之欲出。差不多同时，郭沫若有感于日本媒体污蔑中国五四运动后的学生为“学匪”，写下了《匪徒颂》，热情赞扬古往今来一切“政治革命的匪徒”“社会革命的匪徒”“宗教革命的匪徒”“学说革命的匪徒”“文艺革命的匪徒”“教育革命的匪徒”，对他们三呼万岁。这是叛逆和激情的表征，正符合五四时代的狂飙精神。
1920年1月4日，郭沫若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发表《晨安》。他在“千载一时的晨光”中，向年轻的祖国、新生的同胞，向俄罗斯、爱尔兰、比利时、日本，向华盛顿、林肯、达尔文、惠特曼、泰戈尔，向扬子江、黄河、尼罗河、苏黎士运河、恒河，向帕米尔、喜马拉雅，向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和红海，向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真诚地道一声“晨安”。这体现了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的拥抱和开阔的胸襟。闻一多认为：“他所运用的地名散满于亚美欧非四大洲。原来这种在西洋文学里不算什么。但同我们的新文学比起来，才见得是个稀少的原质，同我们的旧文学比起来更不用讲是个破天荒了。”[14]
1月20日，郭沫若“上半天在学校的课堂里听讲的时候，突然有诗意袭来，便在抄本上东鳞西爪地写出了那诗的前半。在晚上行将就寝的时候，诗的后半的意趣又袭来了，伏在枕上用着铅笔只是火速的写，全身都有点作寒作冷，连牙关都在打战。”[15]写下来的诗就是《凤凰涅槃》。
《凤凰涅槃》用希腊国神鸟名“菲尼克司”（Phoenix）满五百岁后集香木自焚，再从死灰中更生的传说，来象征着中国和诗人自己的新生。凤凰在过去五百年面对“脓血污秽着的屠场”“悲哀充塞着的囚牢”“群鬼叫号着的坟墓”“群魔跳梁着的地狱”，有着“流不尽的眼泪，洗不净的污浊，浇不熄的情意，荡不去的羞辱”，渴望在烈火中焚毁，脱胎换骨，从死灰中获得新生。凤凰终于新生了，新生的世界“光明”“新鲜”“华美”“芬芳”“和谐”“欢乐”“热诚”“雄浑”“生动”“自由”“恍惚”“陶然”“神秘”“悠久”。编辑宗白华接到这首诗后，写信告诉郭沫若：“你的凤歌真雄丽，你的诗是以哲理做骨子，所以意味浓深，不象现在许多新诗一读过后便索然无味了。”[16]“你的诗意诗境偏于雄放直率方面，宜于做雄浑的大诗。所以我又盼望你多做象凤歌一类的大诗，这类新诗国内能者甚少，你将以此见长。”[17]
不久，郭沫若又写了新诗《炉中煤——眷念祖国的情绪》，诗歌咏叹道：“啊，我年青的女郎！/我自从重见天光，/我时常思念我的故乡，/我为我殷勤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我是不怕粉身碎骨的呀，/我殷勤的女郎！”这是五四文学青年的情感底色。他们出国求学，他们接触新思潮，他们高唱毁灭和赞美，归根结底是为了祖国和个人的新生。正如郭沫若所说：“‘五四’以后的中国，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很葱俊的有进取气象的姑娘，她简直就和我的爱人一样。我的那篇《凤凰涅槃》便是象征着中国的再生。‘眷念祖国的情绪’的《炉中煤》便是我对于她的恋歌。《晨安》和《匪徒颂》都是对于她的颂词。”[18]
郭沫若这一时期还写了著名的《天狗》。中国传统伦理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毁伤了就是不孝顺，但《天狗》却要剥自己的皮，食自己的肉，饮自己的血，这跟中国传统思想完全异趣，是对自由的赞歌、对自主的赞歌，是五四时代朝气蓬勃精神的象征。
1920年1月18日，郭沫若给宗白华写信，提出他对新诗的看法：
我想我们的诗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命泉中流出来的Strain，心琴上弹出来的Melody，生底颤动，灵底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便是我们人类底欢乐底源泉，陶醉底美酿，慰安底天国。
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我想诗人底心境譬如一湾清澄的海水，没有风的时候，便静止着如像一张明镜，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涵映着在里面；一有风的时候，便要翻波涌浪起来，宇宙万汇底印象都活动着在里面。这风便是所谓直觉，灵感（Inspiration），这起了的波浪便是高涨着的情调，这活动着的印象便是徂徕着的想象。这些东西，我想便是诗底本体，只要把它写了出来的时候，他就体相兼备。
这就是郭沫若的“诗是写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著名观点，尽管后来这一观点受到一些责难，但他从未改变过。宗白华接到信后，复信称赞郭沫若有抒情的天才。宗白华还将在东京的田汉介绍给郭沫若，希望他们“携手做东方未来的诗人”。
2月9日，田汉给郭沫若写了一封长信，对郭沫若的新诗大加赞美：“你的《凤凰涅槃》的长诗，我读过了。你说你现在很想能如凤凰一般，把你现有的形骸烧毁了去，唱着哀哀切切的挽歌，烧毁了去，从冷净的灰里，再生出个‘你’来吗？好极了，这决不会是幻想。因为无论何人，只要他发了一个‘更生’自己的宏愿，造物是不能不答应他的。我在这里等着看你的‘新我’New Ego啊！”[19]
1920年3月19日，田汉从东京到福冈去看郭沫若。郭沫若第二个儿子出生刚满三天。郭沫若正在厨房里烧火煮水。田汉就走了进来。郭沫若一家十分开心。郭沫若不顾安娜还在月子里，陪着田汉去游了太宰府和福冈的一些名胜。田汉回忆说：“沫若邀我上太宰府‘管原道真祠’看梅花。我们在那香雪海中喝得烂醉，躺在山上看白云。因为发见园中有照相馆，我们乘着醉意又并肩站在一块大石上，眼望着辽远的天边，叫照相师替我们照相，那是取的歌德与席勒并肩铜像的姿势。因为我们当时意气甚盛，颇以中国的歌德和席勒其期的。”[20]郭沫若写下了《梅花树下醉歌》：“花呀！爱呀！/宇宙底精髓呀！/生命底源泉呀！/假使春天莫有花，/人生莫有爱，/到底成了个甚么的世界？”这是对青春、友谊和爱的讴歌。
但这次把安娜一个人留家里，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母乳断了。后来喂养不得法，孩子食物中毒，在大学医院就医。郭沫若守着病重的孩子，做了一首凄美的《蜜桑索罗普之夜歌》：“我独披着件白孔雀的羽衣，/遥遥地，遥遥地，/在一只象牙舟上翘首。/啊，我与其学做个泪珠的鲛人，/返向那沉黑的海底流泪偷生，/宁在这缥缈的银辉之中，/就好象那个坠落了的星辰，/曳着带幻灭的美光，/向着‘无穷’长殒！/前进！……前进！/莫辜负了前面的那轮月明！”郭沫若十分喜欢这首诗：“那是在痛苦的人生的负担之下所榨出来的一种幻想。由葡萄中榨出的葡萄酒，有人会讴歌它是忘忧之剂，有人又会诅咒它是腐性之媒，但只有葡萄自己才晓得那是它自己的惨淡的血液。”[21]所幸的是，孩子的病不久就好了。
三
1920年7月19日，郭沫若接到《时事新报》主笔张东荪的来信，约他翻译《浮士德》。郭沫若本来就对歌德有兴趣，因此乐意接受了这个任务。但《浮士德》的翻译给郭沫若诗风带来了转变，他开始写诗剧了。郭沫若称之为他的诗风的第三个阶段。他说：“我开始做诗剧便是受了歌德的影响。在翻译了《浮士德》第一部之后，不久我便做了一部《棠棣之花》。”“《女神之再生》和《湘累》以及后来的《孤竹君之二子》，都是在那个影响之下写成的。”除歌德外，歌德影响下的德国表现派的诗歌对郭沫若这期创作也有影响。“助成这个影响的不消说也还有当时流行着的新罗曼派和德国新起的所谓表现派。特别是表现派的那种支离灭裂的表现，在我的支离灭裂的头脑里，的确得到了它的最适宜的培养基，妥勒尔的《转变》，凯惹尔的《加勒市民》，是我最欣赏的作品。那一派的人有些是崇拜歌德的，特别把歌德的‘由内而外’（"Von Innen nach Aussen"）的一句话做为了标语。在把《浮士德》第一部译过了之后的我，更感觉着了骨肉般的亲热。但这一个影响却把我限制着了，我在后来要摆脱它，却费了不小的努力。”[22]这就是《女神》第三期的创作：《浮士德》式的诗剧。
《棠棣之花》是根据《史记·刺客列传》中聂嫈、聂政姐弟的故事写出来的。聂嫈送别聂政时的唱词体现了郭沫若的爱国思想：“去吧！二弟呀！/我望你鲜红的血液，/迸发成自由之花，/开遍中华！”《湘累》是郭沫若花了两天工夫根据《楚辞》中的《湘夫人》《湘君》两首诗写出来的，屈原所说的话，完全是郭沫若的“夫子自道”：“我效法造化底精神，我自由创造，自由地表现我自己。我创造尊严的山岳，宏伟的海洋，我创造日月星辰，我驰骋风云雷雨，我萃之虽仅限于我一身，放之则可泛滥乎宇宙。”“我有血总要流，有火总要喷，我在任何方面，我都想驰骋！”《女神之再生》取材于《列子·汤问篇》中女娲炼五彩石补天和共工颛顼争帝怒触不周山的故事。共工颛顼争帝，“象征着当时中国的南北战争。共工是象征南方，颛顼是象征北方，想在这两者之外建设一个第三中国——美的中国。”[23]
尽管郭沫若在写《创造十年》时，对这三部诗剧评价不高，但它们却自有其魅力，在《女神》出版90周年之际，我观看了上海戏剧学院的学生排练的这三部诗剧，他们在角色设置、服装、舞美等方面的创造性生发，让人再次感受到，《女神》的内蕴可能还需要进一步解读。
四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郭沫若不是最早写新诗的人，也不是最早发表新诗的人。胡适、鲁迅、周作人、康白情、俞平伯、刘半农等人都比郭沫若更早地发表了他们的新诗。胡适还出版了中国第一部新诗集《尝试集》。但《女神》后来居上，被公认为“第一部伟大新诗集”[24]和“现代新诗的奠基之作”[25]。
郭沫若本人充满了争议，但《女神》可以说几乎没有什么争议，这些诗歌甫一发表，立刻引起了文坛的重视和高度评价。
茅盾最先读到的是《匪徒颂》：“这首诗的叛逆精神是那样突出，的确深深地打动了我。后来我又接连读到了他在一九二〇年初发表的《凤凰涅槃》、《天狗》、《晨安》诸诗，当时我就同编辑《新青年》的陈望道和李汉俊议论过这些诗，对于作者这种热情洋溢敢于创新的气魄十分钦佩。”“《女神》中的诗和诗剧，绝大部分洋溢着破坏旧传统，提倡新创造的精神，这是极端吸引人的。而且作者的热情奔放，‘昂首天外’的气魄，在当时也是第一人。”“总而言之。我认为《女神》是在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基础上，以郭沫若所独有的形象思维方式，反映了作者对当时社会现实的观点和立场，以及作者当时对理想社会的浪漫蒂克的描绘或期望。《女神》里的诗剧和诗，真可以说神思飚举，游心物外，或惊采绝艳，或豪放雄奇，或幽闲澹远。这样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在当时未见可与对垒者。”[26]
郁达夫认为：“《女神》的真价如何，因为郭沫若君是我的好友，我也不敢乱说，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想谁也应该承认的，就是‘完全脱离旧诗的羁绊自《女神》始’的一段功绩。”[27]闻一多评价《女神》说：“若讲新诗，郭沫若君底诗才配称新呢，不独艺术上他的作品与旧诗词相去最远，最要紧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有人讲文艺作品是时代底产儿。《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28]周扬则认为，郭沫若的新诗“比谁都出色地表现了‘五四’精神，那常用‘暴躁凌厉之气’来概说的‘五四’战斗精神。在内容上，表现自我，张扬个性，完成所谓‘人的自觉’，在形式上，摆脱旧诗格律的镣铐而趋向自由诗，这是当时所要求于新诗的。”[29]茅盾、郁达夫、闻一多、周扬，都是中国新文坛的大家，他们的评价代表了文学界对《女神》成就的认可。
《女神》给当时青年以极大的鼓舞，很多青年从《女神》那里，知道了什么是新诗，怎样写新诗。中国新诗从《女神》开始，走上了坦途。臧克家说，《女神》“出现在1921年的新诗坛上，真好像暗夜里通红的火把，暮天中雄壮的号角。它不但一鸣惊人地给作者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它也扩大了新诗的影响，巩固和提高了新诗的地位。当时的青年受到了巨大的鼓舞，从它里面吸取了奋斗的力量；对于一般新诗的作者，它成为模拟的范本和走上创作途程的指路碑。”[30]冯至后来满怀感念地回忆《女神》给他的影响：“当我住在狭隘的、窒闷的小城里读到诗人向世界上一切崇高的事物和人物祝贺‘晨安’、同古今中外‘匪徒’倾泻热情的赞颂、让他的想象奔腾在金字塔旁和贝加尔湖畔、以无限的关怀神驰于英国牢狱中绝食而死的爱尔兰烈士的身边时，我的思想和感情得到很大的解放。”“有了《女神》，我才明确一首诗应该写成什么样子，对自己提出较高的要求，应该向哪个方向努力。从此以后，我才渐渐能够写出可以叫作‘诗’的诗，这期间虽然尝到不少摸索和失败的苦恼，但是写诗却没有中断过。”[31]
《女神》自1921年8月由泰东书局初版后，不断再版。至1930年7月，泰东书局出版了第10版，这一版的印数是18000—20000册。至1935年4月，泰东书局出版了《女神》第12版。1928年6月，《沫若诗集》（收录了《女神》的绝大多数作品）作为“创造社丛书”第21种由创造社出版部出版，在创造社被封前，出了3版。后由现代书局接着出版，至1932年11月，出至第7版，印量达14000册。1944年6月，郭沫若的诗集《凤凰》（收录了《女神》的绝大多数作品）在重庆明天出版社出版，初版4000册，1947年由群益出版社再次出版。1949年后，《女神》版权归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印刷多次，仅2003年5月的印次就达7万册。此外，还有很多出版社以导读本、课标本等各种名义出版了《女神》。《女神》是现当代文学史上极有影响的新诗集。
2018年2月24日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副研究员）
